我看了帕特里斯·夏侯的电影《加布里埃尔》[17]，也看了康拉德的小说《回归》，这部电影是根据康拉德的小说改编的。我在想“改编”是什么意思，但我没有找到让人满意的回答。包括一部电影从一部小说里汲取了灵感，这也让我不是很确信，后来我知道有一个词汇——“跨译”，很拗口，但很能说明小说变成电影的过程，但这个词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只能指明一种迁移，没有别的。我想还是“改编”和“从中汲取灵感”要好一些。假如《加布里埃尔》是从《回归》改编而来的，这就意味着小说是比电影更大的容器？或者说：假如一部电影从小说中汲取了灵感，这就是意味着，小说中的文字通过电影展示出来，就像阿波罗通过女祭司皮提亚之口传递的信息吗？
我不知道。那些看过康拉德的《回归》的人，在看《加布里埃尔》时，电影开头的几个场面就会让他们认出小说中的内容。但从一开始，他们也能发现电影和小说之间差别很大。比如说，电影的背景是在巴黎，而不是在伦敦；故事中的人物名字也换了，男主人公不叫“阿尔万”，而是叫“让”。看电影时很容易发现，阿尔万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伦敦，家境优渥，他和生活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巴黎有钱人“让”并不一样。尤其是在小说中，那个妻子离开之后又回来了，但在电影中，她尝试留下来，但她再次离开后就一直都没回来，所以小说的标题是《回归》，电影的标题是《加布里埃尔》。
电影中的加布里埃尔是谁？在小说中没有这个人物。小说中的那个妻子，在给丈夫留下的一张纸条上说，她为了另一个男人要离开丈夫，但几个小时之后，她又回到了家里。在康拉德的小说里，这个女人没有名字，对于那些看过小说的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这个人物的匿名非常重要。为什么阿尔万那个没有名字的妻子，在成为让的妻子之后，起了“加布里埃尔”这个名字？为什么一个充满男性恐惧和忧虑的故事，能以一个女性人物的名字为标题？是什么让导演夏侯给阿尔万或者说让的妻子选择了一个名字，而且还用这个名字作为电影的标题？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和文学关系密切，但和电影却没太大关系，我不了解文学阅读心理及观影心理。但我一直觉得，文学写作的主线并不是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要老老实实地展开。当然了，读者会抓住这条线，会受到它的引导。当然了，对于那些读书的人，句子和词汇的组合是有限制的，就像打开保险箱。但是，不存在一种正确的阅读方式可以把小说里的力量挖掘出来，那些“使用说明”也没什么用处，“正确的阅读”是文学评论家和学院派想出来的。每个读者从书中挖掘的只能是“自己的”书。书架上摆放着我们读过的书，这很有欺骗性，我们只是展示那些书的标题、封面和纸张，但那些真正读过的书，都是我们阅读时激起的想象，唤起的幽灵。以前，这种随意的想象只是一种私人的东西，那些专业读者可能会在书页边上留下一些痕迹。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网络上出现了读者，都在写他们的“书”。导演和编剧也越来越多地利用文学文本，作为发挥想象的跳板。这些事情都证明了：叙事体写作到现在还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空间，可以容纳一个动荡或沉默的世界，满足人们对于故事的需求，无论是对阅读的人，还是对那些把语言转换成图像的跨译者而言皆是如此。到现在为止，文学难以超越的力量在于它能够构建活生生的有机体，就好像在阿斯克勒庇厄斯[18]的传说中，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汲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获取生命或死亡，产生有力或者苍白无力的作品。
《加布里埃尔》的导演和编剧从康拉德的《回归》中汲取了灵感，很自然地，他们的阅读也催生了“另一本小说”，虽然和小说的情节甚至文学性都一样，但实质上和之前的小说不一样了。那么后来的这本小说，是康拉德的小说，还是已经成为夏侯的小说了？都不是，我觉得，这不是任何人的小说，虽然它产生于康拉德的文本。夏侯进到这个文本里，他在那个妻子的沉默之中，从她说的寥寥几句里，看到一个女人的背叛和失败，绝望和无情，她非常厌烦自己的丈夫，还有可能会出现的情人，她是一个没有爱的女人，被妻子的身份所压抑。这是根据康拉德的小说改编的故事，这是一个没有写出来、也没有被印出来、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故事，在电影拍出来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不是所有人都像夏侯，会读“没有作者的书”。比如，在不久之前，我看了康拉德的《回归》，整个故事都欲言又止。人物只会说一些短句：那个没有名字的妻子，话说到一半会停下来，她丈夫阿尔万也一样，他们彼此无法理解，会产生误解。他们努力想和对方交流，也只是通过一些支离破碎的句子或沉默来表达，这是因为如果那些话被完整清楚地说出来，他们的关系就会破裂，无法挽回。还有一些扭曲的感觉，都是他们关系解体的信号。在我看来，那个故事真正的核心，就是那些欲言又止的句子和扭曲的感觉。阿尔万感觉妻子发出的呻吟是从他自己身体里发出来的。他把一个杯子放在桌子上，他感觉不到桌子的真实维度，他感觉杯子会穿过木头掉下去。他想打开门，但一直无法打开，那是因为他忘记已经把门反锁了。对于我来说，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在我看完电影之后，我又重新看了小说，我发现我以为是小说核心内容的东西在文本中只有短短几行字。我还把一些我从来都没读过的文字归结到康拉德身上，那是他从来都没有写的，当然，这些文字在夏侯的电影里都没有任何痕迹。
我看到的小说《回归》，和夏侯拍摄电影时看到的小说很不一样。在夏侯的电影里，加布里埃尔是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一位妻子，她具有现在女性的一些特性，她的语言大胆、明确而且凌厉；但她丈夫还是一百年前的资产阶级作派。假如康拉德把大部分情节都设置在一个放满镜子的房间，会映出和他们类似的一对对夫妇，夏侯只拍出了镜子里的丈夫让，但不给加布里埃尔任何过渡。在小说中，很明显阿尔万受到一种阴暗、神秘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女性，这让他打算把悄无声息的女佣解雇，只雇用男佣，在他看来，男人更让人放心一些。在夏侯的电影里，有一个非常自由的女佣，尤其多嘴，在故事中有重要的作用。总之，这个电影很明显有另一本小说的痕迹，那本小说既不是康拉德写的，也不是我们作为读者在书上看到的，又不像过去我们读的东西，而是另一本小说，是夏侯制造的，由电影的需求所推动，这才是这部电影真正改编的小说。
这个剧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觉得，对它的价值进行判断，这很合理，但不是决定性的。文学真正的力量就在这里，可以刺激读者做梦，刺激他们的想象，让他们写出其他作品。我想象，康拉德的文本不知道有多少其他“场所”，都是可以居住其中的，可以催生故事，每次我阅读、重读时，都看不见这些“场所”，因为我会马上跑去占领自己最喜欢的位子。阅读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
因此，我总是带着很强的好奇心，听别人谈论我爱的那些书。我听他们分析那些“没有作者的书”。在付印的书和读者买到的书之间，总是有“第三本书”，在这本书里，在那些写好的句子旁边，有我们想象自己写出的句子；在读者阅读的句子旁边，有他们想象自己阅读的句子。这第三本书难以捕捉、非常耀眼，但也是一本真正存在的书。这不是我真正写的书，也不是读者真正读到的书，但它存在。这本书产生于生活、写作和阅读之间的关系。这本看不见的书，会在作者反思自己写作时有所流露，热情的读者交流时也会露出端倪。但有时候这些书会变得很明显，就是有些专业的读者读了作品之后，把他阅读的结果写出来，赋予它形式，比如说写一篇评论、一篇论文、一个剧本或者拍摄一部电影。尤其是那些从文学中汲取灵感、拍摄电影的人，他们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形成一个完全独立的有机体，证明了“第三本书”的存在。那是一本在书店里无法买到、在图书馆里查阅不到的书，但那是一本活生生的书。那本书被改编成了电影，还有其他形式。
自然，并不是所有的“中间书籍”都能带来好的结果。我不是很赞同那些随便抹去小说的棱角、让它们平庸化的做法。电影改编的过程中经常会有这个风险，电影总是漫不经心地在文学中寻找原材料和灵感。文本中那些让人不安的或者不正常的元素，在电影叙事中，通常都会被认为是一些麻烦，会被排除在外，有时候甚至是无意识的排斥。他们更乐意从书中找到他们赞同的东西，以及他们认为观众很乐意看到的东西。导演和编剧对于作品的随意肢解，这是写作者应该担忧的事情：一部作品写出来，就是为了让读者“占有”。有一些导演的个性和作者意识很强，他们需要通过各种手段，隐藏电影的文学来源：不承认自己从别人那里获取了灵感，这是一种常见的毛病，这对于作品本身没有任何损害，顶多会伤害作者的虚荣心。电影对于小说作品的“矫正”让我很不安。再回到《加布里埃尔》，虽然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很出彩，我们喜欢夏侯的这部电影，正是因为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但我们还是能感觉到，他曲解了康拉德的文字，银幕上出现的女人，全然没有小说中的无名妻子那么让人不安，导演把康拉德描写的那间阴郁的房子，变成了一个可人的舒适场所。这会让那些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感到心痛。
注：
这篇文章写于2005年10月10日，此前从未发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