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巴尼：您之前是不是学的文学专业？如果不是文学专业，那您的专业是什么？
费兰特：我大学毕业于古代文学专业。但大学专业经常和我们真正学到的——出自激情和需求学习到的——东西没太大关系。矛盾的是，那些真正塑造我们的东西，通常没有被写进我们的履历。
埃尔巴尼：除了写作，您还有别的工作吗？是什么工作呢？
费兰特：我做研究、翻译、教书。写作对于我来说不是工作，研究、翻译和教书也一样，这是我的存在方式，是我的营生。
埃尔巴尼：您身边的人了解埃莱娜·费兰特吗？
费兰特：当一个人真正写作时，最冒风险的其实是那些最亲密的关系：血缘关系、爱情或者友谊。我们写作时，眼前的人——那些能接受写作带来的最残酷、最具破坏性的结果的人，总是屈指可数。
埃尔巴尼：您为什么要离开那不勒斯，是逃离了这座城市吗？
费兰特：我需要工作，我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这是一个离开那不勒斯的好机会。我出生的城市，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救赎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但那不勒斯其实很难摆脱，哪怕是我和它之间相隔大海，那不勒斯一直保留在我的动作、语言和声音里。
埃尔巴尼：有人说，您之前在希腊生活过，现在又回到了意大利，这个传言里有没有真实的成分？
费兰特：是的。但是，我说我在希腊生活过，这也是用一种简洁的方式来说明这些年我经常换地方，一般我都很不情愿，这是出于生活的需要。但现在，我的居所开始变得比较固定。最近我的生活没太大变化，我不用跟着别人搬家了，我只需按照自己的需要住在一个地方。
埃尔巴尼：为了隐藏您的作家身份和写作，您采取了什么特别的策略吗？
费兰特：我不是故意隐藏我的写作，是写作隐藏了我。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思考、记笔记，分析其他人的写作，写出自己的东西。读书和写作一般都是在房间里进行的，让你躲开了其他人的耳目，但最大的风险是，这也让你看不见其他人。
埃尔巴尼：隐身写作有没有给您带来限制？有没有影响到您的写作？
费兰特：一个人只为自己写作时，写作是一种自由的行为，用一个矛盾修辞来说，就是一种事先声明的隐藏。当这种秘密的行为——就像青少年时袒露心扉的日记——要成为一种公开的文字，问题就出现了。问题在于：我写给自己的文字，有哪些部分是可以让别人看的？从这时候开始，并不是秘密会限制你、影响你的写作，而是可能的读者。
埃尔巴尼：“一个人自我的实现，是由他写出的东西来衡量的。”您说过，您不会接受这种生活观念，但一个作家怎么能把自己的生活和他的写作分开呢？
费兰特：实际上，的确有些不可能，因为兴趣的驱使，我总是会投身于文字，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枉然的。您提到的那句话，我想说的是别的意思。我想说，在经历了一个非常执着于写作的糟糕的青春时代之后，一段时间以来，我慢慢放下执念，不再觉得写作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方式，而是三四种能增加生命深度的方式之一。
埃尔巴尼：您说，出版市场、媒体都倾向于把作家打造成“光鲜靓丽的人物，会帮助作品的发行”。这种变形是事实（报纸支持这种做法，出版社和作家也很配合）。但我们都知道，莱奥帕尔迪、托尔斯泰和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的生平经历，没有什么商业方面的重要性，却有助于读者理解他们的作品。当然，不是为了让读者产生那些天真的想法，比如说，莱奥帕尔迪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那是因为他是驼背。您认为，作家的个人故事对于解读他的作品是不是没什么用处？
费兰特：作品不需要作家，我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我只是想自己决定，什么东西可以公开，什么东西是私人的。我认为在艺术上，最重要的生活，是那些奇迹般活在作品里的东西。因此我非常赞同普鲁斯特的态度，他反对传记实证主义，反对圣伯夫[15]传记式的文学批评，我喜欢他的姿态。并不是莱奥帕尔迪的袜子的颜色，或是他和父亲之间的冲突，能帮助我们理解他诗句的力量。通过作家的个人经历，并不能让人看到作品的伟大，这些经历只是周围装点的小故事。或者用诺思洛普·弗莱[16]的话来说，我们只能看到莎士比亚的几个签名、一份遗嘱、一份洗礼证明，还有一幅看起来像痴汉的画像，这丝毫不会影响《李尔王》里神奇的想象力。莎士比亚活生生的身体（想象、创造力、冲动、不安，甚至可以说他的语气、心情和神经反应）永远活在《李尔王》之中。其余的只是好奇，文化市场上夺人眼球的炒作，或为提高职称写的文章。
埃尔巴尼：您主动脱离了出版圈子，您不是很赞同这个圈子的运作方式。但您也说过，让您选择不出现还有一个原因：《烦人的爱》中有一些东西和您的个人经历相似。哪个原因更真实？
费兰特：这些都是真实的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原因，我试着列举了一些更复杂的原因。但假如把所有这些原因加起来，我觉得非但不能把事情说清楚，只能让人更加迷惑，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就像所有的书，无论好坏，伟大还是平庸，那些书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
埃尔巴尼：您有没有担心，您的隐姓埋名，会不会影响到人们对您小说的解读？比如说，可能让那些读小说的人产生一种特别的好奇心，让他们带着执念，在文本中去寻找和分析您不公开身份的原因？
费兰特：有这种可能。出版第一本书时，我没想过作者不现身会带来的后果，是不是会引起争议，现在通常作家都会积极抛头露面，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争取自己的粉丝团。从另一个方面，我认为真正的读者和粉丝完全不一样，真正的读者看的不是作者为了露面精心打扮的外形，而是每个词语下的赤裸现实。
埃尔巴尼：在您前不久写的一个故事里，您描写了一个非常傲慢、蛮横的人物形象，您把这个形象和贝卢斯科尼放在一起。您提到，意大利人现在都变成了“观众”，下一步，您的写作主题会发生变化吗？
费兰特：我不知道，我希望不会。可以说，我很想搞清楚，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全部都戏剧化了，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这让公民的概念变得空洞。让我震动的是，人们越来越致力于变成“人物”。让我害怕的是，一种小说中常用的效果——暂时停止怀疑——已经变成了一种民主政治统治的工具。对于我来说，贝卢斯科尼代表了民主代表制度的变化，比里根、施瓦辛格更典型。如果写小说时要面对这些主题（因为义愤，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我会用这些年我练习的表达形式去写。
注：
弗朗西斯科·埃尔巴尼的访谈，前面有一段篇幅比较长的引言，刊登在2003年10月26日的《共和国报》上。标题是：《没有面孔的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