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桑德罗：
我勉强写了一个很牵强的小故事，我没有把这种勉强隐藏起来，我直接把它展现在了文本中。我很担心你会不喜欢，我现在想向你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说实话吧，我觉得那些政治小说并不会起到什么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当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还受到保护时。一个写作的人，当然会冒一定的风险，但不会有生命危险或会进大牢。现在公共事务出现的一些问题，通常会激起人们的想象，也会让人无可避免地对那些丑陋现象进行抨击，产生一些漂亮的隐喻、寓言故事，能够满足大人或小孩的审美，但这些故事的政治效果呢？通常我会非常失望：你只是用手肘轻轻碰击一下那些心知肚明的读者，他们内心原先已经很赞同你了，这不仅仅是成功的保证，而且你也有了人身保证。那些为民请命、白纸黑字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的人，已经能让他免受迫害、鄙视、抨击、工作限制以及其他麻烦。
我也想解释得更清楚、更明确一点。我把写作时思考的问题向您列举出来。在如今阴暗、残酷的政治舞台上，像我讲的那个婆婆妈妈的故事——祖母在一个小区里受到的屈辱，这个故事能伤害到谁呢？报纸上还有书店里的杂文，充满着指名道姓、揭发国家元首所作所为的文章，我为什么要通过一个发生在很多年前的家庭小故事，来表现我反对贝卢斯科尼的立场呢？假如我能够想出一些更有趣、辛辣、古怪，更让人不安的政治檄文，那可能会有一定政治意义，但表面上看，我还是在谈论其他事情，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就像你看到的，为了摆脱这种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我在文章最后写出了贝卢斯科尼的名字。但你要知道，我这么做并不是说，在我们今天的文明社会里，政治小说必须摆脱隐喻（无论是好文学还是糟糕的文学，都是隐喻），我只是为了表示：我们需要一些更能说明问题、更直接的故事。即使是通过文学的方式，也要说明我们国民对有些现象的痛恨。总之，需要通过文学作品提出这些问题：贝卢斯科尼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所以他也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领导人吗？为什么我们很确信这两者之间有必然联系？说服我们的是不是这个企业家的那些丰功伟绩呢？他的丰功伟绩是什么？他做了什么对公众有益的事情，让我们认为他具有一个优秀国家领导人应具备的才能？是不是他搞的那些低俗电视？还有他高薪奉养的那些人员？因此，一个人如果是企业家，通过自己旗下那些恶俗的电视台，让所有电视台都变得庸俗，因为一种连锁反应，让整个国家的报纸、广告、电影、小报，还有一些文学作品都变得庸俗，这样他就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元首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假如贝卢斯科尼作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他的伟大作品我们每天晚上都能看到。怎么可能一半意大利人都会相信，就像他所说的，他会把整个国家搞好？除此之外，他想搞好哪个意大利呢？假如贝卢斯科尼和另一个男人一起管理意大利，这个人巴不得解散意大利，他可能找的理由就是：帕达尼亚认为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这种公众的可信度，并不是公民的可信度，从文学角度上，我觉得很有意思。假如我要写一篇文章，并不是通过隐喻、讽刺或者寓言的方式，来展示贝卢斯科尼治理的国家，我希望能够构思一个故事情节，还有一些人物，能够成功讲述一个神话，在这个神话中，贝卢斯科尼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符号。我说的是象征符号，但他个人造的孽，还有他对这个国家的管理留下的恶果很难消除，政治斗争会把他推下历史舞台，但他作为一个在民主政治中登上最高职位的政治领袖，作为政治、经济、电视领域的统帅，他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这使他会成为一个楷模，可以复制，也可以优化。
当然，楷模都有自己的故事（如果有一天你有闲心，有时间，我们三个——你、桑德拉还有我可以聊一聊，我们可以搞清楚，在国民变成轻信的、热情高涨的公众这个过程中，左派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于我来说，贝卢斯科尼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代表，他说明了政治家的幻想传统，还有伪装的能力，即使在民主政权的内部。他们本应该是一群热情的人民公仆，奥林匹斯山上的好神仙，掌控可怜凡人的命运。不幸的是，这种幻想（曾经支撑着民主政权和极权主义：我想到了领袖的身体、男子汉的身体、最棒的身体、圣人的木雕身体，还有天神身体的“发明”）已经牢牢扎根在我们脑子里，因为他拥有今天最强大的大众传媒——“电视”，这是“人物”和“主角”的工厂，媒体可能会打造这些人物的人设。那些电视中的“神话”打造的人物和主角，观众看到他们就好像在读小说时需要“自愿终止怀疑”，要接受这个基本条件，这样你就会相信电视上那些人所说的。
贝卢斯科尼作为治国者是可能的，只是因为他垄断了可以让观众“自愿终止怀疑”的媒体。这个伟大人物（媒体让我们习惯于这种对“伟大”的滥用）完成了一种转变，就是把市民变成了观众，把代表公正的民主变成了一种虚拟游戏。他的金钱、电视，他的市场调查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因为一个集团公司（而非一个政党）的支持，它们可以无视意大利人对政治的不满，在一夜之间，他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其他事物——上层阶级、下层阶级——之上，把他的所作所为鼓吹成了一个拯救国民的行为，对民主保证绝口不提。
这不是一件好事，首先对于那些真正的民主人士，一篇关于现状的小说能让人信服，小说中有很多人物、事件，应该是一个反对让人“自愿终止怀疑”的小说，这真是一个悖论，我很愿意在上面做文章。在这本小说里，本来应该讲述政治工作的危险性，也要考虑一下这些轻信的公众中间是否可能出现一些带有批判思想的公民，可以把这些大人物、大主角从媒体的神坛上请下来，让他们变成真正的凡人。
你看一下我写的小故事，聊了那么多之后，这就是我可以为你的提议做的贡献。请原谅我对你说的那么多没用的话，如果我不对你们说这些，我还能对谁发泄一下呢？拥抱你们。
埃莱娜
格式优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写。我非常不情愿，我脑子里只有马泰尔·卡拉奇奥，这是二十年前的一个非常阴暗的形象。我给他写了很多年的信，这些信都是我写的，但签名是我奶奶：她的姓名和地址。她住在那不勒斯的卡马尔多利。收信人卡拉奇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非常开朗，声音有点儿大，动作夸张，身上的衣服都很昂贵。我奶奶告诉我他的罪行，我黑底白字写出来，但没有用。
那是一些小事情，一个小区里邻里之间的矛盾。那个小区位于那不勒斯的一处公路和钢筋水泥建筑密集的山上，在海拔四百米的地方，坎加尼教堂旁边。卡拉奇奥不让她用小区里的一些通道；卡拉奇奥收她维修房子的钱，却没有施工；卡拉奇奥认为只有自己可以把车子停在院子里，卡拉奇奥认为只有自己可以在房子的楼台上搞聚会。卡拉奇奥收了维修基金，但只用来保养自己的房产。尽管我那时候要应付大学的各种考试，却不得不参加小区会议，替我奶奶发声，替我奶奶写出一些格式优美但谁也威胁不了的信。
这都是浪费时间。大大小小的权贵根本就不害怕那些漂亮得体的语言，也不害怕难听话。而且他们会通过他们的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从那些严密的逻辑、优美的类比和比喻里面获取利润。那些句号、逗号、叹息、痛苦，还有苍白的记忆也成了他们的所有物。
卡拉奇奥是那栋楼里大部分房子的主业。他住在一套非常大的房子里，他的家人很多。他是一个工程师，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工程师，在沃美罗小山上，他们家有很多房子。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待在露台上，露台上有一些小树，还有各种各样的花，他会在那里和孩子还有妻子聊天。如果下雨，他会非常烦躁，我觉得他可能很害怕会来一个旋涡，把他的那些房产吞没。我奶奶住的两居室也是从他手里买的，他不想要支票，他要现金。我们这些孙辈本来不会答应这件事，但我奶奶非常喜欢那套房子，她舍不得离开。再说，我们觉得付现金，私下交易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当时公证员一点也没觉得奇怪，也没惊异，他只是说了一句：我不愿意知道你们私下的勾当。我穿过那不勒斯，我记得我内心很忐忑，我非常害怕，当时我很年轻，做那些有风险的事也会让我有一点儿开心。
我喝了一杯茶，现在接着写，但我迫不及待地写完这个故事，我不想用回忆做比喻。那些真实的名字，还有没有形容词修饰的名词，是为了展示社会生活的规矩是怎么样被跨越和打破的，这有用吗？
卡拉奇奥家有很多房子，加起来面积很大，他被任命为小区的代表、秘书长和管理者。他对于任何事都一手遮天，假如有人站出来反对他，他会故作辛酸地说整栋楼里只有他一个人操心这栋房子的事。
他和我可怜的奶奶之间的矛盾爆发了，因为几株植物。我奶奶没有阳台，她就在外墙窗台下装了一个铁架子，把那几盆植物放在上面。那几盆植物，她养了好多年，有一些甚至养了十几年，我奶奶非常喜欢。但是卡拉奇奥说，那些铁架子是违章的，不能装在那里，他要求我奶奶把铁架子拆除，还让她承担维修建筑墙壁的钱。
我写了那些抗议的信，作为回应，卡拉奇奥召集大家召开整个小区的业主会议，他让大家投票通过了一个新条例，就是严禁在窗台下的外墙上安装铁架子，用来放植物。他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可以这样做，而是因为他有权有势。
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会很气愤，我整个下午都在那儿写这个故事，讲述这件让我痛恨的事，但我不高兴，觉得沮丧，因为这个滥用职权的真相听起来像是修辞。
那些植物逐渐死去，我奶奶也彻底憔悴了。
我又喝一杯茶。很长时间我都静止在那里。我又重新开始写，但还是很厌烦，我用一只手指打字，写了“贝卢斯”，这让我觉得一阵厌倦，然后我打出了“科尼”。
注：
这封信是2002年4月写的，缘起是e/o出版社要求他们的作者写一篇文章，主题是“利益冲突”。《格式优美》2002年5月3日刊登在《晚邮报》副刊上，在2002年刊登在《微大》杂志上。文章修订后收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