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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个解构的故事 耶斯佩尔·斯托加德·詹森对费兰特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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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构的故事 
耶斯佩尔·斯托加德·詹森对费兰特的采访

詹森:因为《被遗弃的日子》的成功,您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很多人都在找您。但您为什么会选择不露面呢?

费兰特:弗洛伊德的《图腾和禁忌》里提到了一个女人,她决定再也不写自己的名字。她很害怕自己的名字被别人获取之后,她的人格会被占有。这个女人先是拒绝写名字,后来事情进一步发展,她开始拒绝写字。我不是这种情况:我一直写作,我有意继续写下去。但我必须承认,我看到弗洛伊德写的那个病例,马上觉得对于我是一个启发。我选择表达自己,我展现的东西不应该像磁石一样,把我的全部都吸进去。一个人有权利把他自己、他的个人形象和他的作品在公众中的影响分开。不仅如此,我相信作者不应该再对他的作品做重要补充:我认为一本书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有机体,本身就包含对所有问题的答复。那些真正的书写出来,只是为了让别人去阅读。作者参与的图书推广活动,总是倾向抹去这些作品,还有阅读它们的必要性。在很多种情况下,作者的名字、形象和观点要比这本书还要出名。不仅在当代作家身上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幸的是,对于古典作家而言情况也是一样。最后我想说,我的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都让我比较满意。我并不需要新的平衡,我只是希望有一个隐蔽的角落,可以写作,没有别人的监视,也没有急迫的事情需要处理。

詹森:您选择了匿名,不能和读者直接接触,您有没有觉得很遗憾?

费兰特:假如读者愿意的话,他们可以给出版社写信。收到他们的信,我还是很高兴,我都会及时给他们回复。

詹森:您愿不愿意就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如果您愿意,您可以谈谈自己的外形,还有生活其他方面。

费兰特:我不能。请您原谅我这么干脆的拒绝。我想解释一下,比如,卡尔维诺很确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主要的是他的作品,1964年,他给一个研究他作品的女学者写信:“……我不会给您任何我的个人信息,如果我给您讲的话,那也是假的,或者我每次给出的信息都不一样。您可以问您想问的问题,我也会回答您,但我从来都不会告诉您真相,在这一点上您可以确信。”我特别喜欢他说的这一段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可以告诉您我非常美,体型像运动员,长得像明星;或者我从青少年起就开始坐轮椅,或者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女人,连看到自己的影子也会害怕;我可能会告诉您,我喜欢牡丹;我只在凌晨两点到五点之间写作,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事。问题在于,我和卡尔维诺不同,我不希望用一连串的谎言回答一个问题。

詹森:您一定是看到了,意大利媒体的一些知名人士尝试揭开您的真实身份。按照一个知名文学评论家(戈弗雷多·福菲)的说法,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女作家——法布丽齐亚·拉蒙迪诺,甚至还可能是那不勒斯的一个男同性恋者,您觉得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费兰特:我很欣赏您提到的这些作家,我的书能被归在他们头上,我觉得非常荣幸。包括认为我是一个同性恋,我也不觉得古怪。这证明了一个文本,能够饱含很多连作者也不知道的东西。

詹森:您能不能讲一下《被遗弃的日子》的故事情节,您是怎样想到的?

费兰特:刚开始,当然有一条狼狗,那是一条我非常喜欢的狗。其他东西都是慢慢出现的,是多年积攒起来的。

詹森:小说的表达形式,非常有效地再现了奥尔加遭遇遗弃之后的厌世,她对自己,对于性,还有其他东西都很厌恶,您是不是真正体验过这种感觉?

费兰特:所有小说都可以在作者的生活中找到情感根源。这种情感越是深入故事中、体现在人物身上,文字就越能展示出一种非常深刻的真相。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文字的实际效果,就是文字强化情感、获得这种效果的方式。

詹森:在讲述奥尔加的故事时,您感兴趣的主题是什么?

费兰特:我想讲一个解体的故事,一个人收回他的爱,会毁掉我们一辈子构建的文化,会剥夺我们悉心修建的伊甸园。在这之前,这个伊甸园的存在,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无辜,很可爱。当人类的文化外壳被撕裂了,他们会表现出最恶毒的一面。面对自己赤裸的身体器官,他们会非常羞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失去爱,作为一种普遍的经验,非常类似于一个神话,就是“失乐园”,会带来一种强烈的幻灭,让人们看到自己并没有天神的身体,他们会发现生命的脆弱和易逝。

詹森:《被遗弃的日子》里,您传递给读者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您是如何获得这么“干净”的文字,来表达这些激情呢?您写作的方式是什么?

费兰特:我的写作是一种矛盾的状态。有时候事实非常清晰,人物情感反应很慢,有时候又会心血来潮,这是一种很混乱的写作,但我总是避免把两个时刻分开,我总是让其中一种状态滑向另一种状态,中间不出现中断。

詹森:安德烈阿·德卡罗认为,一个作家能不能传递强烈的感情,这对于图书销售非常重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费兰特:对于那些写作的人,首先他们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形式。当然了,这是一个内心世界,也是一个私人世界,还没有公布出来,或者只有一小部分公布出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出版一本书意味着以最合适的形式,向别人展示那些属于他内心的东西。如果考虑读者需要什么(强烈或脆弱的感情),那完全是南辕北辙,这已经不再是把个人世界通过一种文学的形式呈现在公众眼里,而是读者把他们的东西强加给我,对我的写作进行要求。我不能说这是错误的工作方式,要写出一本好书,有很多种方式,有无限种方式,但我并不赞同这种创作过程。

詹森:《被遗弃的日子》能不能被定义成一本女性主义小说呢?

费兰特:这个小说里包含着女性应对遗弃的方式,从美狄亚到狄多女王,但它又不能被定义为女性主义小说,因为小说的侧重点不在于讲述现代女性面临遗弃时,她在实际中和理论上应当如何表现,我也不想去指责男性的行为。我写这部小说时,是在构建一个故事。我通过我的体验、情感、阅读,还有我的一些信念,尤其是我内心深处那些最无法控制的秘密层面去写这个故事。尽管这经常和那些好作品,还有正确的信念产生冲突,但我从来都不担心。写出来的作品,要传递出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詹森:《被遗弃的日子》讲的是一个女人失去了她的爱情。请您原谅我提出一个非常庸俗的问题,对于您来说,爱情代表着什么呢?

费兰特:代表一种鲜活的力量,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都有好处。当爱离开了一个人,更糟糕的是离开了一个群体时,人类的行为会变得很危险,无论是个人命运还是历史,都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詹森:在您的第一本书出版之后,时隔十年您的第二本书才出版。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吗?

费兰特:不是,我只是在想写时才会写,在觉得不羞愧时才会发表一部小说。

詹森:在《被遗弃的日子》成功之后,您有没有趁热打铁,打算在短时间内写出一本书?

费兰特:可能读者的认可会让我内心一热,让我想马上去写一本新书。在十年之前,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假如我写出来的所有东西都适合发表,那我可能每六个月都可以发表一部小说,但事情并不是这样。

詹森:有人认为您是“莫兰黛之后最伟大的意大利女作家”,您觉得高兴吗?

费兰特:当然了,我特别喜欢莫兰黛的作品,但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是媒体夸大其词。

詹森:我觉得非常好奇的是,这两本近些年在意大利取得巨大成功的书(另一本是马哈雷特·马扎蒂尼的《不要动》),书里的男性形象都很猥琐,要么怯懦,要么就是流氓。这两个故事里的女人都很强大,男人都很虚弱。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费兰特:在我写这本小说时,女主人公的丈夫马里奥,既不是一个虚弱的人,也不是一个流氓,他只是不再爱他的妻子了。他很难找到一种方式,能在不羞辱她、不伤害她的情况下结束这段关系。他的行为只是一个人无法继续爱另一个人的表现。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行为,但因为对爱的需求,他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只能选择去追随自己的爱情,同时他需要争取时间,尽量减轻他带来的伤害。马里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男人,他面对的一个痛苦的问题就是:他无法避免会伤害别人。

詹森:在一个男权主义社会里,就像意大利这样的社会,强大的性别实际上是女性,为了生存或者成功,她们不得不施展一些特殊才能,或者是表现出强烈的个性。您赞同这种观点吗?

费兰特:我不认为女性是强势性别。我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直被迫经受各种严峻考验,我们必须严格调整私人生活,才能进入公共生活。这不是一种自我选择,不是变化带来的结果,而是一种需求。如果不愿意经受这种考验,这意味着我们又会回到一种依附状态,我们要放弃自我、个性,成为男人的附庸。

詹森:您写了一个短篇,讲的是您童年经历的一件事情,故事是关于人的利益冲突,里面有一个非常负面的人物。在故事的结局,您明确指出了:贝卢斯科尼也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人物。您怎么看待现在意大利的领导阶层?

费兰特:我觉得很恶心。

詹森:在《被遗弃的日子》译本的封面上,有一幅丹麦艺术家的作品(克里斯托弗·威廉·埃克斯贝格的《赤裸的背影:早上的浴室》),在小说中,男性人物去了丹麦。在您和丹麦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吗?假如有什么联系,到底是什么呢?

费兰特:我没去过丹麦几次,但我从小都很喜欢安徒生童话。长大了之后,我很喜欢丹麦作家卡伦·布里克森[8]的小说。对我来说,我和一些地方之间的联系,总是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上,是因为我读过的书里谈到了这些地方。


注:

这个采访是《被遗弃的日子》在丹麦出版时完成的,2002年8月17日刊登在周刊《周末读物》上。采访者提到的文章,在后面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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