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克里夫·琼斯命中注定要死于艾滋病，那么他不希望像他的许多朋友那样在别人的注视下病情恶化，捱过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克里夫离开旧金山时买的是单程票，他觉得自己可能永远回不来了。可是，到达毛伊岛几周后，健康问题不见了，他的眉头舒展了，开始考虑留在夏威夷的可能——不是为了等死，而是要重新享受生活。
白天，克里夫抽大麻，在郁郁葱葱的林间游荡；晚上，去毛伊岛的同性恋酒吧“汉堡玛丽”喝伏特加、马提尼，直到酒吧打烊。第一个月过得挺不错，但后来他开始感到良心不安。一天早上，克里夫醒来对自己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不去喝酒了。我会变得健康起来。”可是那天晚上，他又忍不住去了“汉堡玛丽”喝伏特加、马提尼。他一次次在睡醒后信誓旦旦，又在晚上一次次回到“汉堡玛丽”。
他现在知道喝酒的事完全失控了。他已经失控多年，却不愿对自己承认。他否认自己的问题，生自己的气，甚至和自己讨价还价，向自己保证说只要能喝酒他就会适量。但克里夫并没有控制住他的酒量，酒量控制了他。他的宿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空虚占据了他的灵魂。夜晚喝得烂醉，早晨悔恨交加，但他就是停不下来。
克里夫·琼斯是谁？那个曾经领导示威抗议不公正的理想主义者现在变成了什么样？那个克里夫消失了。除了一杯接一杯的冲动，似乎什么也没留下。就在克里夫快被这些念头压垮之时，他翻了翻电话簿，拨出了那个他知道必须要打的电话。
那天晚上，克里夫心情紧张，信步走进瓦伊鲁库社区中心，悄悄坐进房间后面的一把金属折椅里。他听着一个13岁男孩和一个80岁老人谈论他们与酒精的斗争，意识到了他们的故事和他的故事的共同之处，不禁哭了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克里夫待在家里阅读有关酗酒的书。他感到恐惧在心中滋长，明白如果现在不行动，就没希望了。就算他躲得过这场疫病，也躲不过酒瘾。他要么学会接受真相活下去，要么准备死于谎言。
经过一周的自我反省，克里夫迫使自己回到了那个房间，在那里人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力量和希望，努力从酒瘾中挣脱出来。当有人问今晚的分享会上是否有新成员时，克里夫深深地吸了口气，说出了他早就知道但从未承认过的话。
“我叫克里夫，”他说，“我有酒瘾。”
巴黎，卢森堡公园寒冬过后，比尔·克劳斯为春天的到来而高兴。他对巴黎越来越不抱幻想，不断担心自己钱花完了，变回加州穷光蛋。4月，众议员萨拉·波顿把他从国会工资单上剔除了。尽管国会助手生病后通常能保住他们在国会的工作，但波顿还是在别人的劝说下解雇了比尔，因为他人都不在国内。监事哈里·布利特和比尔的一些朋友发了募捐信为“比尔·克劳斯信托基金”筹款，但《湾区记者报》依然对比尔在浴场争议中扮演的角色耿耿于怀，他们发表了一篇社论，称该筹款是精英主义行为。之后，筹款之事引发了争议。
比尔认为，生活在巴黎的唯一好处是，在法国，人们把艾滋病看成白血病那样的某种疾病。在美国，光是提到这个词就会引起明显的反应。尽管如此，比尔还是感到孤独，想念朋友，渴望回到旧金山。
治疗过程也让比尔不快。他的医生对HPA-23不太感兴趣，一直敦促他开始服用异丙肌苷——一种被认为可以强化免疫功能药物。比尔把活下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HPA-23上，所以这个建议让他心烦意乱。甚而这种药也许不是灵丹的想法也让他恼怒，因为这样一来他再也不能否认艾滋病诊断并与之讨价还价了。5月初，比尔的情绪更低落了，他的脸上出现了几个新的病灶。
他的朋友兼室友罗恩·休伯曼来法国看他，要住上一个月，比尔显然松了口气。他俩一起漫步，穿过巴黎的同性恋社区，与来接受HPA-23治疗的旧金山人一起用餐。
“也许我们该卖掉我们在旧金山的房子，搬到这里来，”当他们穿过卢森堡公园时，罗恩建议，“我爱巴黎。你住在巴斯德附近。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工作。”
“不，我想回旧金山，”比尔说，“我想要在那里……”
比尔停了下来。
罗恩知道他想说什么。
比尔继续说道：“……那是我想要待着的地方。我真的很孤独。我不能忍受和朋友们分开。”
“你什么时候想回家就回吧，”罗恩说，“我们永远支持你。”
两人在雕像和树篱之间漫步，然后比尔打破了沉默。
“我觉得我熬不过去了。”他脱口而出。
这是罗恩第一次听到比尔透露对死亡的恐惧。事实上，自从确诊后，比尔就命令他的朋友们不要去想他可能会死的事实，并坚信他们想象他死去的情形会对他的健康造成损害。比尔的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想法莫名其妙，但从根本上说，他们也想和比尔一样否认他生病的事实，所以他们照办了。罗恩松了口气，因为比尔似乎已经进入了接受诊断的阶段。然而，当晚的晚些时候，比尔显得有些尴尬。
“别把我之前说的话当回事，”他跟罗恩说，“我就是紧张。”
生气似乎最能让比尔放松，罗恩来访期间，他一直在抱怨美国缺乏治疗方案。漂在巴黎的美国艾滋病人大概有100人，他们每天都要长途跋涉到城郊的珀西医院注射HPA-23。
比尔从他在塞莱斯汀码头的公寓俯瞰塞纳河，他怒气冲冲地给朋友们写信，联系记者，敦促他们写一些关于治疗问题的报道。美国艾滋病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获得了某种治疗艾滋病的实验性药物，据估计，约10万名ARC患者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在接受治疗，尽管科学家们认为在被确诊为艾滋病之前，此类病人的免疫系统尚未被破坏殆尽，因而治疗可能会颇见成效。艾滋病患者以及ARC患者被告知只需等到实验性药物完成谨慎的对照药物研究，就可接受治疗——尽管很多人知道病人会在此之前死去。
联邦政府仍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5月初，美国食药局宣布，根据研究药物协议，将允许新港国际制药公司向医生供应异丙肌苷。然而该公司计算发现，为了满足食药局的要求，要在每个服用该药的患者身上花大约2 000美元用于血液检测，此外还有其他费用。当然，广泛的测试是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果不其然，新港公司宣布只允许少量美国病人使用该药。与此同时，负责卫生事务的代理助理卫生部长詹姆斯·梅森就政府在治疗艾滋病方面的努力接受国会质询，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公共卫生署将继续为治疗艾滋病的新实验予以最大可能的支持”。
在旧金山，绝望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市，为艾滋病患者及ARC患者提供两种最受欢迎的黑市药物——利巴韦林和异丙肌苷。这两种药物在美国都被用于有人数限制的实验性治疗，但它们没有得到广泛使用的许可。不过，在墨西哥的任何一家药店都可以买到这两种药，伯克利的一个自称“牙齿仙女”的团体编写了教人不让海关查获药物的指南。经过缺乏社会道德意识的投机商之手，这些艾滋病药物的价格在生意兴隆的黑市飞涨。一盒20片的异丙肌苷，在墨西哥2.5美元即可买到；在旧金山，焦虑的艾滋病患者要花1.2美元才能买到1片。
比尔·克劳斯对艾滋病团体很生气，因为他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来保护浴场老板，却不愿去争取更广泛的艾滋病治疗手段。他还哀求自己在政治团体的朋友参与这项事业。“这太荒谬了，”比尔抱怨道，“大家本该在美国接受治疗。我们不该被迫离开。”
在巴黎逗留期间，比尔基本上与同性恋夜生活断绝了关系。不过，罗恩·休伯曼更热衷于派对，所以有时候比尔也难得陪他去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在热门舞厅“高压电”，比尔遇到一个对他有点意思的年轻帅哥。当比尔说他来自旧金山时，话题立刻转到了艾滋病上。
“这件事真的有那么糟糕，还是他们拿这个来对我们说教？”法国人问比尔。
比尔承认这病确实存在。
“他们真的关了所有的酒吧和浴场？”他又疑惑地问。
比尔解释了危险性行为禁令的复杂之处，并明确表示他认为这个禁令早该颁布。巴黎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巴黎的许多同性恋酒吧都有暗室，里面的性活动堪比旧金山浴场鼎盛时期的狂欢高潮。警方要求同性恋酒吧的老板把密室的灯打开，当地同性恋媒体称此为法西斯行为。
法国人说：“他们用这种方式对我们说教，我觉得太可怕了。”
比尔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样的对话他在旧金山经历过几百次。他想摇醒这个年轻人，对他喊：“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犯我们犯过的错了。”
* * *
到1985年5月，艾滋病恐慌席卷五大洲。欧洲卫生当局报告了近1 000例艾滋病病例，有300多人是法国人，162人来自西德，英国人140人。奥地利卫生当局报告，一名1岁婴儿患有肺囊虫肺炎。其母显然是一名妓女，而这个孩子是欧洲首例艾滋病婴儿。在瑞典，8人死亡，300人出现ARC症状，当局建议将艾滋病纳入性病法，这样政府便可对任何明知有可能传播疾病却依然与人发生性行为的艾滋病患者处以2年监禁。在英国，政府首席卫生官宣布艾滋病是该国自二战以来受到的最严重的健康威胁。英国卫生大臣肯尼斯·克拉克宣布了新条例，如果一名艾滋病患者继续与人发生可能传播艾滋病的性行为，地方法官有权下令将其送医院隔离。
英国媒体上那些耸人听闻的艾滋病报道，引发了对于同性恋的偏见。一位著名的同性恋活动人士在伦敦地铁外遭到一群持刀青年的袭击，这伙人叫嚣着应该在此人将“同性恋瘟疫”传播给其他人之前将其处死。伦敦的一条同性恋求助热线被打爆了，电话公司的员工却拒绝去检修，因为他们害怕通过电线染上艾滋病。
在英国艾滋病历史上最奇怪的转折中：英国贵族指南《伯克贵族名谱》宣布，为保护“人类血统的纯洁性”，它不会列入任何已知有艾滋病患者的家庭。该书的出版总监说：“假如艾滋病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传播，我们担心它可能不是一种简单的感染，而是某种遗传缺陷的迹象。”
亚洲大陆首位艾滋病患者的死亡引发了香港的艾滋病恐慌。然而，卫生当局发现，当地立法严禁同性恋使他们在追踪艾滋病方面举步维艰。根据当地法律，同性恋将面临终身监禁。因而当政府开通热线解答艾滋病问题时，毫不奇怪，几乎没人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告诉卫生工作者，以便他们邮寄降低风险指南。此外，对同性恋行为的严厉惩罚，也使得任何类型的流行病学研究或接触追踪都是不可能的。一位同性恋商人警告说，如果政府不把同性恋合法化，“那就犯了谋杀罪”。
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毒已经广泛传播，世界各地的卫生当局都在为不断增加的病例数量做准备，那些还没有发现艾滋病患者的国家也是如此。在各地开展的调查研究中，蒙特利尔发现28%的男同性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墨尔本发现有20%到30%的男同性恋被感染。伦敦三分之一的男同性恋感染了HTLV-Ⅲ，英国主要艾滋病组织特伦斯－希金斯信托基金会的一名组织者直截了当地建议英国男同性恋不要与任何伦敦人发生性关系。
公众普遍认为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其政府偏偏最不愿意承认艾滋病问题。虽然非洲卫生官员声称只存在少数艾滋病病例，但疾控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3月报告说，仅扎伊尔就有1.1万个艾滋病病例。在卢旺达和乌干达等国，大量妓女感染艾滋病病毒，这表明“瘦身病”通过异性恋人群传播的情况有增无减。
在西欧，围绕艾滋病的政策问题中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因素。到1985年初，丹麦是欧洲人均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一项研究发现，36%的男同性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光顾浴场的男同性恋则以每月3%的速度被感染。像伊比·拜博耶格博士这样的临床医生认为应该关闭浴场，而且政府应该像瑞典那样将艾滋病纳入性病法。但是在得到组织有序的同性恋社区的首肯之前，卫生当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丹麦的艾滋病患者人数不多，同性恋领袖不以为意，他们认为艾滋病威胁是恐同人士夸大其词，并游说当局说关闭浴场是对同性恋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是不可接受的。
随着患者一个接一个出现在瑞斯医院——8年前，格蕾特·拉斯克医生就是在这家医院去世的——拜博耶格感到绝望。他抱怨说：“同性恋激进分子挟持公共政策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我们必须阻止这种疾病，却不许我们采取行动。”
1985年初，威利·罗森鲍姆医生在巴黎给一名淋巴结病患者做检查，并建议该男子不应继续发生性行为。后者对这个建议怒不可遏。
“这是我的权利。”他说。
罗森鲍姆辩了几句，但他看得出毫无用处。
毫无疑问，这个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事实上，他的身体孕育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艾滋病病毒后代，因为1983年初，巴斯德研究所正是通过他的淋巴结培育出了第一个LAV分离株。
5月17日，旧金山，都柏林街弗朗西丝·博尔切特在旧金山的加州大学医疗中心住了一周，顽固的牛皮癣也未见好转。鲍勃·博尔切特看着妻子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心都要碎了。他们一起在这个家度过了许多幸福时光。有时候，弗朗西丝会坐到客厅那张塞满了东西的橘色椅子上，但谁想拥抱她都会被赶走。
她会说：“你们可不要靠近我。”
弗朗西丝什么都不想吃，所以凯茜或鲍勃想出各种有想象力的点子来喂她。他们一丝不苟地在她喝水的杯子上标记她喝了几盎司；每一口都是小小的胜利。
有时候，老祖母的脑子好像走神了。多年来，她每天都玩《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但突然间她发现自己想不出答案，也无法集中注意力。连铅笔都拿不住。
5月的最后几周，各种疾病接二连三地向弗朗西丝·博尔切特袭来。她患了严重的淋巴结病，医生现在诊断她患有血液疾病，还有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她还得了乳腺炎和鹅口疮。
尽管如此，弗朗西丝还是努力以正常方式生活。跟结婚4 0年来所做的一样，每天早上她都会整理床铺，但现在有时需要45分钟；她就是打不起精神。6月的头几天，弗朗西丝·博尔切特开始剧烈地咳嗽。那一刻，鲍勃、凯茜和家里其他人都明白死神就要降临了。
* * *
6月10日，星期一，弗朗西丝·博尔切特的家人带着她回到西顿医疗中心接受支气管肺炎治疗。她的肺里充满了液体，不断因为高烧而大汗淋漓。医院的神父为她主持了临终仪式，弗朗西丝抬头问凯茜：“那是谁？”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开始自言自语。凯茜注意到，有时候她的呢喃仿佛在与人对话。有一次，她转身避开想象中的对话者，问凯茜：“我为什么生病了？”接着陷入了昏迷。
6月15日，星期六，弗朗西丝·博尔切特失明了。
弗朗西丝一直念叨说她不想戴着结婚戒指进坟墓。当她体内开始充满液体、浑身肿胀时，凯茜觉得该把戒指取下来了。可是，她母亲的手指肿得太厉害，医院不得不打电话给保管员，从她的手指上剪下没有装饰的平纹白金戒指。打那以后，弗朗西丝就不再嘟囔了。
几周前，血库律师已经安排好6月20日与弗朗西丝会面，就这家人提起的诉欧文纪念血库玩忽职守一案采集她的证词。律师听说她正在住院，便要求重新安排见面时间。这令凯茜·博尔切特非常生气。
她说：“应该强迫这些人到这里来看看得了艾滋病的人在遭什么罪。”但她未能如愿。
6月17日，星期一，鲍勃·博尔切特一整天都和妻子坐在一起。她陷入了更深的昏迷，护士们看鲍勃精疲力竭，建议他回家休息。如果有事就打电话给他。鲍勃刚回到都柏林街不久，电话来了。弗朗西丝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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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丝·博尔切特去世那天，美国疾控中心宣布，感染艾滋病的美国人已超过1.1万人。目前，新病例预计将以每月1 000人的速度增长。疾控中心说，截至6月17日，已有1.101万美国人感染了艾滋病，其中5 441人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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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的艾滋病患者睁开眼睛，看到一个身穿白色亚麻长袍的女人在他们之间走动。她没戴口罩或手套，也毫不害怕地走到床边询问这些年轻人的病情。特蕾莎修女从白宫出来，就直接来看望艾滋病患者，而尚未接受疫情现实的里根总统刚在白宫授予她自由勋章。
尽管接下来5周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会掩盖这样的事，但显而易见，仅1985年夏天的头几天，人们对艾滋病问题的关注已明显增加。问题太大了，不容忽视。
在呼吁对艾滋病问题予以更多关注的过程中，宗教领袖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旧金山，圣公会主教威廉·斯温发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布道。他在布道中说，如果1985年耶稣尚在人世，他不会站在谴责同性恋的道德家一边，而是会站在艾滋病患者一边。他说，基督之所以如此慈悲，正因他与社会的弃儿同呼吸共命运。
对艾滋病病毒“致命性”的最新科学认识，引发了美国医学学会在6月中旬的全国大会上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行动。尽管美国医学学会一贯反对帮助特定的医学研究获得资助，但众议院投票决定将美国医学学会的要求记录在案，为艾滋病研究寻求更多的资金。该决议几乎没有经过辩论，就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一位支持者解释说：“我们现在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种疾病，而是一场会对公众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的重大疾病。”
那年夏天，在后来被证明是此类报道的先驱中，《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封面人物报道，还有摄影随笔，封面上冷冷地印着：“现在，没人能从艾滋病中全身而退。”实际上，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受到艾滋病的影响。《生活》杂志的断言——异性恋血友病患者、异性恋输血接受者以及静脉注射吸毒者的异性伴侣是艾滋病的“新受害者”——并不靠谱。事实上，这些都不是“新的”风险群体。所谓的新，是说媒体在异性恋语境下谈论艾滋病。这一语境赋予艾滋病新闻价值。在那年夏天的几个月里，艾滋病组织者中最常说的就是，“艾滋病不是同性恋疾病。”
正是在回应这些说法的过程中，美国人率先意识到一场新的疫情将不可避免地被写入美国的历史，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6月30日，旧金山明媚的阳光把天空染得湛蓝，也照亮了旧金山斜坡上的绿色植被。旧金山同性恋自由日游行这一天，似乎永远阳光明媚。在市中心，25万人把人行道和大街挤得水泄不通，足有两英里长，花车、乐队和其他队列甚至在游行开始前3小时就出动了。
全球各种杰出的同性恋社团再次因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欢聚一堂，全方位地展现了为什么无法从单一的角度来描绘同性恋群体。男人们肩上扛着6岁的孩子，孩子的T恤上印着“我爱我的同志老爸”。距离这种健康向上的场景一个街区外的地方，“皮裤子”皮革酒吧的花车缓缓地移动着，上面是一群仅着黑色皮背带的男人，他们戴着镣铐摆出各种撩人姿势；他们也爱他们的“老爹”。老一套的“女同性恋机车队”亮相后，紧接着是“卡车鸭子”上场了，几十只橡皮鸭子漂浮在花车的塑料游泳池里。排在热情洋溢地抗议“中美洲政策”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后面的，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淑女反妇女”队伍，他们举着“当众亲热有罪”“宁愿受苦不要参政”之类的标语牌。
此次游行的气氛与以往不同，它所代表的社群精神状态也是。这个社群面临大面积死亡的倒数第二阶段的一大特征是压抑，如今气氛正在好转，人们开始接受现状。“从前”也许是段好时光，但现在大家都明白，时光一去不复返。生活将永远走向“以后”。这很残酷，而且不公平，但这就是生活；显然参加第16届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的旧金山同性恋大都明白这一点。
经过了多年的否认和愤怒、讨价还价以及无以言表的悲伤，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已经行动起来抗击疾病，这在美国是绝无仅有的。这次游行是为了纪念鲍比·坎贝尔，去年夏天去世的“卡波西肉瘤海报男孩”。今年，由众多艾滋病相关组织组成的队列获得了比裸男彩车更多的掌声；目前，这些组织已经说服了数千名当地男同性恋在业余时间接听热线、为艾滋病服务筹款，并帮助病人家庭打理家务。这是一个新的同性恋社区，成千上万人沐浴着午后阳光，列队前行，所有人都为他们鼓掌。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的花车庄严肃穆，巨大的黑色人造大理石墓碑上覆盖花环，当它缓缓驶过，人们似乎明白了这也代表了同性恋群体的一部分，游行队伍评委们给该花车颁发了一个特别奖。
游行队伍中规模最大的一支占了整整两个街区，他们举着“清醒生活”的横幅行进。这是一个迅速壮大的同性恋人群，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匿名戒酒互助会戒除了毒瘾和酒瘾，并成为同性恋社区新生活方式的开拓者。其他团体分发了上千个避孕套，而不必担心男同性恋会像过去游行时那样把避孕套当成气球吹炸了扔掉，没有人开玩笑说他们不知道怎么用这该死的玩意儿。如今，卡斯特罗街的一家小商店报告他们平均每周售出4 000个避孕套，最近还推出了“特制安全套”系列。一位前色情明星也来参加游行，推广他称为“让糙人得病去吧！”(1)的安全性行为运动。
在艾滋病基金会的展位上，工作人员正在兜售一项新调查的结果，这项调查发现，当地男同性恋有五分之四已经完全戒绝了高危性行为，只有1/11的男同性恋依然会进行无保护的口交，而不使用避孕套进行肛交的男性仅为1/14，超过半数的男同性恋有稳定的伴侣关系。基金会也不再向同性恋传达“安全性行为也有乐趣”的观念，相反，新的广告直截了当地警告说“没有任何借口进行危险性行为”。
带着他们特有的乐观，同性恋群体对其性行为模式进行了极大的转变。喜剧演员道格·霍尔斯克劳经常用他的俏皮话逗得观众哈哈大笑：“我喜欢和陌生人上床——你叫我老古董也成。”(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暴发后，同性恋政治力量非但没有消失，反而继续增强。阿兰·克兰斯顿出现在游行结束后的集会上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他是首位在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上发表演说的美国参议员。克兰斯顿说：“我们的自由孕育出了多样性，而我们的多样性又赋予我们克服困难的力量。”
当天最热烈的喝彩不是在政客演讲或艺人表演时出现的，而是在集会主持人宣布两名旧金山男同性恋获释时，他们是被黎巴嫩恐怖分子劫持的29名美国人质中的两位。两人搭乘的是雅典飞往罗马的环球航空847航班，在被囚禁的大部分时间里处在恐惧中，当时劫机犯已在飞行途中杀死了一名美国军人，他们担心宗教激进主义穆斯林劫机分子会知道他们是同性恋并杀死他们。
在他们被囚禁之初，旧金山新闻机构了解到，人质杰克·麦卡迪曾在18街和卡斯特罗街交界处的“象步”——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同性恋酒吧之一——当厨师，之后和他的情人、邮差维克多·安布吉一起去旅行。当地新闻机构的克制史无前例地在报道时避开了某些角度，唯恐同性恋的事会导致两名人质丧命。
被囚禁的漫长日子里，麦卡迪和安布吉被关在暗无天日、老鼠出没的地下室里，恐怖分子一次次地和人质玩俄罗斯轮盘游戏。当其他人质开始崩溃时，一些美国人向似乎异常平静的麦卡迪求助。麦卡迪无法告诉他们自己是个旧金山的同性恋，这就是他在死亡面前如此镇定的原因。他转而扮演了其他人质的业余心理辅导顾问。作为“香缇计划”的前志愿者，这是他熟悉的角色。
在整个磨难期间，这位40岁的厨师回想起了27岁的司各特·克里弗——他在“香缇计划”工作期间辅导过后者。麦卡迪亲眼见证了克里弗以难以置信的力量和勇气与绝症抗争，暗自发誓要像他那样坚强地与这些恐怖分子做斗争。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感染了其他人质，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活了下来。
就在25万名男女同性恋在旧金山庆祝同性恋自由日的时候，获释的安布吉和麦卡迪步出空军飞机，手挽着手走下舷梯。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为彼此相爱而自豪，他们得以幸存的部分原因正是在旧金山以同性恋的身份生活时培养出来的力量。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旧金山同性恋自由日，显然这个完整的同性恋群体也有一些东西要与大社会分享。但愿美国人能从同性恋群体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再浪费宝贵的时间在否认中挣扎；也许美国人也可以从同性恋群体的新力量中学到什么。这种关于力量的新理念，与他们在1980年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中傲然前行时所想象的完全不同，那时他们觉得自己会成为时尚。他们依然在谋求同性恋群体的权力，但在人们鼓起勇气与美国社会注定要受到的最严重打击斗争时，它基本上就黯然失色了。同性恋互相扶持找到了这种力量，他们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社区，而不单单是街坊。到目前为止，人们也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希望梦想不灭。为这一天，他们经历了5年的痛苦和磨难，好在今天终于到来了。
(1) 此处糙人指不戴套性交者。——译注
(2) 意为“和陌生人上床”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再流行。——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