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弗朗西斯就是个纳粹。”
这句话言之凿凿地从一个同性恋领导人传到另一个同性恋领导人那里，与此同时，他们对一位疾控中心病毒学家厌恶地点点头，后者正要去参加关于同性恋是否需要参加抗体检测的小组讨论会。会议室外面的走廊上挤满了2 000名科学家和卫生官员，他们正在登记参加首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国际会议。尽管会议第二天才召开，但与会的同性恋已经安排好他们自己的会议，他们将在周日下午讨论同性恋社区的问题，包括一个小组会议，讨论最重要的抗体检测问题。
参加小组会议的同性恋找出各种理由向与会者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应该全体反对抗体检测。轮到唐纳德·弗朗西斯发言了，他用了两条线和两个圆圈概括了他的想法。
两条线就像圣安德鲁十字(1)一样交叉。向下走的线代表同性恋性接触减少的总量——由于过去两年间戏剧性的反性解放运动席卷同性恋社区，大多数男同性恋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种趋势是乐观的。但是，第二条线的上升趋势意味着男同性恋中的病毒感染率急剧上升，表明为何目前的情况还不足以使同性恋免遭生物学上的淘汰。弗朗西斯解释说，如果与男同性恋发生性关系的人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他的可能性是4倍的话，那么减少一半的性接触是不够的。他说，此人被感染的概率还是两年前的2倍。男同性恋拿艾滋病当赌注的情况减少了，但只要他们这么做了，赌输的机会就会大很多。
弗朗西斯说，分发小册子建议同性恋减少性伴侣数量是重要的，但这还不够。旧金山的肝炎研究数据显示，男同性恋依然在不断感染艾滋病病毒。同性恋群体需要开始考虑控制。
弗朗西斯画了两个圆圈，一个代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男性；另一个代表未感染的男性。他说，控制艾滋病的重点应该是确保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圆圈；他们应该接受检测，感染者应该只和感染者上床；未感染者应该只和他们知道的未感染者发生性关系。弗朗西斯强调，他并不是在建议强制检测，他认为需要确保公民权益，以鼓励人们接受检测。然而，最终还是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弗朗西斯警告说，这两个圆圈应该截然分开，否则成千上万的人会死于本可避免的死亡。
“我迄今见识过很多病毒，遇到这种病毒时我的内心深处才生出敬畏。”弗朗西斯总结道，“人类历史上能导致十分之一的被感染者死亡的病毒并不多。我们需要开始考虑控制这个病毒了。”
弗朗西斯的呼吁令在场的同性恋感到震惊和怒不可遏。没什么比“控制”这个词更令人不安了。“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纽约人》的艾滋病问题记者嘀咕道，“把人放在圆圈里谈怎么控制，这太法西斯了。”
某种程度上，厌恶这个词的语义反映出同性恋群体对公共卫生术语的无知，而这一问题在疫情发展过程中一直未得到纠正。几十年来，在以根除疾病为己任的流行病学家的字典里，“控制”一直是个有效术语。然而在艾滋病流行期间，它很少被提及，因为可用的控制工具少得可怜。对唐纳德·弗朗西斯而言，目前最重要的工具是供给血库的米色塑料试剂套件。他不希望他们拒绝他。
弗朗西斯比几乎所有政府官员都更清楚，未来几年内联邦卫生当局不会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在联邦一级不存在资金和动力。他认为，如果要进行控制，就要召集同性恋群体本身的力量。
同性恋领袖立刻对弗朗西斯的言辞表示怀疑。他批评浴场是“商业化的性交易”，是一种任由艾滋病病毒在同性恋群体中传播的“增效系统”，他们已经深感恼怒。而且唐纳德·弗朗西斯毕竟是联邦政府的一员，而联邦政府几乎毫不关心这一代同性恋陷入的绝境。为什么突然之间，“控制”成了如此重要的目标？
此外，弗朗西斯建议的要点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过去4年里，艾滋活动人士听到的都是彬彬有礼的公共卫生官员以“艾滋语”表述的无关痛痒的话，当有人暗示真的要采取什么行动时，他们都不习惯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针对这场疾病的同性恋活动不外乎是在曼哈顿的各个讲堂举办深奥的艾滋病教育论坛，在旧金山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期间分发避孕套。面对今后的挑战，这些活动是不够的，参加小组会议的大多数同性恋对弗朗西斯所做的，正是过去4年里他们对在艾滋病问题上意见相左者所做的事：咒骂他。
詹姆斯·科伦在会场后面紧张地看着，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地指责弗朗西斯是纳粹，意图把同性恋关进集中营。小组会议主持人大卫·奥斯特罗医生并不认同弗朗西斯的观点，但他在1970年代末做肝炎研究时就认识了弗朗西斯，也理解其意图。他请那些意见不同者不要进行人身攻击，但是那些感觉受到了不公对待的人充满敌意，因而停止人身攻击是不可能的。
私下里，詹姆斯·科伦赞同唐纳德·弗朗西斯的意见。他最近听说参加肝炎研究的3名旧金山男同性恋只是在最近才出现了HTLV-Ⅲ抗体，这太令人吃惊了。他们告诉医生，他们近年来的性关系完全是一夫一妻式的；显然说不通。后来发现，这3人的情人均是被感染者。科伦知道，这3个男人如果了解他们情人的抗体情况，本来是有救的。他想，这就是答案，但是那些与会者的敌意让他气馁。
“唐纳德·弗朗西斯的发言不代表疾控中心，只代表他自己。”科伦急切地告诉每个向他提问的记者。
然而，那个星期天下午，在那个房间里，有些人还是觉醒了。在这场灾难的第一阶段，艾滋病疫情的公共卫生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尽管同性恋艾滋病活动人士喜欢宣扬“艾滋病不是同性恋疾病”，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把艾滋病视为同性恋独有的疾病、同性恋社群的私产，从而以他们自己的政治术语来构建公共卫生政策。如今，圈外人提出了其他想法，也许他们不再把艾滋病当作同性恋独有的磨难。詹姆斯·科伦的怯懦意味着这一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是关于抗体检测的争论显然第一次让许多人明白了，这一天可能会到来。
在许多人看来，这场为期3天的、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共同赞助的国际艾滋病会议标志着一个觉醒的时刻。
当晚马科斯·柯南特在离开威斯汀桃树广场酒店时，偶遇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主席。
后者冷笑着说：“唐纳德·弗朗西斯提出男同性恋应该检测抗体，抗体阴性的人不该与抗体阳性的人发生性行为，你能相信吗？”
柯南特说：“我同意他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
欢迎会上，同性恋医生叽叽喳喳地谈论着弗朗西斯的法西斯行为，疾控中心的人则在谈论他申请调到湾区工作。据说在此之前他跟沃尔特·道达尔说“疾控中心有史以来从未控制住一种疾病”。
柯南特追上了弗朗西斯。他很欣慰有人对抗体测试发表了明智的意见。柯南特同意弗朗西斯的想法，认为在全社会开展检测势在必行。唯一的问题是，还需要有多少人痛苦和死去，才能让同性恋及异性恋相信情况危急。柯南特认为，事态会迫使人们走到这一步。
弗朗西斯对个人前途感到乐观。
“如果说还有机会阻止这场疾病，那就要看旧金山了。”弗朗西斯说。他对此已经踌躇满志。
柯南特很兴奋。他终于听到联邦政府里有人谈论要阻止这种疾病。后来，柯南特听说疾控中心的一些人称弗朗西斯的调任为“流放到西伯利亚”。
第二天，世界会议中心，大礼堂“艾滋病已经蔓延至发达国家的每个主要城市。”詹姆斯·科伦在艾滋病研讨会的开幕辞中说，有50万到100万美国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种感染在美国如此普遍，如果疫苗研制成功的话，应该纳入所有儿童入学前的标准接种。他建议为高危人群提供产前和婚前筛查的诊所及医生应考虑定期对患者进行HTLV-Ⅲ抗体检测。
罗伯特·加罗在科伦之后发言，他认为现在讨论美国人接种疫苗的时机简直是太过乐观了。为这种变异迅速的病毒制造出一种全效疫苗并非易事，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疫苗一旦开发出来就能证明是有效的。加罗说：“在谈论为公众接种疫苗前，你得进行测试和试验——我尚未听说任何人已经接近这一步了。”
测试疫苗的通常方法是高危人群那组接种，另一组不接种。如果没接种疫苗的人病倒，而接种疫苗的人未得病，那就是有效的疫苗。举个例子，对肝炎这样的疾病而言，这是个非常简单的过程，因为得病的人通常会康复。然而，对艾滋病疫苗进行测试却会引发巨大的伦理问题。对所有参与测试的志愿者进行安全性行为指导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样一来会妨碍评估疫苗的效力。
此外，还有巨大的经济风险。哪家公司能扛得住为研发疫苗而有可能面临责任诉讼？乙肝疫苗在商业上已然失败。从那时起，人们对疫苗的热情大幅下降。
坏消息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日子里做了392场报告，其中提到的科学发现并没有让听众高兴起来。关于艾滋病的医学见解令人郁闷甚而愁云密布。
科学家说，这种病毒就算不是有史以来，也是人类几个世纪以来遇到的最危险的微生物。抗体的存在是表明病毒持续感染的“推定证据”。一旦被感染，人体就携带了这种病毒，且余生都有可能传染他人。病毒会侵扰脑细胞和中枢神经系统，除了T-4淋巴细胞感染导致的免疫缺陷之外，还会引发一系列神经紊乱。正如罗伯特·加罗所说：“我们的确知道抗体检测意味着什么。抗体阳性就意味着感染了病毒。要筛查［艾滋病］的话，我不认为还有比抗体检测更好的方法。”
多数人只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真正的患者没有几个——这种想法被詹姆斯·古德特的数据无情地打破了，自1982以来他一直在监测纽约和华盛顿的同性恋人群。在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曼哈顿同性恋中，目前20%患有艾滋病，另有25%患有严重的免疫疾病，后者古德特称为“艾滋病前驱症状期（lesser AIDS）”。只有约一半的人是健康的。在华盛顿的样本中，12%罹患艾滋病，11%为“艾滋病前驱症状期”。罗伯特·比格检测过的丹麦男同性恋中，目前8%患有艾滋病。古德特怀疑，这些组别的艾滋病感染率之所以有差异，不过是反映出了感染时间的先后。病毒似乎最先抵达纽约，这给了曼哈顿人更长的时间来孕育该疾病。华盛顿人紧随其后，接下来病毒开始在丹麦传播。
古德特强烈地感觉到疾控中心低估了病毒带来的风险。当他听到人们用“暴露”替代“感染”一词时，他非常震惊。据他推理，艾滋病病毒只需要一个辅助因子就能发展成致命疾病，那就是时间。只要假以时日，病毒也许能让死亡人数比乐观估计的高出5%到20%。
有关时间在流行病中的作用问题，出人意料地被疾控中心的戴尔·劳伦斯出示的潜伏期研究解决了。尽管劳伦斯在1983年下半年就得出了结论，但时隔1年零4个月，这些结论才在此次国际会议上公之于众。当劳伦斯沉着地说出他的预测——即艾滋病病毒的平均潜伏期是5.5年时——人们手中的铅笔落地，目瞪口呆。他补充道，有些人在感染病毒14年以后才会发展成艾滋病。这些数据意味着，1985年4月确诊的艾滋病患者在1979年10月就感染了。1982年、1983年和1984年病毒肆虐时，大量的人已经感染，但他们直到80年代末才会出现艾滋病症状。至于在此次研讨会召开之时感染病毒的人，要到世纪之交才会发展成艾滋病。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却没有出现任何机会性感染的人会怎样？根据疾控中心的定义，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特征正是机会性感染。詹姆斯·科伦指出，有些人由于器官移植手术，免疫系统遭到人为抑制，其后这些人会出现更高的癌症发病率。结合这一统计数据和病毒损毁神经系统的事实，科伦总结道：“随着时间的推移，HTLV-Ⅲ感染者中会出现更多的癌症、神经紊乱和其他免疫抑制疾病。”
关于艾滋病疫情，最常见的隐喻是：艾滋病本身只是毁灭性冰山的一角，这座冰山将会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困扰美国社会。
有关艾滋病国际流行病学的大量报告也揭示了糟糕的前景。哈罗德·杰斐和安德鲁·莫斯所出示的旧金山乙肝研究数据表明，1978年有4.5%的研究对象血液中存在这种病毒，到1980年有20%，1984年末达到67%。换句话说，在人们尚未意识到疾病存在的若干年前，大量男同性恋就已经感染了这种病毒。
对全国艾滋病感染的普遍性的研究加深了这种忧虑。匹兹堡是个艾滋病发病率相对较低的城市，在一项研究中，25%的男同性恋感染了这种病毒，而且每月还新增2%的当地男同性恋感染者。波士顿的一项研究发现，21%的男同性恋样本呈HTLV-Ⅲ阳性。所有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偏差的，因为研究对象是从去性病诊所就诊的、性行为相对活跃的人中挑选的。在旧金山，随机抽取的同性恋样本中只有约40%的感染率，相比之下肝炎组的感染率为67%。所有的研究都表明，病毒已经不可思议地进入了很多城市，但只有很少几个城市开展过艾滋病教育和预防运动。
还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病毒正在异性恋中传播，尽管速度慢得多。曼哈顿的一项研究表明，300名性行为活跃的年轻异性恋男性中，有3.4%呈抗体阳性。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无一参与过同性恋性行为，也无滥用毒品行为——当然与抗体阴性的研究对象相比，他们更有可能与静脉注射毒品的女性发生过性关系。（但是几乎所有的异性恋研究中，与妓女有过接触显然与是否被感染无关。）
与此同时，疾控中心刚刚把海地人从官方的高危人群名单上移除，对他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解开了海地人如何被感染的谜团——是共用针头和异性滥交导致了高感染率。在扎伊尔，由于病毒泛滥，科学家很难对危险因素进行研究，因为难以找到一个未被感染的对照组。
对感染的流行程度的研究都表明，需要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更好的临床治疗，就算不为其他，也为了未来即将出现的大量患者。保罗·沃伯丁医生在会上发言，指出“国内艾滋病治疗的效果没有跟上艾滋病科学研究的步伐”。他要求其他城市“重视艾滋病的程度至少要达到旧金山的一半”，并开始像他的艾滋病诊所那样开展协同治疗。
疾控中心的报告，似乎是为了给沃伯丁的恳求提供数字依据。报告说，在美国，艾滋病已成年轻单身男性的第五大死因，排在意外、他杀、自杀和癌症之后。但是，在曼哈顿，死于艾滋病的人比死于其他4种原因的人的总和还要多。相关社会成本也在蹿升。据疾控中心计算，全美9 000名艾滋病患者的医疗账单以及损失的工资、福利已达56亿美元。要不了几年，其社会成本将开始接近癌症造成的每年500亿美元的代价，或850亿美元的卫生保健支出以及因心脏病导致的工资损失。
* * *
好像这些坏消息还不够似的，会上还暴露出了仍在阻碍艾滋病研究的问题。吕克·蒙塔尼耶和罗伯特·加罗都在第一天早上发表了演讲，都说了利用艾滋病病毒学大搞科学政治的事。尽管加罗声称，民族主义倾向引发的科学界内讧是“科学的退化和降格”，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解释为什么他发现的艾滋病病毒属于HTLV一族。几个星期前，加罗曾试图解释LAV和HTLV-Ⅲ之间令人吃惊的相似基因，他说那个携带LAV的巴黎男同性恋在纽约与人有过性接触，由此暗示此人感染的病毒株就是加罗后来在贝塞斯达分离出的那种。
吕克·蒙塔尼耶在加罗之后发言，谈了LAV为什么不是白血病病毒，而是慢病毒家族一员。关于逆转录病毒分类学的各种发言凸显了两大洲之间的科学战争——虽然加罗和蒙塔尼耶握手言欢，但依然无法掩饰他们之间的争端。
不过，最令人沮丧的既不是争论不休的研究人员，也不是令人沮丧的研究，而是来发表主题演讲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
时而停顿、时而语无伦次的哈克勒部长，通过12页讲稿磕磕巴巴地陈述了科学家们在应对艾滋病时需要面对的复杂的病毒学问题。即便文中标注了艾滋病术语的读法，也没能帮她正确发音。但比起她非要谈论的问题，这还不算最难堪。
科学家汇集到大礼堂，并不是为了听政府负责卫生事务的内阁官员谈论逆转录病毒复制之谜的；他们想知道的是里根政府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哈克勒能承诺给艾滋病研究提供哪些经费？政府何时开始资助艾滋病教育？而哈克勒只承诺说：“在艾滋病被攻克前，它仍始终是我们首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唯一一次脱稿讲话中，哈克勒补充说：“我们必须战胜艾滋病，否则它会影响到异性恋和普通民众……我们极其重视公共利益，因而会在艾滋病向高危人群以外蔓延之前，在它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之前，阻止它的蔓延。”
这番话惹恼了来自艾滋病组织的会议组织者，他们认为艾滋病已经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并且不同意等到“艾滋病快要影响到异性恋人群”时才把艾滋病研究作为优先事项去阻止这一祸害。此外，许多同性恋领导人想知道，同性恋不属于卫生部长殷切关注的“普通大众”，这是谁定的。
演讲结束才几分钟，同性恋就组织了一场请愿活动来抗议这些言论，而这位面红耳赤的部长则遭遇了一群充满疑惑的记者。当被问及艾滋病经费额度是谁决定的，哈克勒坚称是“由科学家的要求决定的”。一位记者提到爱德华·布兰特在实现这一目标时遇到的重重困难，但哈克勒反驳道：“最终，布兰特医生还是赢了。”
对于那些基本上相信了政府所谓“头号卫生问题”论调的记者而言，这次新闻发布会让他们猛然警醒过来。显然，是否被优先考虑要基于艾滋病对异性恋的影响程度。
4月17日爱德华·布兰特在艾滋病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时，受到了凯旋英雄般的欢迎。同性恋领导人盛赞他是极少数能够超越政治观点和背景，并真正想投身艾滋病战斗的人之一；研究人员认为他是一个为了争取经费与冥顽不灵的政府抗争的人。布兰特注意到，在哈克勒说出“普通大众”的话之后，争议席卷会场，他说，“所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人都是人类，这是值得所有人关注的事实。”
布兰特赞成高危人群自愿检测，说国家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在抗击疾病方面取得进展”。他补充说，保密承诺也应该就位，因为“众多团体会大幅施压，要求报告患者的姓名”。
至于过去，布兰特承认，“我不认为我们在疫情早期阶段应该采取的行动会有如此成效。在不牺牲科学标准的前提下，必须建立应急机制以应对像艾滋病这样的疫情。我们必须不断检查我们的反应能力……撒钱并不能解决艾滋病这样的问题。但什么也不给同样无助于形势好转”。
然而，对于前方的黑暗，布兰特建议大家稍安勿躁。他以自己最喜欢的书籍《圣经》中的一句话结束了这个环节。
“这也终将过去。”
4月21日，纽约，公共剧院雷鸣般的欢呼声响彻剧场。人们站起来，鼓掌欢迎演员回到舞台上谢幕。拉里·克莱默的目光投向85岁的母亲，她一直希望克莱默写舞台剧，他现在已经这么做了。诚然，《凡俗的心灵》还不能和尼尔·西蒙的杰作相提并论，但评论家几乎一致宣称它是政治戏剧的杰作。甚至在预演结束之前，来自纽约各大新闻机构的评论家就已经搜肠刮肚地寻找溢美之词来描述该剧。全国广播公司说它“充满激情”；《时代》杂志称其“影响深远、充满张力、打动人心”；《纽约每日新闻》称这是“一出愤怒、坚忍、扣人心弦的政治戏剧”。一位评论家说，《凡俗的心灵》一剧之于艾滋病疫情如同阿瑟·米勒的《炼狱》之于麦卡锡时代。最近有人偷听到《纽约杂志》评论家约翰·西蒙说，他期待纽约戏剧舞台上所有的同性恋都被艾滋病杀死的那一刻，然而在记者采访时他却承认自己是哭着离开剧院的。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在制定艾滋病公共政策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受理性力量驱使，没有什么能像最近几周《凡俗的心灵》所表现出的影响力那样宣扬这一事实。研究人员和专家们的理性吁求屡遭失败，但拉里·克莱默通过自己的戏剧成功了，最终把这个议题推到了公民问题的最前沿。
就在首次预演前几个小时，《凡俗的心灵》剧本的影印版已在纽约各新闻机构之间传开了，市长埃德·科赫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要为当地艾滋病患者“全面扩大城市服务”。科赫把卫生专员森瑟手上的艾滋病职责转交给了副市长维克多·博特尼克，并制订了艾滋病临床医生多年前提出的协调护理和长期设施的计划。在这项耗资600万美元的新计划中，包括拓展家庭护理和临终关怀，为艾滋病儿童提供日托服务，以及为10个跨学科病人护理团队提供资金——这些团队分散在拥有大量艾滋病患者的各家医院。这些举措只能满足一个拥有全国三分之一艾滋病病例的城市的很小一部分需求，但这是一个开始。
在宣布这些项目时，6个月内将争取连任的科赫一如既往地带着火药味。市长并没有承认过去在发放艾滋病经费方面存在任何缺失，相反，他声称该市已为艾滋病耗资3 100万美元，也就是说，比科赫自己的卫生专员在六周前模棱两可地宣布的艾滋病开支高出约3 000%。（结果发现，科赫把每个艾滋病患者在市医院的住院费也包括了进去，如果艾滋病患者被城市违法逐出病房时，这些费用只能延期支付。在旧金山和其他城市都不存在类似的统计数据。）科赫自吹自擂，说他的新计划非常出色，以至于旧金山最终可能会效仿纽约对艾滋病疫情的反应。他驳斥了关于纽约需要进一步对同性恋及异性恋开展艾滋病教育的建议，说：“我认为大家都会认同我们的市民对此有充分的了解。”
《凡俗的心灵》指控科赫是个单身汉，由于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遭到质疑而在艾滋病疫情中避免高调采取行动；对此科赫直接回应道：“很遗憾，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果要诽谤一个人，办法之一就是直呼此人是同性恋。如果这个人是40岁以上的单身未婚人士，这种指控就会更频繁地出现。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指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真的，就算是，也无关紧要。”
尽管拉里·克莱默渴望得到这种直接的政治影响，但观众看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受震撼的似乎还是贯穿全剧的、更广泛的偏见主题。对克莱默而言，艾滋病不是上帝的愤怒，而是异性恋的愤怒。异性恋颁布法令，规定同性恋不能合法地结婚，甚至不能公开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否则就会受辱。在克莱默看来，同性恋运动变成了性解放运动，而非人类解放事业，这是与异性恋串通一气的结果。正如克莱默在剧中的化身奈德·维克斯所言：“你们为什么不为争取婚姻而战，却去争取合法滥交的权利？”在维克斯的爱人死于艾滋病之前，维克斯与其在医院病房里结为连理，全剧到此结束。
至于“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克莱默谴责他们是一群“南丁格尔”，这些人眼看着悲剧发生，却不向政府施压，不再要求应得的研究经费和服务。在第二幕中，维克斯愤怒地说：“我以为我在触动一群拉尔夫·纳德(2)或贝雷帽特种部队，使他们不得不第一时间在政治问题上表明立场并展开斗争，结果几乎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他们变成了一群护士助手。”
圈内人津津有味地把剧中人对号入座，因为几乎所有角色都是根据“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高层创作的。克莱默的情人、“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执行理事罗杰·麦克法兰成了汤米，一个可爱的南方基佬，每天都要面对“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大量工作的折磨。冷漠刻板的“男同性恋健康危机”主席保罗·波帕姆在剧中成了布鲁斯·奈尔斯，为“同性恋”一词是否该出现在“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派对邀请函上而犯愁。
* * *
保罗·波帕姆一再听说此剧预演的消息，决定不去看剧。那些调调他听过太多，现在他脑子里有别的事。
3月，医生告诉保罗，他脖子上的紫色斑点是卡波西肉瘤。保罗坦然接受了这个消息，只告诉了几个亲密的朋友。他注意到，一旦人们知道你得了艾滋病，就会对你另眼相看，而他不希望人们对他有别的看法。他在创立“男同性恋健康危机”时起到了核心作用，朋友们恳求他利用他的人脉，但保罗拒绝了。他说，那是给别人的，不是给他的。
尽管如今“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名声不太好，但保罗·波帕姆在管理“男同性恋健康危机”期间无疑做了正确的事。他不认为自己和拉里·克莱默观点不一就成了杀人犯。为了这个组织，保罗4年没有个人生活，在此过程中他失去了很多。他对第二故乡失去了信任，他觉得自己为之奋斗并一生信赖的政府背叛了他。
他也获得了一些东西，一些他从来没意识到其价值的东西。身为同性恋，在保罗·波帕姆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也不觉得关于同性恋运动的言论有什么意义。如今，当他看到一个“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志愿者从垂死之人的病榻回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四面楚歌的同性恋社区有了信心。也许拉里·克莱默会称之为红十字会女志愿者干的活，但保罗视“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志愿者为先锋队，认为他们给同性恋社群注入了一定的尊严。他们用临终陪护证明了在这场疫病中消失的每个同性恋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在孤独的患者即将死去时，只要有一个人见证，就等于昭告天下：“这个人是有价值的。他是一个人。”
拉里·克莱默喜欢说“艾滋病疫情中没有英雄”，但保罗·波帕姆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有，而且很多。
* * *
就在保罗·波帕姆被确诊的那几周里，恩诺·波斯克得知1980年夏天住在海洋街房子里的另一位朋友也得了艾滋病。在《凡俗的心灵》首演时，瑞克·威利考夫最后的情人鲍勃正准备动身去巴黎接受HPA-23治疗。对恩诺来说，这是一个心碎的时刻，他回想起4年前尼克之死给他的第一次打击。现在瑞克死了，海洋街的另一个住客韦斯死了，保罗的男朋友杰克也死了，保罗和鲍勃也快死了。
这个夏天，恩诺最后一次租住海洋街的房子。现在，跟恩诺的避暑屋一样，火焰岛上的好几栋房子都落下了可怕的名声。经过那些房子时，有人会指指点点，然后大家都点点头加快脚步离开。在这栋房子里住过的人死了这么多，恩诺的新情人心里很不舒服，拒绝踏入半步。
5年前，当尼克因腹泻而下班回家时，这一切就开始了。但对恩诺而言，几乎像是过了一个世纪，发生了那么多事，改变了那么多。太多的朋友死于艾滋病，而恩诺依然健康，有时候他觉得自己仿佛在飓风眼中享受野餐。唯一的出路就是变成飓风的一部分然后消亡，于是他留在了飓风中心，他的生命被死亡的狂风彻底包围。
* * *
当纽约州后知后觉地开始应对艾滋疫情时，艾滋病政策问题渐渐变成了许多行政辖区的地方问题。在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提交了一项33亿美元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预算，但一分钱也没留给艾滋病，这激怒了同性恋领袖。1984年，杜卡基斯又犯了类似错误，立法机关拨款150万美元用于教育和大学研究。在巨大的压力下，杜卡基斯在1985年至1986年的预算案中追加了163万美元。
在纽约州，自由派民主党人士、州长马里奥·库莫也被指责克扣艾滋病研究经费。他的州预算提案连续三年都低于卫生部门的建议，当被问及为什么纽约州只有300万美元用于教育和直接服务，而旧金山为900万美元时，纽约艾滋病研究所所长梅尔·罗森以里根政府的说法答道：“在纽约，我们不相信砸钱就能解决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来用那900万。”州政府尚未对贫民区和少数族裔社区投入一分钱来遏止艾滋病在静脉注射吸毒者中的蔓延，那里的卫生工作者立即答复罗森，这笔钱会大有用武之地。
多位民主党人州长公开表示反对州政府为艾滋病投入经费，这对保守的加州州长乔治·德克梅吉恩来说是个安慰。1985年5月，德克梅吉恩再度就艾滋病经费问题与民主党议员掐了起来。对下一年的艾滋病预算进行了7次非常彻底的听证会后，立法机构最终同意为艾滋病投入2 150万美元资金。德克梅吉恩否决了其中的1 160万美元，但一部分还是重新发放了。民主党人批评了州长的行为，共和党人则指出，加州在艾滋病方面的支出超过了全国其他州的总和，且西海岸共和党人批准的艾滋病经费总额远高于东海岸民主党人批准的数额。这些话竟让人无法反驳。
公共卫生问题继续向地方渗透，让卫生官员意识到了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在奥克兰，一名同性恋艾滋病患者不断造访性病诊所，求治身上的各种性传播疾病。他承认自己没有将健康状况告知性接触对象，并且无视减少不安全性行为的建议。当该县主管传染性疾病的罗伯特·本杰明医生召集同性恋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时，同性恋媒体称他是反同偏执狂，意在将所有同性恋关进集中营。
旧金山下令禁止在浴场发生性行为之后，浴场老板们不安地等待着他们预料中的全国范围内的禁令。独立同性恋健康俱乐部协会宣布，他们已经筹款50万美元，准备起诉关闭浴场的行动。批评人士指出，这笔钱甚至比该组织提议用于艾滋病预防的钱还要多。事实上，艾滋病教育太让人神经紧张，以至于“俱乐部浴场业主协会”威胁“基·韦斯特俱乐部浴场”，如果后者打算赞助地方台一个关于艾滋病的5集电视节目，就将其逐出协会。
5月初，一部分浴场老板开始考虑退出“俱乐部浴场业主协会”，因为该组织反对在浴场进行任何艾滋病教育。然而，该协会的执行董事不为所动，他在致股东的信中质问：“我们的界限划在哪里？如果有人因为洗桑拿死了，我们会要求所有会员取消桑拿服务吗？”该董事建议企业对艾滋病采取观望态度，而不是急匆匆地发放艾滋病教育手册。
在旧金山，一名男同性恋声称自己患有艾滋病并咬了一名警察之后，引发了关于加州抗体检测法规是否合理的首次争议。警官想让该男子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如果该男子是感染者，可能会以“故意严重伤害他人”的罪名被起诉。
然而，抗体检测法规赋予了咬人者所有的权利。法官裁定，不能强迫该男子接受检测，假如医生未经该男子许可而公布抗体检测结果则是违法的。但在警察看来，他才是受害者。他的公民权利谁来保障？
说“艾滋语”的人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他们的行事原则是艾滋病人不会做坏事。于是，警察受到了那些心存歹念之人的恶意人身攻击，他之所以免遭“希望所有同性恋被关进集中营”的指控，唯一原因在于他是众所周知的同性恋——该市第一个援引反同性恋歧视法加入当地警队的人。
不过，在回应这名警察提起的诉讼时，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的新闻联络人创造了“艾滋语”的终极表达方式——她说这名警察患有“艾滋病恐惧症”。
什么是艾滋病恐惧症？
她说：“就是表现得好像艾滋病是你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事。”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目前，在疾控中心总部6号楼274室的277型显示计算机里，艾滋病统计数据被制成了表格。每周都会有工作人员更新艾滋病人的数量，将死者按风险组和地理区域进行分类。1985年4月的最后一周，计算机显示美国的艾滋病患者人数超过了1万人。而4年前的这一天，药物技术员桑德拉·福特写了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纽约市一名同性恋医生不寻常的戊烷脒订单。
(1) 圣安德鲁十字呈“×”状，相传耶稣门徒安德鲁在此十字架上殉道。——译注
(2) 美国律师、作家，个性犀利，曾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2004年、2008年美国大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