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会进入即将到来的财年预算编写的最后阶段，政府和众议院之间再次发生冲突。两个月来，众议员亨利·威克斯曼一直在敦促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提供相关文件，以展示国家卫生机构的医生就艾滋病研究提出了哪些需求。政府声称研究人员获得了他们需要的所有资金，这意味着医生们要求减少10%的艾滋病经费。亨利·威克斯曼及其助手蒂姆·韦斯特摩兰德毫不怀疑，如果他们能拿到内部备忘录，应该会发现政府机构的医生们只会申请更多经费，而不是减少。哈克勒的办公室没有理会这些要求。
与此同时，众所周知负责卫生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詹姆斯·梅森博士也多次去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争取更多资金。有线电视健康频道的一位记者几周前问罗伯特·加罗医生是否有足够的经费研究艾滋病，这位通常热情洋溢的研究人员只是简单地答了一句“无可奉告”。私下里，加罗愤愤地抱怨说，政府注意到他发现的HTLV-Ⅲ已经一年多了，但给他的实验室的经费仍未见明显增长。加罗公开对一群法国记者发牢骚：“目前在治疗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不够的。”
国会的不安情绪也在加剧。加州参议员克兰斯顿正考虑争取1986年的连任竞选，他已经成为参议院申请艾滋病经费的主要代言人。自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巴尔在洛杉矶地区办公室的一名同性恋职员死于艾滋病，他在艾滋病问题上也变得激进起来。
众议员威克斯曼已安排在7月22日星期一举行艾滋病预算的听证会，届时他希望有书面文件证明需要更多艾滋病经费，所以7月12日，他在给哈克勒部长写的信中下了战书。
“如果在那天之前没有收到所有文件，我将不得不考虑采取行动，通过传票获取这些信息。”他写道，“我为我如此直白地提出要求感到抱歉……然而6个月来，国会一直在等待回应，却始终没有等到。在这6个月里，约1 800名美国人死于艾滋病，约3 300人被确诊患有这种几乎必死无疑的绝症。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政府过去几年的拖延和忽视，我认为不能再等下去了。”
威克斯曼再次感到政府应该亡羊补牢，为其“头号卫生问题”分配足够的经费。
7月15日，星期一，加州，卡梅尔哈德森的朋友们曾恳求他取消原定与桃乐丝·戴一起录制的电视节目，但这位平易近人的电影偶像明星坚称他已经答应了，不可反悔。他认识戴，1960年代早期，曾和戴一起主演过《枕边细语》以及其他浪漫喜剧，他知道戴希望通过他俩的重聚来宣传她新近在基督教广播网推出的动物秀。
到哈德森到达时，健康恶化的证据都显现在憔悴的脸上，不仅戴惊呆了，在戴位于卡梅尔的住所附近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也傻眼了。哈德森几乎没有力气走路，但他顽强地撑完了两天的录影，并告诉记者自己患了流感。这是洛克·哈德森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当被问及哈德森是否生病时，哈德森的新闻发言人戴尔·奥尔森说，他“健康状况良好”，而且正在节食，已经减掉了一部分体重。
回到洛杉矶，洛克·哈德森就累得晕倒了。他的卡波西肉瘤已经有一年了。几周前，他被诊断出淋巴母细胞淋巴瘤（Lymphoblastic lymphoma）——一种越来越常见于艾滋病患者的癌症。哈德森告诉他的朋友，他将尽快回巴黎接受HPA-23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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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巴哈马卫生当局关闭了一家用血液衍生药物治病的癌症诊所。因为发现成批的药物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在该诊所接受治疗的患者多达1 000人，疾控中心初步调查后，卫生官员警告病人有患艾滋病的可能。
佐治亚州前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在其中。民权运动最高潮时，马多克斯的名字永远刻在了美国种族主义历史上。他在自家的餐馆实施种族隔离，民权领袖在餐馆静坐示威之后，他向前来用餐的白人顾客发放了斧头柄。马多克斯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听说自己可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他感觉非常糟。他说：“我宁愿直接得癌症，也不愿意得艾滋病，得癌症还有点尊严。”
7月19日，周五，华盛顿上周五晚，当一名信使匆匆将哈克勒部长的信函交到众议员威克斯曼办公室时，要求政府提供艾滋病相关文件的传票尚在准备中。
“政府内部已就增加经费的必要性达成一致意见。”哈克勒写道。她宣布，政府刚刚发现了艾滋病预算中的“缺额”，总计达4 570万美元，而哈克勒授权将其他卫生项目的资金转移到艾滋病预算中。经过哈克勒的重新安排，下一财年的艾滋病经费增加了48%，总计为1.264亿美元。哈克勒称，这一增长表明政府正在全力兑现将艾滋病作为“头号卫生问题”的承诺。
7月21日，星期天，巴黎抵达巴黎后不久，洛克·哈德森就在穿过丽兹酒店大堂时昏倒了。一名医生去他房间替他检查，认为他的心脏问题是罪魁祸首，1981年哈德森还接受过心脏手术。哈德森被送到巴黎郊外纳伊的美国医院，那里的医生仅被告知哈德森有心脏病史。
7月22日，星期一，华盛顿众议员威克斯曼的卫生与环境小组委员会艾滋病听证会遵循了国会调查政府处理这一疫情的流程。包括来自旧金山的保罗·沃伯丁和来自洛杉矶的迈克尔·戈特利布等多名医生都严厉指责政府提供的资助太少，（尤其是）艾滋病治疗研究——哪怕是零散研究——匮乏。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马丁·赫希医生请求采取“应急方案”研究该疾病，并且颇有预见性地警告说：“在研究完成之前，成千上万的人将成为受害者。”
詹姆斯·梅森医生为政府文件中的说法辩护，指出“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并提醒国会，这一疾病是政府的“头号卫生问题”。
此话导致威克斯曼议员愤怒地诘问，尽管如此他还是感谢梅森增加了研究经费。随后，他以讥讽的语气补充道，“近2 000名美国人死于艾滋病，还有数千人被感染”，在此期间国会一直在等待追加的预算请求得到回复。威克斯曼说：“对这些人来说，即使这笔预算也太少太迟了。”
7月23日，星期二急电！洛克·哈德森得了绝症。急电！
好莱坞（合众国际社）——洛克·哈德森，一位硕果仅存的传统方下颌的浪漫男主角，最近因出演电视剧《麦梅伦探长》和《豪门恩怨》走红。据周二的消息，他患上了手术无法治愈的肝癌，此病可能与艾滋病有关。
这条消息下午1点后发布，刚好赶上下午的头条。自从一周前哈德森和戴一起亮相以来，好几家新闻机构一直在追踪他患有艾滋病的传闻。7月23日早上《好莱坞报道》刊出了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说哈德森得了艾滋病。当天下午，美国医院的消息人士证实，这位电影明星已经住院两天。实验室检测显示，哈德森酗酒成性，肝脏异常，所以谣言四起，说他得了肝癌。
哈德森只跟4个朋友透露过他患有这种综合征，对其他人则坚决否认艾滋病传言。在合众国际社发布第一条新闻稿后几分钟后，其新闻发言人戴尔·奥尔森首次否认哈德森患有艾滋病，后来又多次否认。
“我的官方声明是，洛克·哈德森正在美国医院住院，那里的医生诊断他患有肝癌，而且无法进行手术。”奥尔森说。然而，哈德森在洛杉矶的私人医生证实，哈德森去巴黎是与巴斯德研究所的医生探讨病情。鉴于巴斯德在艾滋病研究方面的名声，许多记者开始有了明确的结论。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戴尔·奥尔森证实哈德森正在接受“全面”检查。记者问是否包括艾滋病，奥尔森重复道：“是全面检查。”
当晚，南希·里根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哈德森与总统夫妇在白宫共进晚宴的那个晚上。她说哈德森告诉她，他是在以色列染上了某种病菌。
7月24日，星期三，巴黎美国医院发表了简短声明，否认哈德森患有肝癌，只说他因为“疲劳和全身不适”而住院。
传言说，哈德森正在接受多米尼克·多尔芒医生的治疗，他正在治疗比尔·克劳斯以及其他大部分美国艾滋病患者，这些人壮大了巴黎的艾滋病流亡者社区。由于新闻机构突然迫切地想知道哈德森来巴黎要找的神药，记者们终于对艾滋病问题产生了兴趣，开始对大多数美国病人穷追不舍。
《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在采访开始时对比尔·克劳斯说：“抱歉，我们之前在这方面做得不多。我们只是没能找到一个能让大众感兴趣的切入点。”
比尔强忍着，才没把记者从窗口扔进塞纳河。
那天下午，洛克·哈德森接到了一个好莱坞老朋友的电话。
“里根总统祝他健康平安，请转告他，总统和夫人一直惦记着他，为他祈祷。”一位白宫发言人说。
戴尔·奥尔森否认肝癌的说法是为了掩盖哈德森得了艾滋病的事实，并且说医院在否认癌症诊断时“含糊其辞”。
然而，光是洛克·哈德森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消息就足以轰动全国。突然间，所有的广播电视和报纸都在报道这种疾病的事。在华盛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片人打电话给众议员威克斯曼，邀请他在周日的《面对全国》节目中与哈克勒部长讨论联邦艾滋病政策。威克斯曼很高兴，尤其是因为这意味着主流新闻网的节目将首次用大段时间讨论联邦政府在这场疫情中的作用。
制片人说：“当然，如果后来发现洛克·哈德森没有得艾滋病，我们会取消这期节目。”
在纽约，玛蒂尔达·克里姆收到了大量的采访请求，私下里她很反感里根总统现在为哈德森流下的“鳄鱼眼泪”。她想知道，对于这些年死去的上千人，他的同情心在哪里？
民众对疫情的兴趣激增，“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理事理查德·邓恩觉得这是个向市长科赫的政府施压的好时机。在打了几通电话暗示媒体突然对所有艾滋病相关话题产生了兴趣之后，邓恩得知科赫出其不意地承认给地方艾滋病项目增加经费对公共卫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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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新闻机构在报道哈德森的故事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解释该演员是如何得的艾滋病。当然，在好莱坞电影圈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哈德森是同性恋。但对媒体而言，谈及同性恋问题时说谎依然比说实话更容易。因此，有关哈德森健康状况的报道避开了这个问题，只暗示了疾控中心所定的高危人员一览表。
同性恋团体和艾滋病组织大多倾向于这种方式，渴望向全世界证明“艾滋病不是同性恋疾病”。这种掩盖真相的欲望有时会达到荒唐的地步。例如，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的新闻发言人说，哈德森向世界证明了“艾滋病不是白人男同性恋的疾病”，就好像哈德森不是白人男同性恋一样。当被问及哈德森是否属于高危人群时，洛杉矶艾滋病项目的执行理事比尔·梅瑟海默拒绝推测哈德森的性取向，转而谈到哈德森在心脏手术期间接受过输血。
然而周三深夜，这种三缄其口被打破了，晨版《旧金山纪事报》上刊载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哈德森“躲在柜子里”多年来的内心挣扎。该报道引用了哈德森在旧金山的一群老友的原话，讲述了一个男人的痛苦——多年来他一直纠结于一个问题：坦承自己的性取向是否有好处。《旧金山纪事报》决定把此文放在第7版，而不是头版，编辑们认为这种不同寻常的编排方式展示了他们的高素质。然而，其他报纸却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克制，到周四上午，全国各地的报纸和广播电视都报道了《旧金山纪事报》披露的哈德森的同性恋性向。
7月25日，星期四到目前为止，美国医院的官员已经得知哈德森得了艾滋病，他们想让这个演员离开医院，不希望医院的好名声与同性恋疾病扯上关系，担心会因此失去威望和病人。护士们都害怕去护理哈德森。
多米尼克·多尔芒医生请求医院官员让他去探视病人，但院方甚至不希望这位艾滋病专家踏进他们的大楼。当多尔芒最终见到哈德森时，他惊讶地发现后者的病情已极度恶化，再进行HPA-23治疗也没什么用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该怎么告诉媒体。医院直截了当地告诉哈德森的随行人员，如果他们不解释这位演员的病情，医院就来解释。一名巴黎的公关人员被招来对付当地媒体，他与哈德森会面后，获准发布一份简短声明。下午2点，扬诺·科拉特告知记者：“哈德森先生得了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然而，科拉特的解释让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因为她坚称这位演员“完全康复了”。当被问及这位演员是如何感染艾滋病的，她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得了艾滋病。他周围没人得啊。”
在旧金山，马科斯·柯南特听说哈德森曾是迈克尔·戈特利布的病人。
“他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这很勇敢。”柯南特在电话里对戈特利布说。
戈特利布说：“勇敢？见鬼。他在酒店大堂里晕倒了。”
尽管如此，柯南特还是对任何能让媒体关注这场疫病的事感到兴奋。他告诉记者：“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艾滋病高危群体：富人和名人。”
7月26日，星期五哈德森选择离开美国去接受艾滋病治疗，这个消息使得巴斯德研究所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让巴斯德的美国同行颇为不快。
巴斯德研究所所长雷蒙德·德顿迪医生根据早就做好的安排，去旧金山见了法美商会。德顿迪解释说，法国人是在1983年12月申请的LAV专利，而加罗医生是在1984年初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的HTLV-Ⅲ专利。加罗医生的专利立即获得了批准；而巴斯德研究所的专利至今未获批准。没有专利，巴斯德将无法在美国市场销售其血液检测试剂，也拿不到LAV血液检测试剂所产生的巨额特许使用权费用。德顿迪警告说，巴斯德将提起诉讼。
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激烈的科学战的故事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汇集起来。哈德森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舆论，迅速让美国科学界——特别是联邦政府——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
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大卫·克拉兹曼医生说：“我们终于走出了困境。”
7月28日，星期日美国几乎每份周日晨报的头版都是艾滋病报道。而当地媒体报复性地挖掘消息，娱乐版挤满了对洛克·哈德森职业生涯的回顾。哈德森被诊断为艾滋病后，某些东西似乎在美国人的意识里引起了共鸣。几十年来，只有为数不多的演员在银幕上呈现了健康的美国男性气质，哈德森便是其中之一；如今，他因为一次晕倒而曝光为同性恋，遭受贱民才会受的病痛折磨。参与艾滋病研究的医生称，宣布哈德森罹患艾滋病是疫病史上唯一一桩重大事件。此话一出，无人反驳。
在洛杉矶，一大群人参加了为洛杉矶艾滋病项目筹款的步行马拉松。仅一个下午，就筹款63万美元，创下了艾滋病筹款活动新纪录。洛杉矶市市长汤姆·布拉德利也跟许多影星一起参与了活动，他称赞哈德森公开病情是当日筹款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
在华盛顿，卫生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突然取消了与众议员亨利·威克斯曼一起上《面对全国》节目的安排。代理助理卫生部长詹姆斯·梅森替她去了，他向观众保证，近年来“经费问题并没有削弱或拖慢我们前进的步伐……自从1981年首次发现疾病，我们就一直在努力，这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了证明政府言而有信，梅森提到了本周宣布的追加艾滋病资金的事，但他没有说国会曾以发传票相威胁。
在旧金山郊区，随着洛克·哈德森的病情曝光，瑞克·沃什的怒气与日俱增。他心想，哎呦，一个叫洛克·哈德森的人得了艾滋病，大家都开始上心了；当一个叫盖瑞·沃什的人慢慢地痛苦死去时，没有人在意。瑞克知道，他的叔叔盖瑞直到最后都相信可能确有一种缓解疾病的方法，一种治愈的良方。但他无法企及，因为没人在乎，现在盖瑞死了，几千个和他一样的人也死了。除了一个叫洛克·哈德森的家伙，没人在乎过其中任何一人。瑞克·沃什从没想过政治可能会跟医疗扯上关系，现在他明白了。
7月29日，星期一，旧金山，菲利普·波顿纪念联邦大楼“抗击艾滋病”组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再次呼吁里根总统就疫情发表讲话，说什么都行——因为他和旧金山的男同性恋一样，也有一个朋友罹患艾滋病，危在旦夕。该组织负责人保罗·伯尼伯格：“总统在艾滋病问题上的沉默昭然若揭。至今他依然只字未提这场疾病。”
白宫新闻发言人说，总统对于新闻发布会或艾滋病疫情不予置评。
近期出版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刊载了大量关于哈德森和艾滋病的报道。美国的每家主流新闻机构都在准备对疫情进行调查。疾控中心艾滋病活动办公室的电话几乎被打爆，所有暂无安排的工作人员都被派去应付媒体的提问。从桑德拉·福特首次要求疾控中心注意神秘的戊烷脒申请单那天开始，哈罗德·杰斐就一直在研究这种传染病，他差点想在电话里大吼：“过去4年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唐纳德·弗朗西斯眼看着这出戏慢慢展开，他回想起了某天，他们刚刚击败在非洲暴发的严重的埃博拉病毒的那天。他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科学家冒着生命危险阻止了一种可怕的致命疾病的蔓延。当载着他们返回欧洲的飞机着陆时，成千上万的人等在跑道上。但是，他们不是来迎接筋疲力尽的世卫组织医生的，而是在欢迎一支刚刚赢得国际冠军的篮球队。哼，一群讨厌的运动员。弗朗西斯心想。
在弗朗西斯看来，哈德森事件并不是对个人勇气的颂扬，倒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控诉。许多善良、正派的美国人在这场瘟疫中丧生，但只有一位影星的诊断真正引发了改变，而他之前并没有想要公开自己的困境。
那天下午，疾控中心在亚特兰大发布了新数据：过去一周，美国的艾滋病患者超过了1.2万人。截至当天上午，12 067名美国人被诊断患有艾滋病，其中6 079人死亡。
那一天，北京的卫生部门报告了中国境内首例艾滋病病例。
7月30日，巴黎午夜前2分钟，一架法航波音747包机滑行进入巴黎奥利国际机场的跑道，机上只有哈德森和6名医护人员。哈德森本来想从美国医院转到珀西医院，在那里接受HPA-23治疗，但多尔芒医生劝阻了他，说他时日无多，已经无药可救了。当多尔芒得知哈德森花25万美元租了一架大型客机回国时，他惊呆了。他知道哈德森本可以乘坐商业航班回国，包机完全没必要。
多尔芒嘟囔道：“25万美元比我做4年艾滋病研究的预算还要多。”
飞机于太平洋时间凌晨2点半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数百名新闻记者闻风而至，只为一睹这位演员从这架飞机转移到一架直升机上的情景。机场的屋顶上满是带望远镜的电视摄像机，摄影师们争抢着拍下自哈德森被曝光患有艾滋病以来首次在公共场合露面的那一刻。当轮床被推上直升飞机时，摄像机瞬间捕捉到一个瘦骨嶙峋的身影，他身穿医院的白色长袍，身上盖着白色床单。
在夏威夷，克里夫·琼斯看着电视新闻里的怪诞场景——多架新闻直升机争抢全世界首位患艾滋病的名人的独家镜头——真想一拳砸了电视机。电视台为了拍摄15秒钟躺在担架上的洛克·哈德森的镜头，直升机都用上了，他们愿意花这个钱，却不肯花时间记录在他之前死去的数千人。克里夫回忆起1982年夏天，“卡波西肉瘤基金会”办公室在卡斯特罗街只有一间屋子，而外面楼梯上站满了面色苍白、神情焦虑的人。那些男孩现在都死了，他们的死没有引起媒体的哀悼和注意。克里夫心想，某个未出柜的名人在酒店大堂昏倒，事情倒成了。
几天前，克里夫听到一份新的报告，说科学家在艾滋病患者的眼泪中分离出了艾滋病病毒。克里夫盯着电视机，这一发现和哈德森的画面结合成一种想法。他自言自语道：“行，我不会再哭了。我要跟你们这帮混蛋斗下去。”
克里夫·琼斯来夏威夷时又颓废又孱弱。现在他戒了酒，恢复了信心。他已足够坚强，有能力再次做出改变。他将回到卡斯特罗大街。他属于那里，那里也需要他。他会回到卡斯特罗大街，再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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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位于韦斯特伍德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10楼的平板玻璃窗，迈克尔·戈特利布看着载有洛克·哈德森的直升机降落在医院的停机坪上。新闻直升机明亮的灯光从上面投射下来，照亮现场，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甚至是可怕的气氛。戈特利布曾提出去巴黎接他的病人回洛杉矶，但多尔芒医生让他放心，说哈德森的情况控制得很好。后来，戈特利布给哈德森做检查时，才发现他已经病入膏肓，几乎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
整个晚上，医疗中心都被媒体围着追问病人的状况。戈特利布知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医生证实过哈德森的病情，唯有扬诺·科拉特在巴黎发表的歪曲事实的声明。戈特利布认为，如果要摆脱媒体的轰炸，他必须澄清事实。
早上，他准备了一份简单的声明，然后念给哈德森听。
哈德森说：“没问题，去吧。”
自戈特利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发表第一份关于5例不明原因的肺囊虫肺炎病例的报告以来，已经过去了4年1个月零25天。从那时起，他治疗了200名艾滋病患者，其中大部分已经死亡。戈特利布对悲痛和疲倦已经麻木了。在他警告、恳求了多年之后，居然靠一位影星的病情才唤醒这个国家，这让他感到愤怒。他难以平静，可见这反映出了一个真正的美国，以及美国自吹自擂的这个国家是如何尊重人类生命的神圣的真面目。尽管如此，戈特利布还是看到洛克·哈德森的病情彻底改变了与艾滋病疫情有关的一切。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关注之后，艾滋病再也不会如过去很长时间里那样默默无闻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媒体关系工作人员通知新闻媒体，他们即将发布有关消息。戈特利布回到他破旧的办公室，将实验室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他们共同经历了多年的挫折和绝望，他们将共同分享局面扭转的时刻。
戈特利布大步走向讲台时，看到手下的工作人员正满怀期待在拥挤的会场后面站成一排。戈特利布调整麦克风时，记者们停止了叽叽喳喳，屋里一片寂静。
戈特利布停顿了一下。
他的目光从会场的一边扫向另一边，明白自己说的每个字都需要深思熟虑。最重要的是，他不想显得尴尬。戈特利布知道，这是一个与这场人间瘟疫始终如影随形的问题：它与性，与同性恋有关。总之，它就是让人——政客、记者、科学家——难堪。他知道，艾滋病让所有人感到难堪，正因如此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去了生命。戈特利布认为，如果美国社会要击败这个可怕的敌人，从现在起，人们不应该再感到难堪。
戈特利布开始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宣读声明。
“哈德森先生正在接受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评估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