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卫生部助理部长布兰特每次接受关于艾滋病疫情的采访时，都一再否认他5月25日发给哈克勒部长，想再要5 500万美元的艾滋病经费的备忘录副本外泄。他甚至还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先读了《旧金山纪事报》上的，然后才拿到他秘书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纸质版。众议院卫生与环境小组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蒂姆·韦斯特摩兰德怀疑是布兰特所为；但是，当他发现工作邮件中有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里面装着备忘录副本时，简直欣喜若狂，对这位神秘的寄信人是谁倒没那么在意了。韦斯特摩兰德终于有了确凿的证据。
的确，布兰特医生那份22页的备忘录的出现，成了1984年艾滋病预算战的转折点。没有比这个时机更巧的了。国会即将开始审议下一财年的预算，而当局仍然坚持认为，投入艾滋病项目的资助是完全充足的。
即使在宣布发现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之后，里根政府的官员也没有为下一年的预算申请任何额外的艾滋病经费，将于10月1日开始的新一财年，只要求拨给5 100万美元，仅比上一年的艾滋病支出增加了6%。尽管越来越多的艾滋病病例表明需要大幅增加经费，但自由派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文件。当局声称医生拥有他们所需要的全部资源，而布兰特的备忘录揭穿了他们的假面。这可是里根任命的卫生部长在亲自解释为何需要更多经费。
几天后，韦斯特摩兰德向体恤民情的国会立法者们分发了这份备忘录的副本。各位国会议员私下里向哈克勒部长表示了不安，并希望政府能增加艾滋病预算。然而，他们的吁求没有得到回应。韦斯特摩兰德提供了一个副本给《华盛顿之刀》，一份因艾滋病经费问题的调查报道而闻名的同性恋报纸。他希望东海岸的一些主流报刊能关注此事。《刀锋报》在头版刊登了相关报道，但东海岸的报纸并没有刊登有关艾滋病的报道，所以它就这样被忽视了。
7月13日，旧金山，联合广场6个打扮成修女模样的男人像在举行某种仪式一样围着一张桌子，一个女人正被压在桌上。
“啪啪小姐”冲着下面的2 000人喊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驱除谎言和偏见。”
那个被绑着的女人正在扮演菲利斯·施拉菲，一个反女权主义者、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先锋。几个街区外，施拉菲本人正在参加“道德多数派”领袖杰瑞·法威尔牧师主持的反同性恋“家庭论坛”。
“啪啪小姐”说：“菲利斯·施拉菲的心被恐惧和贪婪腐蚀了。我们要去掉她那颗被谎言和恐惧包裹的心，给她一颗纯洁的有爱之心。”
“啪啪小姐”从那女人衣服的皱褶里拽出一条橡皮蛇，把它甩到空中。
过了一会儿，一个打扮成法威尔模样的男人走了出来，“永生纵情姐妹”一起冲上去扯下了他的裤子，露出了渔网袜和黑色紧身衣。
“啪啪小姐”以吟诵的腔调说道：“摆脱羞耻和悔过的恶魔吧！”
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人已经抵达旧金山。
大会将于几天后召开，2 000多名记者云集在此，当地民众以极富当地特色的不寻常的示威游行和政治抗议活动迎接他们的到来。“第二届国际妓女大会”的代表为争取妓女的权益而游行；大麻合法化的支持者举行了一场“吸大麻者集会”。在“家庭论坛”的现场，情绪激昂的美国革命共产党以及其他激进组织的成员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市政厅，一位经常装扮成一棵树、自称“黄松林”的环保主义者领导一群生态主义者举行了“所有物种的集会”，这些人把自己打扮成植物、鸟和鱼，呼吁人们关注“其他物种的命运”。
杰瑞·法威尔可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他也来到了旧金山，在报纸上登广告，要求民主党人“恢复道德上的理性”，不要向同性恋提供“法律规定的认可和特权”。天主教大主教区和旧金山基督教委员会都已正式要求法威尔不要去旧金山，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于是就出现了意料之中的情形：男同性恋打扮成修女的样子进行抗议。
民主党人选择在同性恋圣地开会，这让共和党领导人暗暗心花怒放。这样一来，“永生纵情姐妹”就通过晚间新闻进入了美国的千家万户，正中死对头的下怀。全国各地的宗教激进主义牧师宣称，民主党已经成为“3A党”——迷幻药（acid）、堕胎（abortion）和艾滋病（AIDS）。主流共和党人则要谨慎得多，尽管他们在竞选活动中经常提及“旧金山民主党”。
仅仅因为担心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民主党领导人不愿在政党纲领中公开提及同性恋权利和艾滋病，这为比尔·克劳斯的最后一次政治斗争创造了条件。克劳斯又一次成为党纲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主席、众议员杰拉尔丁·费拉罗希望党纲内只使用反对歧视所有少数族裔的通用语。克劳斯与几个州的65名男女同性恋代表威胁要在大会上为同性恋权利斗争到底。他坚持说，你不能靠退让打败共和党人。私下里，他还提到了一个事实：如果党纲不能明确表示支持同性恋权利，他也无法预测那些不守规矩的街头激进分子会做些什么。最后，克劳斯靠自己的手腕获得了有史以来各大党派对同性恋的最广泛支持，包括承诺不再将同性恋排除在军队和移民之外。该党纲将被记录在案，它有望结束针对同性恋的暴力行为，并支持用于“了解艾滋病病因及治疗方法”的经费开支。
比尔·克劳斯和旧金山的同性恋领袖们将艾滋病视为头等大事，这让全国其他地区的同性恋活动分子颇为厌烦。当他们聚集在旧金山参加大会时，便传言说加州领导人特别关注这种疾病。全国同性恋工作组甚至没想把艾滋病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来解决，他们认为应该把艾滋病列为一个子类，包含在有关“健康问题”的总述中。各同性恋共和党人团体热情地支持里根总统连任，他们决意澄清自己不是抓住“单一问题”不放的政治活动家。与此同时，关于联邦政府在艾滋病疫情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竭尽所能地避免表态，转而将精力用在了其他方面，比如批评医学期刊上有关艾滋病危险因素的文章中使用了“滥交”这样的评判性术语。
民主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两天，浴场老板很快在全国男女同性恋民主俱乐部联盟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了他们关心的头等大事。过去两年里，“米尔克俱乐部”前任主席格温·克雷格一直担任该联盟的联席主席。然而，浴场老板们控制着迈阿密和芝加哥的同性恋民主俱乐部，甚至在抵达旧金山之前，他们就开始反对克雷格，反复提到她支持关闭浴场。作为联盟旧金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克雷格被撤销了目前的职位，尽管她继续担任大会同性恋核心小组的主席。
* * *
第二天，10万名男女同性恋聚集在卡斯特罗街，游行前往会场。如此庞大的一群人把整个社区挤得水泄不通。示威领导者忙着向媒体保证，称游行不是抗议，而是对民主党的支持。比尔·克劳斯和其他代表以及党内官员一起走在人群的前面，就像4年前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样。当这群人大步走向市中心时，克劳斯回想起了1980年那个晴朗的下午的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
克劳斯想，现在看来，同性恋运动的目标和未来发生了很大变化；而那个烦人的问题又回来了：这些人当中有多少能活到下一次总统选举？
7月25日，纽约市卫生局由市政府主办的关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抗体筛查的影响的会议，标志着美国艾滋病政策迈出了新的一步。这是政府官员首次在事情发生前就考虑应对计划。就艾滋病政策进行明智的规划，这种前所未有的尝试确实非常及时。没有任何问题像艾滋病检测那样复杂和暗潮汹涌，而在纽约会议上规划的战线也标志着未来几年伴随艾滋病检测将产生很多争论。
就在今年4月，哈克勒举行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新闻发布会后几天，科学家和艾滋病研究组织者意识到，血液检测的出现将引发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联邦卫生官员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确定目前美国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程度。疾控中心所定义的全面感染的患者只是冰山一角，最终，他们能看到艾滋病感染的冰山全景。根据惯例，当局在控制任何疾病前首先要确定谁感染了，谁没有感染，然后阻止已感染者传染给未感染者。显然，一旦获准广泛开展抗体筛查，它必将有助于做出上述决定。
唐纳德·弗朗西斯就是热切希望广泛开展对男同性恋的自愿检测的人之一。詹姆斯·科伦也认为这种检测对于抗击艾滋病的任何长期战略都至关重要。在纽约会议上，科伦对到场的200名卫生官员和艾滋病工作者也是这么说的。
当“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主席保罗·波帕姆听到大家这么热情地支持抗体检测，有些坐不住了。他知道，抗体检测可以有效反映出性取向。他想到了一个新的评估结果，即一名典型的艾滋病患者需要10万美元医疗费，他不知道保险公司听说了这个检测后会怎么做。波帕姆说：“保险业一定不会放过任何规避这种巨额支出的做法。”他担心一旦开始检测，同性恋就没有保险了。
其他同性恋领导人提到了对就业和保密问题的担忧。如果检测结果很容易查到，那么携带抗体的人可能会饱受各种歧视。《纽约人》已经写了一篇报道，预言抗体检测呈阳性的人可能在某个时候被迫前往隔离营。
只有食药局或国家卫生研究院能平息这种顾虑，即宣布测试结果受联邦保密条款保护，不得外泄。其他联邦卫生项目在处理诸如酗酒和滥用药物等敏感个人问题时诉诸该条款已是惯例。保密机制是现成的；只要动动笔签署就可实施。
联邦卫生官员不愿采取这一行动。当时，积极备战大选的政府正在采取一种更为直接的反同性恋立场，卫生官员担心此举会被视为纵容同性恋。然而，对于纽约会议上提到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些机构坚持认为联邦政府此举“干预太多”，还说同性恋应该游说每个负责检测的机构以确保不泄密。这个建议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为什么要给同性恋社区造成这样的负担？”“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执行理事罗杰·麦克法兰问，“联邦政府应要求签署统一的保密声明。”他还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保密条款，他会建议男同性恋不要参与涉及抗体检测的艾滋病研究。
合作仍是同性恋群体领导人与联邦政府谈判时所持的王牌。过去三年里，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医学史上最有帮助的一些研究课题，甚而联邦研究人员对艾滋病流行病学的了解几乎全部源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合作。然而，由于联邦卫生机构不肯做出对等承诺，同性恋群体正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
由于涉及抗体筛查，一项由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牵头、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开展的针对旧金山男同性恋的研究已经很难招募到志愿者了。拒绝合作是同性恋在这场辩论中的唯一筹码。在纽约会议结束时，联邦官员感到十分不安，他们承诺在做出最终决策之前，会再多方听取同性恋群体的意见。
* * *
尽管此次会议没能给出明确的政策建议，但还是令保罗·波帕姆深感困扰。艾滋病组织和联邦政府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联邦政府的所作所为令倾向于共和党人的波帕姆忧虑重重。某种程度上，他曾以为隔离营之说是极端激进分子的危言耸听，但是他对政府的一贯信任如今却被艾滋病疫情极大地动摇了。
到目前为止，他很清楚，如果死的只是同性恋，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投入就会能少则少。这个想法令他不安。在艾滋病出现之前，保罗从未相信同性恋真的受到了压迫；现在他担心的是大规模就业歧视和隔离营。保罗一生都相信自己的国家，他曾在越南为国而战。艾滋病蔓延过程中，他最失望的时刻之一就是当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对美国的信心时。
还有另一个原因让保罗担心抗体检测。1982年，他参加了首批针对男同性恋的前瞻性研究。在曼哈顿的圣卢克－罗斯福医院的冰柜里，过去3年抽取的血液被找了出来。几周前，迈克尔·兰格医生告诉保罗，自研究开始时他就已经感染了这种新病毒，说不定时间还更长。事实上，参与这项研究的60名男性中有50%显示抗体阳性，目前他们是美国本土第一批被告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同性恋。
对此，保罗并不感到意外。毕竟，他的前男友杰克·诺就是纽约首批确诊的艾滋病患者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淋巴结长期肿大。
* * *
1984年夏天，保密问题成了艾滋病的关注焦点。这个细节常常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甚至还决定了艾滋病流行的模式。
7月下旬，詹姆斯·科伦向所有各州和本土的流行病学家发了份备忘录，引发了轩然大波。备忘录询问：一旦实施血液检测，当局是否应该开始对所有检测结果显示感染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献血者进行登记。全国各地的有关部门对感染乙肝和梅毒的人进行过类似的登记，再加进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感染者的话，将有助于避免出现加州那样的情况——一个患有因艾滋病感染导致的免疫疾病的加州男子，竟然在11个血站献了血。同性恋们担心这样的名单最终无非是一份同性恋登记名单，并认为在至今仍将同性恋性行为视为非法的25个州，这样的名单可能会助纣为虐。
在旧金山，卫生官员们焦急地关注着同性恋的担忧，随着塞尔玛·德里兹的离开，热衷于保密的卫生部门工作人员看到了一个推进隐私问题议程的绝佳时机。德里兹这位称职的士兵在离开时，把她那本厚厚的笔记本留给了她工作过的部门，里面满满当当地记录了艾滋病疫情最初几年的观察资料。德里兹认为，这些信息是她在这里工作期间收集的，所以它属于这个部门。1984年夏天，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做出了政治正确之举，将笔记本塞进了碎纸机。
* * *
在纽约市举行抗体检测会议的同一天，《旧金山纪事报》公布了5月25日布兰特备忘录的内容，其中包括申请5 000万美元用于抗击艾滋病。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在被问及此事时表示，预算办公室从未听说过这项预算申请。事实证明，布兰特的申请在两个月里根本没离开过哈克勒的办公桌。
第二天，洛杉矶众议员艾德·罗伊巴尔走进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拨款的小组委员会的行政会议现场，把布兰特的备忘录扔到了桌上。委员会立即批准追加830万美元的艾滋病研究经费，以供1984年财年最后两个月里使用。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提出了一项参议院法案，要求批准布兰特申请的全部款项。布兰特的备忘录在国会山广泛流传，这样一来，共和党人再也无法与政府当局保持一致口径，说政府的医生已经拥有抗击艾滋病所需的全部经费。
8月8日，哈克勒部长就布兰特备忘录一事做出回应，拒绝了他新提出的艾滋病研究经费申请，却授权其挪用国际卫生研究院和疾控中心的其他项目资金。
从布兰特写下备忘录，到哈克勒回复备忘录，其间有600名美国人死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另有1 200人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
正是在这艰难的几周里，布兰特决定年底退休，应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之邀，担任受人尊敬的医学院的院长。同性恋领袖同情布兰特这样一位真诚的公职人员，散布消息说他因无力确保政府对艾滋病研究的支持而郁郁离职。不过，布兰特后来说，艾滋病经费的事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我不禁担心，假如没有我在那里为经费而战，后面会发生什么。”
* * *
1984年8月是旧金山的死亡月，越来越多的人死于艾滋病，包括名人。乔恩·西姆斯曾是堪萨斯州的音乐教师，组织过旧金山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的乐队。他死于脑部感染，在生命的最后几周里他不仅失明，还患上了痴呆症。这座城市最著名的艾滋病患者鲍比·坎贝尔8月15日死于肺囊虫肺炎。他在1981年公开了自己的病请，成为“艾滋病海报男孩”，两年后上了《新闻周刊》的封面。一个可怕的巧合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鲍比·坎贝尔住到了阿什伯里街1040号，而这座公寓的上一个住户是该市首位确诊的艾滋病人肯·霍恩，自他死后，房子已经空了将近3年。
几周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巴黎死于艾滋病。不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福柯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诊断结果，包括他忠实的爱人。《纽约人》批评《纽约时报》没有在其讣告中指出艾滋病是死因之一，但其自己的报道写的也是福柯死于某种“中枢神经系统病毒感染”。
名人不愿公开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这使得讣告栏里的普通人没有几个会表明是死于这种综合征的。只有真正了解讣告的读者，才能在这些死讯中发现流行病的存在。例如，一名38岁的时装设计师死于“癌症和肺炎”，也就是说，这个30多岁的人“沉疴难起，久病去世”后，居然没有遗孀，其中情况一目了然。对于一个只有32岁的人来说，沉疴宿疾能有多久？有时，报纸隐瞒艾滋病死因是因为记者觉得尴尬；但更是因为死者家人难堪。事实上，讣告栏里鲜有提到死于艾滋病，这个现实让同性恋记者拉里·布什愤懑，他大声发问：“假如他们把病传给了别人，却又无人死亡，情况会怎样？”
8月18日，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拉里·布什艰难地穿过一群同性恋共和党人，他们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办了个派对。他认出了特里·多兰，新右派的筹款天才，其国家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为里根的连任竞选筹集了超过1 000万美元。
在公开场合，多兰刻意与同性恋权利运动保持距离。布什知道，私底下多兰很享受该运动所创造的更为舒适的同性恋生活方式。多兰经常出没于华盛顿的同性恋酒吧，也常在旧金山北部俄罗斯河一带的同性恋度假区度假。里根政府对艾滋病疫情的回应少得可怜，布什忍不住想问问多兰的看法。
多兰说：“我们已经能够阻止很多负面的事情，真的很吓人——有些人提的建议。”
“你说的是检疫隔离吗？”布什问，暗指坊间传言政府可能会拘禁每个携带艾滋病抗体的人。
多兰紧张起来。
他说：“我无权讨论任何细节。”
“你是说在身上文上标记？”
“我不能说。”多兰说完借故走开了。
几分钟后，布什遇到了一位著名的反女权主义运动领袖的儿子，他母亲因带头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而全国闻名，最近又为反对该修正案找到了个新理由，说赋予女性平等权利将促进同性恋权利，进而导致艾滋病的传播。布什问这位反女权主义运动领袖之子，他母亲是否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她不知道。”
“她知道你是同性恋吗？”布什问。
“我绝不会做让母亲丢脸的事。”他说。
布什问：“那你母亲写文章把《平等权利修正案》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想让我们难堪，不是吗？”
“母亲在《平等权利修正案》上的立场非常坚定。”他不安地回答。
“你对艾滋病怎么看？人们即将死于这种疾病，你母亲却用它捞政治资本，对此你又怎么看？”布什问。
年轻人突然找个借口，离开了聚会。
* * *
在共和党大会上，艾滋病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尽管所有的讨论都发生在会场之外。一位百万富翁、共和党籍商人在自己家办了个烧烤聚会，一位宗教激进主义牧师现场做了祈祷，并宣称上帝用艾滋病来惩罚不道德的人。一天后，在共和党籍企业高管的早餐会上，美国航空公司总裁张口就问客人们“同性恋”这个词的意思是：“还没得艾滋病？”为了凸显这个林肯总统所属的政党与日益增长的宗教激进主义政治势力之间的联系，共和党领导人邀请杰瑞·法威尔去里根总统再获竞选提名的会上祈福。
然而，在人后的所有谈话中，艾滋病仍是选举中基本未被提及的潜台词。一旦考虑起了这个问题，通常意味着一个政党认为另一个政党犯了错。对民主党人来说，艾滋病不过是共和党通过大幅削减国内开支向世界施压的另一个例子。对共和党人来说，这场疫病则是一道甜点，是自由主义者的世俗人文主义放任纵容出的结果，得病的大都是他们毫不在意的人。因此，这场在共和党政府任期内暴发的疫病，共和党人认为颇有民主党的特色；在民主党人看来，艾滋病就是共和党的传染病。
当然，在两党的大会上，没人会在讲台上大声说出这个以A开头的词。对主流社会的大部分人而言，这个话题仍令人尴尬；而这种不安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共有的。
斯坦福大学对于艾滋病临床医生来说，工作中最令人沮丧的地方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戈特利布读到巴斯德研究所在使用一种名为HPA-23的抗病毒药物时，他大喜过望。听闻巴斯德的让－克洛德·彻尔曼正在斯坦福大学讲课，他迫不及待地去了学校。
彻尔曼向戈特利布展示了一份有关HPA-23研究成果的影印本，他正考虑在医学期刊上发表此文。根据巴斯德的研究，HPA-23能有效抑制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在患者体内的繁殖。法国人论文的核心部分谈到一名患有艾滋病的血友病患者在服用HPA-23后，健康状况明显好转。
“你不能把这个给任何人看。”彻尔曼说。他担心如果数据泄露给了主流媒体，论文将永无发表之日。
戈特利布说服了彻尔曼，至少让他成为第一个在美国使用HPA-23的美国人。他补充说，当然，HPA-23必须符合美国食药局的标准。
彻尔曼说他从未听说过食药局。他觉得可以寄几盒药物到美国，并立即给艾滋病患者注射。当戈特利布意识到测试这种大有希望的药物所面临的法律障碍，不禁心头一沉；但他仍然充满热情，因为彻尔曼认为这是成功治疗艾滋病的必要条件。
彻尔曼解释说，由于艾滋病病毒是一种逆转录病毒，在细胞内繁殖前它需要先完成一项额外的化学反应，即通过逆转录酶将其RNA复制到DNA中。他说，HPA-23干扰了逆转录酶，因而阻断了病毒的自我繁殖。从这个意义上讲，HPA-23并不是一种疗法，只是阻止病毒疯狂繁殖并破坏免疫系统。
戈特利布认为这一逻辑是有意义的，他开始游说美国制药公司开发逆转录酶抑制剂。然而，与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萨姆·布罗德一样，戈特利布也发现大多数制药公司对涉及艾滋病的事并不热心。市场潜力很小。相比能治疗成千上万的病人（如高血压患者）的药物，一种针对几千个艾滋病患者的药物所包含的利润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成功的可能性似乎也微乎其微。
制药公司不会投资研发新药，但戈特利布发现，他们竟敢随便拿一种现有的药物来应付艾滋病患者。戈特利布回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寻找有关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医学文献。只要有可能成功，他愿意做任何尝试。南加州的一小部分艾滋病患者已经开始长途跋涉前往墨西哥，在美国搞不到的一些药可以轻易在当地药店买到。
在同性恋医疗圈，法国药物HPA-23的消息不胫而走。洛克·哈德森也听到了这种乐观的传闻。自从6月哈德森被确诊后，戈特利布一直在给这位电影明星看病。8月下旬，这位演员缓缓走进戈特利布的办公室时，整个人显出消瘦的迹象。哈德森听一位旧金山的朋友史蒂夫·德尔·雷提到了HPA-23，他正打算去法国参加多维尔电影节；他想知道戈特利布是否认识巴斯德研究所的人。
戈特利布给彻尔曼打了电话，彻尔曼又把他介绍给多米尼克·多尔芒医生，后者是一名军医，多年来一直在试验HPA-23。当哈德森9月抵达巴黎时，多尔芒打电话给戈特利布，讨论了这位演员身体状况的一些细节。事实上，在哈德森走进多尔芒的办公室前，他根本不知道此人是谁。他是从电影中认出了这位演员。
当时，巴斯德对于艾滋病病人有两种疗法，一种是给病人注射几周大剂量的HPA-23，另一种是在更长的时间内每天给病人服用小剂量的药物。哈德森已经答应回美国出演电视剧《豪门恩怨》，所以他选择了短期疗法。治疗结束时，多尔芒告诉戈特利布，在哈德森的血液中已经检测不到艾滋病病毒。
后来发现短期治疗有明显缺陷。尽管HPA-23能阻止病毒复制，但一旦患者停药，病毒复制就会重新开始，破坏患者的免疫系统。然而，这在几个月里并不明显；所以当哈德森离开巴黎时，他确信自己的艾滋病已经治愈。
回到美国后，忠实的共和党人哈德森去白宫赴宴。好莱坞的一位老朋友注意到他瘦了，关心起了他的健康状况。
“我在以色列拍片时感染了流感病毒，”哈德森向他的朋友南希·里根保证，“我现在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