髋关节置换手术做完一年多了，弗朗西丝·博尔切特的身体仍没有恢复。让她痛苦的牛皮癣一直不见好，患肝炎时瘦掉的20磅也没回来。8月，稍微伤点风就变成了严重的感冒。弗朗西丝要么冷得瑟瑟发抖，要么烧得大汗淋漓，每天体温高达103华氏度。像往常一样，医生也很困惑。
有时候，弗朗西丝要丈夫鲍勃抱着她。即使鲍勃身上都被她的汗水浸湿了，可他盯着痛苦的妻子，觉得可怜、同情和悲伤，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减轻她的痛苦。
弗朗西丝抱怨自己呼吸困难时，身上又开始盗汗。她没什么食欲，鲍勃和他们的女儿凯茜只能强迫她吃点东西。
对这一切，凯茜越来越疑心。也许是因为报纸上的那个故事，说一位住在贝尔维蒂、名叫玛丽·理查兹·约翰斯通的阔太太最近输了欧文纪念血库的血之后死了。凯茜坚决要求鲍勃问家庭医生，弗朗西丝的症状与艾滋病患者可有相似之处。
医生向鲍勃保证说没有出现这种综合征的迹象，但是凯茜不太相信。她老板的妻子是名护士，最近参加了一个艾滋病研讨会。她给了凯茜一些关于艾滋病的小册子，凯茜惊讶地发现，母亲的症状竟与小册子上列出的那些症状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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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争论输血是否会传染艾滋病。9月初，疾控中心统计了80例输血感染艾滋病病例，短短8个月确诊病例增加了4倍。几周后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2个州的52名血友病患者患有疾控中心定义的艾滋病，另有188人患上了艾滋病相关综合征。首例血友病患者的妻儿同时患上艾滋病的病例刚刚报告。更可怕的是，新的研究表明，在病情最严重的血友病患者中，有多达89%的人感染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预计未来可能出现数千例艾滋病病例。据全国血友病基金会的报告，其成员使用第八因子的比例下降了20%到30%，这表明一些血友病患者甘冒致命的、不受控制的出血风险，也不愿因注射第八因子而感染艾滋病。
曾经带头反对替代指标检测的约瑟夫·博夫医生对眼前的统计数据感到震惊，于是改变了观点，要求食药局下令进行乙肝核心抗体筛查。然而，当食药局的血液制品专家顾问小组在夏天重新审议这个问题时，血液行业发言人占了上风，博夫的主张遭到了拒绝。
5月以来，欧文纪念血库和湾区其他血库一直在进行乙肝核心抗体筛查；欧文血库还从每个献血点的血样中取了一部分存在小瓶里，以备用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抗体测试。由于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欧文血库继续受到其他血库管理者的指责。8月下旬，洛杉矶红十字会的女发言人格瑞·苏荷说，湾区血库是迫于“政治压力”才启动了疾控中心建议的检测。“我认为他们是因为政治上的压力才进行检测的，给他们施压的可能就是忧心同性恋社区的人。”她说。社区血液中心理事会的执行主任认为，这样的检测会让有可能被拒绝的献血者产生“不必要的焦虑”。
因此，在1984年剩下的几个月，保护国家血液供应的努力继续因各种原因而受挫，包括否认与拖延、诡辩与自私，而这些因素似乎总能阻挠明智的艾滋病政策。
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罗伯特·加罗医生对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研究了一个夏天，也没得出什么让人安心的结论。当他开始研究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时候，他发现感染该病毒的100人中约有1人会发展成艾滋病。几个月后，他将自己的预测调整为25:1。夏末时，他认为每7个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携带者中就会有1人发展成艾滋病，甚至不止1人。
“很不幸，这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病毒。”加罗告诉《纽约人》。
当加罗开始注意到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会对脑细胞及T-4淋巴细胞造成感染时，一个更惊人的发现随之而来，它解决了疫病发生以来困扰临床医生的一个关键难题。艾滋病患者经常出现神经系统问题，但这些问题与各种脑部感染都扯不上关系。通常，早期症状较轻，表现为抑郁、失忆或类似于衰老引起的精神障碍。医生们最初归咎于心理因素，比如压力。然而，随着中枢神经系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和普遍，这个诊断变得空洞起来。一些病人因大脑功能紊乱而奄奄一息，问题可能出在大脑感染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这一发现解开了谜团，同时也给找到治愈方法造成了更大的障碍。
为了感染大脑，逆转录病毒必须穿过血脑屏障，后者是一种细胞过滤器，通常使微生物远离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因此，任何想成功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也必须穿过血脑屏障。否则，病毒可能潜伏在脑细胞中并重新感染血液。然而，很少有药物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有效治疗必须跨越的另一个障碍。
加罗对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基因测序也揭示了病毒在不同人群中的变异。这种变异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怕无法研制出疫苗，因为对一种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菌株起效的疫苗未必对其他类型的菌株有效。
在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这个消息犹如已然暗淡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灰蒙蒙的天。事实上，疫苗开发领域近年来因无利可图而一蹶不振。自从爱德华·詹纳首次实施疫苗接种以来，这188年里，科学仅为23种疾病造出了疫苗。1980年，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负责人理查德·克劳斯医生提出了一项计划，要在未来10年内开发10种新疫苗，但没有几家制药公司愿意参与。例如，肝炎疫苗的生产成本高达数千万美元，但该产品从未实现预期收益。在乙肝和猪流感疫苗均遭惨败时，许多制药公司深信疫苗开发并不能换来利润，只会耗费大笔的研究费用，惹上巨额的责任诉讼。与此同时，布兰特医生为吸引科学家参与艾滋病疫苗开发而在艾滋病计划中列出的经费申请，被哈克勒部长驳回了。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发现仍然推动了对艾滋病认识的巨大飞跃；过去3年里，这种疾病的许多方面一直仅限于假设，如今都敲定了。
到了8月，5个月前被弗朗西斯植入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两只黑猩猩——马维尔和切斯利——出现了淋巴结肿大的症状，血液中发现了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抗体。这进一步证明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引起了艾滋病，并最终可能为科学家提供该疾病的动物模型。发现易受该病影响的动物是疫苗开发的关键步骤；可以在实验动物的身上测试疫苗的有效性。
现在，既然科学家知道要找什么了，研究人员就能研究各种体液，并确认其中是否存在艾滋病致病因子。在一名艾滋病患者和一名健康的男同性恋的精液中均发现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抗体，这证明健康的病原携带者也可能传播艾滋病。在一名受感染妇女的阴道分泌物中也发现了病毒，由此解释了这种疾病在非洲的传播方式：双向异性传播。从8名艾滋病相关综合征患者唾液中提取的病毒问题更大。全国近6 000名艾滋病患者中，无一是通过唾液感染的。鉴于唾液中的病毒含量非常低，杰伊·列维医生经常说，你通过唾液感染艾滋病的唯一方法是静脉注射1加仑的唾液。尽管如此，爱德华·布兰特医生还是意识到民众有可能因此恐慌，唾液研究一发布，他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公众保证他们不会因一个同性恋打喷嚏而感染艾滋病。
到了10月初，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种药物，他们希望此药能有效对抗艾滋病。苏拉明（Suramin）用于治疗非洲昏睡病已有60年。在试管中，该药物干扰了逆转录酶，使人类（HTLV-Ⅲ）的复制机制失效。保罗·沃伯丁计划1985年初在旧金山综合医院的艾滋病诊所测试这种药物。
抗体测试进一步证明艾滋病仍在受害社群中蔓延，并未危及全社会。病毒没有突破之前认为的传播途径。国家癌症研究所对血友病患者的家人做了检测，结果发现，无人感染HTLV-Ⅲ，尽管他们每天都接触感染HTLV的血友病患者。在全国各地的实验室里，多年来一直与艾滋病打交道的医生和技术人员都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做了检测。每天不是针头，就是持续接触受感染的血液，大多数人认为自己血液中可能有HTLV-Ⅲ。然而，反复检查后证实他们的担心毫无根据。感染艾滋病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有大量病毒通过性行为或输血直接进入血液。
科学在理解艾滋病方面迅速取得了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疾病获得了医学界的重视。这种综合征仍然缺乏明星气质，而且全力投入研究的科学家大都没有获得制度上的支持。有些助理教授已是国际艾滋病研究专家，却得不到晋升；而副教授倒在医生那里学习更常规的疾病的治疗方法。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管理人员向全美最重要的研究人员之一表示，他们希望减少对艾滋病的宣传。加州大学的官员担心，顶尖的实习生们会选择去其他医疗中心，因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学医院——旧金山综合医院，是美国名列前茅的艾滋病医院。他们担心那些最优秀的医学院毕业生会因为不想只面对某一类病人，而不想来此实习。
但研究者们认为，不愿接受艾滋病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理所当然的课题，反映出的问题远不止是担心大学吸引不到高质量的实习生。简而言之，艾滋病继续让人们感到尴尬。从一开始，它就让人不舒服，不管是政府或媒体，公共卫生部门或知名大学，都一样。艾滋病是关于同性恋和肛交的，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尴尬。当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在夏天开办自己的艾滋病诊所时，它没有称其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诊所”，而是取名“成人免疫缺陷中心”。
旧金山几个男人拿着医用橡皮管穿过“野兽浴场”——一家很受欢迎的同性恋浴池——的大厅，就像企业高管们拿着公文包行走在金融区一样随意。上楼后，其中一人将橡皮管缠在另一名顾客的二头肌上，直到静脉鼓起。一声长叹，说明针头已经准确地将美沙酮送进了顾客的中枢神经系统。当那个拿着针的人注意到有人在看他时，他高兴地给了那人一点甲基安非他命晶体。在大厅的另一边，另一人的手臂消失在同伴的双腿间，而且整个浴场里很多男人在发生的性行为都不属于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发放的降低风险指南中的“安全”范畴。
到9月底，该市尚在营业的公共浴场私人性爱俱乐部的顾客中都安插了私家侦探，他们受雇于旧金山公共卫生局，来查证这些场所是否存在传播艾滋病的性行为。由此形成的报告将在几周后希弗曼去法院申请关闭浴场时作为证据。
希弗曼曾希望问题不会走到上庭这一步，但在读调查人员的报告时，他毫不犹豫地决定采取行动。
尽管希弗曼并不对同性恋浴场发生的事抱有什么天真想法，但他还是被调查人员的发现震惊了。根据这份85页的限制级报告，几乎所有浴场都配备了避孕套和安全性爱手册，但是绝大多数顾客对此视而不见。每一种能想到的不安全性行为以及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异常性行为，都在这类场所里无忧无虑地进行着。毕竟，浴场就是为此而生。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关同性恋性行为的新数据，这是第一次经过专业设计的针对旧金山同性恋的随机调查，由一家名为“调查与决定”的著名营销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当地12%的男同性恋在8月去过私人性爱俱乐部。在同一时期，每10名男同性恋中有1人去过浴场。尽管警示艾滋病危险的宣传材料铺天盖地，但许多男同性恋仍在光顾这些场所，这一事实说明，如果对同性恋进行艾滋病教育，浴场就会没有生意，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希弗曼的压力不仅来自政治方面，还来自因当地艾滋病病例急剧增加而慌乱的医疗部门。一家医院的60名医生通过《旧金山纪事报》给范斯坦市长发了封公开信，要求关闭浴场并且“必须采取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的、积极的公共政策措施”。9月14日，希弗曼与范斯坦市长、医院管理者以及疾控中心的詹姆斯·科伦会面，私下宣布一旦私家侦探的报告完成，他将立即关闭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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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的第三周，美国的艾滋病超过了6 000例。疾控中心估计，第一批患者的治疗费用将在10亿美元左右。
亚特兰大汽车突然转向，唐纳德·弗朗西斯猛地醒过神来，他重新控制好沃尔沃车的方向盘，朝家里驶去。头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6点到家，8点半就上床睡觉了，这样他可以在早上5点前溜进克利夫顿路的疾控中心总部，在开会的电话铃响起前不受打扰地干几小时活。如果弗朗西斯要写论文，他就凌晨2点去上班；有时他会遇上詹姆斯·科伦，后者刚刚离开办公室下班。弗朗西斯是在印度抗击天花时养成了如此严格的作息。他认为，你对抗的是疾病，哪怕只松懈一天，疾病都有可能会赢。不过，在印度的时候弗朗西斯觉得自己胜算很大。
在疾控中心连续工作16小时后，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打瞌睡时已经对战胜艾滋病失去了信心。疫病暴发3年多了，疾控中心仍然没有足够的人手，弗朗西斯的申请依然被预算官员否决。与此同时，科学问题政治化的风气还笼罩着这个领域。罗伯特·加罗在艾滋病科学界的分量越来越重，加剧了研究人员与其宿敌巴斯德研究所之间的分歧。
在难得早回家的晚上，弗朗西斯茫然地发现自己的生活竟成了这样。4岁和6岁的儿子几乎不认识他，在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父亲都在和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进行着西西弗式的永无止境又徒劳无功的斗争。这两个孩子只知道，邻居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艾滋病科学家的孩子一起玩，生怕会传染。
弗朗西斯的妻子凯伦已经放弃了流行病情报学服务方面的工作，搬到了亚特兰大。她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流行病学家，是她发现了阿司匹林和瑞氏综合征之间的关系。现在她没了工作，没了熟悉的家，夫妻关系也名存实亡。
唐纳德·弗朗西斯和詹姆斯·科伦的冲突越来越多。弗朗西斯的思路是控制：找到未受感染者，给他们接种疫苗；科伦却是流行病学的想法：通过人口绘制出这种疾病的病程。他没有进行控制的经验，而且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喜欢掌控项目，但他知道即使他设计好了项目，资金也不会到位。其他艾滋病研究人员对弗朗西斯和科伦之间的冲突并不惊讶，他们惊讶的是这些问题过了这么久才暴露出来。科伦是实际负责人，牢牢控制着自己的部门，这使得他和弗朗西斯的关系有点尴尬。一方面，科伦尊重弗朗西斯的国际声誉；另一方面，他不打算放弃对艾滋病活动办公室的控制。而弗朗西斯正日渐失去他在疾控中心方针决策上的话语权。
9月21日，唐纳德·弗朗西斯会见了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道达尔，简要说明了他对缺乏应急疫苗开发项目及感染控制计划的失望。他想离开。道达尔提醒弗朗西斯不要草率行事，并建议他规划未来几年的职业方向。弗朗西斯同意了，尽管他当时对未来已有规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在亚特兰大工作。他以前从未败过，也不想留在疾控中心总部等待失败的到来。
9月23日，纽约，同性恋社区服务中心200名同性恋医生大口嚼着多尔玛德斯(1)，就着蔬菜蘸酱吃花椰菜。詹姆斯·科伦在摆弄幻灯机。科伦与新闻记者交谈时总是很谨慎，唯恐他对艾滋病未来的观察可能会被写成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但他对同性恋群体从不会这般刻意小心。相反，他感到自己的使命是不断强调正在蔓延的疫病的严重性。每一项新的流行病学研究都在揭示一个更令人沮丧的未来，于是科伦给纽约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大会带来了一大堆坏消息。
“在座各位的有生之年里，艾滋病肯定会是人类的主要死因，说不定整个21世纪都是。”科伦说，“尽管同性恋社区和科学部门有良好的意愿并付出了持续的努力，但我们不应指望科技能在未来几年帮我们摆脱艾滋病，尽管科技最终可能会有助于战胜疾病。”
科伦说，在纽约，一名15岁以上的未婚男子死于艾滋病的几率要比死于心脏病高得多，而心脏病一向是男性的最大杀手。在旧金山，一个单身男子死于艾滋病的几率是死于心脏病的几率的5倍，目前疾控中心显然大大低估了疫情的范围，他补充说。科伦引述的统计数据，是从旧金山肝炎队列研究以及近期对血友病患者和静脉注射吸毒者的研究中收集的。有20万到30万人感染了HTLV-Ⅲ/LAV，说不定还不止。据科伦估计，其中至少10%、甚至20%会发展成艾滋病。他还说，未来5年里全国将出现2.5万个艾滋病病例。
科伦指出，鉴于艾滋病感染的普遍性，减少性接触并不足以避免感染。如果感染艾滋病病毒者是一年前的3倍，那么一个男人就算把自己的性伴侣数量减少到一年前的三分之一也根本不能降低他患艾滋病的总风险。事实上，当患病率增加的速度超过性行为转变的速度，参与任何不安全性行为的典型男同性恋比过去更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科伦坦率地表达了这些艾滋病统计数据引发的政治忧虑。问题不在于会不会因此抵制同性恋，而在于什么时候抵制。可能很快。他说：“你们应该做好准备。”当然，会有人丧命。
“两年前，当我坐着厨房的椅子在客厅里和你们交谈，我觉得在场的那些人年龄和我相当。我们和那些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同龄人。那是两年前的事了。现在死于艾滋病的人平均年龄低于我们，是时候开始考虑如何拯救年轻一代的同性恋了，因为他们发生性行为的这个世界，艾滋病无处不在。”
《纽约人》随后对科伦的评估进行了严厉谴责，声称假如联邦政府警告同性恋，艾滋病将持续到下个世纪，那就说明政府无意寻找艾滋病的治疗方法。颇为讽刺的是，科伦的预测大大低估了艾滋病的蔓延程度。不是5年出现2.5万个艾滋病病例，而是2年。届时，受感染的美国人预计将增长5倍。
然而，即使是如此温和的预测，也让参加纽约医生促进人权协会大会的医生感到震惊，尤其是因为当时已是烂摊子的纽约艾滋病问题正变得不可收拾。
今年8月，罗杰·安劳医生辞去了“男女同性恋健康问题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尽管他拒绝就自己的遭遇接受采访，但对自己18个月来在科赫政府所做的艾滋病工作发表了评论：“很多时间我都是在光说不练。”
跨部门艾滋病工作组的会议变成了发牢骚大会，成员们对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来解决日益恶化的问题感到愤怒。在9月的会议上，工作组成员亚瑟·菲尔逊详细回顾了该组织成立两年来取得的成就。根据菲尔逊的统计，工作组已经讨论了艾滋病患者的住房问题16次，讨论这个城市缺乏积极监控14次，讨论家庭护理的必要性8次，市政府对这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卫生专员大卫·森瑟承认，工作组“提出问题的能力高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宣布他将组建另一个特别工作组，后者将落实行动而不是流于空谈。
如此糟糕的局面使拉里·克莱默再次尝试重返“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理事会。目前已有4个制作人有意购买《凡俗的心灵》，这出戏肯定会在1985年初启动，但他现在确定有时间参与艾滋病工作。9月中旬，克莱默对理事会说，官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应对艾滋病，这说明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但董事会否决了他的复职请求，克莱默非常伤心。保罗·波帕姆说：“除非我死了，不然他休想进理事会。”
10月1日，旧金山，肌肉系统比尔·克劳斯做完了诺德士健身中心力量训练的一组练习，靠在长凳上休息。低头喘气时，他发现自己右边大腿上有个紫色斑点。他告诉自己这是个血疱。那天晚上，比尔请了两个朋友来吃饭；他们嬉笑、喝酒、争论电影，但比尔没有提及他右腿上的斑点。两天后，他才去找马科斯·柯南特看病。
他先见到了柯南特的助手马克·伊莱曼。
伊莱曼说：“我不能肯定地告诉你这是不是卡波西肉瘤。”
他看得出比尔已经知道答案了，只不过是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过去几年，马科斯·柯南特和比尔·克劳斯在幕后从事艾滋病工作的过程中日渐亲近起来，因而当他走进检查室时，忽然全身一阵麻木。他摸了摸比尔的脖子，发现比尔的淋巴结几乎一夜之间肿大起来，这是艾滋病患者特有的表征。他立即意识到这5毫米的病灶不是血疱，不过在活检之前他无法给出明确的诊断意见。通常情况下，卡波西肉瘤活检需要10天时间，但柯南特向比尔保证马上就告诉他结果。
比尔开始穿衣服的时候，柯南特走进大厅，要伊莱曼在比尔·克劳斯的病历上写下卡波西肉瘤的诊断结果。
柯南特沉着脸说：“他得的就是这个。”
(1) 一道用葡萄叶包裹肉及米饭的希腊传统食物。——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