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加罗走进卫生部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的办公室时，既疲倦又紧张。他刚在一个人类逆转录病毒研讨会上发表了闭幕演讲，连夜搭乘飞机从意大利飞回，又直接从机场赶了过来。昨天他才得知自己要出席今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哈克勒将在会上宣布发现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让他震惊的是，前一天的《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疾控中心的詹姆斯·梅森医生在文中称，分离出艾滋病致病因子是巴斯德研究所的功劳。当加罗得知这篇文章的作者劳伦斯·奥特曼医生曾任职于疾控中心，认为透露这个消息是为了抹杀他在癌症研究所所做的工作，抢他的风头。而且加罗毫不怀疑，正在与巴斯德合作的唐纳德·弗朗西斯就是《纽约时报》文章的幕后黑手。
事实上，已经飞到华盛顿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詹姆斯·梅森也意识到，卫生部官员不能接受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言论。在新闻发布会开始前，当卫生部某人冒失地就泄密事件责备加罗、癌症研究所所长文森特·德维塔以及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詹姆斯·温加登时，罗伯特·加罗和哈克勒的一名高级助手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喊叫声平息后，科学家们向哈克勒做了简短介绍，然后走进了汉弗莱大厦的大礼堂。
加罗从没见过这么多记者、灯光和相机。他很快意识到，此次发布会将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新闻，法国科学家将对他无比愤怒。哈克勒以一份6页纸的声明开启了新闻发布会，声明中既有民族主义倾向，也有政治倾向。
“今天，美国医学和科学的光荣榜上又多了个奇迹。”她说，“今天的发现，表明科学再次战胜了一种可怕的疾病。那些贬低此项研究的人，那些批评我们做得不够的人，并不理解合理、脚踏实地、至关重要的医学研究是如何进行的。从1981年艾滋病被发现的第一天起，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科学家和医学盟友就一直在寻求解开艾滋病之谜。未尝有一天懈怠，公共卫生服务的资源得到了有效动员。”
当哈克勒宣布将在6个月内进行血液测试、两年内进行疫苗测试时，陪她站在讲台上的医生们明显脸色大变。没人敢相信她居然会这么说，也没人能确定她是根据什么定出了这样的时间节点，他们知道这么短的时间是绝无可能的。
由于疾控中心的促请，哈克勒在讲话中认可了巴斯德研究所的工作。不过，她也不遗余力地列举理由说明为什么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工作尤为“关键”。她指出，加罗以一己之力找到了大量复制这种病毒的方法，这是一项法国人望尘莫及的壮举。唯有这种能力才能使血液检测试剂盒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然而，不知何故，哈克勒竟自作主张地推断巴斯德的“一部分研究是与国家癌症研究所合作进行”的。她还补充说，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预计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和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将被证明是同一种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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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疾控中心的电视演播室与艾滋病活动办公室的其他成员一起观看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现场直播时，唐纳德·弗朗西斯心想，在经历了多年的挫折之后，宣布发现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是件值得高兴的事。然而，他也能预见到接下来的冲突，这让他心情沉重。法国人的努力没有得到承认，他们被骗了，美国政府以一种卑劣的手段拿别人一年前做的事来邀功。相比诚信，政府更关心的是大选之年的政治，这令弗朗西斯感到汗颜。此外，他还预感到，在未来的艾滋病研究中互相猜忌的情况不会变少，而是会越来越多。弗朗西斯知道，竞争通常会让科学变得更先进，让研究变得更有趣；不诚实的行为则会让这个领域变得污浊不堪，剥夺科学研究的乐趣，阻碍未来的合作。
部长宣布后不久，《纽约时报》发表了短篇社论，也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这是怎么回事？”文章诘问道，“即使发现了致病的病毒，至少也要两年以上才可能研制出疫苗，就算再好的血液检测也不可能在几个月内便就位，因此，你所听到的这些并不是为公共利益着想，而是为私人竞争——为争名夺利，包括争取新的研究经费……确实取得了某些进展。这种乱象表明，为了争功，科学家与赞助他们研究经费的官僚机构之间过早地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当然，谁也没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巴黎，巴斯德的科学家们震惊于他们的工作竟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威利·罗森鲍姆认为，哈克勒的所作所为更像是半吊子的政治演说。他模仿哈克勒的口吻一脸愁苦地说：“选我们吧，6个月就给你做抗体测试；选我们吧，两年内就给你接种疫苗。”
3天后，吕克·蒙塔尼耶在接受合众国际社采访时流露出自己的怀疑：“我不会说加罗拿了我们的病毒。他是独立工作的。”
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官员们没有半点迟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在发现艾滋病致病因子一事上居于中心位置。没有加罗的早期研究，法国人永远也找不到他们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正是由于加罗说起过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和艾滋病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才会引导法国人一开始就去寻找这种人类逆转录病毒。他们认为癌症研究所显然已对该病毒做了更广泛、更明确的研究，因而巴斯德研究所不配与癌症研究所享有同等的荣誉。除了完善大规模生产的手段外，加罗还培养了更多的分离菌株，并使血液检测变得更灵敏。他们觉得巴斯德和疾控中心之所以抱怨，就是出于酸葡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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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发现寻觅多时的艾滋病病毒是否及时，科研机构和里根政府的支持者指出，解开艾滋病谜团的速度比任何类似的疾病快得多。这个观点并无差错。但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安东尼·范·列文虎克(1)或路易·巴斯德的时代，艾滋病并没有出现。与其将艾滋病研究与早期的疾病研究相比较，不如查看艾滋病的实际研究进度。
事实证明，艾滋病病毒并不是一种特别难找到的病毒。法国人用了3个星期就发现了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并在4个月里发表了他们的第一篇论文。这篇早期文章对病毒的指认不够明确，但法国人的研究中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在1983年夏天，即研究开展了七八个月后，就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
癌症研究所找到病毒也没有花很长时间。加罗宣布掌握了48个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HTLV-Ⅲ）的那天，距离1983年4月11日癌症研究所的第一次年会正好1年零12天，在这次年会上，加罗曾发誓要“确定”艾滋病的病因。与此同时，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杰伊·列维医生花了大约8个月的时间收集了20个病毒分离菌株，他称之为艾滋病相关逆转录病毒（ARV），而且也认为该病毒与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是同一种东西。列维的研究因缺乏资源而受阻，直到去年秋天他要了很久的层流罩以及加州大学的研究经费到手后，他才开始认真投入研究。在召开HTLV-Ⅲ的新闻发布会之日，列维也即将宣布他的发现。
因此，到1984年4月，在巴斯德、癌症研究所、疾控中心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等地分离出的艾滋病病毒分离菌株，实际上都是在研究启动后大约一年内发现的。
由此可见，癌症研究所之所以晚了一步，并不是因为病毒难找，而在于他们连看也不愿意看。疾控中心的大多数研究人员私下里认为，如果国家癌症研究所1981年就开始认真进行实验室工作，那么这种病毒可能在1982年，在它广泛渗透进美国人的生活之前就被发现了。尽管所有分离出病毒菌株的科学家都应该得到掌声，但艾滋病的发现最终不是一场荣誉争夺战，而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真正的对手——时间——又一次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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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疾控中心1984年4月23日下午宣布，截至这一天，美国发现4 177个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病例。其中，1984年报告了1 101例。这种疾病已蔓延至45个州。每个工作日大约会报告20个新病例。到目前为止，全美共有1 807人死于艾滋病。纽约市报告了近1 657个病例。就在那一周，旧金山的艾滋病患者超过了500人。
5月4日，旧金山，加州大学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新闻发布会过后不久，马科斯·柯南特向一群有影响力的健康教育工作者、艾滋病专家和媒体人发出邀请，请他们参加一个研讨会，协商一个“关于艾滋病预防的媒体项目”如何开展。监事布利特将努力为该项目争取市政府的资助。
同性恋媒体仍恼怒于柯南特3月参与关闭浴场一事，对他进行了野蛮的人身攻击，不厌其烦地重提其反对浴场开放的所作所为。《湾区记者报》的头条新闻是“医学博士借‘矫正行为’欺骗同性恋”，并将这项活动描述为“奥威尔笔下的思想控制阴谋”。这一年是大选年，监事会成员对任何可能让同性恋选民不快的事都非常敏感，因而在这个项目上摇摆不定。
这个5月，预防计划并不是唯一困扰市长的争议。浴场问题被搁置了，旧金山的艾滋病预防活动也是如此。希弗曼后来表示，他对他的部门和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开展的艾滋病教育活动感到失望，尽管他从未公开表示过自己的保留意见。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照顾所有同性恋派系的想法；而且他也明白，如果有哪一派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他们就会采取行动破坏预防措施。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宁可让帐篷里的所有印第安人往外尿，也不能让他们站在外面往里尿。
就在这时，曾经严厉谴责柯南特关闭浴场的史蒂夫·德尔·雷出现在了柯南特的办公室。柯南特已听说了这名27岁的男子与洛克·哈德森的绯闻，但是史蒂夫并不是来聊八卦的。
他说：“我长了个紫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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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市的同性恋领导人此时已开始阻止公共卫生当局对他们的浴场采取行动。纽约州卫生专员大卫·阿克塞罗德的一名发言人说，对浴场采取行动是“荒唐可笑的”，并引述了“色中恶魔”之说，即如果没了浴场，同性恋就会去灌木丛鬼混。纽约州州长库莫和阿克塞罗德都将关闭浴场的事交给了艾滋病研究所的咨询委员会来讨论，后者由反对这一举措的同性恋领导人主导。当纽约市卫生局的罗杰·安劳医生宣称该市反对对浴场进行监管时，他面有得色地提到罗伯特·博兰由于支持关闭浴场，失去了在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职位。安劳写道：“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试图像小时候那样求助于权威人物，希望他们保护我们，接过我们肩上的责任，并告诉我们他们可以救我们。”
纽约官员跳起来捍卫公民自由的速度，相比他们花钱预防这种疾病的积极程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就连库莫州长也向同性恋领导人保证，他永远不会反对浴场存在，他反对的是动用州政府的钱来抗击艾滋病，这是他连续第二年反对此事了。库莫没有在州政府预算中留出任何钱用于抗击艾滋病，随后立法机构投票决定投入120万美元用于艾滋病研究，40多万美元用于教育。
在洛杉矶，针对浴场的公共卫生措施也以取消而告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员迈克尔·戈特利布越来越相信，同性恋群体应该对这些场所采取行动，但是同性恋领导人继续信心满满地谈论他们的策略，即“取消”最有风险的浴场娱乐室，如聚淫屋和“鸟洞”(2)。私下里，同性恋领导人有时会说，艾滋病流行时病毒已然四处蔓延，关闭浴场并不能有效减缓感染的速度。戈特利布认为这种异乎寻常的逻辑出自那些公开声称浴场与艾滋病蔓延无关的同性恋领导人之口。他还怀疑卫生官员在疫情尚可控制时就早早宣称疫情已经失控。
在“追踪性接触者”的问题上，戈特利布已经与公共卫生当局发生了冲突。戈特利布认为卫生官员应当追踪与艾滋病患者有过性接触的人，就像他们追踪与梅毒患者有过性接触的人一样。卫生官员则认为，跟梅毒患者不同，当局并没有灵丹妙药可以提供给接触过艾滋病患者的人。他们说，追踪与艾滋病患者有过性接触的人只会吓到大家。此外，还要考虑公民隐私权的问题。而人们在不知不觉把艾滋病传染给他人的事以及下一波受害者的公民权，竟不在考虑之列。
南加州也在用少得可怜的经费进行着微不足道的教育。主要艾滋病服务组织“洛杉矶艾滋病服务方案”仍在由私人资助。洛杉矶的艾滋病患者人数高居全国第三，却只有8名带薪工作人员在协调市里的各项服务。因为县监事会由保守的共和党人控制，所以别想从县政府得到资助。这样一来，洛杉矶的教育工作只能有赖于州政府提供经费。
在纽约州，州政府的资金申请也遭到了州长的反对。尽管加州州长、共和党人乔治·德克梅吉恩准备批准290万美元用于艾滋病研究，但他反对立法机构拨款100万元用于艾滋病教育。在立法听证会上，州卫生服务部门负责人彼得·兰克表示这笔钱没必要花，因为“去年我们在教育上投入了50万美元”。
对艾滋病项目进行立法的努力也遭到了州长的阻挠，他反对在艾滋病问题上做长期规划。上一年，州议会成立了一个由立法机构和州长任命的顾问委员会，准备艾滋病项目预算的提案。到1984年初，该委员会的所有立法委员均已到位，但德克梅吉恩州长拒绝提名其中任何一人。尽管德克梅吉恩的政府在谈到艾滋病时，称其为该州的“头号卫生大事”，但萨克拉门托的民主党人认为州长的策略与华盛顿那个保守的总统的并无二致。对艾滋病项目进行长期规划需要长期的资源投入，而这正是德克梅吉和里根政府唯恐避之不及的。
华盛顿，汉弗莱大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5月下旬，卫生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渐渐注意到这个事实。宣布发现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后，布兰特迅速确定了接下来要开展的四个方面的研究。当务之急是血液检测的进一步完善。联邦研究人员还必须开始寻找艾滋病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方法，同时确定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是艾滋病的病因。如今，布兰特已经知道疾控中心主任手下的审查委员会对于该机构的研究需求所得出的结论。他也认为，既然现在艾滋病病毒已经找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应该得到足够的资金去探索对抗艾滋病的各种途径，于是为其申请了5 500万美元，其中有2 000万美元应立即拨付，用于本财年最后4个月的艾滋病研究。布兰特把他的要求写进了5月25日交给哈克勒部长的一份备忘录中。
“这些激动人心的发现使我们离艾滋病的检测、预防和治疗更近了。”布兰特写道，“还有很多事要做……为了抓住最近取得的突破所带来的机遇，我们希望在本财年最后几个月里以及1985年财年获得额外的资金。虽然我意识到总的政策并不支持在此时要求追加经费、修改申请，但我相信，鉴于艾滋病的特殊情况，我们在此时提出请求是正当合理的。”
布兰特附了21页的说明，详细列出了这些经费的具体用处，由此再一次开始了漫长的、没完没了的等待。
他后来发现，艾滋病或许是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首要任务，但肯定不是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首要任务。
其他争议也在分散着布兰特的精力。5月初，他同意出席全国同性恋工作组的筹款机构——“人类尊严基金会”的年度颁奖晚宴，并向圣地亚哥的“血亲姊妹项目”颁奖。该组织已经招募了数百名女同性恋献血，因为女同性恋中很少有人罹患这种疾病，所以此举几乎前所未有。这些血液稍后可以用来帮助圣地亚哥县的艾滋病患者。里根总统呼吁要有更多的志愿服务，布兰特认为这样的社区项目是一个可贵的典范。然而，一些保守的“支持传统家庭观”的团体听说布兰特要出席晚宴，纷纷发电报给白宫，说如果布兰特出席的话就必须解雇他。
“美国生活运动”的盖瑞·科伦说：“布兰特医生将艾滋病列为美国卫生部的头号要事，他要出席晚宴的事让我们感到无比愤怒和震惊。此举使得绝大多数美国人深恶痛绝的生活方式被无耻地合法化了。”其他宗教激进主义团体很快加入了反对声中。长期以来，这些组织一直对哈克勒部长怀有疑虑，他们认为她行事过于自由化。当布兰特遇见哈克勒，并谈及这场纷争时，她很担心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
哈克勒说：“这事会炸开锅，搞得一团糟。”
布兰特说：“我已经感觉到了。”
那天下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宣布，颁奖会当晚布兰特要参加一个会议。尽管“深表遗憾”，但他终究无法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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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4年5月31日，死于艾滋病的美国人超过了2 000人。但是，这死去的2 000人以及已经确诊、正在等死的2 615人，并未能促使社会各界动用各种资源来应对这一流行病。即使卫生部助理部长再三请求，情况也没有多少改观。直到1984年6月5日，一名男子去医生办公室了解自己的组织活检结果时，这种局面才真正开始扭转。这名58岁男子的脖子上长了个恼人的紫斑，医生一见就警惕起来。然而，直到活检结果证实了医生的怀疑之后，他才告诉洛克·哈德森，他患的是卡波西肉瘤。
(1) 荷兰商人，科学家，被誉为“光学显微镜与微生物学之父”。——译注
(2) 即glory hole，一种多出现在男厕的洞，为有特殊性爱好的男性所喜。——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