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时分，当马科斯·柯南特在家接到疲惫不堪的默文·希弗曼打来的电话，立即预感到关闭浴场的计划将成为泡影。希弗曼刚参加完反对关闭浴场者组织的社区会议。他因为决定关闭这些场所而受了几个小时的谴责。早些时候，柯南特曾表示他也会去参加，但在晚餐时改变了主意。很明显，这是个反对者的集会，会上说来说去还是那些导致一年多来无法采取行动的陈词滥调。
希弗曼说：“你太让我失望了。开会的时候你在哪？”
柯南特说：“默文，有些会最好别去。”
他惊讶于希弗曼竟然到现在才发现，社区里一直有反对关闭浴场的声音。难道希弗曼是想等到每个同性恋社区领袖都支持他吗？
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两名领导人之前在比尔·克劳斯那封支持关闭浴场的信上签过名，他们告诉卫生局局长自己要撤回签名。在会议的某一时刻，一位同性恋领导人想要发言，希弗曼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支持。两周前，这位领导人去看望一位朋友，此人得了艾滋病已在弥留之际，随后他去了希弗曼的办公室，请求他关闭浴场。然而今晚，这位领导人对关闭浴场的计划进行了谴责。这正是希弗曼想要避免的情况——同性恋与卫生部门之间陷入了对抗局面。他希望大家达成一致共同对抗这种该死的疾病，而不是势不两立，争斗不休。
与此同时，数十名已经签名支持关闭浴场的同性恋社区领导人打电话给迪克·帕比齐，乞求将他们的名字从名单上删除。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浴场产生了新的感情。他们听说希弗曼在傍晚的社区会议上犹豫不决。他们认为自己押上了个人名声来支持希弗曼想做的决定，结果却搞得像打手一样。他们完全能想象得出要求同性恋社区最大的广告商关门，同性恋媒体会怎么对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考虑到自己的政治生涯，没有人想像比尔·克劳斯那样被人贴上“性爱法西斯”的标签。
最后一个给迪克·帕比齐打电话的是克里夫·琼斯。看到社区中出现的种种丑态，克里夫想坐下来喝一杯。一段时间以来，他感觉一直不太好。他的腿上出现了葡萄球菌感染和奇形怪状的皮疹。他总觉得很累，每天下午都溜出办公室回家打个盹。他的淋巴结肿了好几个月，他再也受不了所有的尖叫和仇恨；他想从争议中抽身。克里夫在电话里告诉帕比齐，他的老板、众议员阿特·艾格诺斯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中删掉。
迪克·帕比齐和比尔·克劳斯都感到难以置信。比尔发誓绝不会原谅克里夫竟然在这个最关键时刻抛弃了他。但克里夫无法集中精神应对。两年来，同性恋社区内部因艾滋病问题自相残杀，已然令他精疲力竭。给帕比齐打完电话后，克里夫瘫倒在床上，只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
* * *
第二天早上，在希弗曼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重磅决定之前，希弗曼、马科斯·柯南特和市检察官乔治·阿克诺斯特在市长范斯坦的办公室碰头。市检察官确认卫生局局长有权关闭浴场后，希弗曼看向了市长。
他说：“我打算说我不准备发表意见。”
范斯坦看起来像是差点要从椅子上摔下来。
他说：“我们没有令人信服的医学证据。”
她说：“你当然有。”
“你是在命令我关闭浴场吗？”希弗曼问。希弗曼觉得市长希望关闭浴场是因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缘故。而他只会出于保护公众健康的考虑关闭浴场，绝不会将此作为城市净化运动的一部分。后者，希弗曼认为是对其公共卫生权力的滥用。
范斯坦没有回应希弗曼的诘问。她知道，如果消息传出去说是她命令希弗曼关闭浴场的，那么关闭浴场就不再是一个基于公共卫生考虑的决定，而是一项政治决定。
而且她也知道，根据市政宪章，她不能命令希弗曼做任何事。他只对市执政官负责。
在警察局局长帮希弗曼穿防弹背心时，范斯坦把马科斯·柯南特带进了她大办公室旁边的小客厅。柯南特认出这是乔治·莫斯克尼市长被暗杀的地方，顿感一阵寒意。
范斯坦对柯南特说：“请看紧默文，我很担心他。”
柯南特也很担心。他认为，对其他城市的浴场生意介入很深的黑手党是卫生局局长短时间内改变想法的原因。
希弗曼满腹疑虑，在前一晚与同性恋社区的激烈交锋中，这些疑虑再次占据他的心头。如果浴场的事成为中心议题，远比这重要的艾滋病传播问题却没人理会，算不算是在履行公共卫生事业的职责呢？此外，由于他不能明确指出是哪种病毒导致了艾滋病，那么关闭浴场的决定在法庭上还能站得住脚吗？希弗曼希望有更多时间来思考这些事情，不想贸然行事。
希弗曼和柯南特离开市政厅去参加先于新闻发布会召开的同性恋社区领导人会议。在路上，一个旧金山特有的早晨正展现在柯南特的眼前。抗议者聚集在卫生局大楼的台阶上，他们脱光了衣服，用浴巾裹着身体，手里举着标语牌：“今天关闭浴场，明天就轮到卧室了”“走出浴场，走进灌木丛”“出浴场，入火坑”。
许多电视台工作人员、记者和通讯社记者聚集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美国的每家新闻机构——包括三大电视网和各主流日报——都派出记者来报道第一次针对艾滋病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公共卫生行动。当然，这次行动的发生地点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号称“美国艾滋病之都”的旧金山。
会议即将开始时，马科斯·柯南特把比尔·克劳斯拉到一边，告诉他希弗曼在关闭浴场的问题上打了退堂鼓。
克劳斯说：“他就是没有勇气。”
当希弗曼说浴场的事他必须迟些再做决定，他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时，克劳斯的脸都气红了。
“那要到什么时候？”克劳斯大喊，“这种废话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年了。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行动？”
向来寡言少语的迪克·帕比齐惊呆了。
“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帕比齐冲着希弗曼喊道，“你是在玩忽职守。你让所有支持你的人丢脸。这会给你招来一场政治灾难。”
迪克·帕比齐和反对关闭浴场的同性恋医生大卫·凯斯勒在此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顿时乱作一团，希弗曼在一片闹哄哄中提高了嗓门。
他说：“我们来表决吧。同意关闭浴场的请举手。”
克劳斯震惊了，他没想到希弗曼竟然用举手表决来对待如此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表决结果是支持者和反对者打成了平手。希弗曼说，他会告诉记者他要推迟做出决定。
当希弗曼由便衣警察护送到新闻发布会时，已经迟到近一个小时，卫生局的礼堂里挤满了记者、摄像机和身披浴巾的示威者。
“此时此刻，我不打算谈浴场是该关闭还是开放的问题。”希弗曼说。他表示要推迟宣布他的决定，直到他研究了“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有些与医学有关，有些与医学完全无关。”
“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我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某些方面，”他说，“我很抱歉我们行事过于仓促。有一点我希望大家清楚——继续开放浴场是我自己的决定，没有迫于任何集团的任何压力。”
希弗曼说，他将在一周内宣布他的决定。
* * *
也许第二天晚上发生的事最能说明同性恋社区的情绪：浴场的支持者宣布在卡斯特罗街举行抗议活动，以证明对性爱俱乐部的支持。只有22人到场，还不如来的记者多。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同性恋社区的政治势头从浴场问题转向了别处。
反对关闭浴场的“石墙同性恋民主俱乐部”主席杰瑞·帕克说：“在我看来，这显然不是一个医学上的决定；明摆着是一个政治决定。是什么让一个医疗政策几分钟内就被推翻了呢？”
全国发行的同性恋报纸《倡导者》在社论中对其他城市的同性恋领导人的情绪进行了总结，说那些想要关闭浴场的人“就像四眼天鸡(1)”一样。当然，该报也承认，“在同性恋群体因遭受相当大的苦难而赢得非同性恋的巨大同情之时，同性恋领导人不太愿意捍卫同性恋性交的权利”。
作家内森·法恩曾在纽约强烈谴责过拉里·克莱默，他在《倡导者》上撰文称：“没有证据表明，在疾控中心统计的3 775个艾滋病病例中有哪一个是通过性行为感染的。”他写道，同性恋支持关闭旧金山的浴场，这表明同性恋领导人已经准备“让自己人成为罪犯”。
北加州公共浴场主协会宣布，他们正在号召全国各地的性爱俱乐部筹款10万美元，准备拿起法律武器对付希弗曼之后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
与此同时，市检察官放弃了一开始全力支持关闭浴场的立场，并忠告希弗曼：如果仅仅禁止那些能被证明传播艾滋病的性行为，他可以更理直气壮。
随着形势日趋复杂，范斯坦市长第一次就浴场问题发表了公开讲话。但直到讲完，她也没对这个问题明确表态。只有当《旧金山纪事报》的政治编辑尾随她去纽约进行正式访问，把她堵在豪车里使她没法回避时，她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如果这是一个事关异性恋的问题，浴场早就被关闭了。”她说，“这个问题的最根本之处是死亡。艾滋病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你会死在这上面。因此，如果你不想死，就要表达你的观点。要果断，不能犹犹豫豫。”
4月3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疾控中心主任詹姆斯·梅森医生去年12月任命的艾滋病审查小组提交了一份关于艾滋病研究资源是否充足的报告。审查小组发现，资源的转移影响了疾控中心的其他活动。疾控中心的艾滋病工作人员中约有70%是被从其他项目上转过来的，不在联邦政府的艾滋病研究经费的资助范围。
报告指出，“由于艾滋病研究所需的资源消耗殆尽，导致很多机会丧失，总体而言损害了疾控中心的工作”。而且称疾控中心的艾滋病实验室“条件过差”，建议“立即就加快建设更为完备的设施的可能性进行深入探讨”。审查小组建议梅森为疾控中心寻求2 000万至2 500万美元的艾滋病经费。
4月4日，巴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罗伯特·加罗、疾控中心的唐纳德·弗朗西斯以及巴斯德研究所的让－克洛德·彻尔曼之间的谈判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只有互不信任的政党之间进行武器谈判时才有的气氛。
加罗断然拒绝在弗朗西斯面前讨论他即将发表的关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论文的详情，因此，现场像是在玩“抢椅子游戏”(2)，弗朗西斯不得不经常离开房间，让加罗和彻尔曼私下商议。美国政府下属的一个机构竟如此轻视另一个机构，这让巴斯德的科学家惊讶不已。
唐纳德·弗朗西斯把电子显微照片带到了欧洲，从而使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和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是否属于不同病毒的争议得以解决。它们都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人类逆转录病毒；它们是同一种病毒。另外，卡利医生还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及2型进行了比较，发现艾滋病病毒与之前发现的两种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逆转录病毒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它们之间没有关联。
弗朗西斯认为，这一初步证据表明应由法国人来命名该病毒。然而，谈判进行到尾声，分类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3位研究人员最终一致同意，由疾控中心、癌症研究所和巴斯德联合发表声明，而且三方将分享即将发表的关于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和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论文的预印本(3)，并对这一突破的首次公开宣布进行精心安排。
那天晚上，他们去了拉丁区的情色场所“天堂拉丁”，看裸胸女坐在秋千上从天花板上荡下来。加罗的调皮非常吸引人，彻尔曼犹如电影明星般英俊，在这种非正式场合他俩如鱼得水。当彻尔曼和加罗并肩站在小便池边时，加罗提了个建议。
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做——就巴斯德研究所和癌症研究所。我们不需要疾控中心。”
彻尔曼没有同意。
第二天早上，加罗在和唐纳德·弗朗西斯一起享用羊角面包和茶时透露，联合声明可能会使他获得大部分的荣誉，因为他有很多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分离菌株。然后，加罗把头天晚上给彻尔曼的建议换了种说法。
他建议道：“我们不需要巴斯德研究所，疾控中心和癌症研究所可以一起来宣布。”
* * *
4月的第一周，美国的艾滋病病例超过了4 000例。4月4日，新普利茅斯市报告了新西兰首例艾滋病死亡病例。几周前，英国卫生当局报告了苏格兰首例艾滋病死亡病例。至此，这种流行病已蔓延至全球33个国家。
4月4日，旧金山就在唐纳德·弗朗西斯登上飞机返回亚特兰大时，新一期《湾区记者报》正被送往卡斯特罗街各同性恋酒吧，上面刊载了保罗·洛赫的一篇名为《扼杀这场运动》的社论。
“旧金山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差不多在上周五上午11点寿终正寝。不，这么说还不准确。此地以及其他各地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差不多在上周五早上死于16名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之手。这群人的数量随时间而变，因为他们希望这事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有人上，有人下。他们在一项请求上签名，或者说同意自己的名字让他人用，从而为消灭同性恋生活开了绿灯。”
洛赫写道，这些“合作者”就是支持关闭浴场的人。
“这16人将扼杀这场运动，从容地将其交给那些自古以来就击败我们的势力……要是同性恋群体没有将这些名字蚀刻于愤怒与遗憾之中，应该好好记住他们。”
“叛徒名单”很快就曝光了。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本地一群同性恋政治老手的光荣榜。排名第一的是监事哈里·布利特；排名第三的是同性恋运动战略家迪克·帕比齐，5年前就是他发现了哈维·米尔克的尸体；排名第六的是马科斯·柯南特医生，是他最先设计出了旧金山的艾滋病患者协调护理模式。科幻小说作家弗兰克·罗宾逊排名第九，他曾为哈维·米尔克撰写过竞选讲稿，完美地表达了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理想。罗宾逊上了叛徒名单，是因为有人听到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支持关闭浴场。米尔克俱乐部的副主席罗恩·胡伯曼是排名十一的叛徒；比尔·克劳斯紧随其后；拉里·利特尔约翰创立了一个先锋队，使后来所有的同性恋政治活动成为可能，而他被列为“杰出的叛徒”。
克里夫·琼斯听说自己也被列入这一名单，就跑去找那家报纸，请求隐去他的名字。结果，在其他人被列为同性恋运动的凶手时，他只是“态度不明者”。
这些批评令比尔·克劳斯深感沮丧。过去10年里，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投入了促进同性恋权利的事业中。如今，他却因为努力确保同性恋的性命无虞而被指责为“叛徒”。他觉得同性恋麦卡锡主义(4)已悄然在同性恋社区落脚，其逻辑是：你可能既是同性恋，又是恐同者，就像麦卡锡谴责美国公民是“非美国人”一样。麦卡锡认为他可以禁止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湾区记者报》以及与其沆瀣一气的同性恋社区领导人现在觉得，他们有权命令所有的同性恋完全像他们一样思考，不然就要被贴上“叛徒”标签，排除在同性恋之外。有了这样的逻辑，浴场老板倒成了英雄——他们曾向艾滋病诊所的医生保证，浴场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跟你们一样，都在赚那些不要命的人的钱”。
比这些指控更令比尔·克劳斯心烦意乱的是，同性恋群体中没有人谴责这种文字上的恐怖主义。没有一个同性恋政客、作家或思想家站出来，哪怕简单说一句“这简直疯了”。理智的人缄默不言，疯子顺势乱中取胜。比尔感到自己被抛弃和孤立了。当然，在公开场合，比尔依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并假装有幸跟这些受人尊敬的人的名字列在一起。私下里，他向他的朋友凯瑟琳·丘西克抱怨道：“那些混蛋。如果我得病了，这些人就是罪魁祸首。”
* * *
4月9日上午，希弗曼医生宣布了一项决定，导致浴场问题更加复杂化。在22位同性恋医生和同性恋社区领袖的陪同下，这位旧金山卫生局局长宣布，他不会关闭浴场，而是建议采取措施禁止高风险性行为。
他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在大量社区成员的支持下采取措施，让浴场、书店和性爱俱乐部不再出现个人之间的性接触或多重性行为。我们希望这些地方能继续经营，用于社交聚会、锻炼身体以及开展其他活动，只是不再提供过去那些服务。我们要做的就是避免个人之间发生性关系。”
希弗曼此举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满意。浴场的支持者们很生气，因为所有措施都是在阻止浴场的性爱活动，所以希弗曼被同性恋群体谴责为恐同者。希望关闭这些场所的人也对浴场还将继续开放的事实感到不满，而且政治上的推三阻四显然在接下来日子里还会有。据说范斯坦市长听到他的决定，脸都青了。然而，这一决定宣布后，此事的政治热度消失了，因为拉里·利特尔约翰表示他不会继续谋求投票，因为投票希望达到的效果实际上和希弗曼宣布的限制措施是一回事。
全国的同性恋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都变得偏激起来。希弗曼宣布限制措施的当天下午，《纽约人》的发行人查尔斯·奥特莱布给詹姆斯·科伦的秘书留了张条子，问他：“既然你已经成功地关闭了浴场，那转移同性恋的箱车准备好了吗？”
《纽约人》下一期的封面报道名为《我把浴巾留在了旧金山》，其中暗含了奥特莱布在采访疾控中心主任詹姆斯·梅森时发现的一件事——政府官员首次明确表示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梅森说，这种病毒被称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是法国人发现的。
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就在希弗曼医生宣布禁止浴场性行为的同一天，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名医生前往国家卫生研究院31号楼，取了一个精心包好的装在双层密封塑料袋里的瓶子，然后开车把瓶子送到了马里兰州郊区弗雷德里克癌症研究中心的“P3级实验室”(5)。这个瓶子装有1亿个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颗粒，而这家中心曾是美国生物战研究机构，现在开始准备生产每月所需的750加仑病毒，用于对输血所用的每一单位血液进行检测。尽管美国公共卫生局下属的食药局继续坚持认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危害非常小，无需采取监管措施；但同为该局下属机构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已将血液检测作为应对艾滋病的首要任务。
支持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为艾滋病病因的证据越来越多。1981年以来，国家癌症研究所环境流行病学分部的鲍勃·比格和詹姆斯·古德特一直在收集华盛顿和纽约地区的男同性恋血液，作为对这一高危人群的艾滋病前瞻性研究的一部分。随后几年，艾滋病传染因子的理论层出不穷，他们对血液进行了病原体宿主检测，包括非洲猪瘟病毒、细小病毒甚至干扰素水平。到了4月，当比格可以用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检测时，剩余的血液仅够对每项研究进行最后一次血液检测。幸运的是，检测显示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并不是一条无效线索。
在旧金山，一名艾滋病研究人员对电台记者随口说出的话，无意中加快了宣布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时间表。跟每一位艾滋病研究者一样，艾滋病诊所的助理主任唐纳德·艾布拉姆斯医生也获悉了这一突破。4月15日，周日下午，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台采访时提到发现了“艾滋病致病因子”。
记者问：“这是给我们的独家新闻吗？”
艾布拉姆斯立即意识到刚才的话不该说。宣布他人的科学发现在科学界是不合规矩的。然而，这位穿着史努比汗衫的记者似乎没有紧抓不放。艾布拉姆斯心想，她可能没明白他那句话的重要性。
她向他保证，节目“下周前后”才会播出，而且“只在本地播出”。
她若无其事地问：“什么是致病因子？是一种病毒吗？”
艾布拉姆斯说：“致病因子就是任何能引起疾病的东西。不过事实上它就是一种病毒。”
采访结束后，艾布拉姆斯并没有多想，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接到了表哥从新泽西州打来的电话。
他说：“恭喜啊。今天早上大家都听到你在收音机里宣布发现了艾滋病病毒。”
接着，报纸和电视台纷纷打来电话，艾布拉姆斯拒绝发表评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更是软硬兼施，让他要么收回自己的话，要么披露研究人员的名字。
那天下午，唐纳德·弗朗西斯接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巴黎办公室的电话。
“这是怎么回事？”一名记者问，“加罗说是他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
《旧金山纪事报》计划于次日上午发表关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独家报道，另一些报纸也要求就“新病毒”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
在英国，相关新闻也即将见报，因为几周前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服了罗伯特·加罗的秘书，拿到了加罗将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论文的副本，并保证在7月前不会公开其中信息。随后，他将这些报告给了《新科学家》，后者很快就开始筹划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报道。当该杂志联系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员让－克洛德·彻尔曼，请他发表评论时，后者在盛怒中把电话打到了唐纳德·弗朗西斯那里。
“如果加罗违反我们的协议，我会杀了他。”彻尔曼说。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安排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来宣布这一消息，但卫生部部长哈克勒在西海岸，无法出席。于是，新闻发布会推迟到了4月23日，星期一。
就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前几天，疾控中心的公共事务负责人唐·贝雷思拿到了癌症研究所新闻稿的草稿，发现其中并没有提到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或巴斯德研究所。尽管卫生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现在已经拿到了即将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预印本，但他和癌症研究所都没有拿出来与疾控中心分享。詹姆斯·梅森、詹姆斯·科伦、唐纳德·弗朗西斯与布兰特开了一次电话会议，恳请他推迟宣布这一消息，先与法国科学家谈谈。弗朗西斯解释说，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和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是同一种病毒，不能算是美国人发现的。
巧的是，《纽约时报》的科学作家劳伦斯·奥特曼一周前来过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梅森告诉奥特曼，巴斯德研究所对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所做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看起来“他们已经找到了艾滋病病毒”。4月20日，星期五傍晚，奥特曼打电话给梅森。他听说围绕即将宣布的有关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产生了各种骚动，希望在星期日版的《纽约时报》上刊登梅森对此事的评论。梅森知道，这会让他看起来像在跟要发表声明的哈克勒部长抢风头，便要求奥特曼不要发表这个报道。
梅森说：“任何话，只要你说是我说的，都会给我找麻烦。”
4月20日，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到那个周五下午，塞尔玛·德里兹医生已然听说即将举行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新闻发布会。德里兹认为，这个消息意味着像她这样投身于这场流行病的人的工作自然而然地结束了。看起来这将是她工作的最后一天。随着病因的发现、传播途径的建立，下一阶段的艾滋病研究重点将转移到实验室，在那里科学家们将研发出疫苗和治疗方法。塞尔玛·德里兹的心得都写在她的笔记本里，自从她第一次听说肯·霍恩生了不明原因的卡波西肉瘤以后，就开始严谨地记录与艾滋病有关的一切。退休让德里兹觉得心平气和，认为自己已经做了该为这个世界做的，而且做得很好。
在德里兹的退休晚宴上，有人回忆起她1980年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发表的关于男同性恋性病的演讲。在演讲中，德里兹警告说它“传播得太厉害”，如果有新的传染因子侵入这个群体，他们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位同事指出，她的话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先见之明。塞尔玛·德里兹却想不起来了。
(1) 即Chicken Little，它是美国同名漫画书中的主角。书中它一再警告大家天要塌了，但没人听它的。就它在沮丧不已的时候，天真的在大家面前塌下来了！最后，它成功地拯救世界，成了英雄。——译注
(2) 一种游戏，椅子比人少，音乐停止时，谁没抢到椅子坐下，谁就被淘汰。——译注
(3) 指论文在出版物上正式发表前，出于同行交流的目的，自愿先在学术会议上发布或通过互联网发布。——译注
(4) “麦卡锡主义”简而言之就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人不忠、颠覆、叛国等罪，也指“使用不公正的评判、调查方式，特别是对持异议者和批评者进行打击”。——译注
(5) 即P3 containment facility，一种高级别的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