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刚过，装着两盎司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小瓶抵达了亚特兰大机场。鉴于上一批在巴黎用干冰包好并邮寄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在到达亚特兰大时已经死亡，疾控中心分子病毒学实验室的赛·卡布拉迪拉医生此次特别谨慎，他亲自去纽约检疫部门办理了病毒通关手续，并亲自等待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来的航班。病毒一带回疾控中心实验室，卡布拉迪拉就开始测试，以确保病毒都是活的。到第二天早上，他已经分离出了病毒，并开始让病毒在新生儿脐带中提取的淋巴细胞中生长。有了这种病毒，疾控中心就可以进行自己的抗体检测，这将使研究人员能够追踪他们从事艾滋病工作两年半以来收集的血液和组织样本里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
到本周末，克里夫顿路的这片砖砌建筑里洋溢着激动人心的气氛。病毒正在迅速成长。很快，实验室工作人员将测试储存的样本。这些血样一个接一个地显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抗体确实存在。所有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抗体筛查结果均为阳性，其中包括男同性恋、海地人、吸毒者、血友病患者、吸毒成瘾者的女性性伴侣及他们的孩子。对洛杉矶和旧金山空运过来的艾滋病患者的新鲜血液样本进行检测，结果也一样。这些人全都感染了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法国人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
3月，华盛顿“我们都知道，我们确实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罗伯特·加罗说。
詹姆斯·科伦已从亚特兰大飞到华盛顿，他带着200份用代码标示的、来自艾滋病患者及对照组的血液样本，这些血样1月时疾控中心已给加罗寄过。科伦和加罗坐在一家法国餐厅里，科伦将各种血样的代码编号与加罗进行的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抗体筛查结果进行了比对。加罗的实验结果准确无误；科伦确定加罗已经分离出了科学家长期寻找的艾滋病病毒。科伦还认为这种逆转录病毒和一年前法国人分离出的病毒是一样的。两组研究人员分别发现了相同的病毒，这让科伦松了口气，他相信这两项研究结果会让科学界更快地接受这一发现。科伦问加罗，国家癌症研究所何时会公布结论，加罗对此闪烁其词。
加罗不愿提供太多信息，不仅因为疾控中心和癌症研究所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因为如何宣布发现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这个问题已经与选举年的政治活动纠缠在了一起，而这不是加罗所能掌控的。国家癌症研究所主任文森特·德维塔医生一度想公开这些信息，但卫生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在2月获悉这一发现后阻止了他。这一突破不应归功于国家癌症研究所或国家卫生研究院，而应归功于里根政府。他们将利用这个来反击自由派，这些人总是批评政府在艾滋病研究方面拖拖拉拉。随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联邦政府艾滋病研究经费的批评越来越多，当局迫切希望在11月总统大选的时候清除艾滋病这个潜在的问题。布兰特下令，任何进展都将由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在她认为最合适的时机宣布。
这一时刻越来越近。加罗已经向《科学》杂志提交了6篇论文，全部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作为导致艾滋病的原因。此外，研究人员已在48名患者身上分离出了病毒，数量远超过法国人分离出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加罗与科伦会面时，哈克勒也已经简单了解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情况。现在，该由她来宣布这一发现了。
罗伯特·加罗有自己的政治考虑。和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许多研究人员一样，他担心，艾滋病感染源的具体证据会让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获得研究艾滋病的主导权，而使癌症研究所失去艾滋病研究的核心地位。此外，加罗始终纠结于艾滋病病毒的发现是否会归功于巴斯德研究所。他不相信科伦，他意识到自从让－克洛德·彻尔曼2月在疾控中心发表演讲后，疾控中心已开始与法国人合作。因此，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加罗尽量不让疾控中心知道癌症研究所的研究进展。当他与科伦讨论病毒时，他也没有提到那6篇论文或48个分离菌。
旧金山俱乐部浴场拉里·利特尔约翰在腰间围了条毛巾，开始对本市最大的同性恋浴场进行非正式检查。虽然他也曾每周去浴场里寻欢作乐一次，但已经有一年没再踏足了。这座巨大的性爱宫殿让利特尔约翰意识到自从他1962年搬到旧金山后，这个城市的性产业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他在旧金山的第一个家是内河码头的基督教青年会，那里可谓现代浴场的前身。利特尔约翰参与组织了这座城市首个开创性的同性恋团体——“个人权利协会”；1964年，他开办了市里第一家私人性爱俱乐部。作为让整整一代旧金山同性恋享受了性狂欢乐趣的商人之一，他也因此赢得了声誉。
之后几年，拉里·利特尔约翰担任了两届“个人权利协会”主席，并被公认为该市第一批同性恋活动家之一。他去过旧金山的每家性爱俱乐部和浴场，对皮革俱乐部之类的场所更为偏爱。在读到拉里·克莱默的《1112，还没完……》一文前，他以为艾滋病问题离他很远。在粗略地了解相关信息后，他开始相信艾滋病是一种性传播疾病，进而得出结论：浴场再不能按原来的方式经营了，否则会害死成千上万的旧金山同性恋。
1983年一年，拉里·利特尔约翰给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局长默文·希弗曼、旧金山监事会以及各艾滋病组织写了很多信表明观点，即在他看来叫停公共浴场里的性行为是合理的。他想当然地认为必然会有人采取行动。毕竟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如果城市卫生部门会因蟑螂出没而吊销餐馆的营业执照，那么浴场的问题更致命，他们肯定会吊销浴场执照。然而，在1984年的头几个月，显然并没有任何人采取任何行动。直到最近，希弗曼才给利特尔约翰写信，说浴场是艾滋病教育的绝佳场所。于是，利特尔约翰在3月初来到这座城市最大的浴场，想看看顾客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
利特尔约翰认为，希弗曼显然不想承担保护公众健康的责任。而同性恋政客们依然在讨论关闭浴场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在察看完浴场之后的第二天，利特尔约翰打电话给一个在旧金山地方投票中起一定作用的朋友。利特尔约翰知道市长黛安·范斯坦一年前得到了什么教训。在旧金山，你可以就这个城市的任何问题进行投票表决。利特尔约翰在自己离“俱乐部浴场”只有一个街区的公寓里起草了一份倡议，要求禁止市里的浴场进行性活动。他知道这样的倡议会迫使旧金山的每位政客表明立场，而且能让希弗曼向选民解释为什么浴场是艾滋病教育的好地方——假如能解释的话。已经争论得够久了，利特尔约翰觉得现在是时候发问了。
* * *
同一周，旧金山的欧文纪念血库正在调查另一个问题。无意中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玛丽·理查兹·约翰斯通，贝尔维蒂富人区的一位家庭主妇。
1982年12月，玛丽·约翰斯通做了心脏手术，接受了来自欧文血库的20个单位的输血。手术8天后，她感染了一种神秘的肺部病毒。在好不容易熬过这场磨难后，她持续发烧几个月，还备受口腔念珠菌等怪病的折磨。医生们也搞不清她出了什么问题。
直到1984年2月，在翻阅自己的医疗档案时，玛丽·约翰斯通才看到1983年10月19日一名医生写给加州大学医学中心另一名医生的信，她正是在那里做的手术。信中说：“我们发现给她输的血有一部分来自一个艾滋病患者。”但是，医生对玛丽·约翰斯通隐瞒了这一点，如果她没有凑巧看见这封信的话，也没有迹象表明她会被告知。后来，这位55岁的家庭主妇在医生确诊她患了这种综合征时依然很幽默，她说：“我居然得了艾滋病，我都没找过什么乐子。”与此同时，在洛杉矶，一名在子宫切除手术中接受了输血的38岁护士感染了肺囊虫肺炎。当地的卫生官员焦急地关注着她的病情，因为该护士于1982年11月接受了输血，而献血者中有人参加过对当地所有艾滋病患者的问卷调查，对第44题“最近5年你有没有献过血液或血浆”，他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输血之后的两周里，该护士出现了淋巴结肿大。验血发现她的T-4淋巴细胞开始消失。
这两个病例的意义在于，首次有两名成年人在接受确诊的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后被证实患有艾滋病。在疾控中心追查的所有疑似输血感染病例中，献血者都属于艾滋病高危人群，但实际上并未确诊感染了疾控中心所定义的艾滋病。1982年12月，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发现的第一例输血感染者是个婴儿，当时有人质疑是先天性免疫缺陷。
在评估输血感染艾滋病问题的程度时，血液行业对以前所有的输血感染艾滋病病例都将信将疑。然而，有了这两例成人病例，再加上旧金山的婴儿病例，现在有了献血者和受血者都患有艾滋病的3个例证。疾控中心在3月12日之前总计发现了73例输血感染艾滋病病例，其中包括24名血友病患者，但22人已死。然而，当玛丽·约翰斯通和洛杉矶护士的事在3月曝光时，忠心耿耿的医疗报道撰稿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接受了血库方面的说辞，即这两人是美国首次确诊的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成年人。
尽管有新闻媒体的慷慨支持，但玛丽·约翰斯通的诊断结果还是让欧文纪念血库的总裁布莱恩·麦克多诺陷入了两难困境。血液行业承认的3例输血感染艾滋病病例中，有两例是欧文血库提供的血液。而且麦克多诺知道，最近几年里还有14名确诊的艾滋病患者为欧文血库献过血。血库正在追踪22名接受输血者，看是否出现了艾滋病症状，玛丽·约翰斯通只是其中之一。目前已有11人的免疫系统出现问题。最重要的是，至少有一名献血者是在去年开始实施延期献血筛查之后献的血。当血库问他为什么献血时，他解释说，尽管自己是一名性行为活跃的男同性恋，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属于艾滋病高危人群。他不是那种在皮革酒吧里搞拳交的人。
玛丽·约翰斯通的丈夫叫嚣着要起诉，麦克多诺这才下决心，血库不能再采取观望态度了，这是他所在的行业对艾滋病问题的反应。他知道自己会因为坏了行业的规矩而犯众怒，但他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甚至在约翰斯通的病例未公开披露之前，欧文纪念血库就宣布自5月1日起，血库将进行乙肝病毒核心抗体筛查，而这是早在1983年1月疾控中心就强烈要求血库做的。
“在旧金山地区，献血者未能做到自我排除，”麦克多诺说，“有些人不应该献血却还是献了血。”在宣布检测将于5月开始时，欧文纪念血库的医疗主任赫伯特·珀金斯医生为了让公众对血液制品的安全性放心，说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非常低，不到五十万分之一。
湾区其他血库旋即宣布将效仿欧文的做法，开始进行肝炎病毒核心抗体筛查，尽管很不情愿。当圣何塞红十字会血库宣布它将开始检测时，并没有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而说是“来自该地区其他血库的竞争压力”。换句话说，红十字会血库担心，如果它不启动肝炎筛查就会失去顾客。
布莱恩·麦克多诺一宣布完就遭到了同行的攻击。血液行业的发言人约瑟夫·博夫医生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被蜜蜂叮死的人”都比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多。
美国血库行业协会的时事通讯给出了血库行业对麦克多诺的声明的最有说服力的反应：“纽约血液中心的医学博士亚伦·凯尔纳表示，他所在的血库‘不打算做出任何支持抗体检测的决定’，这不是因为此举将花费1 000万美元，并导致6%的献血者延期献血，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此举会提高输血的安全性。凯尔纳说‘我们不相信艾滋病是通过输血传播的……证据很站不住脚’。（血液行业的）专家小组无一公开表示赞成进行艾滋病的抗体检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食药局血液和血液制品实验室主任丹尼斯·多诺休医生会见了食药局血液制品咨询委员会的艾滋病工作组。后者的成立是为了研究多诺休4个月前提出的建议，即要求全国的血液供应商进行肝炎核心抗体筛查。尽管商业血库感知到血友病患者的需求，纷纷支持检测，但非营利性血库——尤其是美国红十字会等——继续表示反对。跟往常一样，血库经营者谈及了成本问题，说如果进行检测，每单位血液将增加12美元的成本，而且他们将不得不寻求新的献血者来代替那6%的因检测而被拒的人。
多诺休后来说，鉴于该工作组成员的身份，要求他们进行检测的所有努力注定会失败。这些成员要么来自血液行业，要么与血液行业有利害关系。没有一个成员以维护其客户利益为职责。而且说到底，这些知名医生经营国家血库时表现得像企业高管一样。工作组和血液咨询委员会都属于同样的利益集团，都致力于保护血库方面的利益。这两方都在3月投票时要求不采纳多诺休提出的肝炎病毒检测建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食药局为保护全国的血液供应免受艾滋病的侵害所做的微薄努力以失败告终。后来，当被问及为什么食药局未能履行其法定义务、守护美国人的血液安全时，该机构发言人拒绝置评。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3月21日，疾控中心主任詹姆斯·梅森直接对唐纳德·弗朗西斯做出指示。
“把这事做了。”他说。
唐纳德·弗朗西斯在他的笔记本里写下了“压力”一词，并在下面划了两道杠。破解艾滋病之谜已到了白热化阶段，弗朗西斯毫不怀疑，随着大选的临近，政府部门会对此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关注。但他很高兴，因为法国人发现的病毒正不断被层出不穷的科学证据所支持。疾控中心的所有实验都是用淋巴结病相关病毒进行的，因为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罗伯特·加罗依然对卡利医生的出走耿耿于怀，拒绝提供他的人类嗜T淋巴细胞3型病毒样本进行实验。3月底，弗朗西斯在无症状艾滋病高危人群中发现了淋巴结病相关病毒。事实证明，疾控中心自己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抗体检测比巴斯德研究所或国家癌症研究所使用的同类检测更灵敏。在疾控中心，75%的艾滋病患者被检测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抗体阳性。在复杂的病毒分离过程中，8名受检的艾滋病患者中有7人被发现携带淋巴结病相关病毒。
唐纳德·弗朗西斯有足够的信心采取下一个昂贵的实验，将法国病毒植入两只倒霉的黑猩猩——马维尔和切斯利——体内。此刻，弗朗西斯知道他给狨猴植入艾滋病病毒的尝试已然失败，疾控中心为此多耗了不少时间。之所以用狨猴而不是黑猩猩，是为了节省稀缺的研究经费，但较小的猴子显然不易感染艾滋病。现在，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成本更高的黑猩猩身上了。
疾控中心艾滋病研究的最重大突破出现在几周后，卡利医生从那位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洛杉矶护士的血液中独立地分离出了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携带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血液是在该护士的艾滋病发作之前抽取的，这标志着科学家们所做的开始满足柯霍氏法则的条件，并成为证明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是该疾病病因的最重要步骤。该病毒出现在护士的血液中，表明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感染发生在艾滋病发作前。之前，有人怀疑淋巴结病相关病毒仅仅是一种因患者免疫系统受损而产生的机会性感染，这样一来这种怀疑就消除了。随后在输血供体的血液中分离出了淋巴结病相关病毒，这是证明病毒在自然状态下传播的直接证据，要确定某种病原体是致病原因，这是另一个先决条件。
科学界围绕着宣布发现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政治化活动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唐纳德·弗朗西斯的注意。3月27日，弗朗西斯跟罗伯特·加罗谈话，试图就疾控中心、癌症研究所和巴斯德研究所发表联合声明达成一些协议。加罗希望任何声明都先放一放。他说：“如果我们发布公告，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就会接手艾滋病研究。我们需要保持安静，先等等。”
但是，加罗也担心如果美国人等得太久，发现病毒的功劳就被法国人抢了先。他告诉弗朗西斯：“他们最好也有我的筹码，要不然可有一场大战了。”他还指出，最早发现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巴斯德研究员弗朗索瓦丝·巴尔曾在加罗的实验室受训，“我认为我给法国人提供了很多东西”。
欧洲媒体盛赞法国人发现了艾滋病病因，罗伯特·加罗仍在愤愤不平。他说：“每天的报纸上都有蒙塔尼耶的名字。”唐纳德·弗朗西斯知道这是加罗的痛处。今年2月，加罗曾称巴斯德的科学家为“婊子”，因为他们积极博取媒体的注意力。
然而当天谈话快结束时，加罗同意与人分享发现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的功劳，并认可疾控中心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如果能说服他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和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是同种病毒的话，他也会认可法国人是第一批发现者。
弗朗西斯相信，美国和法国科学家之间达成一致，对于双方接受彼此的科学数据和接下来寻找治疗方法、疫苗以及某种控制疾病的方法都至关重要。弗朗西斯开始拼命工作，安排癌症研究所、疾控中心、巴斯德研究所三方会面，以便就发表联合声明达成一致。
3月28日，旧金山早报的头版报道了拉里·利特尔约翰关于在同性恋浴场禁止性行为的倡议。同性恋如今面临的政治现实立刻变得清晰起来。
利特尔约翰要在5个月里收集7 332个签名才能使他的提议获得投票资格。大家都认为这些签名将很容易收集到。一旦进行投票，几乎没有人怀疑它会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政治家们谁也不会为了浴场搭上自己的声誉。更糟的是，争议会贯穿整个夏天，而那时这里正好在召开198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国际社会都会聚焦于旧金山。尽管范斯坦市长没有就浴场问题发表任何公开评论，但非官方消息证实，她过去两周很多时间都在与同性恋进行私人会面，试图说服他们自己关闭浴场。现在她告诉新闻媒体：“我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一开始，比尔·克劳斯对利特尔约翰大发雷霆，他认为在全市就这样一个波动性极强的问题进行投票只会给同性恋社区带来灾难。
“那你是否也认为浴场里发生的事在要人命呢？”利特尔约翰问道。
比尔·克劳斯没有做声。
利特尔约翰说：“我只是在做需要做的事，不能再像这样下去了。”
不过，他还是提出了折中方案。如果卫生局局长默文·希弗曼能行使自己的检疫权，根据利特尔约翰的提议制定规章，利特尔约翰将撤回请愿书。
鉴于利特尔约翰的请愿可能撤回，比尔·克劳斯的怒气平息了。他认为，没有人会想通过投票的方式来采取措施——自由派的政府官员肯定也不愿意，反对浴场就是疏远同性恋，支持同性恋又会冒犯异性恋，无论选哪个都必输无疑。显然，浴场注定是要完蛋了。问题是谁来下手，是异性恋的选民，还是同性恋群体自己？就克劳斯而言，唯一的障碍是希弗曼医生，他不会在没有同性恋社区支持的情况下关闭浴场。
克劳斯想出了一个逼对方亮底牌的点子。希弗曼将被告知，同性恋社区领导人现在愿意支持关闭浴场；与此同时，同性恋社区领导人也会被告知，不管他们是否支持，希弗曼都打算关闭浴场。当希弗曼关闭浴场时，他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宣称胜利，似乎是应他们要求关闭的；要么以失败者形象示人，即浴场是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关闭的。克劳斯向马科斯·柯南特解释了这一策略，后者也认为是妙计。
当然，浴场的关闭并不是既成事实。同性恋领袖和希弗曼医生默许关闭浴场，只是为对方所迫才不得不这样做。克劳斯并没有因为他的诡计而感到内疚。在他看来，浴场持续经营约等于官方默认杀人。克劳斯认为，这个诡计对于让希弗曼最终将一年前他就该做的事付诸行动是必要的，如果不能说是不幸的话。
有关“利特尔约翰的倡议”的报道，引得大量的政府官员和同性恋领袖纷纷出来表态，突然间所有人都要求希弗曼关闭浴场。范斯坦市长再次推迟发表公开评论，尽管据一位发言人透露，她认为应该关闭。同性恋社区的长期盟友、监事理查德·洪基斯托意味深长地说：“同性恋社区有我太多挚友，他们不是死于浴场，就是正在因为浴场而奄奄一息。我要参加的葬礼太多了。现在是到了该关闭浴场的时候了。”
同性恋社区领袖也在持续施压，《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中提到了比尔·克劳斯的匿名评论：“希弗曼现在只要关闭浴场，就可以化解这个问题，让它消失。届时将会有1万名记者随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出现在城里，我们不希望大家把同性恋是否有权在浴场里自戕作为本市的大问题来关注。”
马科斯·柯南特打电话给默文·希弗曼。
“你要的东西，我办到了。”他说，并告知希弗曼同性恋领导人已经准备好支持希弗曼关闭浴场。
那天晚上，柯南特离开塞尔玛·德里兹的退休晚宴后，和比尔·克劳斯及其朋友迪克·帕比齐一起去了大卫·凯斯勒医生家，在那里，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医生们正起草一份酝酿已久的声明，呼吁男同性恋自觉远离浴场。
柯南特告诉他们，希弗曼马上会关闭浴场。帕比齐建议同性恋社区领导人支持这一举措，以便使这个决定看起来像是同性恋社区的胜利。医生们很不情愿，但经过一番讨论后，12名与会人员中有10人同意支持希弗曼，并起草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个极其痛苦和艰难的决定，是我们与社区许多成员经过认真的反省和协商后无奈做出的决定。长期以来，浴场一直对同性恋的生活很重要，但现在显然拯救生命更重要……因此，为了拯救生命，我们呼吁卫生局局长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暂时关闭这类场所。”
有两位医生担心同性恋社区会对这样的声明做出不良反应，决定不在上面签名，大卫·凯斯勒是其中之一。会议结束时，凯斯勒的年轻情人史蒂夫·德尔·雷大步走进房间，对着马科斯·柯南特大叫起来。
“你做了件可怕的事——你会烂在地狱里的，”他尖叫着，脸气得通红，“大街上会鲜血横流。你们所有人都犯了大错。”
* * *
第二天早上，比尔·克劳斯打电话给克里夫·琼斯，请他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与卫生部门主管一起支持“默文关闭浴场的决定”。克里夫对关闭这些场所并不很起劲，但他当然不希望就这个问题进行投票，而且他也从不认为值得为关不关浴场这种事奋斗。
他也表示赞成，说：“那我们就把浴场关了，这事到此结束。”
和比尔·克劳斯、迪克·帕比齐一样，克里夫·琼斯整天都在打电话寻求支持。才几个小时，他就争取到了监事会11名成员支持关闭浴场。由于克里夫与同性恋街头激进分子关系最好，他也得到了许多左派同性恋的保证——即使不支持，也不会积极反对关闭浴场。当天晚些时候，克里夫接到了默文·希弗曼的电话。
希弗曼说：“很抱歉事情发展成了这样。”
克里夫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希弗曼说：“我想对你们的群体来说，今天是个难过的日子。”
克里夫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这样做，我会和你站在一起的。”
情况变得明朗起来，克里夫打电话给马科斯·柯南特，问：“这事算我们默许，还是算我们主动发起？”
后来，克里夫听说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内部支持浴场的工作人员在当晚召开了一个会议，希弗曼和所有浴场老板都会来参加。他不知道比尔·克劳斯的策略还管不管用。
比尔倒没有这种顾虑。到这一天结束时，他召集了同性恋社区的政治团体和专业团体的50位领导人，这些人将支持希弗曼的做法。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们一整天都在为该市的14个浴场和性爱俱乐部起草隔离检疫令。
下午刚过，希弗曼宣布他将在第二天早上召开新闻发布会。
临近黄昏时，塞尔玛·德里兹在办公室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对方说：“如果希弗曼明天关闭浴场，那明天就是他的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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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特兰大，唐纳德·弗朗西斯此刻已经打完了最后几通电话，安排好了国家癌症研究所、疾控中心和巴斯德研究所之间的会议。下个星期，他将和罗伯特·加罗飞往巴黎，就发现艾滋病病毒发表联合声明的事商讨所有细节。
魁北克市3月26日，星期一，早报上提到了即将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报道说，这项集群研究的成果是在疾控中心的比尔·达罗医生汇总完各种信息两年之后才正式发表，其中有复杂的图表，所有的箭头和圆圈都指向一个人——如今名声大噪的“零号病人”。当然，这项研究以及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及盖坦·杜加斯的名字，但提到了研究人员认为他还活着。
盖坦在第四次与肺囊虫肺炎较量之后，侥幸生还，并且似乎正在恢复中。他靠着给温哥华的朋友们打电话熬过了3月下旬的大部分日子，谈的都是他多么讨厌寒冷沉闷的魁北克市，以及如何渴望回到温哥华。在温哥华的最后几个月里，盖坦又像往常一样交了男友，并与这位英俊的男模陷入了热恋。3月底，他说服男模飞往魁北克，陪他回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盖坦在魁北克市死去时，那位男模正在飞往东部的飞机上。那天是3月30日，离盖坦的31岁生日还有一个月，离他第一次为自己耳朵附近的紫色斑点去多伦多看医生已经快4年了。最终，盖坦并没有死于艾滋病——他的肾脏由于多年的感染彻底失效了。
真的是盖坦·杜加斯将艾滋病带到北美的吗？这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有答案。纽约和洛杉矶的首批病人可能与盖坦有关，盖坦本人就是北美大陆首批六七个患者之一，上述事实成为这种说法的有力证据。盖坦经常去法国，而1980年之前，艾滋病传播最广的西方国家就是法国。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在把这种新病毒从美国的一端传到另一端的过程中，盖坦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去世的那天早晨，旧金山的浴场争议达到了难以置信的高点，这些争议也直接与盖坦在那些性爱宫殿里的行为以及他拒不改变生活方式的做法有关。曾经，每个男同性恋都希望拥有盖坦；而他死的时候，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