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科斯·柯南特做完了他的检查，再次讶异于这种古怪综合征的离奇之处。这名病人患有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这意味着他的血液已经停止产生凝血所需的血小板细胞。他的脾脏几乎全坏了，显然他已活不了多久。尽管如此，除了皮肤上的几处小问题，这个人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健康问题。他还是卡斯特罗街招牌式的帅哥形象。当他把手放在检查室的门把手上准备离开时，对柯南特说：“好吧，我要去浴场了。”
马科斯·柯南特看得出来，病人之所以这么说，是想看看他会做何反应。
柯南特问：“会跟人发生性关系吗？”
病人说：“当然。”
“在发生性关系时，你会告诉对方你有艾滋病吗？”
当然不会。
柯南特立即想起差不多两年前他见过的那个法裔加拿大人，就是那位空乘挑起了所有关于艾滋病患者该不该去浴场的争议。不过，在柯南特看来，盖坦·杜加斯是反社会人格，其种种行为是受自我厌恶和混乱的驱使。而这个病人，柯南特知道他是个聪明人，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在同性恋社区享有良好的声誉。
“人们觉得你很聪明，所以给了你博士学位，”柯南特说，“你不认为你有责任不让这种疾病进一步传播吗？至少，你应该警告那些跟你有接触的人。”
病人勃然大怒。
“去浴场的都是些该死的蠢货，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他说。
柯南特想起自己最近在圣克鲁斯海滨游乐场玩过山车的经历。一开始，看似摇摇欲坠的旧机器让他惊恐不安，但他想，如果不安全的话，政府是不会让它运转的。他又想到那些想和这个迷人的病人发生关系的人，并迅速做了个类比：他们一定认为，如果这些浴场真的很危险，管理部门一定不会让其继续营业。相反，这些浴场统统拥有城市许可证，生意自然蒸蒸日上。
公共卫生局局长默文·希弗曼非但没有谴责这些商业场所，反而以“艾滋语”的新词称赞起了这些浴场，说是开展教育活动的好地方，理由是那里聚集了最需要接受教育的人。尽管私下里希弗曼更倾向于关闭浴场，但他不想伤害他所在的部门与同性恋社区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对促进公共卫生教育至关重要。
对于商业化的性行为在艾滋病流行期间的延续，马科斯·柯南特并不感到兴奋，但他和大多数医生一样讨厌卷入当地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同性恋群体容易情绪失控的问题上。在与那位艾滋病患者尴尬地谈完话后，没过几天，柯南特与比尔·克劳斯也聊起了浴场问题。在比尔看来，浴场已成了可以公开杀人的窝点。他认为希弗曼允许浴场持续营业，无异于凶手的同谋。比尔·克劳斯说，敦促人们去浴场接受艾滋病教育，就像让人们待在燃烧的大楼里了解消防安全一样。比尔认为是时候重提这个问题了，他正在为“哈维·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3月的会议组织一个关于浴场问题的论坛。
马科斯·柯南特同意比尔·克劳斯的意见。他说：“我会在论坛上发言，但理想的情况是让同性恋社区自己关闭浴场。政府不插手的话，关闭浴场就会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的行为。”
柯南特不打算站出来说政府应关闭浴场。相反，他会说同性恋社团需要开始讨论是否关闭浴场。
比尔·克劳斯不相信社团会采取行动。自从9个月前发生最后一次关于浴场的争议以来，什么也没有发生。似乎每个人都希望这些争议会消失；可是，消失的是男同性恋。
莱昂·麦考斯克、威廉·R·霍斯特曼以及托马斯·科兹医生对旧金山同性恋性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持续调查，他们收集的数据令比尔感到震惊。这几位心理学家向同性恋酒吧和浴场走出来的男同性恋分发问卷，共发了近700份。第三组采样来自关系固定的同性恋伴侣，是通过同性恋报纸广告征集而来，然后又通过邮件收集调查问卷。结果发现，三组人群——酒吧组、浴场组、固定关系组——在性行为上表现出惊人的差异。
尽管三组人群对艾滋病问题以及如何避免感染艾滋病具有相同的认知，但相比其他两组，去浴场的男性遵守安全性行为准则的几率要低得多。更糟的是，68%的浴场顾客说他们会通过“与陌生人发生关系来缓解紧张”。相比之下，全部受访者中只有29%的人承认会这样做。62%的浴场组受访者表示“会在感到非常沮丧的时候跟人发生性行为，而自己明明知道不该那么做”。
卫生部门收集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去浴场的男性有8%出现淋巴结肿大。这意味着，12名顾客中就有1人可能已处于艾滋病感染的早期阶段。一个顾客去一次浴场至少会和3个人幽会，有四分之一的概率和其中一人发生性关系。这项研究的结论不足为奇：“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作对浴场内发生的性行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研究发现，尽管许多男同性恋对性行为做出了一些改变，但只有少数人彻底摒弃了可能使他们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总的来说，同性恋群体正处在应对悲伤过程中的“讨价还价”阶段。在个人层面上，这一阶段紧随“否认”和“愤怒”两个阶段之后；其特点是身患绝症的病人企图与致命疾病或上帝达成某种协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垂死的病人说自己身体不错，恳求参加最后一次婚礼或者最后一次演出。一旦参加了婚礼、唱了歌，他又会要求参加下一场婚礼，下一场演出。讨价还价就是想拖延时间，所以男同性恋讨价还价。安全性行为意味着淘汰你最不喜欢的性行为，代之以其他性行为。许多人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放弃直接性交的话，也许还可以跟人口交。
政治上，同性恋领导人也在讨价还价。张贴警示海报可以，但在找到艾滋病病毒并证实其传播途径之前，他们还不想放弃浴场。当然，一旦发现了病毒并证实了传播途径，就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这种讨价还价并不是理性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浴场问题之于同性恋与血库问题之于异性恋是一样的。先是否认，然后是讨价还价。同性恋对浴场问题的反应并非同性恋所独有：这是人类的普遍反应。
同性恋心理学家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恳请各方多点耐心。比尔·克劳斯认为，当同性恋群体跑完这场复杂的心理马拉松，“接受”事实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死了。时间是同性恋群体玩不起的奢侈品。比尔知道，心理上的纵容并不能挽救生命。政治上，他意识到必须继续行动达到关闭浴场的目的，尽管旧金山综合医院艾滋病诊所的研究人员警告他说，城市领导人希望在这5个月里，即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先把这个问题掩盖起来。
而比尔·克劳斯已打定主意，时间不等人，有必要越过卫生部门负责人和同性恋社区领导行事了。2月2日，周四上午，他给《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记者打了个电话，有意无意地提到了麦考斯克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数据。
记者随后采访了塞尔玛·德里兹医生，坦陈了人们对于浴场的更多担忧。德里兹刚刚完成了全市直肠淋病发病率的图表。尽管统计数字一直在直线下降，但198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直肠淋病患者数量显示，它在5年来首次出现了上升。增长并不惊人，但令德里兹震惊的是，这样一种唯有在无保护的被动肛交情况下才会感染的疾病，其患者人数的增长正是在同性恋被告知被动肛交肯定会感染的时候。
塞尔玛·德里兹把图表递给记者，说：“根据图表，在浴场顾客增加的同时，直肠淋病发病率也上升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对应推定证据。”
记者准备离开时，德里兹瞥了一眼满是圆圈、箭头和数字的黑板。“单是周一这一天，我就登记了8个新病例，”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都难逃一死。”
当旧金山一名报社记者联系詹姆斯·科伦医生时，他正有话想说。作为一个很多时候要仰赖同性恋社区的合作才能开展调查的联邦官员，科伦不会直接叫默文·希弗曼医生去关闭浴场，但他确实发表了意见。“我希望同性恋社区能够正式表达他们对浴场问题的关注。我希望看到所有的浴场都歇业。我曾经和浴场老板们谈过，叫他们把生意多样化，做些健康的生意——比如把浴场改成健身房。男同性恋需要明白，如果他们滥交，寿命只能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差不多。”
《旧金山纪事报》的浴场报道引起的后果，令同性恋社区的领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致认为，这个记者得了内化的恐同症。这种怒火因为次日报纸上的一篇分析长文而更加炽烈，文章探讨的是浴场对本市艾滋病教育计划造成的挑战。它引述了知名艾滋病研究人员的话，嘲讽了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所采取的“突出正面影响”策略。在这个由市政府资助的基金会的全彩宣传海报上，呈现的是两个性感男人的背影，而不是艾滋病的残酷现实。“你可以寻欢作乐（且平安无事）。”海报上的宣传词轻松欢快。旧金山监事哈里·布利特公开谴责了卫生部门采取的这种“不要吓坏同性恋”的态度，并宣布他将会见医生和艾滋病研究人员，着手组织他自己的教育计划。他要让男同性恋知道，“在浴场或性俱乐部等场所发生的性行为不再是找乐，而是生死攸关”。
希弗曼医生重申，他不会对浴场采取任何行动，甚至不会强制那些经营场所执行他自己广为宣传的法令——张贴警示。
“任何这方面的行动都必须出自同性恋社区，而不是我的办公室。”希弗曼说。至于本市的教育计划，他坚称：“我认为，根据记录来看，我们对于教育已经尽了全力。一年来，我每日每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不敢掉以轻心。”
到了2月6日，周一，对浴场问题的幕后操纵升级了。浴场老板会商之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那些漠不关心、肆无忌惮的神权政治家无耻地利用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慌心理，从清除同性恋浴场开始，然后清除同性恋酒吧，再清除所有同性恋企业和组织，甚而剥夺每一位同性恋的工作机会，以达到他们自己的个人政治目的”。《湾区记者报》以准备好的社论对《旧金山纪事报》以及任何怀疑浴场是进行艾滋病教育的好地方的人进行了抨击。与往常一样，讨论这个问题的框架是人的权利，而不是人的生命。“如果浴场自行停业、‘自然死亡’——就像它们的某些顾客那样——没有人会因此变富，也没有人会因此变穷。”《湾区记者报》的社论说，“这件事当中的问题事关宪法，而不是健康。这个国家的一个主要政治团体将被剥夺在某个并没有任何非法行为发生的地方聚集的权利。”
与此同时，全国卡波西肉瘤／艾滋病基金会的理事在几个街区外的地方举行了会议。比尔·克劳斯希望基金会能批准发放警告卡片，要求所有浴场经营者在每位顾客进门时发给一张。警告卡片上要直截了当地告知顾客，参与不安全性行为可能致命。比尔·克劳斯说，如果支持浴场营业的人争辩说同性恋有权在知情后做出选择，那就应该保证所有的顾客都是知情的。12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0人同意，但基金会的财务主管鲍勃·罗斯强烈反对。罗斯是《湾区记者报》的出版人，这份刊物的大量广告收入来自浴场。鉴于他表示如果要求发放警告卡片，《湾区记者报》将撰文谴责，故而理事会决定推迟采取行动。随后，马科斯·柯南特和比尔·克劳斯转赴哈里·布利特及公共卫生局局长默文·希弗曼一起召开的另一个会议。
到会议召开时，战线已经一目了然。支持对浴场采取行动的同性恋政治领袖唯有米尔克俱乐部的盟友。当然，像塞尔玛·德里兹这样的资深公共卫生专家以及越来越多直言不讳的艾滋病诊所医生也支持关闭浴场。然而，在艾滋病蔓延的最初5年间，医生的建议在任何政府层面的决策中都无足轻重，现在也没人给予他们太多关注。联合起来反对关闭浴场的是本市其他同性恋领导人、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以及看重广告收益的同性恋报纸。某些浴场老板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禁止少数族裔进军这一行，如今他们倒成了公民自由的新捍卫者。
希弗曼医生同意他所在的部门需要加强在浴场的教育活动；并对浴场老板们表示愿意合作予以赞扬。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意这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于是分发了更多的小册子。
私下里，希弗曼觉得，如果像比尔·克劳斯这样的人真这么憎恶浴场的话，他们应该举着警戒牌站在浴场外，警告人们离开。这样也能引来更多媒体报道这个问题，并证明同性恋社区是支持关闭浴场的，反过来，这也能证明他的做法合理。没有这样的支持，希弗曼认为关闭浴场不会起到建设性作用。同性恋领导人称赞希弗曼采取了最适当的行动。米尔克俱乐部的对手看到比尔·克劳斯几乎都抑制不住地露出得意的笑。每个人都认为是比尔在幕后操纵浴场问题再次引起关注，就像去年那样。这一次，他又输了。
* * *
2月，纽约的浴场也在争议的漩涡中。《纽约人》的一位撰稿人在各家浴场都过了一晚，看这些地方是否真的变成了艾滋病教育场所。他发现没人使用避孕套，很少有人按照安全性行为准则行事，甚至最基本的也不愿一试。拉里·克莱默在浴场门上贴了艾滋病警告贴纸，然而此举只让他引来了更多的嘲笑。
《纽约人》上充斥着舞蹈演员和建筑师、牧师和诗人、大学教授和土木工程师的讣告，这些人都死于艾滋病，死的时候都很年轻。尽管如此，依然没有多少人要求正面抗击这种疾病。
长期以来，拉里·克莱默一直在为重新赢回他在“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理事会的职位而奋斗，但在2月初的理事会投票中，他被大多数人否决了。拉里不改冲动的本性，立即向理事会发了一封信，称他们是“一群傻子、弱智和懦夫”。
纽约市市长科赫领导的跨部门工作组会议纪要，读起来仍像是一份实质性问题的冗长清单，由于缺乏协调的医疗设施，也没有任何社会支持服务，这些问题在纽约依然存在。2月，一名男性艾滋病患者被人从城市居民楼赶了出来，直接推到冰冷的街道上。在“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寻求临床服务的人从1983年初的每月40人增加到每周80到100人。因为缺乏资源，该组织现在大约有一半人离开了。尽管问题越来越多，工作组还是在2月投票决定停止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改为每月召开一次。
2月7日，犹他州，帕克市迈克尔·戈特利布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赞助下组织了一个科学交流活动，其水平之高是他前所未见的。与会的150名科学家，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临床医生，都是全国从事艾滋病工作的顶尖人才。自从戈特利布32个月前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首次报告4例肺囊虫肺炎之后，免疫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经费问题和明争暗斗，科学家们的反应显然比其他受艾滋病影响的人要快。在卫生部助理部长布兰特的干预下，科学期刊最近同意加快发表与艾滋病相关的突破性进展。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新发放的一批经费，引来了更多顶级人才探索这一流行病领域的奥秘。
会议第二天，戈特利布安排了关于嗜淋巴细胞逆转录病毒的高级专家组讨论，其中包括罗伯特·加罗医生，与他密切合作的哈佛大学的麦克斯·埃塞克斯，以及巴斯德研究所的让－克洛德·彻尔曼医生。加罗私下里将法国人的研究贬得一钱不值；当另一位与加罗关系密切的哈佛大学研究员威廉·哈塞尔廷医生要求在彻尔曼之前占用10分钟发言时，戈特利布根本没有多想。尽管议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戈特利布还是同意给他10分钟时间。周二下午下了一场好雪，正适合滑雪，这次为期5天的会议有个诱人的承诺，就是科学会议将在中午结束，这样医生们就可以去滑雪了。
这个单元的发言从加罗医生开始，他谈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家族”。尽管他在言语之间暗示自己最近取得了某些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但听众并没有像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员那样听懂他的潜台词——加罗即将宣布他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当哈塞尔廷站起来谈到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基因调控的神秘问题时，人群已经变得焦躁不安。哈塞尔廷的发言持续了半小时之后，戈特利布开始担心。他让一位正在主持会议的哈佛同事打断哈塞尔廷，哈塞尔廷看到了主持人发出的信号，但又转向听众继续往下说。
就在哈塞尔廷喋喋不休时，彻尔曼紧张地在房间的一侧来回踱步。他对自己的英语不太自信，可现在看来他根本没有机会发言了。戈特利布目瞪口呆。哈塞尔廷甚至都没有受邀发言，却占用了会议的全部时间。发生了什么事？
而那些对于国家癌症研究所与巴斯德研究所之间一触即发的较量心知肚明的科学家则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认为，哈塞尔廷是在试图阻挠法国人汇报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过，哈塞尔廷终于还是讲完了，彻尔曼也有机会对着那些不耐烦的听众发言了。
彻尔曼概述了这一年法国研究所的发现，刚讲了几分钟，会议室便鸦雀无声。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描述了淋巴结病相关病毒，解释了它对T-4细胞的选择性偏好，而且列出从广泛的血液检测中找到的确切证据，正是这些证据将淋巴结病相关病毒与艾滋病联系在了一起。听众们还在等着听有关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有趣发现，但很少有人想到彻尔曼的话里隐含的一则佳音：这种神秘的疾病已不再是个谜。
罗伯特·加罗明显脸色苍白。
纽约的一位科学家故意用别人都听得见的声音交头接耳道：“瞧，罗伯特·加罗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刚刚想明白，别人要去瑞典拿诺贝尔奖了。”
在问答环节，加罗咄咄逼人地向彻尔曼发问，想让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不相信法国科学家的研究。这个淋巴结病相关病毒难道不是某种污染物的产物吗？他问。他还提出，法国人不应该把他们的病毒命名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而应该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彻尔曼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指出该病毒与加罗发现的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之间毫无相似之处。加罗的要求确实非常无礼，因为根据惯例，发现微生物的研究人员有优先命名权。尽管加罗费尽心机，来参加此次会议的精英科学家们离开时都在谈论法国人早已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
而且是在一年以前。
2月10日，旧金山，戴维斯医疗中心就在让－克洛德·彻尔曼向美国顶级艾滋病研究人员报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致病原因的同一天，盖瑞·沃什的肺部组织切片显示，肺囊虫原虫正在增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盖瑞的体温总是高达104至105华氏度。一周来，通常用于治疗肺炎的药物复方新诺明（Bactrim）引起了严重的不良反应。他的医生给他服用了戊烷脒，现在盖瑞每天睡16到20个小时，清醒的时间最长45分钟。
在去做组织切片活检的路上，盖瑞对露·蔡金和马修·克里格谈了他对追悼会的想法。周五，他提醒护士，他不想要蓝色代码状态。马修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只剩他俩独处的时候，盖瑞解释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想没完没了地打针。我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这样活着。”
3天后，盖瑞的医生告诉他，戊烷脒已经不起作用了。肺囊虫原虫继续在他的肺里增殖。医生提到了一种新的实验药物，问他想不想试试。
盖瑞说：“如果我不想试或者它不起作用，会怎么样？”
医生说：“那么我们会送你回家，或者留你在这儿。给你注射吗啡，尽量让你感到舒服。”
盖瑞决定尝试实验药物。
2月15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在让－克洛德·彻尔曼到亚特兰大给唐纳德·弗朗西斯送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样本时，他被说服在疾控中心礼堂发表演讲。艾滋病活动办公室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挤了进来。下午快结束时，疾控中心各总部都在热议，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法国人确实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
哈罗德·杰斐现在是艾滋病分部的流行病学主任，听完演讲以后，他也相信法国人已经分离出了艾滋病致病因子，于是立即安排了目前可以开展的工作。处于感染早期的无症状携带者可以通过抗体检测被发现，这样一来，科学家终于可以开始描绘该疾病的自然发展史，这是艾滋病的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尚未开展研究的方面。艾滋病相关综合征是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还是仅仅是更致命的机会性感染的一种前驱症状？这种病毒在人群中已经渗透到什么程度了？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已经深陷困境的中非国家，艾滋病究竟蔓延得有多严重？
旧金山综合医院，86病区2月底，艾滋病诊所的医生决定表态，支持关闭浴场。尽管他们不愿意卷入政治纷争，但在浴场的问题上他们无法再假装冷静和客观了。诊所助理主任唐·艾布拉姆斯医生日复一日地记录着那些来诊所的男性患者的性史以及他们首次出现病灶或呼吸急促的时间，然后听这些年轻人日复一日地说着自己在浴场的经历。许多人的性生活并不活跃，他们住在远离那种及时行乐的同性恋生活方式的郊区。但是，当他们有欲望的时候就会去浴场。浴场就是比酒吧方便。
艾滋病诊所的流行病学家安德鲁·莫斯经常说，唯一能让顾客在知情后接受的浴场警示海报应该是一个人在患病晚期的彩色照片。2月21日，莫斯给默文·希弗曼写了封信，敦促其发布更直接主动的公共信息，并且继续公开讨论浴场的未来。他写道：“如你所知，一切证据表明一旦媒体不再关注此事，同性恋的性活动水平又会恢复原样。因此，我认为不应持等待和观望态度。”
浴场问题正在逐步发酵，唐·艾布拉姆斯和保罗·沃伯丁决定邀请浴场老板到艾滋病诊所来谈谈艾滋病。沃伯丁认为浴场之所以还在营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营者不了解艾滋病的严重程度，他推断这些人一旦了解肯定会主动关闭。
浴场老板都带着敌意而来。一些人来只是迫于压力，因为旧金山综合医院是旧金山公共卫生部门的下属机构。另一些人根本不在乎，只派了他们的律师来。当一位浴场老板看到沃伯丁为此次谈话准备了幻灯机，立刻变得很不高兴，他说他不想看到任何艾滋病患者的照片。艾布拉姆斯和沃伯丁原本确实打算让他们看照片的，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艾布拉姆斯和沃伯丁发完言之后，最大型浴场的一位老板把他们拉到一边，试图理论一番。他说：“我们的工作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赚钱。他们来浴场，我们从他们身上赚钱；他们来这里，你们就从他们身上赚钱。”
保罗·沃伯丁惊得说不出话来。这家伙谈的不是公民自由；他在说贪欲。沃伯丁觉得自己天真至极。浴场老板们还在营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浴场在让死亡蔓延。他们非常明白。浴场还开着是因为只要开了就有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