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拉里·克莱默都在走访参与艾滋病工作的联邦机构。他的经纪人正在读他的《凡俗的心灵》剧本初稿，已经脱离艾滋病活动9个月的拉里想看看政府对这一流行病都做了些什么。12月，他去了亚特兰大，发现疾控中心似乎一直经费不足，而且还在跟过去一样超负荷工作，但他并不意外。然而，当艾滋病活动办公室一名出色的工作人员突然问他“你们为什么不结婚？”时，他吃了一惊。于是，拉里开始解释大多数州都有专门的法律禁止同性婚姻，这让疾控中心的医生听得不耐烦。他说：“我不是说和男人结婚，我的意思是和女人结婚。要是你们早点跟女人结婚，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这样的话，居然出自疾控中心一流的艾滋病研究人员，拉里顿时明白为什么艾滋病已经蔓延近3年，疾控中心多出了那么多艾滋病工作人员，却从没招募过一个出柜的同性恋。
此次亚特兰大之行，有关疾控中心与国家癌症研究所之间的机构竞争不绝于耳。疾控中心一位官员坦承：“我们甚至不和他们说话。”
1月初，国会工作人员蒂姆·韦斯特摩兰德安排拉里·克莱默去拜访一位主管，他掌管的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机构之一。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其他高管一样，这位也住在贝塞斯达园区的一处豪宅里，家里都是古董，还有一个惟命是从的工作人员。
午宴期间，拉里去了趟洗手间。他被楼上一大堆满满当当的书架吸引住了，书架正对着敞开的卧室门，对面是楼梯。拉里相信可以通过一个人读什么书大致判断出他是个怎样的人，于是便溜了进去。书架上各种书籍应有尽有：有通俗小说、哲学著作，还有科学著作。只有一个架子例外，昂贵的镜框里镶着几张英俊男子的泳装照，他们凸显着各部位的肌肉，双手交叉抱臂。其中一张照片上，国家卫生研究院一位著名官员正别扭地模仿着健美运动员查尔斯·阿特拉斯所特有的造型。
回到午宴上，这位著名的研究机构主管热切地向拉里说明他的机构为艾滋病做了多少工作，然后找借口说他要回办公室去了。拉里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该机构对艾滋病的反应何等缓慢；而且他怀疑，该机构目前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跟国家癌症研究所较劲，以证明在抗击艾滋病的问题上它才是国家卫生研究院最杰出的机构。
主管的高级助理一边把剩菜端进厨房，一边和拉里聊了起来。等到四下无人的时候，助理悄悄对拉里说：“我朋友和我都超爱你的小说《基佬》。下次你来城里的时候，我们想请你吃饭。”
拉里大跌眼镜，这一刻他突然什么都明白了。
“这就是这个研究所不拿艾滋病当回事的原因之一吗？”他问道，“因为主管还没出柜？”
助理尴尬地看着拉里，没有回答。
这种事，拉里再熟悉不过了。同性恋运动的积极分子都知道一个事实，同性恋进步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异性恋偏执狂，而是隐藏身份的同性恋。在这个国家的决策者中，主流价值观认为公开表达对同性恋的敌意是不合时宜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恐同分子的声音。事实上，只要自己的性安全感没有受到威胁，许多异性恋基于个人人格尊严的考虑是完全支持同性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愿出柜的同性恋显然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使得隐藏身份的同性恋成了当权者的好工具：一旦大权在握，这些人肯定会支持反同偏见，哪怕是细枝末节上的差别。隐藏身份的同性恋对这些细微的差别会有极为敏锐的理解，因为他们已决定彻底臣服于这些偏见。隐藏身份的同性恋很少会要求他人公平公正地对待他的同类，因为这样做会使人们注意到他。
这种自怨自艾和政策无力所导致的一系列令人遗憾的结果一再地出现在艾滋病蔓延的日子里，在贝塞斯达也是如此。
在华盛顿，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也是位没出柜的同性恋。马科斯·柯南特医生曾经希望这位在卫生部预算流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官员能成为帮他们拿到更多艾滋病研究经费的可贵盟友。然而，此人在会见同性恋领导人及艾滋病研究人员时，却是在傲慢地捍卫当局的政策。
在加州，保守派共和党人、州长乔治·德克梅吉恩手下的某位高级卫生官员是个没出柜的同性恋。他的职责是在立法委员会面前大力反对为同性恋社区的艾滋病教育项目拨款，而他满腔热情地忠于职守。在市一级，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4个美国城市的公共卫生主管中，有一个是没出柜的同性恋医生，可是他主管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甚至比纽约的还糟，他也因此出了名。那个城市的艾滋病组织领导人私下里认为，他之所以拒绝向县政府伸手要艾滋病教育资金，是因为不希望人们注意到他本人和他的秘密。然而在同性恋看来，这位公共卫生主管非常擅长使用“艾滋语”，能令人信服地谈论同性恋的保密问题，并对浴场的好处深表同意。心存感激的同性恋推选他为该市主要艾滋病组织的理事会主席。
拉里·克莱默裹着厚厚的冬衣，悄悄从贝塞斯达那位研究机构主管家里走了出来，他想知道这种自欺欺人何时才是个头。几天前，他在华盛顿的一个鸡尾酒会上遇到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秘密同性恋之一。拉里一到派对现场便认出了特里·多兰。多兰为他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筹集到的数百万美元使得一批新右派当选为参议员，正是这些人让参议院的权力天平在1980年倒向了共和党人。而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他为里根筹集了1 000万美元。如今，多兰的兄弟在白宫担任演讲撰稿人。
该委员会赞助的广告有时候会指责民主党纵容同性恋。但拉里知道，特里·多兰刚刚结束与纽约市卫生局一名流行病学家的风流韵事，他非常享受同性恋生活，而他的政治筹款活动的目标却是为了打击同性恋。性格使然，拉里端起一杯酒朝多兰的脸上泼去。
“你怎么有脸来这里？”拉里大叫，“你享受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做着损害我们的事。你应该感到羞耻。”
1月7日，旧金山联合广场那天早上，克里夫·琼斯几乎无法从床上爬起来，但他不能错过那些示威活动。在服刑5年1个月零13天后，丹·怀特将被索莱达监狱释放。克里夫还记得那天自己看着哈维·米尔克的尸体被翻过来塞进一个黑色塑胶袋的场景，他觉得必须去参加示威游行，抗议释放这个凶手。
在联合广场的集会上，演讲者告诉底下的群众，丹·怀特的故事应该激励他们去根除深层的社会偏见，正是这种偏见让怀特认定谋杀一个同性恋是完全合乎道德的。然而人们却不想听这样的理性分析，他们叫嚣着“杀了丹·怀特”，将演讲者们嘘下了台。一些抗议者的翻领上别着徽章，自称“暗杀丹·怀特小组”成员。
当游行队伍穿过金融区时，有3 000多人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有许多是穿着三件套西装的商务人士。当晚在卡斯特罗街，9 000人举行集会反对凶手获释，他们再次高呼充满仇恨的口号：“杀了丹·怀特！杀了丹·怀特！”这种愤怒是有问题的。让人不禁怀疑，他们究竟是对5年前哈维·米尔克及市长乔治·莫斯克尼被谋杀不能释怀，还是对艾滋病蔓延郁积了满腔愤懑。
克里夫和示威的人潮一起大步向前，一起呼喊，他很兴奋，因为同性恋社区又恢复了原来的战斗精神。然而，接近黄昏时，克里夫离开了游行队伍，回到了卡斯特罗街之外的公寓。游行让他筋疲力尽。实际上，持续的倦怠已经折磨他好几个月了。有时候他会在夜间突然莫名其妙地大汗淋漓。
* * *
偏见对仇恨者和被仇恨者都是桎梏。不到两年，这个道理就兑现了。丹·怀特把车停进封闭的车库，发动引擎自杀了。即使出了索莱达监狱，他还是像囚犯一样活着，也像囚犯一样死去。
1月26日马科斯·柯南特通常不参加病人的追悼会，但保罗·达格不只是个病人。1981年8月，柯南特招募保罗在他位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卡波西肉瘤诊所为新确诊的卡波西肉瘤患者提供咨询。正是保罗通过伯克利一个苦苦支撑的悲伤心理咨询团体——“香缇计划”为艾滋病患者服务。此后几年，马科斯·柯南特、艾滋病诊所的保罗·沃伯丁和唐·艾布拉姆斯难以面对向30多岁的男性宣布其死讯的日常工作时，不得不频繁求助于保罗·达格。
在追思会上，马科斯·柯南特听着人们赞颂保罗，不由得回忆起当他告诉保罗·达格其皮肤上的紫色斑点是卡波西肉瘤时，保罗极其震惊的画面。那是1982年6月，保罗因此成了当地确诊的第52名艾滋病患者。现在是1984年1月，保罗成了第149个死于艾滋病的旧金山人。就在本周，旧金山的艾滋病人超过了400人。
追思会期间，柯南特一直心神不宁。他环顾人头攒动的房间，发现盖瑞·沃什和一个满面愁容的朋友坐在一起。自从柯南特告诉盖瑞他患有卡波西肉瘤，已经过去了一年，确切地说是一年零一天，柯南特注意到盖瑞看起来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盖瑞·沃什也常常避开参加艾滋病人的追悼会，但他认识保罗·达格多年，觉得当晚必须到场。和他一起来的露·蔡金在折叠金属椅上坐立不安，出于对盖瑞·沃什的爱，过去一年她的大部分生活都围着他转。她也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在提前感受盖瑞的死带给她的悲伤。听着所有的悼词，她唯一想到的就是过不了多久她就得参加她最亲密的朋友的追悼会了。露一直是个弗拉特布什来的假小子，她知道自己扛得住：她终究是个心理治疗师，知道死亡会让她成长。
然而，追悼会让她深深地意识到，她已经在过去一年里获得了这样的感受。与盖瑞相识之初，他温柔体贴，而她强势坚定。可是，随着盖瑞的病情恶化，露注意到盖瑞已经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力量去面对命运的残酷预言。露也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她毫不犹豫地对盖瑞彻底敞开了心扉，因为他们的时间已所剩无几。即使是现在，当他们相处的时光一分一秒地消逝，露发现，在过去一年里，她从盖瑞身上学到了怎么做女人，而盖瑞也承认从她身上学到了怎样才是男人。
这样的认识常常让露感到难过，因为她不断地意识到盖瑞死后自己会多么思念他。追悼会快结束的时候，露觉得无力，她借了盖瑞的银头手杖，这样才有力气走出去。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就在马科斯·柯南特、盖瑞·沃什以及露·蔡金参加保罗·达格的追悼会当天，哈佛大学的麦克斯·埃塞克斯医生告诉唐纳德·弗朗西斯，罗伯特·加罗掌握了导致艾滋病的逆转录病毒的20种不同的分离株。就在那一周，加罗还告诉疾控中心的詹姆斯·科伦，他已经分离出了神出鬼没的艾滋病致病因子。
现在，加罗正在尝试尽可能培养出更多不同的艾滋病病毒分离株。他希望在宣布结果时，这些证据是压倒性的，那就不会再有人质疑艾滋病的成因了。加罗认为这种新的逆转录病毒是他在1980年发现的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家族的第三种变种，所以他称之为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HTLV-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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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后，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向唐纳德·弗朗西斯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证明是他们发现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引起了艾滋病。10月，弗朗西斯曾寄给法国科学家30份血样，其中10份来自患有乙肝的旧金山同性恋艾滋病人，10份来自患有淋巴结病的男同性恋，10份来自没有艾滋病风险的异性恋。寄去的样本上没有任何说明，只有编号。法国研究人员向唐报告了他们的研究结果：20个样本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抗体呈阳性，另外10份为阴性。弗朗西斯迅速翻阅了笔记，比对了编号，发现法国人准确地把艾滋病感染人群及淋巴结病患者的血液与未受感染人群的血液进行了区分。弗朗西斯非常兴奋。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科学家们现在可以着手控制疫情蔓延并研制疫苗了。
当天，跟唐纳德·弗朗西斯的办公室隔着一栋楼的地方，疾控中心公共事务办公室的秘书们整整齐齐地打印出了每周向媒体发布的最新艾滋病数据。截至1月30日，疾控中心报告了3 339例艾滋病病例，其中1 452例已经死亡，有38例感染艾滋病的唯一渠道是接受了输血。
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2月初，斯坦福大学医院血库的埃德加·恩格曼医生接到一个电话，证实了所有血库管理者最害怕的事，即自愿遵守延期献血指导方针仍是社会上排除已感染艾滋病的血液的唯一措施。加州戴维斯的一家血库打电话给他，因为一名献血者过去几年里曾给包括斯坦福血库在内的13家血库献过血。由于该男子的血液显示有严重的免疫异常，戴维斯血库已将其血液弃置。8月，斯坦福血库也弃置了该男子的血液。然而，他献过血的其他11家血库都没有处理他的血液，根据记录，他的血液输入了11人的体内。
似乎没有什么能唤醒血液行业或者它在食药局的监管机构去注意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整个1983年，只有恩格曼一人在大声疾呼，要求业内进行血液筛查。为此，他在当地血库系统中遭到中伤。1983年底，美国主要血库的一位管理者告诉《华尔街日报》，斯坦福大学的筛查计划不过是个商业策略，目的是吸引湾区其他医院的病人。
然而到了1984年初，这种担忧开始扩散。召回第八因子的新闻报道已经屡见不鲜。其中一个例子是，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一位警惕的血库工作人员在看到该市首例艾滋病患者的新闻报道后，认出病人是定期去当地血浆采集中心的有偿献血者，结果导致占全国供应量3%的凝血因子被迫下市。仅此次召回事件中就涉及6万瓶第八因子凝血剂。截至目前，有16位血友病患者感染了艾滋病。仅仅两年，这种疾病就已成为美国血友病患者的头号死因，甚至超过了出血不止造成的死亡。
血液行业继续回避问题。疾控中心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再次警告输血导致艾滋病的问题，血库管理者则群起而攻之，对其中的研究方法吹毛求疵。其中最激烈的批评者，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发言人杰拉尔德·桑迪耶医生，他坚持认为“这项研究涉及的7名患者大多是危重病人，普通病人一般需要3个单位的血液，他们需要的血量远远超出普通病人”。因此，美国红十字会认为，只有那些需要大量输血的人才有可能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社区血液中心委员会的主席告诉《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他的委员会认为可能确有某种通过血液传播的艾滋病病毒，但其传染性未必很强。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月刊载的一篇文章中，血液行业的发言人约瑟夫·博夫医生写道：“疾病是不是由某种经输血传播的感染因子引起，目前尚不得而知；除非未来能收集到更多数据并明确分离出感染因子……血库保证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继续提供安全的血液。”
到目前为止，美国食药局血液和血液制品实验室主任丹尼斯·多诺休仍不相信血库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措施。12月，多诺休开始推动业内进行肝炎核心抗体筛查，这是疾控中心一年前在灾难般的亚特兰大血液行业会议上首次提出的。1月初，卫生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召集了一个电话会议，请血库管理者和疾控中心官员一起来讨论艾滋病问题。会议结果并没有使食药局推出什么新政策；相反，血库管理者同意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来研究这个问题。跟政府在应对艾滋病的方方面面所体现的速度一样，该工作组的行动非常缓慢：他们决定在3个月内举行首次会议。
旧金山，都柏林街弗朗西丝·博尔切特在输入3品脱的血液后，6个月来一直没有康复。她萎靡不振，总是疲惫不堪，她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忙里忙外了。在他们夫妻俩位于旧金山艾克塞西尔区的小房子里，她感觉自己像是在坐牢。
然而，到了2月初，情况更糟了。弗朗西丝·博尔切特的手臂上开始出现牛皮癣。不久，红疹布满了她的全身，从头顶到脚底，都在发痒。鲍勃·博尔切特带着妻子辗转于每个他能想到的专家之间，从皮肤科到妇科。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诊断，但谁也不能治好她。此时，弗朗西丝的女儿凯茜开始担心，她的母亲除了8月做完手术以来的各种不适，会不会哪里出了问题。当时只是怀疑，凯茜并没有对她忧心忡忡的父母说什么，但现在她开始密切关注新闻报道上所说的离她生活似乎非常遥远的事——一种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病。
2月2日，旧金山，阿尔派露台酒店公寓自从确诊了艾滋病，盖瑞·沃什一整年都在忙于重新装修他在卡斯特罗区的公寓。重新装修成了盖瑞、露·蔡金和马修·克里格之间的玩笑，因为盖瑞总有东西要买，就像西西弗斯的任务。似乎他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任务完成的那一天。终于，在这个周四的早上，新沙发运到，装修也告一段落了。
在沙发送到的前一天晚上，盖瑞断断续续地睡了会儿。身上一直在疼，呼吸也困难。早上，他的医生让他去住院，但盖瑞坚持先预约。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他不想在一个无菌病房里坐上几个小时。快速检查证实了盖瑞的医生担心的——肺囊虫肺炎复发了。马修冲进医生办公室，开车把盖瑞送去了医院。
“你害怕吗？”马修问道。他扶着盖瑞走上公寓楼梯，陪盖瑞理东西去医院。
“我怕。”盖瑞坦言。
“好吧，我们会帮助你渡过难关的。”马修说，“天哪，我才离开你一晚，你就给自己找了这么个麻烦。”
盖瑞和马修走出公寓大楼的时候，送货车来了，送来了盖瑞家重新装修完工的最后一件家具：沙发。
在戴维斯医疗中心，马修感觉早上就像有三个场地同时在表演节目的马戏团。护士、抽血医生、X光技师以及各种护理人员在盖瑞的房间进进出出，他们连上机器，检测重要的症状或可能的疾病。其间，盖瑞续签了他的保单，这样他就不会失去伤残补贴，过去一年里这笔钱让他过得很舒适。保险公司已经撤销了一份团体保单，其中涵盖了与盖瑞共用卡斯特罗街那幢建筑的其他心理治疗师的保险。由于他的医疗费用是个天文数字，他现在每月的保费高达300美元。考虑到盖瑞过去一年的医疗费共计7.5万美元，这笔保费还是划算的。
他的医生后来说，肺部X光检查结果显示，盖瑞患的可能是常规肺炎，或者肺囊虫肺炎。不管是何种肺炎，医生都很乐观，他们认为问题发现得早，因而有望阻止它扩散。
那天晚上，马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感到筋疲力尽。但我并不担心盖瑞的健康。不知怎么的，我相信他过几天就会回家。我越来越有信心盖瑞会康复，会战胜艾滋病。我几乎觉得，凭着我们共同的决心，一定能做到。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一起做。”
魁北克省，魁北克市盖坦·杜加斯躺在天主教医院的病床上，在他的朋友看来，他从未显得如此害怕过。和盖坦一样，这位朋友也是航空公司的空乘，趁着飞行间隙来探望盖坦。肺囊虫肺炎第三次发作后，盖坦下决心搬回了魁北克，在那里他可以享受到家人的关心照顾。他的家人时常守在他的床边，盖坦精神很好，但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而且一直在发烧。过去的酒友认为他这次挺不过去了。
虽然2月初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已经初现暖意，但盖坦依然抱怨加拿大东部的冬天严寒难耐。不久之后，他开始提出要回温哥华，他想找个人飞到魁北克，然后护送他回不列颠哥伦比亚，因为他不想一个人坐飞机。
他恳求道：“我被困在地牢里了，守卫们都穿着白大褂，救救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