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乱哄哄的白豹党人捧着购物纸箱装着的请愿书，嬉皮笑脸地来到选民登记员面前申请认证。消息迅速沿着市政厅宽阔的大理石走廊传开，令在此工作已久的人们吃惊不已，多年来他们一直把白豹党视为持枪行凶的乌合之众。但是，经选民登记员确认，他们收集到了大约3.5万个签名，大部分来自卡斯特罗街周围的选民密集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启动投票罢免范斯坦市长的程序所需的1.9万个签名，随后，投票定于4月举行。
在楼上的大办公室里，当范斯坦得知自己将成为旧金山36年来首位面临罢免的市长时，不禁伤心地哭了。尽管她公开声称这是“一小群偏执的边缘团体”对“我们的制度发起的游击队式攻击”，但她毫不怀疑，罢免活动的组织者在她否决“‘家庭伴侣’条例”后激愤难平，到处寻找支持者。当天下午，同性恋领导人一起出席了他们与范斯坦的每周例会，她怒斥道：“哼，这下你们报了仇了。”
就连范斯坦的一些长期支持者也喜不自胜，很高兴这种否决“‘家庭伴侣’条例”的行为遭到了报应。几乎没人能想象得到在未来几年里，这次罢免投票将对成千上万旧金山人的生死存亡产生怎样的影响。
1月18日，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弗朗索瓦丝·巴尔注视着培养皿，里面是15天前开始放进去的淋巴切片组织。她想不明白为什么淋巴细胞似乎正在相继死亡。这与她的预期完全相反。当淋巴细胞感染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时，病毒会导致白细胞疯狂复制，产生过多的淋巴细胞，也就是白血病。巴尔加了一些新的淋巴细胞进去，以确保培养细胞存活。她担心自己可能做错了什么，但依然冷静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当天下午，旧金山，加州大学马科斯·柯南特一看到盖瑞·沃什身上的第一个病灶，便知道他患了卡波西肉瘤。就在几周前，在盖瑞动身去基韦斯特之前，柯南特已经让盖瑞惶恐不安了。柯南特仔细检查了他的每一寸皮肤。这3个小点，2个在他的右边小腿上，1个在他的左边小腿上，都是新出现的。
“我不打算跟你兜圈子，”柯南特说，“我认为这是卡波西肉瘤。我们要做个活检，可能需要10天时间来确认。我理解这10天你会非常难熬，但我们必须保证不出错。”
盖瑞穿好衣服，面带焦虑地离开了。在走廊上，柯南特平静地告诉护士在盖瑞的病历上记下他得了卡波西肉瘤。
1月23日，亚特兰大作为美国同性恋群体中最大的艾滋病组织的主席，保罗·波帕姆在全国各地新涌现出的艾滋病组织中巡回亮相，为这一新疫病的受害者提供信息和支持。保罗很享受旅行的机会。美国腹地一些初出茅庐的艾滋病活动人士总在他说话时走神，谈起这位结实性感的纽约帅哥，说他身在战壕，却依然保持冷静。
到处都在争论跟献血有关的民权问题。保罗·波帕姆和疾控中心的詹姆斯·科伦双双等着在“声援亚特兰大”活动上发言时，聊起的第一个话题也是这个。科伦最近听到很多传言，害怕艾滋病可能成为医疗上的借口，以便围捕同性恋并把他们投入集中营。保罗也有同样的恐惧。
“我知道我不会得艾滋病，但如果要我在集中营度过余生，这太离谱了。”保罗以一种俄勒冈人的腔调礼貌地说。
科伦认为这种思路很奇怪。根本没有人因为同性恋可能会感染艾滋病而建议应将他们隔离，就连类似的暗示也没有过。某些右翼疯子也许会提出这种“最终解决方案”，但他们没有对这种疾病予以充分的关注以便建一个达豪集中营(1)那样的地方。实际上是同性恋自己以为他们最终会死在集中营里。
其实，这种说法早在艾滋病出现之前，在安妮塔·布莱恩特和加州参议员约翰·布里格斯发起保护儿童免受同性恋教师侵害的活动时，就已经存在了。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弗朗索瓦丝·巴尔每三天就会来观察淋巴细胞，看淋巴组织里有没有长出什么东西。周日下午晚些时候，她开始进行放射性测试，以检测是否有逆转录酶存在——这种酶能够复制逆转录病毒。她发现逆转录酶的放射性活动每分钟能达到7 000次。这种速度相当特殊，但仍不能证明逆转录病毒确实在培养细胞中生长。她检测到的可能是一些极端的环境辐射。3天后，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了。放射性检测现在测出的逆转录酶活动速度为每分钟2.3万次。
这不是环境辐射；这是一种逆转录病毒，而且似乎并不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虽然逆转录病毒的繁殖似乎正接近峰值，但同时也在杀死她的细胞株。如果巴尔之前没有添加新的淋巴细胞，她完全不会发现病毒，因为所有的细胞都会被极其致命的逆转录病毒杀死。后来她才得知，这种情况在疾控中心和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都发生过。科学家们等待着被感染的淋巴细胞增殖——就像白血球感染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之后会大量繁殖那样——而此时这些病毒实际上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杀死了培养细胞。
巴尔把她的发现向吕克·蒙塔尼耶和让－克洛德·彻尔曼做了说明。她说，她发现了一种人类逆转录病毒，但它的表现跟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不一样。这是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
新的人类病毒并不经常被发现；科学家知道他们必须拿出详尽的证据来予以证明。此外，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神秘疾病”的病因，艾滋病在1983年的头几个月里常被称为“神秘疾病”。他们需要进行大量测试以验证其结果；他们需要获得罗伯特·加罗的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抗体，以确保他们发现的病毒是新的。最终，研究人员还需要通过电子显微镜对病毒进行拍照，并描述其基因特性。
蒙塔尼耶决定，在进一步确认之前先不告诉罗森鲍姆医生这一发现，他太容易激动了；他不知道自己这会儿能否受得了这位年轻医生难以抑制的热情。
1月24日，旧金山，卡斯特罗街在卡斯特罗街上方裸露的花岗岩上，夏天郁郁葱葱的野草，冬天转为褐色，在一月的寒风中瑟瑟抖动。盖瑞·沃什在其中发现了新芽，这是春天万物复苏的预兆。当盖瑞陷入困境时，便会来这个岬角走走，看看小村落似的卡斯特罗街区以及远处在旧金山湾闪闪发光的大城市。明天早上，他要离开阿尔派露台酒店公寓，去见马科斯·柯南特医生。尽管他希望这次柯南特会大笑着告诉他，这是个假警报，可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腿上的斑点并非虚惊一场。他得了艾滋病，明天早上马科斯·柯南特会告诉他，活检证实他生了卡波西肉瘤。
盖瑞扫视着脚下的卡斯特罗街区，又看了看风中的杂草，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每一处景象都呈现出更丰富的色调和更清晰的纹理。理性上，他知道个中原因。他也许看不到下个冬天了。似乎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真正感觉到了，这一刻的所有感受是此前不曾有过的。这种他多年来在自我探索和心理学职业生涯中一直寻找的东西，与这一刻、与当下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奇怪的是，他开始觉得自己既被诅咒了，也被祝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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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盖瑞·沃什的电话，马修·克里格喜出望外。他给盖瑞做了一本他俩去墨西哥旅行的相册，本想在圣诞节送给盖瑞，但盖瑞已在基韦斯特。短暂的寒暄之后，盖瑞随口说出了自己的事。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想告诉你一些事，”他说，“我得了艾滋病，我想亲口告诉你，不希望你从小道消息知道。”
他们聊了片刻。马修想告诉盖瑞自己有多爱他，即使不是恋人了，他也希望他们永远是朋友。可他并不想给这位个性独立的前情人什么压力。至少不是现在。
那晚余下的时间，马修伤心欲绝。一年多前，他和马科斯·柯南特组织完新闻发布会后就曾警告过盖瑞，而现在，最令他恐惧的梦魇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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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深夜，盖瑞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放进立体声音响，并拿出小型磁带录音机。
“在过去几个月里，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特别时刻让我感到非常非常充实：如果我的腿上没有长那些斑点，我就不可能获得那些美妙的感受，”盖瑞说，“我为此感到惊喜，这段时间是如此充实，而我是如此享受与自己内心的默默交流。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一路走来我所承受的一切，包括这该死的疾病，似乎都在帮助我找到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不管我会活着，还是死去。我愿意要这个斑点，是它把我与周遭的一切美好联系在了一起，我对它的渴望超过了对爱人的渴望——因为它就是我的爱人。它会永远伴你左右，它会让你理解一切……”
当贝多芬交响乐的弦乐奏出了激动人心的高潮时，盖瑞计划好了治疗疾病的方法，就像他在治疗过程中解释的那样。“对我而言，密切关注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假装自己没经历过这一切是很容易的。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我不想因为这个世界而错过这一刻——我想知道经历这个过程是什么感觉。”
第二天早上，旧金山，加州大学盖瑞·沃什走进马科斯·柯南特的诊疗室时，带着明显的焦躁不安。柯南特不喜欢给出这样的诊断结果。通常皮肤科医生和病人的谈话不是这样的。柯南特证实了自己的诊断，并和盖瑞一起讨论了可能的治疗方法。盖瑞说他会和自己的内科医生谈谈下一步怎么办，然后回来找柯南特。
盖瑞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办公室。柯南特低头看了一眼病历图表，他知道未来几年里还会有很多个盖瑞·沃什出现，他们都将死去。柯南特不得不相信这是现实，即使朋友和同事有时说他过于悲观了。柯南特觉得，如果他真的相信自己能拯救这些人，那就更糟了，因为这会让他们死得更可怜。他把病历放在一边。隔壁的候诊室里还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跟盖瑞·沃什没有什么两样。他来是因为前天在自己的大腿上发现了一些紫色斑点，他有点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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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25日，盖瑞·沃什的卡波西肉瘤确诊了，这使他成为旧金山第132个确诊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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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唐纳德·弗朗西斯医生再次提交了一份预算，申请198 301美元为疾控中心建一个艾滋病实验室。几个月前他就提出过同样的申请，但是没有回音，他也怀疑此次重新提交是否会得到比上次好一点的结果。“我们的要求跟上次一样，”弗朗西斯给疾控中心传染病分部的助理主任写了份报告，“目的是通过电子显微镜、细胞培养和血清学检测来寻找病原体。如果我们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些设备必不可少。”
1月31日，旧金山整整一天，客人都是哭着离开盖瑞·沃什的心理治疗室的。在露·蔡金与盖瑞共用的候诊室里，她的客人对此好奇不已。
“他肯定很厉害，能让人这么感动。”有个客人对露说。
楼上，乔·布鲁尔这一天基本上都在流泪，即便在指导日益焦虑的客人如何应对报纸和晚间新闻中突然出现的疫病消息时也是如此。客人们想知道，这是真的吗？抑或只是恐同媒体的炒作？
当晚，露和盖瑞去“范妮餐厅”喝酒。这是一家很受欢迎的餐厅，在临街那一层有个小小的卡巴莱(2)，离两位同性恋心理治疗师一起工作的维多利亚式办公楼仅几步之遥。当欢快的音乐在他们周围响起时，盖瑞说他会休息几个月再回来继续营业。他俩都知道，这事可能只是说说，但他们都没有挑明。这是人们在得知自己患了绝症后的最初反应，57岁的露·蔡金不会剥夺她的朋友乃至她自己拒不承认现实而得来的短暂慰藉。
2月1日，凤凰城，疾控中心肝炎实验室唐纳德·弗朗西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挫败。他认为，疾控中心的行为完全是被动的。没有计划，没有切实控制疾病的措施，也几乎没有长远目标。在凤凰城那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他开始制订自己的长远计划，以赶在疫情之前获得主动。
有必要采取更广泛的实验方法，这甚至比他几个月前提议建立实验室还要重要。疾控中心要在旧金山和纽约增加人手，着手收集实验室分析所需的样本。弗朗西斯还想成立一个由疾控中心以外的免疫学家和逆转录病毒学家组成的咨询小组。在发给传染病中心主任沃尔特·道达尔的一份简短备忘录中，弗朗西斯尽可能巧妙地点明目前艾滋病研究经费不足可能造成的两难局面。
“……考虑到这种疾病的严重性，我认为有必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弗朗西斯写道，“但是，疾控中心其他疾病方面的许多重要研究已被削减，或者停止进行艾滋病方面的研究。为了避免更多业已存在的重要研究项目被削减，目前增加人手和经费看来是明智的……每年的总费用在25万至30万美元之间。在当前预算紧张的情况下，这笔投入似乎相当大，但是随着病例增多，公众和国会施加的压力也在增大，我预计我们在未来无需解释我们的经费不足，寻求经费会更容易。”
弗朗西斯在第二份备忘录概述了他应对艾滋病的长远规划中的最关键部分。即便这种疾病仍然神秘莫测，就目前疾控中心对这种综合征的了解而言，足以开展大规模的行动来阻止其传播。尤为重要的是，男同性恋中很多人都受过良好教育，相比静脉注射吸毒者或海地人这样的高危人群，他们更容易听从政府的警告。
“我觉得为了控制艾滋病的蔓延，我们有义务尝试改变性行为。毫无疑问，对淋病、梅毒和乙肝的恐惧并没有使男同性恋的性伴侣数量减少，但是对艾滋病的恐惧或许可以。疾控中心必须向全国各地通报艾滋病的信息。我们有性病诊所网络，可以通过它们传递信息。为什么不试试呢？”
为什么不试试呢？
多年以后，许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而唐纳德·弗朗西斯从未收到过对其1983年2月1日备忘录的书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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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公共卫生部传染病控制局的塞尔玛·德里兹医生及时将盖瑞·沃什的卡波西肉瘤诊断结果报告了疾控中心；后者将其计入了2月2日周三上午公布的新确诊报告中。就在这一周，美国的艾滋病患者超过了1 000例。至此，全国范围内已有1 025人患上了这种19个月以前才出现的流行病，其中纽约州501例，加州221例。至少有394名美国人死于这种综合征。仅在过去2个月里，就有近四分之一的病例上报给联邦官员；在过去8周里，已有超过100人死亡。自去年12月以来，又有2个国家报告了他们的第一批艾滋病病例，在官方记录中，这一流行病已在全球16个国家蔓延。
(1) 它是纳粹德国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达豪镇附近的一个废弃兵工厂，1933年3月22日建成启用。1945年4月29日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时发生了“达豪大屠杀”。——译注
(2) 即cabaret。这是一种具有喜剧、歌曲、舞蹈及话剧等元素的娱乐表演，盛行于欧洲，主要在设有舞台的餐厅或夜总会表演，观众边用餐，边观看。此类表演场所本身也可称为卡巴莱。——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