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罗森鲍姆医生对患有轻微淋巴结病的同性恋时装设计师说，他们只需切小指头指尖大小的一片淋巴结，就可以通过培养找出是什么导致他得了艾滋病。切片并不是罗森鲍姆的工作，但他想在场，确保一切顺利。巴斯德研究所的弗朗索瓦丝·巴尔医生也意识到这很重要。安排活检的那天，她在空气清爽的早晨醒来，带上保存样本所需的设备，穿过市区来到位于拉丁区的医院。
巴尔戴着超大的玳瑁眼镜观察短暂的取样过程，罗森鲍姆的激动令她不禁微笑起来。他总是很容易激动。几分钟后，她把一小片淋巴结取样包在冰块里匆匆离开了医院。回到巴斯德研究所，吕克·蒙塔尼耶医生将切片放进T淋巴细胞中培养，并指示巴尔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监测其生长情况。
巴尔医生几乎不需要指导。34岁的她安静而有条理，其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病毒实验室度过的，从巴斯德研究所到国家癌症研究所，大家都知道她行事一丝不苟。巴尔和蒙塔尼耶一致推测，他们会发现一种类似于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或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那样的逆转录病毒。巴尔曾在国家癌症研究所逆转录病毒研究领域的鬼才罗伯特·加罗手下学习，后者提出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可能是导致艾滋病的原因。如果病毒在淋巴结中的表现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相似，他们应该很快就会看到淋巴细胞在培养过程中增殖。尽管这种病毒激增通常要几周才能完成，但巴尔决定每3天检查一次培养情况，使其处于适当的监控状态。她想，这是一种新的疾病，谁都不知道会发现什么。
1月4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唐纳德·弗朗西斯一拳打在桌子上。疾控中心其他官员尴尬地交换了一下眼神。血库的管理者们显然非常生气。
“要死多少人才够？”弗朗西斯又一拳砸向桌子，嗓门大了起来，“要死多少人你们才觉得够？给我们一个起步的数字，起码死多少你们才会相信这些事是真的？到那时，我们再来开会，再开始做点什么。”
在弗朗西斯看来，聚集在此的这些血液行业管理者正打算做的事情，在外人看来最多不过称为过失杀人——当然，大家都知道弗朗西斯私底下谈论这事的时候从不提“过失”两字。弗朗西斯认为，血库拒绝相信输血引起的艾滋病确实存在，那他们就是在杀人。就这么简单。
私底下，疾控中心的官员大都同意他的看法，尽管他们也嘀咕说，唐纳德·弗朗西斯如此宣之于口很没有礼貌。
由美国公共卫生局特别咨询委员会策划的这次会议，旨在召集所有与迅速发展的疫情息息相关的组织，包括美国红十字会、美国血库协会、全国血友病基金会、全国同性恋工作组以及代表经营性血液制品生产者的制药商协会，此外，还有一些代表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唯一拥有血库管理权的食药局。国会助理蒂姆·韦斯特摩兰德以及大部分主流医学杂志的记者也出席了会议；《费城问讯报》则是唯一全面报道了此次会议的主流媒体。
疾控中心希望此次会议能促成一些行动，遏止这场新疫病对全国的血液供应造成的威胁。然而，每个组织显然在会前就定好了各自的议程，并且大都把阻止艾滋病的潜在传播放在次要位置。疾控中心声称，艾滋病可以通过血液传播，血库管理者对此公开表示质疑。食药局的部分官员甚至依然不相信有艾滋病这回事。同性恋团体谴责任何要求筛查献血者的吁求，认为此举是把同性恋当作“替罪羊”。由帕特·诺曼担任主席的旧金山同性恋服务协调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政策性文件，声称筛查献血者“令人回想起把黑人血统和白人血统区别对待的种族通婚法”，而且“与二战期间把日裔美国人驱逐到美国西部，以防发生间谍活动的思路如出一辙”。
蒂姆·韦斯特摩兰德看着所有与会者聚集在疾控中心的A礼堂，围坐在几张排成大正方形的桌子边互相对峙，觉得这次科学家聚会的气氛不太友好，和常见的学术界过招不一样。各方感兴趣的是维护自身利益，保护自家地盘。日后忆起此次会议，很多与会者直接称其为“那场可怕的会议”。
詹姆斯·科伦给血制品行业提供了两种选择：要么采取一些指导方针，将高危人群排除在献血者之外；要么开始检测血液，排除可能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在总结发言时，科伦警告血库管理者，艾滋病的潜伏期至少有一年。无论血制品行业在当天做出了哪种选择，都不会对下一年产生影响，在此期间，只会有越来越多的血源性艾滋病病例蛰伏和出现。
接下来是由疾控中心的顶级病毒学家之一、免疫学家托马斯·斯皮拉说明，为什么需要检测所有血液制品，艾滋病工作组迫切希望血库管理者能做到这一点。尽管还没有直接测试艾滋病病毒的方法，但过去几周，斯皮拉一直在检测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寻找其他指标。由于几乎所有的艾滋病危险人群，比如男同性恋、静脉注射吸毒者和血友病患者，都曾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得过乙肝，艾滋病患者的血液特征并不难发现。虽然肝炎病毒通常会在身体康复后消失，但血液中仍会留有病毒的核心抗体。因此，斯皮拉发现，同性恋艾滋病患者中88%的人血液中携带肝炎的核心抗体，静脉注射吸毒的艾滋病患者全部带有抗体，淋巴疾病患者80%携带抗体。斯皮拉提出，这项测试或许无法筛查出所有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但可以大幅降低通过输血传播艾滋病的可能。
疾控中心官员希望通过检测这些替代指标(1)得出的数据引起讨论，即血库和经营性血液制品生产商如何应对艾滋病。没想到，讨论演变成了输血是否真会引发艾滋病的激辩。
“不要夸大事实，”纽约血液中心总裁亚伦·凯尔纳医生说，“目前至多只有3例献血引起的艾滋病病例，其中2例的证据非常靠不住。而且血友病患者中也只有一小撮人患有艾滋病。”
此外，凯尔纳还说，如果实施这项检测计划，他的血液中心将耗资500万美元。假阳性筛查结果将导致那些未感染艾滋病的血液被无端浪费。“我们必须小心慎重，不要反应过度，”他说，“目前的证据是没有说服力的。”
约瑟夫·博夫不仅是耶鲁大学医院血库的主任，也是美国食药局血液安全咨询委员会主席，他也持反对意见。他说：“我们正在认真考虑这些大规模的措施，因为一名婴儿从一个后来患上艾滋病的人那里接受输血后患上了艾滋病，而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病例。”
疾控中心助理主任杰弗瑞·科普兰闻言一惊。他反驳道：“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看不见，然后说‘让我们等到有更多的病人吧’，这种公共卫生措施可不太妥当。”
疾控中心的布鲁斯·伊瓦特医生试图再次强调血友病患者的数据。1982年以前，这些人中间没有得艾滋病的。但在过去一年间，仅俄亥俄州一地，100名血友病患者中就有6人死于艾滋病，还有3人出现了与该综合征相关的严重的血液问题。伊瓦特说，近10%的人已经因为与艾滋病有关而病倒。血库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明呢？
来自旧金山公共卫生部门的塞尔玛·德里兹医生对血库管理者表示同情。她知道，任何替代指标检测都需要投入大量经费；也知道，相对温和的建议，即在高危人群中筛查艾滋病患者，将给城市血库造成巨大打击，对血库而言，热心公益事业的同性恋是不可或缺的血源。尽管如此，德里兹还是要顾及她所在城市的民众健康问题，并面对市监事会的质询。和许多卫生官员一样，她的数据也无法让血库管理者信服。她说：“在过去的几年间，140名（艾滋病患者）中有10名或11名患者献了全血(2)。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向商业机构卖过血或血浆。”
德里兹认为，至少所有高危人群都应该被禁止献血。考虑到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献出致病血液的时候有可能是完全健康的，就像那个旧金山婴儿的案例，德里兹觉得所有的同性恋都应该停止献血。
当血库管理者们回过头来讨论疾控中心记录在案的那些输血感染病例的病史时，唐纳德·弗朗西斯开始大声疾呼“要死多少人才能采取行动”。有证据表明，潜伏期可能比人们以为的更长，这让弗朗西斯进一步确信，疾控中心的工作不仅是监控艾滋病传播、统计患者数据，还要控制疾病。他请求道：“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作出反应，不能总这样被牵着鼻子走。”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次会议进行得不顺，非常不顺。血库管理者担心钱的问题，还有招揽新献血者的成本；也对报道会议的所有记者心存疑虑。疾控中心是不是想迫使他们采取行动？食药局代表也对疾控中心保持警惕，他们对亚特兰大的流行病学专家公然插手食药局所辖事务感到有些恼火。血液政策是食药局的职权范围并且将一直是。
同性恋组织的代表站在疾控中心这边，支持他们提出的替代指标检测，但坚决反对采取任何行动来筛查献血者，称筛查将会引发严重的人权问题。
“所谓‘过着纵情声色的快节奏生活’的同性恋正在造成一些问题，但他们只是少数男同性恋，”全国同性恋工作小组代表布鲁斯·沃勒尔医生说，“只有一小部分人与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有关，在这个时候筛查同性恋会令整个群体的民权运动蒙上污名……此外，许多同性恋对此也不认同，更不会对调查问卷做出回应。”
血友病组织的代表对同性恋代表的观点感到震惊。那血友病患者的生存权怎么办？他们问。
午餐之后，血库管理者开始更加坚决地反对血液检测，他们的理由几乎完全出于经费考虑。尽管血液制品行业主要由“红十字会”这样的非营利组织运营，但这个行业获利颇丰，年收入高达10亿美元。他们每年提供的输血服务达350万次，现在这项业务受到了威胁。由于血液成本太高，自体血回输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血库管理者知道，只能靠价格上的竞争力。纽约血液中心的凯尔纳提出，每年全国用于肝炎抗体测试的费用将为1亿美元，实在太贵了。他转而提议，也许可以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进行试点。
然而，趋利的血液制品生产商不愿意加入非营利性血液中心抱团形成的同业联盟。由于担心直接的市场竞争，阿尔法医疗公司的发言人宣布，作为第八因子凝血剂的制造商，他们将立即开始筛选献血者，排除所有高危人群，包括所有同性恋——不管他们是否“过着纵情声色的快节奏生活”。这一立场激怒了同性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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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目的是与会者达成共识，然后将意见告知美国公共卫生局的领导、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卫生部长爱德华·布兰特医生。会议快结束时，会议主持人、疾控中心的杰弗瑞·科普兰开始提议大家达成共识。布鲁斯·沃勒尔建议通过一项反对屏蔽高危人群献血者的决议；但在口头表决中没有获得通过。其他提议也遭遇了类似结果，或者被改得面目全非，以致毫无意义。到休会时，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或达成任何行动方针。一切还是照旧，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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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弗朗西斯被激怒了。他怒不可遏地说，血库这是要置人于死地，而食药局打算听之任之。
哈罗德·杰斐的反应不像他这般强烈，但也同样感到失望。他不敢相信血库管理者竟然那样说。他们不愿相信自己所在的行业会卷入像艾滋病这样可怕的事情，所以干脆否认出了问题。杰斐知道，在很大程度上，同性恋社区跟他们的反应是一样的，但血库管理者都是医生和科学家。他们应该是理性的，而且大多数人曾发誓要信守“希波克拉底誓言”。
自从布鲁斯·伊瓦特在血友病患者中听说第一个疑似艾滋病病例以来，已经有一年了。当时，他预料到会有更多的病人，但病情的发展速度比任何人预计的都要快。他没料到疾控中心几乎无法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如今，疾控中心孤立无援，不知所措。他知道，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愚蠢的错误，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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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艾滋病而言，1983年将成为这样的一年：各个方面的人都拒绝相信，导致犯下愚蠢的错误，短期内造成上千人死亡，长期则会造成数万人死亡。1982年失去的机会将在后面用“合唱”来解释：“我们怎么知道？”这在1983年毫无意义。到那时，很多人了解到更多情况，但是在面对知识并且有机会做点什么的时候，他们通常做的都是错事。当时，他们的姿态看起来做的是正确的事，是为了维护民权，或者维护血液产业的经济活力。但问题在于，这些考虑经常掩盖了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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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礼堂那场重要会议结束两天后，美国血库协会在华盛顿召集所有大型血库组织开会，到场的还有美国红十字会、全国同性恋工作组和全国血友病基金会。在同性恋代表的敦促下，这些组织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重申了血库行业反对筛选献血者的立场，并表示“直接或间接地询问献血者的性取向是不恰当的”。纽约的同性恋医生、美国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领导人罗杰·安劳医生宣布了这项政策。他说：“我们不仅维护同性恋的权利，而且维护个人隐私权和个人选择权。”
1月6日，华盛顿，雷伯恩众议院大厦从亚特兰大回来后，蒂姆·韦斯特摩兰德更加确信艾滋病会成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两年前，当他第一次读到里根政府提出的医疗预算削减计划时，他就开始担心了。他再次提请疾控中心和国家卫生研究院投入经费。输血引发艾滋病的消息被披露后，媒体的关注终于达到了新的高度。韦斯特摩兰德想看看国家卫生研究院会如何回应关于其应对疫情不力的质询。
答案就在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传来的一份备忘录上，它是周四早上送达卫生小组委员会办公室的。备忘录称，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在上一个财年已经“尽全力”提供资助，共为免疫调节研究提供了2 200万美元，另外还投入240万美元用于免疫缺陷研究，130万美元用于巨细胞病毒研究。总之，其结论是，“本所在与艾滋病患者相关的各项研究上共投入约2 600万美元”。
文中提到的“与艾滋病患者相关的研究”，韦斯特摩兰德知道，那就是个记录在案的弥天大谎。在另一段里，这家机构隐晦地承认只投入了75万美元直接用于所内的艾滋病研究。从技术上讲，应对普通感冒也会涉及免疫系统研究，所以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就把这些统统归为“与艾滋病患者相关的研究”——即使它们与艾滋病综合征几乎扯不上关系。
那个星期，比尔·克劳斯与罗伯特·戈登医生会谈，后者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一大堆艾滋病协调员中的一个。克劳斯想了解艾滋病研究经费是否有困难，他说，国会不会阻碍研究机构申请更多经费。
没有困难，戈登医生回答说，国家卫生研究院给艾滋病研究的资助“绰绰有余”。
1月7日《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刊登了男性艾滋病患者的女性性伴侣罹患艾滋病的报道，由此确定了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最后一个主要高危人群。“精液贮存者”，玛丽·桂南已经骂了不止一年，但直到纽约两名患艾滋病的妇女的病史曝光，疾控中心官方公布的高危人群中才出现“异性性接触”类别。据《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报道，一名患有肺囊虫肺炎的37岁女子与一名静脉注射吸毒者共同生活了5年，吸毒者已于11月去世。一名23岁的西班牙裔女子患了淋巴疾病，她并无其他感染艾滋病的可能，除了在过去18个月里与一位双性恋共同生活，后者于1982年6月罹患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该报道还指出，疾控中心已收到报告，另有43位原本身体健康的女性在与静脉注射吸毒者发生关系后，患上了肺囊虫肺炎或其他与艾滋病相关的机会性感染。尽管这些男性都未感染艾滋病，但疾控中心推断，“这些男性吸毒者可见都是一种传染性因子的携带者，这种因子并未使他们生病，却让其女性性伴侣感染了艾滋病。”
当期《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的另一篇摘要暗示了病情的下一步发展，用的是官方首次公布的艾滋病在监狱中日益严重的情况。文中谈及纽约州10个艾滋病囚犯，大都是静脉注射吸毒者，而新泽西州罹患艾滋病的囚犯则全是静脉注射毒品者。实际上，新泽西州的48个艾滋病人中有6个是囚犯。
《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的这两篇报道都更为强调一个观点，即同性恋癌症不再专属于同性恋者。如今，艾滋病变得更有新闻价值了，尤其是当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日益为民众所知。因为任何偶然的事故都可能导致一个人需要输血，所以似乎每个人如今都面临着感染艾滋病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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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会议后的几周内，血液行业受到了巨大压力，要求他们保护“无辜受害者”。全国血友病基金会呼吁“全力”禁止所有同性恋献血，激怒了同性恋活动人士。由于血友病患者是血液制品的主要消费者，以营利为目的的血液制品生产商不愿承担触怒血友病患者所带来的商业损失，于是很快站到了基金会这一边。然而，非营利性血库的管理者仍旧反对这种“不成熟”的做法。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同性恋团体也组织起来反对所谓的“隔离”同性恋血液的行为。
血库管理者很快就学会了同性恋的措辞方式。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艾滋病研究小组，马科斯·柯南特医生正试图设立一个专门的大学职位来主持肝炎抗体检测。旧金山欧文纪念血库的医学主任赫伯特·珀金斯很沉着，直接引用了“同性恋自由日”当天的激进演讲来反对替代指标检测。他说，肝炎测试最终会给男同性恋贴上“生物学上的粉红三角形”标签，即暗示这种行为如同当年希特勒的死亡集中营给同性恋贴上“粉红三角形”以做区分。“如果95%的男同性恋的抗体核心是阳性，我们是否要做上标记，排除他们的血液？”他问道。
柯南特对珀金斯医生的雄辩之辞不以为然。他知道血库之所以拒绝做血液测试或让献血者延期献血，并不仅仅是出于民权方面的考虑。无论是增加测试费用，还是为招募新的非同性恋献血者所采取的行动，每一步都要花钱。柯南特毫不怀疑，让献血者自发不去献血必然会是一场灾难。有太多同性恋还没出柜，而出柜的认为自己根本不会得艾滋病，只有那些下作淫乱的同性恋才会得。
两周之内，柯南特请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主要的艾滋病专家，以及备受尊敬的医学院院长，他们公开呼吁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血库管理者开始进行肝炎核心抗体的检测。
但血库对此置若罔闻。珀金斯坚持认为，替代指标检测的呼吁“毫无道理，没有合理证据表明它可以排除艾滋病患者或潜伏期患者”。
(1) 即Surrogate Marker，是指在直接预测非常困难或不现实的情况下，进行间接预测的指标。——译注
(2) 指未除去任何成分的血液。——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