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的这个早晨，笑容满面的玛丽·克劳斯·惠特塞尔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国会议员菲利普·波顿的办公室。她为儿子比尔感到骄傲，甚至不自觉地就会笑出来。当然，比尔总是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可能得自他父亲迈克·克劳斯的遗传；比尔在各方面都很像迈克，尤其是倔强固执。
尽管比尔在辛辛那提的圣泽维尔中学表现优异，并在高中最后一年获得了全国优秀奖学金，但玛丽知道他一直不快乐。当两个儿子分别搬到了旧金山，并宣布他们是同性恋以后，玛丽不知道这种她不太了解的生活方式是否真能带给他们幸福。玛丽并没有跟她在辛辛那提的许多朋友提过自己儿子们是同性恋的事；这些人是不会理解的。
最近，再婚的玛丽读到了关于艾滋病的消息。这让她有点担心，于是她特别关注了报纸或辛辛那提电视新闻节目中出现的内容。比尔说他现在正在华盛顿为艾滋病研究筹集更多经费。然而，玛丽注意到比尔在转移话题，不肯告诉她疾病本身的事以及它会使旧金山怎样。
当国会议员波顿猫着腰走过候客室，坚持让玛丽去他宽敞的办公室时，比尔·克劳斯不禁笑了起来。在国会山，波顿被政客们视为老虎；比尔简直不敢相信波顿可以在他妈妈面前变得像泰迪熊一样可爱。
“我希望你知道，比尔帮了我很多——我不知道没了他我该怎么办。”波顿微笑着说道。
比尔每每提及波顿，玛丽都能看出，这位国会议员在她小儿子的眼中犹如父亲一般。
比尔带着玛丽和她的丈夫厄尼去国会餐厅吃午饭。在过去几年里，他变得如此英俊和自信，玛丽难以抑制心中的骄傲和激动。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他终于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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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克劳斯并没有意识到艾滋病游说活动有多么混乱，直到他在这个下雪的周一早晨召集国会山六七个出柜的国会助理以及两大全国同性恋团体的领导人开会时才发现。代表艾滋病患者筹款的大部分工作由3个人负责，即来自波顿办公室的比尔·克劳斯，“米尔克俱乐部”的另一个积极分子、在旧金山第二届国会代表芭芭拉·博克瑟办公室工作的迈克尔·豪什，以及起关键作用的卫生小组委员会顾问蒂姆·韦斯特摩兰德。成立7年的“同性恋权益全国游说组织”（GRNL），尚未意识到疫病的严重性，将其视为国会议题，因而同性恋群体在国会山的唯一全职说客史蒂夫·恩迪安1982年全年和1983年初都在为他奋斗多年的议程游说支持者，以期能使国会签署一份联邦同性恋权利法案。“同性恋权益全国游说组织”已经成功说服71人支持该法案，但是比尔·克劳斯和蒂姆·韦斯特摩兰德都知道，几年甚至几十年内，这项法案不会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且短期内还需为筹集艾滋病研究经费付出更大的努力。然而，“同性恋权益全国游说组织”对此并不感兴趣。
作为全国第二大同性恋组织，“全国同性恋工作组”已经和“同性恋权益全国游说组织”将它们在国会山的工作做了分割，并宣称自己日后将负责处理同性恋社区与政府行政部门的关系。在行政部门的态度与狂热的反同性恋宗教激进主义者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比尔·克劳斯想不明白此时这样分割是什么意思，但在一个长期将民权视为优先问题的群体中，议程改动起来会很慢。比尔召集来自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的国会助手在国会山开了史上第一次同性恋助手会议。单单这一事实本身就让比尔很忧心，他相信东海岸的未出柜病人将导致同性恋运动的终结。
比尔收集了令人沮丧的艾滋病资金统计数据，并提交给该组织。如果把通胀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总统的新预算等于要求疾控中心的经费实际减少7%。根据截至1984年9月的财年的当前预算，整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建议仅在艾滋病方面投入940万美元，约占该机构预算总数1%的20%。
更令比尔·克劳斯恼火的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延迟拨款，自1981年9月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等待这笔经费。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官员曾在私底下告诉比尔，这些申请不符合正常标准。研究的“焦点不够明确”，比尔一再听到这句。到目前为止，国家癌症研究所仅发放了34万美元给外部的申请者。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告诉比尔，未获批准的经费申请评分极低，这不过是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处理艾滋病疫情时磨磨蹭蹭的又一个例子。为一个才出现20个月的疾病申请研究经费，如何做到“焦点足够明确”？任何试图将研究焦点明确到一点上的做法都是在造假，因为事实上没人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疾病，更不用说如何明确研究的焦点了。他们说，国家卫生研究院是将通常标准应用于非常状况。很多研究都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对此，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官员们会假装没看见，因为研究艾滋病的是一群业余人士——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超过35岁——而且你也不能指望联邦政府在麻烦事上花钱。至少在这段时间不会。
更糟糕的是，比尔·克劳斯听说全国的艾滋病研究人员中有传言称国家卫生研究院在窝里斗。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之间一直存在竞争，显然在艾滋病这件事上爆发了。如今，既然艾滋病已经被确认为一种传染病，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就想采取更多行动；国家癌症研究所则认为，在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忽视艾滋病时，他们一直率先致力于研究这种疾病。两家机构都不肯互通有无，以致国家卫生研究院无法协调各机构对艾滋病联合出击。
“我们必须动手解决这个问题，”比尔叹道，“就没有人关心吗？”
比尔·克劳斯想从弄出点动静开始，想搞几次愤怒的新闻简报发布会，并着手筹措更多的经费。蒂姆·韦斯特摩兰德对比尔身上那种街头政治家的智慧印象深刻，但他后来透露，他认为比尔对国会采取的是“生硬的政治策略”。你不能走进美国众议院大声尖叫，不能因为你是对的就以为自己能获胜。单靠道德愤慨是没法赢得众议院拨款的。圆熟的国会内部人士蒂姆·韦斯特摩兰德说，处理这些事必须灵活，而且要慢慢来。会议结束后，比尔松了一口气。天哪，他讨厌玩手腕，他对迈克尔·豪什说，尤其是对那些不把艾滋病视为同性恋问题首要议题的傻瓜。如果同性恋都死了，争取同性恋权利还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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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的官员们带着比尔·克劳斯和其他同性恋领导人进行了一场3小时的巡讲，介绍了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在抗击艾滋病方面的努力。他们在一份长达8页的备忘录上以精心制作的饼图和复杂的科学语言来表明，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已经在抗击艾滋病上“推进”了“一大步”。这份备忘录援引了许多夸大的数据，说一个月以前他们已经向蒂姆·韦斯特摩兰德提出将投入数千万美元用于免疫系统研究。不过，这份备忘录称，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目前投入“与艾滋病患者相关的研究”的经费“大约是2 700万美元”。不知怎的，比上个月交给蒂姆·韦斯特摩兰德的数据无端多出了数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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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克劳斯此次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天，暴风雪席卷了宽阔的大街和宏伟的纪念碑，全城都是白雪的世界，差点瘫痪。比尔、迈克尔·豪什以及他的情人瑞克·帕克尔像孩子一样在雪地里玩耍，一起堆雪人、做雪天使。然而那天晚上，比尔变得严肃起来，他回忆起25年前的同一个月，他父亲的新坟周围也积了厚厚的雪。
迈克尔·豪什总是注意到比尔·克劳斯不为人知的一面。它不仅出现在他愤世嫉俗的幽默中，也在他对自己的生活总体上抱有悲观的看法时，无论是因为他无法维系一段关系，还是因为对艾滋病研究经费难以筹措感到沮丧。可直到现在，迈克尔才能真正理解比尔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比尔说，他父亲的去世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他只有10岁，感到很孤独；更糟的是他们全家从田园诗般的肯塔基州米切尔堡乡下搬到附近的辛辛那提市之后的日子。那段记忆，那些可怕的景象一再进入他的噩梦中：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克劳斯一家在密尔沃基的墓地里深深地埋葬了他的父亲。冰。地面冻得死硬，而他们要把棺材埋入地下。比尔看过英格玛·伯格曼的一部电影，当中也有一段是在瑞典的寒冬里把一个棺材埋进地下；当时比尔用力地咬了自己的指关节，都咬出了血。那一天他的童年时代结束了，眼前的一切真像25年前的那个可怕的2月啊。
比尔接着说道，他从来没办法和母亲好好交流，在去俄亥俄州立大学前也从未真正知道什么是幸福。他顿了一下，视线停在了瑞克和迈克尔起居室里漂亮的木制装饰品上。
“我想我会得病的。”比尔说。
迈克尔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我想我会得艾滋病的，”比尔说，“我这么觉得已经有段时间了。”
“很多人都担心会得艾滋病，”迈克尔说，“你想多了。你很健康呢。”
比尔摇摇头，“我有种预感。这事完结之前我就会得病。”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威利·罗森鲍姆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几天前，吕克·蒙塔尼耶教授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找到了一些东西。你能不能过来跟我们谈谈艾滋病的事？”
罗森鲍姆、蒙塔尼耶、弗朗索瓦丝·巴尔、弗朗索瓦兹·布伦－维兹内和让－克洛德·彻尔曼聚集在蒙塔尼耶位于巴斯德园区的办公室里。蒙塔尼耶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人类逆转录病毒，他说他们将测试新病毒，看它是不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但它看起来根本不像白血病。它引起细胞病变，疯狂地杀死T淋巴细胞。
罗森鲍姆列出了他所知道的关于艾滋病的一切，描述了一些已经发生的可怕的死亡事件。他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单单治疗一种疾病是没用的，因为另一种疾病会在一天后冒出来并杀死患者。目前没有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案，除非他们知道导致免疫缺陷的真正原因。
罗森鲍姆明白这个想法缺乏科学依据，但他毫不怀疑巴斯德团队已经发现了艾滋病的致病原因。一种逆转录病毒——这完全说得通。
蒙塔尼耶提醒大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该小组需要每周六在蒙塔尼耶的办公室开会，他们将开始为医学期刊准备一篇关于这种新型人类逆转录病毒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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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威利·罗森鲍姆和雅克·莱博维奇召集了一个工作组会议，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上，罗森鲍姆激动地解释了巴斯德研究所的发现。莱博维奇立即怀疑巴斯德的研究人员除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别的什么都没找到。当然，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位爱出风头的医生反感巴斯德研究所。那年秋天，莱博维奇申请过该研究所旗下的巴斯德制药公司的免疫学家职位，但被拒绝了，至今他还愤愤不平。
在会上，科学家们对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罗森鲍姆觉得巴斯德研究所找到了艾滋病的病因；莱博维奇相信巴斯德的发现不会有什么重大意义，他说，国家癌症研究所如今齐集了这么多研究机构，或许还可以指望。至于威利·罗森鲍姆，莱博维奇私下里觉得他就像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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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地，血液问题也引起了同性恋社区领导人之间的争斗。湾区领导人透露，他们会敦促男同性恋与当地血库合作，在献血时进行筛选检测，此后，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及其上级组织——美国医生促进人权协会之间产生巨大的分歧。而欧文纪念血库采取了折中的做法，他们并不直接询问献血者是不是同性恋，而是问他们是否出现淋巴结肿大、夜间盗汗以及其他明显的免疫缺陷症状。
在美国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该协会发布了全国指导方针，呼吁进行乙肝核心抗体检测，并反对把男同性恋排除在献血者之外，除了那些“认为他们可能会增加患艾滋病的风险的人”。协会的声明指出，“我们强烈反对一些血液制品生产组织和血库组织成员企图通过问卷调查来甄别同性恋，并将他们排除在献血者之外。这种企图是对个人隐私的不必要侵犯，并且严重误导美国人民对该问题的看法。”在华盛顿，同性恋领导人成功地说服红十字会官员放弃设计与性取向相关的问卷，转而与同性恋活动人士合作，制定一项同性恋政治家会支持的献血办法。同性恋政治资深人士弗兰克·卡米尼表示，如果当地血库官员继续进行筛查，他将“建议同性恋们撒谎”。
在纽约，全国同性恋工作组几乎找来了曼哈顿所有的同性恋领袖，他们站在纽约血液中心的台阶上举行新闻发布会，谴责筛查献血者的做法。迈克尔·卡伦是新成立的“艾滋病携带者”协会纽约分会的领导人，他扫了一眼这群人，为这场新闻发布会的讽刺意味感到好笑。他知道，在场的同性恋几乎每个人都有乙肝，而且大多数人的性行为都是那种有着很高的艾滋病风险的。卡伦想，凭良心说，这些人一个都不能献血，而他们在这里宣泄自认为正义的愤慨，不过是因为有人认为他们无权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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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性恋群体来说，“降低风险指南”的问题更为严重。在美国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布了对“健康的男同性恋性行为”的温和建议。考虑到这不是个“性行为消极”的群体，指南向男同性恋保证：发生性行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们应该检查他们的伴侣有没有出现卡波西肉瘤病灶、淋巴结肿大以及明显的艾滋病症状。这个指南还试探性地建议，性伴侣数量少一点也许是个好主意。纽约的“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把同性恋医生们的智慧凝聚成一句话：“性行为有多少都没关系，但性伙伴要少而健康。”所谓无症状携带者，就是看起来非常健康，实际上却暗藏着一剂艾滋病病毒的人，尽管医学文献中对这类人的复杂表征有充分的记载，但并没有体现在指南中。
在旧金山，更为谨慎的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仍在召开委员会会议，就降低风险指南的每一处措辞争论不休。一些医生对于告诉他人在床上该做什么感到恶心。其余的人觉得最好是慢慢来，谨慎行事，以免说错话。与此同时，卡波西肉瘤基金会的电话响个不停，人们纷纷打电话来问该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基金会的领导人只能建议他们等同性恋医生结束委员会会议以后再打电话过来。
在华盛顿，朋友们告诉蒂姆·韦斯特摩兰德，他之所以变得阴郁，是因为他总在警告别人性生活和艾滋病方面的事。朋友说，这种病是纽约人和旧金山人的问题。韦斯特摩兰德这才觉得，自己像个在拥挤的机场里谈论航班安全的人。他在当地的同性恋报纸《华盛顿刀锋》上发表了一篇特约文章，对疫病在未来几年可能产生的后果发出了一长串警告，说保险公司接下来可能会拒绝给男同性恋上保险，或者试图将艾滋病从保险项目中划掉。他写道：“在某种程度上，保险业会出现对风险区别对待的做法，或从中获利或敬而远之。”为此，其他同性恋都指责韦斯特摩兰德危言耸听。
巴黎，奥利国际机场当年轻英俊的科学家坐下来时，空乘警惕地注视着保温瓶，乘客们也伸长脖子看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雅克·莱博维奇向乘务长解释说，他是一名科学家，要把标本送到贝塞斯达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去。这事关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烟雾只是液态氮。不，他不能打开。最终，年轻科学家的魅力占了上风，他回到座位上，身边是冒着烟的保温瓶。
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巴斯德制药公司负责他前往贝塞斯达的路费，不是为了运送这些标本，而是为了吕克·蒙塔尼耶和让－克洛德·彻尔曼去取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的抗体。莱博维奇还带了一封蒙塔尼耶的信，信里解释了法国人的发现。
雅克·莱博维奇非常希望证明巴斯德研究所是错的。他愿意竭尽全力帮助罗伯特·加罗医生证明其发现的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是此次疫病的罪魁祸首。为了保证不出纰漏，他甚至带上了他姐姐诊治的一个扎伊尔艾滋病患者的淋巴结活检标本，打算亲手交给加罗。哦，他多想打败巴斯德研究所的那些家伙啊。
墨西哥，蒂华纳整体机能治疗师向盖瑞·沃什承诺，氨基酸和二甲基亚砜（DMSO）能治愈他；并向他保证，他们之前已经治愈过艾滋病患者。此外，医疗机构知道这些治疗是有效的；他们说，这正是这些治疗在美国不合法的原因。如果大家都知道如何使这种病真正痊愈，医生们就会破产。
这种逻辑在不循常理的盖瑞听来非常受用。在动身去圣地亚哥之前的几天里，他的内心燃起了熊熊的希望。
他告诉自己，他没有得致命的疾病。当他走进诊所接受10天疗程的首次治疗时，心想，这儿的铺位可真不少啊。
盖瑞几乎是立刻就感觉好多了。整体机能治疗师告诉他，注射氨基酸以后，健康细胞会消耗掉他的卡波西肉瘤病灶。果然，疗程结束的时候，盖瑞的病灶似乎变小了。感谢上帝，他想，我要活下去。
2月5日，旧金山马科斯·柯南特在早晨的邮件中发现盖瑞·沃什的来信，对此他一点也不觉得吃惊；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
“我的卡波西肉瘤病灶正在消失，”盖瑞写道，“我感觉好多了。健康的细胞正在消解癌细胞。”
盖瑞写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他可能不需要再来见柯南特了。他预计自己会康复。
柯南特的病人中，盖瑞·沃什并不是第一个去墨西哥寻找神奇疗法的。绝望的艾滋病患者千方百计想要摆脱死刑判决，那些诊所单靠提供氨基酸就发了大财。你只有离开这个国家，才能得到医疗机构拒绝提供的治疗，这使得这些疗法看起来更加诱人。近来被确诊患有致命疾病的人，往往不太接受任何官方药物。
柯南特自己的心理治疗师保罗·达格曾尝试过氨基酸治疗，他去的就是这家因推荐癌症患者使用苦杏仁苷(1)而出名的诊所。保罗向盖瑞建议了氨基酸治疗法。其他的病人从治疗师那里——通常在墨西哥——回来以后，都兴奋地大谈特谈病灶是如何消失的，即便柯南特能测出肿瘤实际上在大量增长。柯南特知道，接受绝症得有一个过程。而第一步，就是否认它的存在。
保罗·达格是著名的同性恋社区组织者之一，早期艾滋病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飞到菲律宾去做“心理手术”，这是他寻找治疗方法的最后一次苦苦挣扎。在保罗临行前几天，马科斯·柯南特去看了他。尽管奄奄一息，保罗还是坐在椅子上迎接柯南特。柯南特知道，他不得不坐着，因为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卡波西肉瘤正在他喉咙里晃来晃去。如果保罗躺下，肉瘤会落在他的气管里，让他窒息。柯南特想，老天爷甚至不让这个人躺着死去，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只能一直坐着，这是何等残忍。
在跟柯南特说了他的菲律宾旅行计划后，保罗犹豫了一下，似乎在等柯南特劈头盖脸地谴责这种替代疗法。柯南特反而祝保罗好运。
“我不是去治病的，”保罗说，“我要的是一个奇迹。”
(1) 即laetrile，亦即维生素B17。——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