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科伦最终得到了官方消息，有3个月时间他将会被告知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爆发的详细信息。这意味着他可以全职从事该流行病的研究，而据他所知，研究这一新健康问题的环境目前是非常恶劣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上司们不感兴趣。他每周都会和疾控中心的主任会面，就连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的卫生官员、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助理卫生部长爱德华·布兰特也定期给他打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但是，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一样，布兰特也支持疾控中心预算削减，他相信各州有能力更好地处理各自的卫生问题。
科伦知道，经费的削减意味着人手的大幅减少，从事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研究的工作人员几乎随时都可能被解雇。其中包括一些关键人物，比如哈罗德·杰斐，他经验丰富，是研究同性恋性传播疾病的资深人士，并迅速成为卡波西肉瘤流行病学的协调人。但是一年前，当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的荣誉研究员之后，他就失去了在工作组的职位，科伦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保住他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科伦意识到他不能指望雇用新人了。他不得不拉拢其他部门的员工，充实自己的人手。所幸，疾控中心普遍都是年轻而又充满激情的团队，新的不解之谜总会让他们中间的山姆·斯贝德(1)脱颖而出，再则疾控中心处理过的问题中很少会有如此神秘难解的——这样奇怪的感染居然出现在那么分散的地方。
有无数线索需要追踪。有各种假说需要消除。肺囊虫肺炎的爆发到底是新情况，抑或只是不曾上报的一般状况？举例而言，1976年对军团病暴发的最初调查表明，这种肺炎已经存在多年，但直到它突袭费城的军团会议导致29人死亡，人们才发现它。
药物技术员桑德拉·福特有条不紊地重新检查了过去所有的戊烷脒文件，想看看之前的肺囊虫肺炎病例有没有与该疾病的新模式相符的。果然，她发现有9位病人戊烷脒申请表上的描述与新型肺囊虫肺炎病患的情况完全符合，而所有病例都是1980年下半年报告的。她没发现1979年以前有任何同性恋肺炎患者，由此可见，这些都是新出现的病例。
研究人员还试图确定，这种疾病是否确实出现在地理上彼此孤立的三个同性恋集中的大城市。对这三个城市的病例进行研究是否会得出结论，即因为这些城市的同性恋生活都是快节奏的，所以只有生活丰富多彩、节奏快的同性恋才会得这种病？是否全美国的同性恋都会罹患此病，只是因为人数如此之少，所以没被发现？特别工作组决定对城市展开调查，按其同性恋性病发病率高、中、低来分别进行对照。他们将洛杉矶和纽约列为发病率最高的城市，亚特兰大和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列为中等发病率的城市，俄克拉何马和奥尔巴尼列为最低的城市。疾控中心流行病情报学服务部门（EIS）的官员走访皮肤病学家、肿瘤学家、传染病专家和内科医生，搜寻这些城市的医院记录，以了解可能未报告的病例。他们带着预期的结果返回。在洛杉矶，特别是纽约，发现了数十个新病例，但是同性恋性病发病率为中和低的城市几乎未发现病例。
疾控中心还需要对他们正在研究的内容有个标准的定义。工作组成员经过多次讨论后认为，一个尚未命名的综合征的病例定义应包括卡波西肉瘤患者，或者未接受化学免疫抑制的肺囊虫肺炎患者。他们必须年满15岁，以确保没有错将先天性免疫病例包括在内；而且必须小于60岁，因此老年男性中的卡波西肉瘤患者也不会错误地混入其中。
和工作组的大部分人一样，科伦热切地希望这种疾病可以追溯到催情剂上面。毕竟，糟糕的吸入剂可能会引发免疫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疾病只限于三大城市，考虑到东、西海岸一些富裕的同性恋的生活方式，被污染的催情剂小瓶可以轻易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之间流通。患有上述疾病的每个患者几乎都吸催情剂。假如它确实是罪魁祸首，疾控中心只需反催情剂即可。他们可以禁止使用，把装它们的小瓶都砸了，结束这场疫情。就该这样。
科伦还有一种不太乐观的想法，他怀疑这不是问题的答案。毕竟，美国仅1980年一年就售出近500万支亚硝酸盐吸入剂。同性恋人群中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因而第一批病人使用硝酸盐催情剂并不令人吃惊。而且科伦感觉催情剂的原理太简单了，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容易流行的疫病。
7月，工作组成员达成共识：他们需要做的是一项病例对照研究（case-control study）。他们将把患卡波西肉瘤及肺囊虫肺炎的病人与没有患病者进行对照。患者与对照者之间的差异会指向疫病发作的原因。哈罗德·杰斐给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流行病学专家打电话，求教如何开展病例对照研究。后者解释说，很简单，用一年时间准备访谈文件，然后决定以谁为对照者；第二年进行访谈；第三年分析数据并将其汇总成一篇精彩的文章在医疗杂志发表。
“3年时间，我们可以完成一项出色的研究。”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专家告诉他。
杰斐想知道这些专家们是否听说了，在舒适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实验室外，真的有人正死于这种疾病。上述过程可能适用于研究乳腺癌或黑色素瘤，但是杰斐担心这种疾病具有传染性。国家卫生研究院所有机构的研究进程都是慢悠悠的，但疾控中心耗不起时间。
“我们希望在3个月内完成研究，而不是3年。”他说。
当然，用于病例对照研究的问卷和方案就需要数周时间完成。第一批报告的41个病例中，已有8例死亡，很多人明显奄奄一息，工作组感到他们等不及了。科伦及他的工作组在7月的第二周决定，所有调查人员进入现场，实地研究，与他们能够找到的美国境内的每一位病人交谈。加州人哈罗德·杰斐整理好行装去了旧金山，布鲁克林出生的玛丽·桂南飞往纽约。
7月17日，纽约对玛丽·桂南而言，这又是研究同性恋癌症的寻常一日。她早上6点醒来，与同性恋医生及同性恋社区领袖共进早餐，并且一遍遍地问“社区内有什么新情况”，到底是什么新的因素引发了这场灾难。
早上的剩余时间以及下午，她跑遍了曼哈顿的各家医院，走病房，看病人，直到晚上7：30才回到酒店房间。通常，她会打4个小时的电话，但是今晚，她已经答应了千里迢迢飞来纽约的丈夫，答应出去吃晚餐，庆祝他们的纪念日。
喝香槟的时候，桂南向她丈夫吐露，这是她公共卫生职业生涯中处理过的最耗费精力的工作。玛丽·桂南高挑美丽，金发飘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42岁要年轻。她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和直率的举止，掩盖了她出于母性的敏感对这种疫病特有的担忧。同事们认为，也许这就是她能成为如此优秀的实地调查员的原因。她给人的印象是，既强大到足以接受任何残酷的事实，又能感同身受，让人觉得她真心实意地在乎。随着曼哈顿的夏天越来越闷热，桂南能感到每一次访谈都让她心碎得更加厉害。
太可怕了，她说。这些人是那么年轻、聪明、才华横溢，而且非常配合。他们努力回想任何一个有用的细节，最后，他们会问：“预后如何？”
桂南不得不回答“不知道”。和许多癌症患者一样，许多人都相信总有办法治愈他们，只是还没有找对路子。一旦找对了，他们就能战胜病魔，这个病终究只是一段噩梦，会慢慢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然而两周后，她会接到电话，说病人已经去世了。
桂南感到无助、害怕。这是她遇到过的最邪恶的疾病。她拼命思考这些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差别。她知道疾控中心需要把每一个能想到的假说放入病例对照研究中。他们有没有去过越南？也许这是橙剂(2)的延后效应？他们的祖母是否患过癌症？也许这就是基因作祟，只不过现在才显示出来；又或许就是一些饮食风尚出了岔子。
调查还发现，其中有几例病人根本不是男同性恋，而是吸毒成瘾者。桂南心想，在疾控中心，人们不太愿意相信静脉注射吸毒者可能会卷入这种疫病，纽约医生似乎也只关注同性恋这个角度。“他说他不是同性恋，但他肯定是。”医生会跟她耳语。
问题在于，吸毒者似乎不会得卡波西肉瘤，他们得的是更致命的肺囊虫肺炎。大部分人在上报到疾控中心以前就已经死亡。桂南谨慎地向那些还在世的瘾君子询问了他们的性行为癖好。这是她在纽约几个星期以来获得的最有意义的线索。在亚特兰大，这些吸毒者并没有受到认真对待，但多年来走访梅毒病患的经历让桂南有了第六感，能分辨人们什么时候在撒谎，什么时候在讲真话。她并不觉得这些将死之人在性生活问题上撒了谎。她知道乙肝是男同性恋和静脉注射吸毒者都会得的，正如这几周来她始终相信，假设一种新疾病可能也是如此是合理的。
这种分析合乎生物学逻辑。像乙肝这样的病毒可以在男同性恋之间通过性传播，也可以在静脉注射吸毒者之间通过血液传播。桂南在心里提醒自己，要观察血友病患者以及输血接受者的病例。作为乙肝病毒的其他主要受害者，他们也有可能通过血液制品感染了这种病毒。
桂南还注意到一点，也许仅仅是种巧合。她去纽约大学非卧床病人的公寓走访一名患者时，后者刚刚洗完澡从浴室出来。一开始桂南有点不好意思，但这个人非常有魅力，讲话带着轻柔的法语口音，于是她开始询问他的情况。
这位病人颇为骄傲地坦陈自己的性生活非常活跃。他是一名法裔加拿大空乘，其性生活与桂南走访过的别的男同性恋没什么不同。把在浴场的那些夜晚算在内的话，他估计自己一年有250次性接触，开始同性恋性生活已近10年，2 500名性伴侣对他而言不在话下。事实上，他的一个“老伙计”也得了怪病，住在纽约的医院里，盖坦·杜加斯说。
后来，桂南跟工作组提及了这段对话，但大家还是没有头绪，即便盖坦谈到跟杰克·诺上过床，使这两名新疾病患者第一次通过性关系联系在一起。由于盖坦是加拿大人，是加拿大第一个确诊的艾滋病患者，疾控中心不再直接对他进行随访。病例对照研究只针对在美国生活的人。
7月29日，纽约，纽约大学医疗中心拉里·克莱默看见大卫·杰克逊在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的候诊室，他吃了一惊。大卫是个古董商，年近四十，为人友善，样貌平凡，在布莱克街的一家店里卖些零零碎碎的玩意儿。拉里被《纽约时报》上关于新癌症的文章搞得心烦意乱，所以来找弗里德曼－肯恩谈谈。弗里德曼－肯恩是为疾控中心整理早期卡波西肉瘤流行病学情况的医生。拉里的朋友们似乎都不在意，但他自己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不只是文字上的。他有性传播疾病的病史，和报纸上写的那些卡波西肉瘤患者一样。他认识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情况，这让他感觉大事不妙。当然，这位作家没有想到，一走进这位著名医生的办公室就遇上了熟人。大卫开始自言自语，仿佛正在试图厘清头脑中的一切事情。
“当我在火焰岛的海滩散步时，我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大卫说，“我要吃得健康，注意营养。”
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他诚恳地看着拉里，告诉拉里自己身上有些奇怪的紫色斑点。
“我没有朋友，”大卫说，“跟别人说这事让我觉得丢脸。你能来看看我吗？”
* * *
这才只是冰山一角，弗里德曼－肯恩告诉拉里·克莱默。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必须马上开始研究。
“我不认为有人会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医生说，“你得帮忙。我需要经费做研究。政府拨款得等上两年。”
拉里已经听说一些人，一些火焰岛上的朋友，病倒了。他答应弗里德曼－肯恩会把这些人召集到自己的公寓来筹集一些经费。
“我该怎么做才能不得这病？”拉里问，试图把挥之不去的疑病症从自己的声音里驱除出去。
“如果我是个同性恋的话，我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弗里德曼－肯恩说。
拉里觉得医生的话莫名其妙，但他还是专心地听医生的下文。
“我会不再与人发生关系。”
* * *
刚迈出弗里德曼－肯恩的办公室，拉里大吃一惊，他看到了唐纳德·克林兹曼，杰弗瑞芭蕾舞团的资助人，也是拉里一个好朋友的情人，那两人一直分分合合。此刻，他是弗里德曼－肯恩下一个要见的病人。
“别告诉我你也生了这个病？”唐纳德问。
“没有。”拉里回答。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得了。”唐纳德平静地说。他是来验血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拉里给唐纳德·克林兹曼和拉里·马斯打了电话，后者是给纽约最重要的同性恋报纸《纽约人》写医疗新闻的医生。他还给保罗·波帕姆打了电话，因为听说保罗最好的朋友去年死于卡波西肉瘤。拉里叫他们到他的公寓来，一起商讨为研究提供一定资助的事。
马里兰，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一年前引入新的荧光激活细胞分选仪（FACS）(3)时，大部分免疫学家觉得它不过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又一台昂贵的科学玩具。分选仪可以让计算机做以前人类手工做的事情，即从抑制性T细胞中分离出辅助性T淋巴细胞，然后计算它们的数量，看两者比例是否正常。比如，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每2个辅助性T淋巴细胞搭配1个抑制性T细胞，那么二者的正常比率是2:1。这种快速的计算并不能说明分选仪就是一个方便好用的工具。毕竟，T淋巴细胞亚群本身也才被发现不久，科学家还不确定各种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不确定其比率有何重要意义。根据大家在实验室的讨论结果，这些谜团估计还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找到答案。只有到那时，这些昂贵的累赘才有实用价值。
尽管如此，詹姆斯·古德特医生还是很高兴国家癌症研究所花了50万美元购买了一台第一代细胞分选仪，因为他接收了一名新病人，得的也是去年12月他第一次见到的那种罕见的皮肤癌。研究所的细胞分选仪非常新，在古德特用它分析他接诊的两位卡波西肉瘤患者的血液之前，没人用过。但辅助性T细胞与抑制性T细胞的比率大大偏离了正常范围，以致实验室技术人员都怀疑结果出了错。
出于直觉，古德特抽取了华盛顿地区来的15位外表健康的男同性恋的血样，发现其中一半人的免疫系统出现类似的不正常。这个结果让他的心一沉，就像电视上飞机在坠落前划下的一道优雅弧线。古德特知道，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免疫系统问题已然非常普遍。吉姆倾向于认为是毒性药物，并怀疑是催情剂。他开始设计一项针对男同性恋的研究，以检测自己的想法。
旧金山，市场南区哈罗德·杰斐医生神情紧张地望向酒吧的大门。即使一阵夏日微风吹过，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浓烈的刺鼻性气味，像是电池酸液和植物性起酥油混合产生的怪味。“埋伏”酒吧看起来和杰斐听说的一样乌烟瘴气，是个地板踩上去黏哒哒的地方。这里还是催情剂的源头，旧金山的男同性恋对这种东西赞不绝口。店里的自有品牌催情剂在楼上的皮革店悄悄出售，杰斐的病人说它不会让人头疼。事实上，城里所有的艾滋病患者都声称使用过“埋伏牌”催情剂，这就是为什么杰斐和城市疾控调查员卡洛斯·伦登会光临哈里森街上这家脏兮兮的皮革酒吧。
“我不确定自己真想走进这种地方。”杰斐说。
“我去吧，”伦登语气平淡地说，“我该怎么说？”
“他们管那玩意儿叫‘真家伙’，”杰斐说，“就说你要‘真家伙’吧。”
伦登回来的时候，拿了个没有标签的琥珀色瓶子，杰斐把它收好，准备带回亚特兰大做化学分析。和玛丽·桂南一样，杰斐也去寻访一切可能的解释，他的调查集中于两个主要的假说：这种综合征要么是因为接触了某种有毒物质，比如“埋伏牌”催情剂；要么是新的传染源传播的一部分。
杰斐不相信他能在催情剂中找到解决办法。他想，如果这么简单，那老早就有人解决了。相反，杰斐的基本动机之一是了解这种新的疾病到底是什么。跟不断加入到这一疫情的调查研究中的医生一样，他也震惊于患者的病情如此之重。他们极度瘦弱，看上去像是刚刚被拖出饱受虐待的集中营；许多人虚弱到回答一个问题就要休息片刻。这位35岁的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家者曾见过癌症晚期病人，但从没见过如此年轻的。
从病情的严重性及病例的数量上看，杰斐确信它不是间歇性爆发的疫病，像军团病那样来一次突袭，然后销声匿迹。这场疫病是一种全新的、才刚刚开始定义自己并且在逐步成形的东西。杰斐走访下来只获得两条实质性的线索：“埋伏牌”催情剂；以及——毫无疑问的——性伴侣的数量。一个典型的卡波西肉瘤患者或肺囊虫肺炎患者有数百个性伙伴，大部分来自同性恋浴场或性爱俱乐部，而这些地方的利润靠的就是提供源源不断的性交机会。“埋伏牌”催情剂可能为疫情的爆发提供了环境因素，但是杰斐相信，由于早期患者高度活跃的性生活，一种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病毒可能是这种神秘癌症与肺炎的诱因；詹姆斯·科伦和唐纳德·弗朗西斯也持同样的观点。
* * *
在回亚特兰大的飞机上，玛丽·桂南头疼得厉害。机舱里有股难闻的味道，太阳穴都要裂开了。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她从座位底下拖出自己的手提包，听到里面小玻璃瓶撞击的声音，注意到那股恶臭跟着她穿过东方航空的航站楼。她意识到，是那些催情剂搞的鬼。她去了每一家她能找到的色情书店，以便买到她能想到的每一种牌子的亚硝酸盐吸入剂。她自己去拿，因为纽约市卫生局的工作人员谁也不愿意走进那种地方。
玛丽·桂南的一个同性恋联系人提出，这种疫病可能是由催情剂和科瑞牌起酥油的混合物引起的，这种起酥油是拳交爱好者常用的润滑剂。桂南委派一位同性恋朋友去格林威治村的各家卧室收集混合了催情剂的科瑞起酥油，然后把这一团团的东西拿回疾控中心进行化学分析。没有什么反常的。
杰斐和桂南回到疾控中心的时候，听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扩散了。《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布卡波西肉瘤报告才4周，疾控中心又收到了67例肿瘤或肺炎的报告。目前全国共有108例患者，其中43人已死亡。
在已知诊断日期的82例病患中，1980年患病的有20例，1981年头7个月里得病的有55例。科伦正在为《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准备一篇新的报告，以更新这种疾病的动态，这是未来9个月内发表的最后一篇相关报告。
工作组反复阅读了杰斐和桂南的研究。桂南十分确信这是一种新型传染病。她访问过的人中间，有一些并不使用催情剂。当然，服食海洛因获取快感的人是不会玩迪斯科催情剂这种轻量级玩意儿的。杰斐在实验室化验了“埋伏牌”催情剂，发现其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不是通常供男同性恋使用的亚硝酸异丁酯，而是真正的亚硝酸戊酯，是一种必须凭处方才能获得的东西。当然，若是你去对了旧金山的皮革酒吧，就不难获得。杰斐知道，这种处方类的戊基已经使用了大约一个世纪，而且并不致死。
比尔·达罗对于杰斐和桂南搜集的初步数据感到震惊。作为一名有20年经验的性病专家，在疾控中心的人眼里，他是最杰出的社会学家，在同性恋群体看来，他是个厉害的医生。42岁的他，在普遍三十出头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中，差不多算是老人了。分析危机时，他有一种冷静而专业的气质，因此，在听完他对纽约和加州的31例受访患者的分析之后，大家都感到恐慌。
“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比梅毒更厉害的性传播疾病。”他直截了当地总结道。
肝炎和阿米巴病不光通过性传播，还可以通过饮食，以及像肝炎那样通过共用注射器针头或输血感染。达罗说，这些新患者得的无疑是流行病。在这些病例中，唯一重要的事就是性伴侣的数量，这一点并非巧合，而恰恰就是在发病率低的情况下评估一个人罹患性传播疾病风险的唯一标准。
1981年8月初，比尔·达罗和另外六七个人在亚特兰大为此担心；全国上下，也许有十二三个临床医生及同性恋医生也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事的后果。达罗认为，问题在于如何让其余2.4亿美国人相信这是他们应该关心的事。
* * *
接下来的几周里，疾控中心的实地研究人员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复杂的同性恋性生活场所。当地的流行病专家，比如旧金山公共卫生部的塞尔玛·德里兹医生，飞到亚特兰大学习如何管理为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的22页调查问卷。当工作组成员解释某些病人一生有2 000个以上的性伴侣时，总是有人惊得目瞪口呆，并且会问：“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1981年8月，旧金山，卡斯特罗街盖瑞·沃什领着跟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心理医生乔·布鲁尔穿过“罪恶之地”的转门，这家酒吧离卡斯特罗街不过几扇门。乔也是男同性恋。
“我要教你怎么勾搭人，”盖瑞的话语里带着他特有的果断，“没有人学不会。”
整个春天，乔都因为跟好了7年的爱人分了手而郁郁寡欢，一向热情四射的盖瑞受够了朋友的情绪低落。
“看见那边那个帅哥了吗？”盖瑞一边说，一边指向一个穿牛仔裤的金发男子，裤子那么贴身，谁都不禁注意到他没穿内裤。“首先，有人会过去跟他搭讪，但他不会怎么搭理。记住，永远不要做第一个搭讪的。”
盖瑞颇有深意地看了乔一眼，确保他听懂了。
“没人会跟第一个和自己说话的人回家，这样做会看起来很贱。”这位36岁的心理治疗师继续说道，“得手的总是第二个。”
乔靠在墙上看着，发现盖瑞的预言完全没错。盖瑞把乔从墙边拖走。
“不，不，不，”盖瑞像修女在批评祭坛前犯错的男孩一样，指点他说，“不要靠墙站。站出来一点，身子稍微转过来一点，这样大家就能注意到你了。”
尽管已经在旧金山做了7年的心理医生，但乔还是对同性恋圈里猎艳手段之复杂惊讶不已。他一直向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盖瑞是他见过的最荒淫无度的人。乔和盖瑞在许多方面都截然不同，可能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从1977年第一次见面那天起就成了好朋友。
在盖瑞·沃什看来，佐治亚州长大的乔·布鲁尔是个南方绅士，有着细腻的生活品味；而在乔看来，盖瑞具有中西部人特有的直率和不拘小节，讨人喜欢。他出身艾奥瓦的天主教劳工家庭，与乔的南部卫理公会家庭可谓大不相同。盖瑞似乎羡慕乔能维持长久又热烈的关系，乔则搞不懂盖瑞怎么能在有了一个那么棒的固定男友之后还到处拈花惹草。在专业上，乔和盖瑞是一对好搭档，他俩都是旧金山同性恋心理治疗的先驱，事实上，是他俩开创了同性恋伴侣心理咨询。
每当盖瑞不经意地摆出一个能提高猎艳几率的示范动作，他就忍不住狡黠地朝乔笑一笑。乔觉得这件事颇有讽刺意味，他和盖瑞的工作是指导同性恋伴侣在这个上帝创造的最大的性糖果店里如何克服困难、维持关系，而实际上，他和盖瑞自身在爱情生活中也遇到了麻烦。乔目前单身，但他讨厌单身。与此同时，盖瑞和他的爱人马修·克里格则为了“一夫一妻”和“个人自由”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马修想要婚姻，盖瑞则只想到处寻欢，于是马修也四处留情刺激盖瑞。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乔觉得这是典型的男性竞争心理。但是他也注意到，从整个猎艳方式来看，男同性恋群体的性生活方式似乎是由性别而非性取向决定的。
乔·布鲁尔对于卡斯特罗街的最初记忆是性爱之后的浪漫泡泡浴。他是1970年来的湾区，那时刚出柜不久，而不久前他还恳求心理治疗师把他“掰直”。靠着嬉闹做爱摆脱罪恶感，在初到卡斯特罗街时他获得了自由，而且同性性爱还充满了兄弟情谊。渐渐地，性行为中间的亲近不见了。不仅亲昵感消失了，而且很快大家的穿着打扮像是出来完成性交任务一样，又是手帕，又是钥匙，这让他们的猎艳行动更为高效，浴场实际上变成了速配便利店，肛交界的“7-11”。
每周大约有3 000名男同性恋涌入第八大道和霍华德街口的“俱乐部”浴池，这个庞然大物任何时候都可以容纳多达800名顾客。乔觉得，滥交以及去人格化性爱的吸引力源于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他认为，这并不是男同性恋的问题，而是男性的问题。问题在于，根据定义，男同性恋亚文化的价值观之中缺乏调和大男子主义的因素，因此，后一种价值观在他们中间获得了比在异性恋男子中间更虔诚的尊崇，就连浴场里那些目光冷酷无情的侍者都是如此。滥交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在一个完全由男性构成的亚文化中，没有人说“不”，不像异性恋关系中有女性扮演调和的角色。某些异性恋男子私底下透露说，假如能找到愿意参与的女性，那么在浴池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匿名地性交真是个绝妙的点子。当然，同性恋男子常常对此表示赞同。
乔有时候想，这太频繁了。剥夺了人性，人只能通过越来越怪诞的性行为寻求更大的感官刺激。而乔更喜欢泡泡浴，期待能再次找到爱情。
盖瑞·沃什倒觉得男同性恋的性关系远没有这么复杂。他全身心地投入性解放运动，认为在一个遵守“一夫一妻”这种过时观念的社会，和很多人发生性关系是驱除所有男同性恋心中根深蒂固的罪恶感和疏离感的一种手段。私下里，盖瑞认为不喜欢经常性交的人都很无趣。他教导乔：生命在于学习，而性和其他事情一样，是合理的学习手段。
吃午饭时，他俩计划去一个同性恋度假胜地过周末，那地方在离旧金山北边有一小时车程的俄罗斯河边。后来，盖瑞取消了行程，说口腔得了酵母菌感染。乔一点不觉得意外，盖瑞好像总是会得这样那样的病。
8月7日，旧金山到8月初，旧金山湾区有18名同性恋出现不明原因的免疫缺陷，其中2人已经死亡。
“没有人知道这种潜在危险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但是用几周时间谨慎行事总是对的。”当地的同性恋报纸《哨兵》对此发表社论，“就在几年前，政府花了数百万美元来研究只会影响极少数人的军团病的成因。迄今为止，还没有如此大量的经费用于研究卡波西肉瘤的成因和发展，而这是一种迅速致死的癌症，短期内致死人数远高于军团病。”
8月11日，纽约，第五大道2号黄昏时分，空气依然闷热，80名男子拥入了拉里·克莱默位于华盛顿广场一角的公寓。保罗·波帕姆带来了他在火焰岛的室友恩诺·波斯克；卡波西肉瘤患者唐纳德·克林兹曼和他的情人一起来了。这些人在公寓里挤来挤去，分享着谁病了、谁看起来不太好之类的最新传闻。拉里扫了一眼，没发现有政治狂热分子夹杂在其中，他松了口气。相反，来的都是纽约最热门的同性恋夜生活场所的精英，这个岛上或时尚迪斯科舞厅里最炙手可热的人。当拉里向大家介绍那个跨坐在起居室中间平台上的微秃矮个男子时，室内顿时鸦雀无声。
“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医生说。而这句话将成为未来几年里对艾滋病疫情方方面面的隐喻。
他不知道造成这场疫病的原因是什么，但他知道患者有很多性伴侣，并且有长期的性病史。（拉里注意到很多人不安地挪了挪穿船鞋(4)的脚。）弗里德曼－肯恩警告说，要让世人都了解情况，认真对待。他又补充说，这项研究需要经费——现在就要。
弗里德曼－肯恩这番话让现场大部分人一时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对他们而言，这一刻如同分水岭，将他们的人生从此分为“以前”和“以后”。他们生命的日子将从此刻、从他们意识到一个残酷的意外已经打断了他们的人生计划之时开始计算。而恩诺·波斯克在这一刻突然想到，7个月前尼克的惨死可能与杰克·诺和瑞克·威利考夫的病有关。
当拉里希望有志愿者参与一些更大的筹款活动时，恩诺留下了，保罗·波帕姆也是。保罗从不涉足同性恋政治，并引以为傲，但这次不一样。两个朋友死了，还有一个奄奄一息。另有大约35人留下来在火焰岛的劳动节周末组织筹款会。拉里为弗里德曼－肯恩在纽约大学的研究项目募集到6 635美元。这就是为当年余下时间抗击新疫情而筹集到的全部私人捐款。
有些人是怀着对弗里德曼－肯恩的愤怒离开拉里·克莱默的公寓的。他在有人问起如何避免得这种同性恋癌症时，竟然再次建议“停止性行为”。一些人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同性恋不需要这种道德卫道士来对我们的性生活说三道四。另一些人则怀疑此次聚会不过是为了进一步鼓吹拉里那众所周知的反滥交观念。
但拉里认为这将是他的新事业的一个重要起点。接下来几天，他给一些重要人物写信，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疫病；又给卡文·克莱（Càlvin Klein）留了言，希望其能为研究出一份力；还请求《纽约时报》一位未出柜的记者，希望多多报道此事。自从《纽约时报》发表第一篇报道以来，一个月内病人翻了一倍，但此后，拉里再没读到过一个字。
9月7日，纽约，火焰岛，劳动节“你疯了吗？”
保罗·波帕姆不明白这家伙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是在小题大做。”这个熟人继续说道，在抛给保罗一个奇怪的眼神之后，他朝着传出唐娜·莎曼歌声的“冰宫”大步走去。
保罗很惊讶，你怎么能不在乎呢？100多名男同性恋因为某种疾病倒下了，其中不少人已经死了，可是每个人都觉得保罗像是大联盟比赛时出来扫兴的那个人。保罗彻底怒了。天知道，他也喜欢派对，可现在是危机时刻。他请大家捐点钱，一两块也行，而人们不仅无视他的存在，还常常毫不掩饰对他的敌意。不是说他歇斯底里，就是说他参与了异性恋破坏同性恋社区的阴谋。对他无动于衷已经算是好的了。
这个周末从一开始就是一团糟。拉里·克莱默、恩诺·波斯克、保罗·波帕姆以及另外一小撮人，在去“松林”必经的码头附近拉了个横幅，上面写着“请为同性恋癌症捐款”。靠着在拉里公寓筹得的一部分经费，他们把志愿者拉里·马斯博士为《纽约人》撰写的文章印了几千份，放在火焰岛上两个同性恋社区“松林”和“樱桃园”家家户户的门口。每份复印件上还附了纸片，说明如何来支持弗里德曼－肯恩的研究。这一小波人估计他们能从参加1981年最后狂欢季的1.5万名男同性恋中筹到几千美元。
他们错了。
“走开，别来烦我。”这是他们最常见到的反应。
“这真叫人扫兴。”这是另一种反应。
“你们说的是什么？”这大概是他们收到的最客气的回应了。
恩诺对这些自以为聪明的家伙的回答感到吃惊，拉里则非常沮丧。该如何去帮助一个拒绝帮助的群体呢？他很困惑。保罗感到一种全然陌生的疏离感，他心想，这些都是我的同类啊。他认识这些面孔，看着他们多年来在“圣人”迪斯科跳舞，在圣马可浴池晃悠，在沙滩上晒太阳。他们会花10美元进“冰宫”，再花大概50美元买些支撑他们狂欢到天亮的药物，更别说花4 000美元在火焰岛上租房消夏了。花上几块钱支持科学研究又能怎样呢？
那个周末总共筹到了124美元。保罗从没想到，人可以如此轻率。他不知道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而未来会有更多人死去。
* * *
劳动节筹款惨淡收场几天以后，杰克·诺在圣文森特医院去世。自从独立日那天住院后，他就没有离开过医院，他死得极为痛苦，令医生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同性恋疾病究竟有多可怕。
听说杰克的死讯后，保罗·波帕姆心里空荡荡的。他爱过杰克，如今他和瑞克、尼克一样，也死了。
后来，保罗忽然想到，下次碰见盖坦·杜加斯的时候得告诉他杰克的事。
(1) 美国作家达希尔·哈米特的小说《马耳他之鹰》中的硬汉私家侦探。——译注
(2) 指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使用的毒性枯叶剂，越南被喷洒过的地方，战后出生的儿童都存在多种健康问题，包括腭裂、智力不足、疝气和多指症等。——译注
(3) 即Fluorescence activated Cell Sorter，又称“流式细胞仪”，这种高精仪器通过测量细胞标记的荧光，对单个细胞或者其他生物颗粒进行快速、准确、客观定量分析和分选，对细胞的物理或化学性质，如大小、内部结构、DNA、RNA、蛋白质、抗原等进行快速测量并可分类收集。目前广泛用于生命科学、临床医学、药物学等研究领域。——译注
(4) 即Topsiders，一种休闲鞋，通常为皮革或帆布的面，橡胶底，设计用于船上。——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