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会怎么样？”
詹姆斯·科伦医生盯着这个病人，仿佛在盯着另一个自己。这个人也是36岁，也毕业于常春藤名校，也在科伦的家乡底特律附近长大，也是一名成功的专业人士，尽管是在纽约从事演艺事业。与科伦完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同性恋，过去15年一直住在格林威治村。
科伦已婚，育有2个孩子，在疾控中心工作这10年，他不得不从一个城市换到另一个城市，直到在亚特兰大落脚，成为疾控中心性病防治服务的负责人。这就是为什么他昨天会去参加一个为调查肺囊虫肺炎和卡波西肉瘤的爆发而仓促联合组建的特别工作组的首次会议，现在又搭乘早班飞机到纽约和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面谈，并且想亲眼看一看这些患者。这位演艺人士是科伦遇到的第一个这类患者。
尽管科伦知道自己应该表现得像个从疾控中心过来的大专家，但是，当对方问他自己的病情到底会如何发展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大部分医生一样，他不喜欢承认自己给不出答案。然而今天他别无选择。这种病的发现不过才3天。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科伦说。
病人脱得只剩内衣，就像实验室的动物，这让替他做检查的科伦觉得有点尴尬。然而一看病变情况，他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不管这是什么，科伦想，这肯定不是教科书上提到的良性非洲卡波西肉瘤。这种疾病要更为凶险。
所有病人表现出的高识别度的同性恋特征也令科伦感到震惊。在和同性恋群体合作多年后，他很清楚光看外表是很难识别他们的。显然，身处大城市浓厚的同性恋亚文化氛围，使得这些患者毫不掩饰个人的同性恋身份。他们可不是昨天才开始偷偷张望外面的世界的。
这很奇怪，因为疾病往往不会对社会群体搞特殊对待。流行病可能有着严格的地理性，比如1976年在费城某家酒店，一群会议人员突然染上了军团病。疾病也可能出现在有着相似生理特征的人身上，比如使用“瑞来”卫生棉条导致中毒性休克综合征(1)的女性。然而在科伦的记忆中，流行病并不会基于人对自己的社会身份界定乃至性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来选择病人。但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三地的病人表现出的共性，的确就是同性恋身份和性病的高发率。那么，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一定有某种东西在危害他们的健康。
* * *
科伦回到亚特兰大，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KSOI）特别工作组正在热火朝天地追查线索，正是这种工作热情让美国疾控中心享有世界顶级医疗调查机构的盛誉。重叠感染、不明原因的免疫缺陷以及前所未有的社会学问题，所有这些使得该流行病无法归入任何单一的类型中。大约12名工作人员自愿加入了特别工作组，他们来自可能与该病有关的不同学科，其中包括免疫学、性病学、病毒学、癌症流行病学、毒理学和社会学。由于疾病的暴发还和同性恋肠病综合征有关，所以也邀请了寄生虫病研究专家加入。有科伦、哈罗德·杰斐、玛丽·桂南在，工作组的性病研究力量最强。科伦被任命为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组长，在他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他是工作组中唯一一个有秘书的人，而秘书能帮忙做会议纪要。
由于特别工作组每天开会分享笔记，该流行病的两个潜在原因被逐渐厘清。首先，这些病人的生活环境中可能存在一些相同的引发免疫问题的物质。虽然几乎所有的毒品都可能是罪魁祸首，但排第一的是催情剂或亚硝酸盐吸入剂。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该疾病由某种病原体引发，这种病原体不是某种新病毒，就是由业已存在的微生物结合而成的。尽管这两种假说几乎涵盖了一切可能性，但是疾控中心大部分工作人员还是确信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们以前战胜过疫病，以后也会。他们会采取老派的实地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而疾控中心的标志正是一只鞋底磨出一个洞的旧鞋子。(2)
大量的电话从全国各地打来，回应《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的报告，医生们不是在接电话，就是在打电话给联系人。由于这篇报告只谈及肺炎，所以最常见的说法是“我发现了肺囊虫肺炎，但我也在男同性恋身上发现了卡波西肉瘤”。无论洛杉矶患者的肺囊虫肺炎具体情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都和纽约的卡波西肉瘤患者有关。
迈克尔·戈特利布发现，肺炎病人的辅助性T淋巴细胞少得出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玛丽·桂南动身去埃默里大学的医学图书馆查找一本免疫学的教科书。书上没有任何关于各种T细胞的内容，他们的发现是最新的。桂南打电话给在纽约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的朋友唐娜·米德文。米德文向她介绍了自己从去年7月开始接诊的男同性恋身上出现的免疫问题，告诉她这些人的感染非常严重，最终很可能会衰竭而亡。
出于某种直觉，桂南给一家医药公司打了个电话，后者生产的是治疗严重疱疹感染的药物。他们向她提及一位纽约的医生，一直在接诊病情越来越严重的男同性恋疱疹病人。那位医生告诉桂南，他认为这些感染的肆虐与肺囊虫肺炎有关。不过他还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这些病例，因为他的论文医学杂志正在审阅中。
桂南对自己的调查结果感到震惊。她对于治疗性病早已娴熟于心，只要注射治疗就会痊愈，但现在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她的头脑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一种会置人于死地的病出现了。她还抱着一线希望，但愿能找到跟环境有关的原因，从而把这些病例关联起来。她想，如果冒出新的致命性传染病，那就只能靠上天保佑了。
* * *
《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布肺囊虫肺炎报告以后，多家新闻社发表了有12段文字的报道，谈及此次肺炎爆发。全国各地的同性恋报纸大都没有将其放在头版，觉得这充其量不过是医学怪谈，很有可能是被科研机构和媒体的恐同人士夸大了。但与此同时，同性恋报纸又将肺囊虫肺炎这个复杂的术语开天辟地地简化成了适合用作新闻标题的词——“同性恋肺炎”。
6月12日，巴黎，克劳德－伯纳德医院一名同性恋病人来到威利·罗森鲍姆医生的诊室，自称体重骤降，呼吸困难。罗森鲍姆医生诊断他患的也是肺囊虫肺炎，之前已经有一位葡萄牙出租车司机、一位扎伊尔航空公司雇员以及一位在中非生活过的法国妇女被诊断为这一疾病，但他对致病原因感到困惑。那天下午，从美国寄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描述了洛杉矶爆发的肺炎。罗森鲍姆明白他早上接诊的病人与此相关，那么只有一种解释。不可能是环境原因，洛杉矶几乎远在天边。一定是一种新的病原体。
6月16日，凤凰城，疾控中心肝炎实验室尽管才38岁，唐纳德·弗朗西斯已经是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并且是1970年代把天花从地球上彻底消灭的少数流行病学家之一。最近几年，他和同性恋群体合作肝炎疫苗项目，目前已圆满收官。
一听说肺囊虫肺炎和卡波西肉瘤患者的T淋巴细胞不明原因的枯竭，弗朗西斯立即打电话给他在哈佛的导师迈伦·埃塞克斯。当年正是在埃塞克斯的指导下，他通过研究猫白血病毒拿下了病毒学博士学位。
“这是人感染的猫白血病。”弗朗西斯说。
埃塞克斯知道弗朗西斯喜欢用极尽夸张之能事的词语迅速给出结论，他也知道他这位昔日的学生凭借自己的非凡才华赢得了国际声誉。在研究致猫死亡的主病因猫白血病8年以后，埃塞克斯更感兴趣的是这种病和人类疾病之间的某些关联。他和弗朗西斯相信，病毒终有一天会与癌症以及其他严重的人类疾病发生联系，而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极少。他俩合作发表了8篇关于猫白血病的文章以及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后者认为某些人类淋巴瘤、白血病和免疫系统癌症可能与病毒感染有关。埃塞克斯坐下来听弗朗西斯讲自己的思路。
癌症与免疫抑制，弗朗西斯说。猫白血病和这种新的同性恋疾病都有一个显著特征，即似乎是原发性感染（primary infection）削弱了免疫系统，从而让机会性感染钻了空子。在猫身上，猫白血病病毒击垮了猫的免疫系统，导致猫有可能患上各种癌症。显然，一些类似的病毒对男同性恋发起了同样的进攻，也让他们得了癌症。其次，猫白血病的潜伏期很长，而这种新型疾病也一定有很长的潜伏期，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在东、西海岸三大城市置人于死地，却无人发现它的存在的唯一原因。
多年来，弗朗西斯在非洲、亚洲和美洲治疗流行病，他的经验使他坚信，病毒是一群狡猾的小东西，为了生存而不断尝试打败人类。漫长的潜伏期就是阻止人类觉察并消灭它们的伎俩之一。弗朗西斯并不认为，同性恋健康问题是由巨细胞病毒或者人们讨论过的其他常见病毒引起的。这些病毒已存在多年，并未置人于死地。弗朗西斯说，应该是某种新病毒，甚至是逆转录病毒。
这番话引起了埃塞克斯的好奇心，尽管在他看来，大多数科学家会认为弗朗西斯的说法牵强附会。逆转录病毒是病毒亚群，充其量不过是一组奇怪的外来病毒。去年，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员罗伯特·加罗博士向大家介绍了一种逆转录病毒，它引起的白血病在日本很常见，这是病毒第一次和人类的一种癌症产生关联。不过，这是一个逆向的科学探索。加罗先发现了病毒，然后在全世界寻找它可能引发的疾病。机缘巧合，日本科学家正在研究T细胞白血病，并假定这是一种接触性传染性癌症，但是还没有找到元凶病毒。确认人类嗜T细胞病毒（HTLV）是病因，是病毒学上的重大突破，但是其漫长的潜伏期也令科学家们感到恐慌。这种病毒会在引起疾病之前到处传播，而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然而，很多科学家仍对逆转录病毒研究的未来持怀疑态度，许多人依然坚信逆转录病毒是动物病毒，因为几乎所有逆转录病毒都和鸡、猪或猫的疾病有关。埃塞克斯觉得这是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弗朗西斯的猜想值得注意。
弗朗西斯坚信自己的想法。他很快成为疾控中心下述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即一种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的新型病毒正在导致男同性恋的免疫缺陷。
6月28日，旧金山比尔·克劳斯因为备受关注而有点不自在，但他显然很享受基科·戈凡特斯为他组织的34岁生日派对。克里夫·琼斯、格温·克雷格以及哈维·米尔克俱乐部的所有老朋友都来了。每个人都举起香槟向比尔道贺，随后，他们要去市中心参加1981年的同性恋大游行。
参加过往年游行的人注意到，今年的气氛比过去沉闷，市政中心的广场也没有了游乐设施。今年的游行主题是“自由的前线”，它借鉴了当地流行的一种观点，即旧金山不仅是全国同性恋运动的前线，也是正在成形的对抗里根政府中的新宗教保守主义的战线。游行吸引了25万人，这是一年一度大游行的典型规模；当天下午，纽约亦有5万人参加了同性恋游行，这是有史以来曼哈顿举行的人数最多的同性恋游行之一。
当天，旧金山的同性恋报纸《哨兵》（The Sentinel）出了一期特刊，以5个短篇报道来谈及同性恋肺炎。尤为突出的是上面的一篇社论，它向旧金山的同性恋群体——一群身上充斥着不安和自信的复杂情感的人——发问：“同性恋运动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向哪里去？”
7月1日，旧金山综合医院保罗·沃伯丁医生是在盐湖城的犹他大学医院实习的博士后，为在独自值班的夜里保持清醒，有时候他会盯着高速公路上向西驶往旧金山的汽车尾灯看。他从未去过那里，但他知道，那是他实习期一满就会去的地方。对此他深信不疑，一如他深信自己会成为一名逆转录病毒学家。他在明尼苏达州一个乡村的奶牛场长大，奶牛场附近有家梅奥诊所，因而他很早就对医学着了迷。到了高中，实验室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在那里他用各种植物病毒做实验。进了大学，实验室这方宁静天地让他暂时摆脱了明尼苏达大学校园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他远离喧嚣几个小时，沉浸在肉眼不可见、却能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基因信息中。就在大学里他听说了逆转录病毒，他知道自己将毕生致力于了解它们。
如果保罗·沃伯丁没有在实习期间开始接触癌症患者，那他今天就会依然在实验室做研究。他爱上了癌症病人，爱那种能洞穿一切肤浅废话的坦诚。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有着太多的词不达意。人们总是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听些不明不白的事。癌症病人不会这样，他们的话里没有无关紧要的东西。保罗注意到病毒在带给人疾病的同时，似乎也让人展示出了最好的一面。
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医院的逆转录病毒实验室工作3年后，沃伯丁开始在旧金山综合医院担任肿瘤科主任，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工作。他才31岁，年纪轻轻就坐上了这样的位子。7月1日是他上班第一天，一位资深癌症专家拍了拍他的背，令他既紧张又兴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位专家指了指一个检查室。
“下一个大病在那儿等你呢，一个卡波西肉瘤患者。”他说。
沃伯丁以前从未听过“卡波西肉瘤”这个词。他不知道这位老专家在说什么。沃伯丁走进那间屋子，生平第一次，他看见一个病人身上融合了他对于逆转录病毒和绝症晚期病人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成了他终生奋斗的事业。
这位22岁的病人带着热情淳朴的南方口音。他是旧金山一个浴池的服务员，几天前因腹泻和体重减轻而入院，前天才刚刚确诊是卡波西肉瘤。沃伯丁从没有在年轻病人身上见过这样的症状。他骨瘦如柴，病灶布满全身，看上去就像胃癌晚期。而沃伯丁知道，他比癌症晚期还要糟，就像一个马上要死的人。
这个年轻人在旧金山没什么朋友，孤零零地住在破旧的田德隆区的一间公寓里。他久未与家人联络，也不明白为什么体重轻了这么多，身上的紫色斑点又是从哪儿来的。他吓坏了，孤独、无助、困窘。他的样子就这样留在了沃伯丁的脑海里，难以抹去。
听说纽约也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癌症病例，沃伯丁便打电话给圣卢克－罗斯福医院的迈克尔·兰格医生，比较了彼此的治疗记录。沃伯丁阅读了医学图书馆里关于卡波西肉瘤的所有文献，并根据建议开始给病人化疗。但是，毫无效果。沃伯丁不知道该怎么办，全国上下的卡波西肉瘤专家也都束手无策。随后几个月里，沃伯丁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个年轻人痛苦而孤独地死去，他是后来在旧金山综合医院去世的几百人中的第一个。这真的是“下一个大病”。
7月2日，旧金山，加州大学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楼上的办公室里，马科斯·柯南特草草地写了份备忘录给当地的另外一小撮专家，他们也对卡波西肉瘤的爆发很有兴趣。现在他知道，旧金山有6个卡波西肉瘤患者，由于此地是同性恋圣地，他估计未来几个月还会出现更多的病例。
“假如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的判断没有错，未来12至18个月里，我们将在此地看到40到50个男性卡波西肉瘤患者。”柯南特写道，“其中半数会有暴发性疾病，并可能死亡。虽然未雨绸缪并非美国人的天性，但我还是认为，组建一个多学科结合的特别工作组，由它来决定如何对转诊到我们这里来的病例进行调查，可能是个明智的做法。”
几天以后，柯南特在教员俱乐部提议组建一个卡波西肉瘤诊所。医生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合理的办法。把当地的患者集中在一起，一方面能帮助医生理清思路对付困局，另一方面也能保证患者得到最专业的治疗。没过几周，诊所就成立了，就算不出于其他考虑，就为了上述理由，这也差不多是解决医学问题最明智的方案了。柯南特后来反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4年来美国几乎没有其他医疗机构认真地在本单位开始这方面的治疗工作，这种新的流行病很少被当作简单的医疗问题来处理。
* * *
关于卡波西肉瘤爆发的第一份官方报告，1981年7月4日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此时距离全球55个国家的帆船齐聚纽约港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那一天已经过了5年。这份报告题为“纽约与加州：男同性恋中的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它以最平实的语言勾勒出了卡波西肉瘤患者的常见症状，这些患者中20人住在纽约，6人住在加州。其中4人发过一次肺囊虫肺炎，其他人则患上了严重的疱疹、念珠菌感染、隐球菌脑膜炎和弓形虫病。报告还公布了新发现的10例男同性恋肺囊虫肺炎患者，其中6人来自旧金山湾区。
这份报告指出，“在年轻的男同性恋中，30个月内出现这个数量的卡波西肉瘤病例是很不寻常的”，“从未有任何报告提及卡波西肉瘤和性取向之间的关系。这些患者的暴发性疾病临床病程，也不同于老年病患的经典描述……男同性恋中新确诊的10例肺囊虫肺炎表明，之前报告的5例并非孤立的现象。此外，疾控中心还接到报告，说纽约的4名男同性恋已经发展成了严重的、渐进式肛周单纯疱疹感染，并有证据表明出现了细胞免疫缺陷。3例已经死亡，1例患有全身性巨细胞病毒感染……目前尚不清楚卡波西肉瘤、肺囊虫肺炎以及男同性恋中的其他严重疾病之间是否相关，或如何相关。”
就在报告发表前几天，疾控中心性传播疾病分部的负责人保罗·温斯纳抓住疾控中心主任威廉·福格医生谈了一次话，这是他第一次为不胜烦恼的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要求更多经费，这样的谈话以后还有多次。他说：“我认为这事比我们想的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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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报告那一天，杰克·诺因莫名的疼痛和双腿麻木住进了格林威治村的圣文森特医院。医生诊断他患了一种罕见的淋巴癌，而这种病常见于儿童。
杰克入院的第二天，保罗·波帕姆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有关卡波西肉瘤的文章。一个月前，他和杰克分了手，但心里仍然惦记着旧情人。他立即觉得杰克身上罕见的癌症与6个月前杀死他最好的朋友瑞克·威利考夫的皮肤癌之间有某种关联。算上瑞克和尼克，杰克是火焰岛海洋街上那栋房子里患怪病的第3人了。
7月5日，旧金山，阿什伯里街1040号去他妈的医生，肯·霍恩心想，我才不回去呢。
窗外，黄昏的天空从紫色渐渐暗成了黑色，汽车的前灯蜿蜒地穿过金门大桥。肯的宠物鹦鹉在笼子里不安地踱来踱去。肯的胃有点涨，但他把胃里冒上来的恶臭强压了回去。7天前，他从第三次入住的圣弗朗西斯医院出院。他们说他得的是某种肺炎，和他的皮肤癌一样说不清楚，现在有传言说这种病也在洛杉矶和纽约出现了。他很虚弱，感觉自己又要吐了。但是，他不想打电话给吉姆·格朗德沃特，因为医生会让他再次住院，捅他、戳他、给他做各种检查，然后告诉他病很严重，却不告诉他为什么。电话铃响了，而且响个不停，尖利的铃声让他头痛欲裂，在朝电话走过去时他被绊了一下。
肯的姐姐打开公寓门的时候已近午夜。她发现肯躺在他卧室的地板上，在倒地的时候他的嘴唇磕到了床边的桌子，流了血。她摸了摸他的额头，很烫。
急诊室里，肯拒绝跟医生说话，他们给他量脉搏和血压的时候，他茫然地盯着别处。一躺上床，他就开始胡言乱语，偶尔还尖叫。护士们忙不迭地进出他的病房。有时他会忽然惊起、哀求，然后一声不吭。
“求你了，”护士听见他在漆黑的病房里呼号，“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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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的卡波西肉瘤报告，得到了为期一天的媒体关注，作为义务性报道上了《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由此通过各种渠道登上了全国主要大报。文章写得很谨慎巧妙，既不冒犯任何人，也不至于引起恐慌。有可能出现新的感染因子的观点被淡化了，更偏向于假设——要么和环境因素有关，主要指亚硝酸盐吸入剂之类的催情剂；要么是由旧病毒发展成的新病毒株，尤其是《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中详细讨论的巨细胞病毒。但在未来一年内，这一天是该新疫情获得关注最多的一天。7月的第一周过后，新疫情失去了报刊的关注，并成为大部分男同性恋感兴趣的话题。
在旧金山，比尔·克劳斯把新疫情的报道归咎于媒体的反同性恋偏见。他认为，记者从不谈论同性恋群体做的有积极意义的事，但是才病倒几个人，他们就来劲了。
克里夫·琼斯把早上的《旧金山纪事报》文章剪了下来，贴在他办公室的布告栏上，上方是他手写的标题：“就在情况好转的时候”。
多伦多如果盖坦·杜加斯遇到困难，他会决心用最快的办法去战胜它，而且会满怀信心地行动。当他决定退出美发行业成为一名空乘时，他仔细研究了工作要求，然后开始努力。加拿大航空公司要求空乘人员会两种语言，于是从没在魁北克法语区之外生活过的杜嘉斯搬到了温哥华，当时他连一句英文也不会。在新的语言环境下，他很快便掌握了工作所需的语言技能。
看到第一篇关于卡波西肉瘤的报道后，他对美国最好的治疗中心做了一番研究，然后直奔纽约大学——在此，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和琳达·罗本斯坦因收治了绝大部分的卡波西肉瘤患者。他告诉朋友们，他会战胜这种疾病。他的加拿大医生什么也没做。而他自己几天内就约到了纽约大学的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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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格林威治村的“三部曲餐馆”时，保罗·波帕姆认出了盖坦·杜加斯，他正沿着克里斯托弗大街走来。老天，那家伙真帅，保罗心想。难怪杰克·诺去年万圣节的时候跟他勾搭上了。保罗知道，这一对后来还一起度过好几次周末。
“杰克在圣文森特医院，”保罗说，“我想他一定很高兴见到你。”
盖坦笑容满面地与他闲聊，但并没有提及自己为何到这里来。
几天后，盖坦花言巧语地哄一位同是空乘的朋友跟他去圣文森特医院看望一位老伙计。这位朋友从多伦多来，为了帮盖坦度过化疗的第一周。盖坦已经住进了纽约大学医院提供给非卧床病人的公寓，在去圣文森特医院的路上他心情很好。两个年轻人都没想到，这位曾经英俊的病人竟已如此憔悴。
“也许下周我就能起来了。”杰克叹了口气。
在两位访客看来，杰克哪儿也去不了了，不止下周，也许永远。
回纽约大学的路上，盖坦坐在出租车里一言不发。他的朋友想，这是盖坦第一次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
化疗结束后，盖坦回到了蒙特利尔。他已经向加拿大航空公司请了假，决定利用他还能享受的航空公司通行证过一种更悠闲的日子，像从前那样在海滨寻欢作乐。他每个月会回纽约大学做一次治疗，当头发开始脱落时，他就剃了光头，这样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他看起来就像尤·伯连纳(3)，非常迷人。穿梭在旧金山、洛杉矶、温哥华、多伦多和纽约之间，他意识到假如继续待在灯光暗淡的浴池里，没有人会问他关于紫色斑点的尴尬问题。他还是最帅的那个。
(1) “瑞来”（Rely）是P&G开发的一款使用羧甲基纤维素（一种人造纤维）和聚酯纤维压缩凝珠（卫生巾里常出现的强力吸水分子）制作的具有超强吸收功能的卫生棉条，其超强吸收力造成了皮肤或黏膜表面的破损，而棉芯成了黄色葡萄球菌的温床，虽然只有极少数女性体内带有这种细菌，但依旧在1979年至1980年造成了55例中毒性休克综合征。——译注
(2) 此处为双关语，“实地流行病学”英文为shoe-leather epidemiology，意指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实地研究调查，“shoe”一词与下句疾控中心的标志呼应。——译注
(3) 美籍俄裔演员，奥斯卡奖得主，《国王与我》里的暹罗王拉玛四世的扮演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