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家伙连某种简单的肿瘤都发现不了，那他该回医学院从头学习，桑德拉·福特心里这样想着，但还是摆出了专业风度，换了个方式再次问这位医生：为什么他那里患了肺囊虫肺炎需要戊烷脒的病人是两个而不是一个？福特觉得，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导致肺炎的免疫抑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位曼哈顿的医生再次回答，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年轻人会患肺囊虫肺炎。实际上，他们的免疫系统似乎没理由如此紊乱。但他们还是需要戊烷脒，因为他们对治疗肺囊虫病的常规磺胺类药物反应不佳。
福特估摸这个医生不是太无能，就是太懒。他也许没有把病人的病历摆在面前，也不愿意抬起他尊贵的屁股去隔壁房间找病历。然而，过去8个星期里她已经填了8张订单，病人都是患不明原因的肺囊虫病的成年男性。除一人外，其余7人都住在纽约。
洛杉矶，加州大学4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迎来了第4位肺囊虫肺炎患者，这名黑人男性的症状正是目前迈克尔·戈特利布认为非常典型的：淋巴结肿大、发烧、体重减轻以及严重念珠菌感染。和其他三位肺囊虫肺炎患者一样，此人血液里的巨细胞病毒激增。这位36岁的病人是西洛杉矶一位知名内科医生介绍到戈特利布这里的，因为他听说戈特利布在研究患有这种免疫缺陷的男同性恋病人。戈特利布很吃惊，同性恋医生圈的小道消息传得可真快。
乔尔·魏斯曼医生告诉他，这种“微型传染病”可能源于某种巨细胞病毒井喷，也可能源于巨细胞与其他病毒结合产生的新型病毒。不管它是什么，对于这4名患者，戈特利布觉得在为医学杂志撰写一篇8月份的文章之前，他没有时间和精力收集未来两年的数据了。人们必须弄清楚这件事，戈特利布这样想着，思绪如麻。他7月才来的洛杉矶，不过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联系人。
在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拥挤的市区办公室里，韦恩·山德拉医生接了个电话，他一下子就听出了戈特利布的声音。他们是老朋友了，一起在斯坦福做过住院医师，7月又一起搬到了南部。山德拉加入了一项为期两年的流行病学情报所项目，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从事田野调查的合作，第一站就在洛杉矶。山德拉在旧金山湾区待了三年，他讨厌洛杉矶，尽管他和戈特利布一说起合作项目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早在戈特利布打来电话之前，山德拉就曾建议研究传染性病原体的免疫反应。
“韦恩，”戈特利布说，“男同性恋中间，肺囊虫和巨细胞病毒的情况有点特殊。你能不能研究一下？”山德拉是自己人，这让戈特利布安心，要是不认识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个骚扰电话。
戈特利布描述了这几个病例。在山德拉听来，这几个肺炎病人似乎经历了让免疫系统失灵的化疗。一放下电话，山德拉和一位同事提起了这事。她有点吃惊地指了指他的桌子。
“你那儿就有一份因巨细胞病毒感染死亡的报告。”她说。
山德拉浏览了一遍报告。一位29岁的律师上个月在圣莫妮卡死于巨细胞病毒肺炎。卫生部门因这种死因不常见而将其写进了报告，的确，巨细胞病毒通常并不致命。韦恩来到楼上的卫生部门实验室，专家们正在这里培养从死亡律师的肺部取出的巨细胞，以便查明这种巨细胞病毒株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竟能致人死亡。
山德拉知道这很重要，这也是他之前自愿效力于那个堪称“医疗界的和平工作队”的原因。他本想去某个不发达国家帮助真正的弱势群体，但是，当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戈特利布时，他感觉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由于在县卫生部工作，他有权查看任何病人的病历。山德拉驾车沿着拥挤的圣莫尼卡高速公路前往律师死亡的医院。尸检发现，此人肺里竟然还有另一种微生物，而死亡报告上只字未提。也许这是因为肺囊虫的发现会让其死因变得更加离奇。
用医学术语来说，任何不寻常的疾病爆发都是流行病。现在，在同一个城市，过去几个月里有5位男同性恋被诊断患有肺囊虫肺炎，在戈特利布和山德拉看来，这符合流行病的标准。一名患者已经死亡。戈特利布感到不安，他觉得会有更大的事发生，这背后潜藏着灾难性事件。几个月里就发生了5例不常见的疾病，这意味着在男同性恋中间它已经是常见病了，戈特利布认为，很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它会变得更加普遍。
他还知道，最好能在再有人死亡之前在医学期刊上发表一篇这方面的报告。他打电话给全国最知名的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一位副主编谈了谈。
“我发现了比军团病更可怕的东西，”他说，“从交稿到发表，最短需要多久？”
副主编解释说，专家评审小组需要3个月时间传阅文章，以保证其科学严谨，另外，审稿完毕后和正式发表前还会有一段时间。他不说戈特利布也明白，和所有的主流学术刊物一样，他们也遵守一条铁律，那就是在正式发表以前对文章内容严格保密。一旦泄露给了大众媒体，杂志就不会发表相关文章了。
“我们愿意看一看，”副主编最后说，“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一定会发表。”
可这是紧急情况啊，戈特利布一边想着，一边沮丧地挂掉电话。遇上紧急情况，怎么能按常规办事呢。
这是接下来几年的艰苦日子里，戈特利布几乎每天都要念叨的话。这位年轻的医生即将被公认为发现本世纪公共卫生威胁的功臣，对他而言，这句话成了艾滋病蔓延的可怕咒语。
4月14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桑德拉·福特很想对这愚蠢的医生大喊大叫。10天里，曼哈顿的这名医生已经是第二次来申请戊烷脒用于两位未知原因的肺囊虫患者的治疗了。不仅如此，这两个病人就是上次申请表上提到的那两个人，已经用这个药治疗过了。桑德拉一年要填八九十份戊烷脒申请表，从没有为同一个人填过两份。药一起效，肺囊虫就会消失。她知道食药局会审核她收集的药物申请表，这种抗生素只有试验性新药证书，它的使用受到严格控制，如果她提交给食药局的年度报告中有太多未经解释的诊断，就会引来麻烦。而她发出了太多不完整的表格，不知道该怎么办。
4月17日，洛杉矶当赤裸的身体在他身旁晃动时，这让克里夫·琼斯回想起同性恋生活中他最喜欢的部分——你可以遇见一个人，并在极短时间内与之发展出亲密关系。克里夫从未像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将个人的性冒险看成征服；相反，他认为这只是小浪漫，是了解他人的简单途径。克里夫26岁了，从未有过所谓的“长期关系”，但他的生活不乏浪漫，比如和长滩来的英俊律师弗兰克的一段情。他们去年在萨克拉门托州的民主党大会上相遇。弗兰克是投身同性恋政治的成功律师，非常聪明，更重要的是，非常上进。当时，克里夫是去为旧金山议员阿特·艾格诺斯工作的，后者试图把民主党精英组织起来，支持州同性恋公民权利法案——1977年以来，艾格诺斯在每次立法会议上都会推介该法案。弗兰克认出克里夫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部关于旧金山同性恋政治的纪录片中出过镜，而克里夫喜欢再来一段浪漫史，于是他俩就好上了。当然，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弗兰克在长滩有情人。不过，当克里夫在洛杉矶的时候，他们会像今天一样偷偷约会一下午，或者借着在旧金山或民主党聚会的机会一起共度周末。
克里夫刚刚结束了一段与中西部民主党某位议员的感情，就在弗兰克返回长滩后一个星期，他又爱上了马林县的一位独立制片人。这就是克里夫心目中的浪漫关系。
后来，克里夫回想起那天弗兰克感觉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忘不了在洛杉矶的那个温暖午后。他们吃了顿悠闲的午餐，然后做爱。那天是1981年4月17日。一个美好的周五。
4月22日，旧金山，加州大学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切变得温暖舒适起来。从密集的水泥和玻璃构成的一片医院大楼中望出去，可以看到金门大桥和马林岬角，严冬的大雨浇过之后，它们变成了深绿色。事业蒸蒸日上的马科斯·柯南特医生走出他工作了11年的皮肤科办公室，走了半个街区，来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庞然大物般的灰色门诊大楼。他的脑子里始终回想着老朋友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昨晚给他打的那个电话。
阿尔文说，他发现纽约在爆发卡波西肉瘤。在纽约大学办公室，他几天之内就接诊了两名卡波西肉瘤患者，于是开始着手调查。联系其他医生后，他很快得知，曼哈顿的其他医院也接诊了几例患有这种癌症的男性。他还透露，患者都是男同性恋，其中好些都热衷于拳交之类的重口味。
柯南特想起了自己在1969年准备皮肤科医师执业资格考试的事。他记得自己当时反复查看卡波西肉瘤的病理图片，由于太过罕见，他担心考试的时候难以辨识出来。从那时起，他的职业生涯中大概见过卡波西肉瘤六七次，通常是在研讨会上或演讲时。
马科斯·柯南特和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都对卡波西肉瘤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俩都是疱疹专家，而非洲的卡波西肉瘤一直与一种巨细胞疱疹病毒有关。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可能会首次发现某种病毒与癌症之间的联系，而科学家们已为此钻研多年。他们讨论了卡波西肉瘤与巨细胞病毒之间的关联，柯南特答应，次日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皮肤病医生的月度会议上，他作为特邀发言人，将会询问有关卡波西肉瘤的问题。
当柯南特问起是否有人碰到过卡波西肉瘤的异常病例时，吉姆·格朗德沃特惊呆了。他辛苦了好几个月，两周前才最终确诊肯·霍恩得的是卡波西肉瘤，现在纽约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我有个患卡波西肉瘤的男同性恋病人，目前在圣弗朗西斯医院。”他告诉柯南特。
哦，天哪！柯南特想，麻烦来了。就在那一刻，大家意识到在旧金山出现了一种新的流行病。
* * *
第二天，格朗德沃特打电话给弗里德曼－肯恩，告诉他肯·霍恩的情况。格朗德沃特惊讶地发现，肯的生活方式与纽约那些病人的是如此相似，他们都热衷于拳交。那天下午，格朗德沃特收到一封信，是他之前咨询过的一位纽约知名皮肤病专家寄来的。
“很难确定传染性病原体是否诱发了这种病变。”A·伯纳德·阿克曼医生这样写道。他还出人意料地预言，“我们最近在年轻的男同性恋中发现了大量的卡波西肉瘤病例，我们认为，这种病灶极有可能是由一种传染性病原体引起的。”
4月24日和吉姆·格朗德沃特谈完以后，一直在给肯·霍恩治疗的传染病专家约翰·格莱特决定打电话到亚特兰大，向疾控中心汇报肯的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情况。然而，所有和他交谈过的疾控中心医生对此似乎都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格莱特觉得自己好像打了一圈骚扰电话。而在疾控中心，后来没人回想起肯就是在这一天成了第一个被上报的这种可怕的新疫病的患者。
纽约，火焰岛一阵轻快的微风拂过大海，保罗·波帕姆和几个朋友带着个小盒子，步履沉重地走在沙滩上。旅游旺季已过，除了几个商人和前来检查冬季暴风雪造成的损失的房主，整个岛上只有他们。保罗看了看手捧瑞克·威利考夫骨灰的鲍勃，他从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说什么，所以他什么也没说。他们走过一间被木板封闭的迪斯科舞厅，又走过几间门窗紧闭的房子，来到一处只看得到沙滩、天空和大海的地方。从布鲁克林来的这位五年级教师希望自己的骨灰能洒在这里，洒在他深爱的这座小岛的海滩上。太阳西沉，暮色降临，鲍勃倒出粗粝的白色灰烬，瑞克飞入了冰冷灰暗的大西洋的怀抱。保罗想，也许现在他可以放下了。
4月28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你怎么看他们正在研究的纽约州立大学那5个患了骨肉瘤的同性恋病例？”医生问桑德拉·福特。
福特说她从未听说过这类研究。放下电话后，这段对话令她坐立不安。他们正在调查皇后区同性恋中间发生的一些情况，与此同时，她收到的都是奇奇怪怪的戊烷脒申请单。过去两周，又有两个不明原因的免疫抑制患者需要用戊烷脒。其中一份来自那位在福特看来非常无能的曼哈顿医生，单单他一人就在过去3周内提交了5次戊烷脒用药申请。自2月以来，她已经填了9份用药申请，所有申请都带着谜样的色彩。
这种不清不楚的情况让生性有条不紊、专注细致的她有些不安，于是在周二下午，桑德拉给她的上司——寄生虫病研究处副主任——写了一份备忘录，汇报了9份戊烷脒用药申请的情况以及关于骨肉瘤的传闻。通过这种方式，疾控中心这位认真谨慎的GS-7药物技术人员向联邦政府发出了新疫情的警示。
5月17日，星期日，西洛杉矶迈克尔·戈特利布和韦恩·山德拉坐在山德拉家的餐桌旁，四周是一叠叠夹着医学图表的整齐的文件夹。戈特利布听说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正在纽约研究卡波西肉瘤，便想赶在他之前发表自己的论文。山德拉突然想到，可以在医生们熟知的疾控中心每周简报《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发表。这本6×8.5英寸的小册子会在每周五寄到全球数千家医院和卫生机构。任何在公共卫生或传染病领域工作的人都会阅读，从中了解有关国民健康方面的最新信息以及每星期各州发生的所有传染病病例，比如狂犬病、炭疽病、伤寒等。尽管这本小册子的学术地位不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之类的期刊，但在上面发文章几乎无需等待。5月初，山德拉打电话给疾控中心性病分部的老朋友玛丽·桂南，后者说她会找合适的渠道发表他们的报告。
这份报告需要对这一新情况的病例逐个详细描述。戈特利布在讨论每个患者的医学图表时，山德拉在把信息转化为《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偏爱的那种干巴巴、冗长枯燥的文字。报告提醒大家注意肺囊虫肺炎、巨细胞病毒以及常见于肺炎之前的口腔念珠菌病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所有这些患者都是同性恋，这一事实表明，在此类人群中，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或者通过性接触感染的疾病与肺囊虫肺炎之间存在关联。”
第二天，山德拉在电话里告知了报告的题目，非常简单——“洛杉矶：男同性恋中的肺囊虫肺炎”。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玛丽·桂南医生把报告交给了她的上司、性病分部的詹姆斯·科伦医生。他把报告还给她的时候，在上面写了四个字：“出大事了！”
疾控中心周报将发表有关肺囊虫肺炎的报告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机构。桂南又接到疾控中心的寄生虫疾病分部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纽约已经有很多人死于肺囊虫肺炎了，可谁也不愿意告诉我们”。显然，有医生给医学期刊写了论文，现在还在审阅阶段，关于肺囊虫肺炎爆发的信息他们一个字也不能泄露，生怕失去在知名医学期刊发表文章的机会。曼哈顿的一份同性恋报纸《纽约人》已经发表过一篇报道，说有传言称不少男同性恋突然染上一种新型肺炎。但是，疾控中心的地方公共卫生部门联络人对此嗤之以鼻，告诉这家报纸这些谣言“毫无根据”。
这样不对，桂南想，我们最好调查一下。
5月30日，圣地亚哥在准备疾控中心性传播疾病年会上的讲话时，大卫·奥斯特罗医生想，祝词要按顺序来。乙肝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健康问题，在一种乙肝疫苗的研发过程中，同性恋群体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医学界注意。过去三年，数千名男同性恋与疾控中心合作，不仅在世界上首次确立了乙肝流行病学，而且最终研制出了预防这种疾病的疫苗，要知道，在非洲和南亚这种疾病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从这些男同性恋身上抽取的成千上万份血样，现在还贮存在疾控中心的冷库里，以备将来研究之用。这种新疫苗将拯救全世界的数百万生命，而它的投产得益于同性恋群体的帮助。此外，奥斯特罗认为，疾控中心计划为男同性恋广泛接种疫苗，此举将成为在同性恋人群中消灭这种疾病的漫漫长路的第一步。
情况正在好转，奥斯特罗在同性恋性传播疾病年会的演讲中告诉大家。这件事已经有了圆满的结局。就个人而言，奥斯特罗希望能从性传播疾病领域完全抽身，因为最严重的男同性恋性病如今看来已经有效攻克了。
就在这时，詹姆斯·科伦医生站了起来。奥斯特罗在肝炎和同性恋性病领域浸淫多年，因而一眼就认出了他。科伦开始讲述洛杉矶发现的5例肺囊虫肺炎，他说，疾控中心下周将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发表有关肺囊虫的报告，并且他们很快会成立工作组。
* * *
那天夜里，奥斯特罗、科伦、疾控中心的资深专家哈罗德·杰斐以及几位同性恋医生，聚在大卫·奥斯特罗位于海港假日酒店的房间里开会。春夜的一缕微风轻轻摇晃着窗外码头停靠的小船，奥斯特罗默默地想起这些年来，他花了很多时间帮助科伦和杰斐适应同性恋性行为中令人不适的细节，比如舔肛和拳交。一开始，科伦似乎有点紧张，但他在工作中还是全力以赴。杰斐和科伦都不是寻常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因为后者很少有机会接触男同性恋，即便有，也不愿意了解男同性恋的性行为细节。
也许肺炎是由于某些不良药品的作用引起的，奥斯特罗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是比较容易对付的。科伦同意这一点，认为或许某些环境因素可以解释疫情何以突然爆发。也许是他们用的亚硝酸盐吸入剂出了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假设之一。另一个更令人恐惧，“可能是种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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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5日，周五，疾控中心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了关于这种传染病的第一份报告，是基于迈克尔·戈特利布和乔尔·魏斯曼医生过去几个月在洛杉矶看过的肺囊虫肺炎病例而完成的。在文章发表前一个星期，惊弓之鸟般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就如何处理文中提及的同性恋问题展开了辩论。性病分部的一些工作人员有长期跟同性恋群体打交道的经验，担心触及他们的敏感话题，而这个部门未来几个月还得和他们密切合作。同样，他们也理解同性恋群体在医学界内外都不是最受欢迎的少数群体，担心凸显该疫病在同性恋中流行会助长偏见。事实上，肝炎疫苗项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性恋群体的贡献这一点，在给国会和政府的报告中被轻描淡写地带过了，因为担心该项目会被挤压。
所以，这份报告并没有出现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的第一页，而是放在了第二页上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凡是提到同性恋的字眼都从标题中删除了，最终它被简单地写成了“洛杉矶：肺囊虫肺炎”。
不要冒犯同性恋，也不要激怒恐同人士。这是应对这场疫情时要处理的一对问题，它们从疫病流行的第一天起就在撕扯。在最善良的意愿的鼓舞下，这样的争论为这些善意不可避免引向的终点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