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斯医院的一间小而整洁的病房里，一个36岁的人喘着粗气拼命呼吸，抵抗着窒息感。他的手掌因缺氧呈淡蓝色。床脚的单子上把他的病列为无法归类：不能确诊。此时此刻，他的主治医生让·格斯特福特觉得自己已经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
格斯特福特知道这位农业工程师为何呼吸如此急促，这不是什么难题。他的肺泡里充满了微小的原生生物。一个正常人的肺里通常有3亿个肺泡，吸入的氧气经过肺泡向血液扩散，这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生理过程之一。同样，这些肺泡也为肉眼不可见的肺囊虫有机体提供温暖的甚至接近赤道温度的生存环境。
这种新型原生生物，是巴西科学家卡里尼博士1910年在豚鼠身上找到的。三年后，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推断，巴黎下水道老鼠的肺里也有。然而，1942年，人体中也发现了它的存在。几年后，人类所知的第一次由肺囊虫引起的肺炎在战后欧洲的一家孤儿院大爆发。后续研究表明，这种潜伏的原生生物可以追溯到生命的起源——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而在地球上每个有人居住的区域都可以找到它。它是人类正常运作的免疫系统能够轻松抑制的成千上万种生物之一。
不管是生活在拥挤的贫民窟的营养不良的儿童，还是淋巴系统被癌症损毁的成人，免疫系统问题常常是肺囊虫肺炎的先兆。当现代医学已经能够通过人为抑制免疫系统来帮助人类应对移植后的肾脏和心脏排异时，肺囊虫病还是会陆续冒出来，并急于在其首选的生态区——肺部蓬勃发展。不过，一旦免疫系统恢复功能，这种疾病便会自动消失。于是，这种微小生物进入了医学书籍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成为其中记载的数以千计的邪恶微生物之一，它潜伏在人类生存的角落，处于休眠状态，直到出现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它迸发出生机，并遵循生物机制来生长繁殖。人类这种物种能够在不同的大陆和气候中生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对此类有害生物的免疫力。
然而在1980年那个寒冷的秋天，在哥本哈根慢慢窒息的那个人的进化看来遭遇了短路。他的免疫系统一定被什么东西摧毁了；这就是为什么肺囊虫会在他肺里安家。
格斯特福特医生来自丹麦政府研究机构“国家血清研究所”，是来研究这个人的诊断中难以解释的部分的。他的免疫系统出了什么问题？以及该如何治疗？格斯特福特医生很困惑，他做了一项又一项的检测，但还是无法解释为何肺囊虫会在那人的肺里以如此惊人的数量繁殖，以致其大汗淋漓、呼吸困难。此人最近的病史记录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他是丹麦乳业部门的一名农业工程师，1979年曾去纽约参加挤奶机的使用培训。这看起来没什么可疑的。他也是个同性恋，但哥本哈根是世界上对同性恋最友好的城市之一，没人会大惊小怪或者觉得这是种病态。
格斯特福特医生后来想到，也许这是个医学问题，因为就在几周前，他还收治了一名同性恋。后者莫名地日益衰弱，体重也减轻了，并且突发可怕的肛门疱疹。这名37岁的男子在丹麦首都的戏剧圈非常有名，他说他的情人也莫名其妙地病倒了。
当然，进一步的想法过了很久才出现，因为即使我们这个时代比过去进步，人类由于不明原因病倒甚至死亡的情况也并不鲜见。不管怎么说，这年9月在瑞斯医院去世的这位农业工程师是第一个死亡病例，而三年前那位名叫格蕾特·拉斯克的外科医生也死于这种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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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的这两起死亡病例，暗示了1980年悄悄在三大洲游走的杀手有着某种共性。在欧洲，这种微生物的首位受害者主要与非洲有关。就在格蕾特·拉斯克被迅速从南非带回哥本哈根几周之后，金沙萨的一位34岁的航空公司秘书利用公务旅行津贴把生病的女儿从扎伊尔送到了比利时。她的女儿才3岁，患有口腔念珠菌病，这是一种口腔酵母菌感染。她的另一个孩子已经死于由不明原因的免疫系统问题引起的呼吸道疾病，而免疫系统的疾病正是由于念珠菌感染开始的。抵达布鲁塞尔几周后，这位母亲自己也感染了口腔酵母菌。9月中旬，她的淋巴结开始肿大，体重骤降，还感染了严重的巨细胞病毒。一波又一波的感染严重损害了这位母亲的健康，医生们却束手无策。她因肠道内无法治愈的沙门氏菌感染而导致严重腹泻，身体每况愈下，1978年1月她飞回了金沙萨，一个月后在当地去世。
她去世几周后，一位成功的年轻小提琴家因为感染了卡波西肉瘤而令科隆的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位德国音乐家是同性恋，过去10年经常来往于欧洲大陆各地，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为何会患上这种在北欧罕见的老年疾病，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三个月后，他的淋巴结好像在抵抗某种看不见的感染，肿得都快要炸开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医生还是想不出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42岁的病人被各种疾病轮番轰炸，直到1979年1月他彻底解脱。
正是在那段时间，驻扎伊尔的比利时医生们开始报告说，金沙萨的米莫耶末总医院里感染隐球菌的病例激增。1980年，医生们记录了15个这样的病例。传播隐球菌的孢囊被发现存在于全球各地的鸟粪里，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出现了新生隐球菌，而在于患者的免疫系统不够强大，给了疾病可乘之机。
在巴黎，第一例令人费解的肺炎病例也和非洲有关，那是1978年，一位葡萄牙籍出租车司机突然感到呼吸困难。这位黝黑的矮个男子从安哥拉回来才刚一年左右，安哥拉内战期间他服务于葡萄牙海军，后来成了卡车司机往返于安哥拉—莫桑比克公路，这条公路正好斜穿过扎伊尔西部狭窄的海岸沙咀。1979年，克劳德－伯纳德医院的威利·罗森鲍姆医生应邀来为他诊治，并迅速断定他身上有肺囊虫。罗森鲍姆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免疫问题诱发了肺炎，于是请来了免疫学家雅克·莱博维奇。莱博维奇已经习惯了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中发现奇怪的病症，他似乎总在治疗一些受到不明感染的机长或空乘。医生首先为这名男子做了淋巴癌检查，这种病常常会导致这样奇怪的免疫缺陷。但是检查结果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后的验血也是如此。从巴黎各地来的专家纷纷拥在这名病人的床前，不仅希望找出治疗方法，也想对这个令人费解的疑难杂症一探究竟。与此同时，密实的白色真菌在这名男子的口腔和咽喉大量出现，常见的良性乳多空病毒引发的瘊子布满了他全身，四肢也都是。
当发现这名病人的大脑感染了弓形虫这种罕见寄生虫时，医生们的心彻底凉了，但依然毫无办法。1980年，这名病人回到了他在葡萄牙的妻子和5个孩子身边，等待死亡降临。当他在伊比利亚垂死挣扎的时候，两名妇女因肺囊虫感染被送进了克劳德－伯纳德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其中一人是扎伊尔妇女，她的非洲医生无法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于是和许多住在中非法语地区的精英一样，她到巴黎的医院寻求治疗。另一位是个法国女人，但近期也在扎伊尔住过。
欧洲的秋天变成了冬天。等到冬去春来的时候，这几个人——葡萄牙出租车司机以及巴黎的两个女人——都已经被充满他们肺部的原始原生生物吞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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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由奇怪的新型综合征引发的不明疾病可以追溯到1979年。那是1979年9月的一天，气候宜人，瑞克·威利考夫被送到琳达·罗本斯坦因医生那里验血。与此同时，琳达注意到他的身体因抵抗治疗而出现大面积的皮疹，并且全身上下的淋巴结都肿大。全面研究后，琳达判定他患的是淋巴癌。后来一位皮肤病专家告诉琳达，病人身上的皮疹是一种叫卡波西肉瘤的皮肤癌。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琳达问道。
没花太多时间，她就了解了目前有关它的全部知识，因为世界上关于这种疾病的医学文献并不多。这种癌症最初发现于1871年，患者是地中海及犹太裔男性。在19世纪的医学文献中大概记录了500到800个这样的病例。它一般发生在五六十岁的犹太男子或意大利男子身上。1914年在非洲发现的第一例记录在案的卡波西肉瘤，简称KS。后续研究表明，这种肿瘤在班图人（Bantus）当中非常常见，通常发生在中非热带大草原的某些已知地理范围内。在那里，每10个癌症患者中有一个患的是卡波西肉瘤。
一般情况下，患者身上会出现一些扁平无痛的紫色病灶，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死亡，而且通常还是死于其他原因。就癌症来说，卡波西肉瘤相对没有危险。最近几年，有报告指出中非出现了一种更新、更危险的肉瘤形态，但是看起来瑞克·威利考夫得的并不是这种。据报告说，非洲人的病灶会迅速覆盖身体和内脏，但他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另外，他也从没去过那样的异国他乡。瑞克与同龄的普通纽约教师相比，唯一一个细微的差别就是他是个同性恋。
鉴于此类癌症极为罕见，又难得出现在一位年轻的非地中海人身上，琳达决定密切跟踪瑞克的病情，并将此事告知了另外几位医生。总有一天她要把这个病详细地写下来。
在第一次见到教师瑞克两周后，她接到了荣民医院的一位同行打来的电话，该医院就在纽约大学医疗中心以南几个街区的第一大道上。
“你可能不相信，我这儿也来了一个这样的病人。”他说。
琳达·罗本斯坦因迅速前往荣民医院，去看这位貌似和瑞克症状相似的卡波西肉瘤患者。无疑，这人要帅多了，毕竟他是个模特。不过他37岁，是个同性恋；而最怪异的是，这两人有几位共同的朋友。这很不寻常。他们说他们的熟人中有一位迷人的加拿大金发空少，他那与众不同的名字就这样印在了琳达的脑海里。
“他叫盖坦。你应该和他谈一谈。”1979年9月，纽约城里最先被诊断为卡波西肉瘤的两个人对琳达·罗本斯坦因说。
“你应该找盖坦谈谈，他身上也有这样的皮疹。”
10月1日，旧金山，戴维斯医疗中心迈克尔·马拉塔被戴维斯医疗中心——卡斯特罗街区最大的医院——收治的时候很不高兴，但他已经病了一年了，想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的病情被正式描述为FUO，即“不明原因的发烧”。然而，他的医生怀疑情况要比这个严重，要求对他的肝脏、骨髓和淋巴进行活检。他的内科医生觉得，这也许是尚未显现出来的霍奇金病，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一年来困扰着这位发型师的不适感究竟从何而来。当然，迈克尔试图像往常一样继续他的生活。他依然会举办城里最好的派对，6月，他包下了市场街他那个美发沙龙楼上的整个四层，办了这一年的终极狂欢派对。男孩们兴高采烈地挤满了四层楼的外墙楼梯，痛饮啤酒，还有几百人挤在后面的院子里跟着迪斯科DJ起舞。地下室里，更多的人互相摸索和爱抚着沉浸于一个类似浴池狂欢派对的大型娱乐活动，中间那个就是迈克尔，一个完美周到的主人，正向每个来宾分发致幻剂药片甲撑二氧苯丙胺（MDA）。迈克尔心想，这是旧金山同性恋的光辉岁月，建国20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他从格林威治村搬来这里，他很享受自己打造的这种生活方式。有时候他会好奇那里的朋友们过得怎样，例如恩诺·波斯克和他的情人尼克，他们几个人曾经非常亲密。如今，他很少听到这帮老朋友的消息了，当高大的船只从世界各地涌入纽约港时，他们曾一起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几个月。
旧金山，旧金山大学医疗中心“太多的人正在传播。”
这样的话已经成了塞尔玛·德里兹医生关于男同性恋肠胃疾病的老生常谈的固定结语。她觉得她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举行的这次性传播疾病专家月度会议上所做的分析，表明了事态有着特殊的严重性。她知道这是全美最负盛名的医学院之一。这些医生需要知道正在男同性恋的身体里滋生的某些新东西，他们需要保持警惕，看看它可能会导致什么。
德里兹医生是旧金山公共卫生部的传染病专家，可她从没打算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研究男同性恋肠道内寄居的微生物，并且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权威之一。她的专业研究始于1967年，在她当选为旧金山公共卫生部传染性疾病控制局的助理主任后不久。
通常，每年她会收到5到10个阿米巴痢疾病例的报告，病人多半来自日托中心或餐馆。现在医生们一周报来的病例就有这么多。她又检查了一遍数据。几乎所有的病例都是年轻的单身男子，其中大部分来自卡斯特罗街的戴维斯医疗中心。她和卫生部的另一职员讲起这事，说这有点奇怪，因为她并没有收到过对该街区餐馆的投诉。同事把德里兹拉到一旁解释说，这些病例集中于男同性恋中。德里兹不明白这个信息有什么关联性。
“这是口肛接触。”他说。
“什么？”
塞尔玛1940年代上医学院的时候，学校可没教过这些东西，但她马上就明白了肠道疾病的这种污秽龌龊的现实。同性恋医生很早就认识到，像阿米巴病、贾第虫病以及志贺杆菌病等寄生虫病就是同性恋的健康隐患。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随着肛交的盛行，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在这种性行为过程中几乎难以避免接触粪便。当性行为的喜好变得越来越奇特，舔肛开始流行，问题便爆发了。没什么方法能比直接摄入更有效地获得一剂寄生虫孢子了。
虽然这一切是同性恋医生的常识，但公共卫生行业对此知之甚少。当阿米巴病反常地在格林威治村一带大量出现的时候，认真负责的卫生官员一度还派人去那里检查了水质。
然而，德里兹对同性恋群体的健康情况了解得越多就越担心。男同性恋正受到一波又一波日趋严重的疾病冲击。一开始是梅毒和淋病，每年城里的性病诊所大约要接诊7万人，其中80%是男同性恋。治疗方法简单使得他们对性病抱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多男同性恋收藏排队号牌，把它当成希望的代币券，诊所则成了随便打个针再捡个约会对象的地方。后来是甲肝和肠道寄生虫，接着是乙肝的激增，由于肛交的流行，乙肝从由血液传播变成通过性传播的疾病。
德里兹是个冷静务实的人。情绪化会影响她传达信息，使她无法有所作为。她已经准备好冷静地告诫男同志们关于舔肛以及无保护措施的肛交行为的危害，尽管她的冷静态度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然而，德里兹在专业上的分量让她广受同性恋医生的欢迎。她的孩子们取笑她，称她是“旧金山性教育女王”和“男同性恋的女训导长”。德里兹在男同性恋健康问题上已经成为无人能及的权威，因为1970年代末，她花了大量时间和同性恋医生开会，为医学杂志撰文，游走于加州北部并发布严肃的健康警告。
但在这里，1980年，德里兹感到这群性病学专家对她传达的信息无动于衷。她觉察到了这种反应。科学家很难相信性解放运动把“蒙特祖马复仇”(1)和吸毒者才易感染的乙肝变成了社会性疾病。德里兹平静地复述着统计数据：1976年至1980年间，30多岁单身男子中的志贺杆菌病患者增加了700%；1969年上报的阿米巴病患者仅有17例，现在一年上报的已超过1 000例，这还只是全城患病总人数的一小部分。30多岁男性乙肝患者在过去4年里翻了4倍。
这些疾病都很难治疗，原因在于它们都有潜伏期，其间即使病毒携带者已经具有传染性，症状也并不会显示——男同性恋早在尚不知自己已经患病之前就将病毒传给了无数人。德里兹认为，这无异于一场灾难，而浴池滥交的商业化令事态变得更糟。
德里兹从幻灯机看向会议室里那些一脸怀疑的面孔。她想，这些医学院的书呆子们除非在显微镜下或试管里亲眼见证，不然什么也不会信。他们认为这是坊间的小道消息，而他们要看到数据。所有关于鸡奸和口肛接触的谈话也令他们不舒服。
德里兹试着展开她的观点，以便让这些医生明白，她讨论的并不是这种或那种疾病，也不是特殊的性爱体操。
“太多人正在被传染，”她说，“我们没能加以控制，它太容易传染了，假如有新的疾病暴发，我们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10月31日，纽约幽灵们在格林威治村蜿蜒的街道上掠过，万圣节游行队伍中的双关节骷髅架跟在畸形的黑暗精灵背后跳舞。几个世纪以来，万圣节一直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性恋节日。社会学家指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天是把真实身份藏在面具后面的日子，而这是社会习俗长期以来为同性恋设定的一种常态。纽约是少数几个以游行来庆祝万圣节的城市之一，游行的核心区域刚好又是最著名的同性恋飞地。10月的这最后一晚充满了可怕的近似死亡的感觉。拉里·克莱默没怎么化装，但是他和凯文·特里林以及一大帮作家朋友参加了游行，沿途还为那些华丽怪异的装扮欢呼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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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同性恋的热点地区热闹非凡，到处是化装舞会和特别的派对。“弗莱明戈”是最高级的私人俱乐部之一，同性恋名流们常常在此跳舞至天亮。杰克·诺此刻就在那里，他一边寻欢作乐，一边想从装扮过的人里找到自己的朋友。他的男友保罗·波帕姆不在城里，这让他在看见一张熟悉的脸之后愈发觉得欲火难耐。一名金发男子冲他露出迷人的笑容，不一会儿，杰克和盖坦就从人群中溜了出来，消失在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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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发癫痫了。”
在下城的哥伦布大道，恩诺·波斯克手忙脚乱地试图让尼克醒过来。和尼克待在一起的朋友眼泪汪汪地说听到尼克的房间传出一声尖叫，然后便发现他倒下了，不省人事。恩诺闻讯飞快赶来，跪在床边试图让尼克恢复意识。
“我们得送他去医院！”恩诺喊道。
恩诺心想，即使他已经昏迷，我也要告诉他我在做什么。尼克也许是清醒的，只是没法说话。
“我们现在给你穿衣服，带你去医院。”他说。
尼克吐出一口透明的黄色液体，并且大便失禁。恩诺把他弄干净，给他穿好衣服，温柔地抱着他的爱人走下四层楼梯。
“我们带你下楼，到外面去。”恩诺大喊。
出租车在上西区的街上疾驰。什么都阻止不了这个怀抱着一个垂死躯体的高个男人。恩诺意识到，因为这是万圣节之夜，出租车司机也许想当然认为他们是在某个化装派对上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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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在圣卢克－罗斯福医院，迈克尔·兰格医生久久注视着尼克的病房。一位神经科医生在CAT扫描过程中，发现这位年轻人的颅内有三大块病变，兰格作为传染病专家应邀前来诊治。尼克蜷缩在床的一侧，他的灰眼睛上有一层乳白色的膜，左脸看起来有点凹陷，体温正在上升。医生们告诉兰格，一年来尼克一直处于垂死状态，没人知道原因。
随着兰格与这样的垂死病例打交道越来越多，他成了这方面的国际权威，但这个场景在他脑海里多年挥之不去。他总是不由得回想起第一次看到病房里的尼克的情景，那一刻是个分界点，他的人生由此被分割成了“之前”和“之后”。多年后，兰格还是会随时想起那天，就好像记起他的结婚纪念日或孩子的生日。
那是1980年11月1日，一月之始。从那天开始，在世界的这个或那个角落发生的单个悲剧将迅速蔓延，逐渐在地球的生物图谱上拼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的东西。
(1) 指旅游者在墨西哥易得的腹泻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