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戈特利布才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理教授4个月，就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横溢。这位32岁的免疫学家刚刚在斯坦福大学接受完培训，就做了雄心勃勃的年轻科学家们在著名医学研究中心获得第一份工作以后应该做的事：用老鼠做实验。戈特利布尽职尽责地把自己的实验老鼠从斯坦福带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计划研究辐射对老鼠免疫系统的影响，但是这些啮齿类动物感染了从洛杉矶采集来的病毒，接二连三地死了。说到底，戈特利布对实验室这种机械性劳动不是特别着迷，因此他提出，他手下的住院医师应该找些有意思的事来做——从一些病人着手来了解免疫系统。
没过多久，一名年轻热情的住院医师带回了一位年轻病人的案例。这位病人的喉咙里出现了严重的酵母菌感染，以致他几乎无法呼吸。戈特利布知道先天免疫缺陷的新生儿有时会感染这种念珠菌病，饱受化疗痛苦的癌症病人也可能感染，但是，一个31岁、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的人得这种病，戈特利布还从未见过。
戈特利布和他的住院医生给这名年轻人做了检查，但他们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两天后，这位病人——一位艺术家——抱怨喘不过气来，还开始轻微地咳嗽。出于直觉，戈特利布说服病理学家通过非手术的方式从病人肺部取了一小块组织来化验。结果发现一系列极其奇怪的症状，是年轻的戈特利布医生从未听说过的——这家伙得了肺囊虫肺炎。
戈特利布带着一管血液去大厅另一侧，找一位跟自己一样在实验室工作的免疫学家。后者也一直在密切关注有违常理的情况，其专长是有关T细胞的新领域，这种新发现的白细胞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戈特利布想知道病人的T细胞数量，这需要检查两种T淋巴细胞：一种是辅助性T细胞，它通过激活抗病细胞并发出化学指令来生成消灭微生物入侵的抗体；一种是抑制性T细胞，它向免疫系统传达病毒威胁解除的信息。戈特利布的同事化验了病人的血液，不厌其烦地人工统计了T细胞亚群数量。其结果令他震惊：一个辅助性T细胞也没有。他以为操作出了问题，又做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
见鬼！到底是什么疾病找到并杀死了这种有特殊功能的血细胞？戈特利布和他的住院医师、同事以及所有有点空闲的人一起苦思冥想，集体讨论。谁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研读医书，找出那些关于不明原因的免疫疾病的研究报告。还是寻不到解答。他还仔细阅读了这位艺术家的病历，发现此人曾得过多种性病。在一次交谈中，病人倒是坦言自己是同性恋，对此戈特利布并没有多想，就好像这人在告诉他自己开的是福特车一样。
几个星期的调查毫无成果，戈特利布还是一筹莫展。也许稍后会显现出白血病的症状。他心想，过不了一两年我们就会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11月4日，旧金山“我没必要投票。”一位家庭主妇说。
比尔·克劳斯手里拿着从“哈维·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拿来的一叠整整齐齐的候选人名单，努力压住火气。对他而言，投票和呼吸一样重要。你怎么能不投票？
那个女人打断了他的话：“吉米·卡特刚才上电视了，他已经承认竞选失败。”
“西海岸的投票还没结束，这个佐治亚笨蛋居然就撒手不干了。”回到卡斯特罗街的总部后，比尔忍不住抱怨道。
正在出现的全国大溃败并不令人吃惊。罗纳德·里根的势头横扫全国，而且即将组建近30年来第一个共和党控制下的参议院。同性恋问题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成为严肃的竞选议题，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成就感，因为这是由竞选对手的党派提出的。事实上，卡特阵营最终对同性恋的所有要求都做出了妥协，为了击败独立候选人约翰·安德森，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安德森甚至更积极主动地争取同性恋的选票，尤其是在同性恋聚集的各州中心城区。不过，因此获利的却是南方的共和党人。
“旧金山的同性恋选出了一位市长。”在针对南方选民的电视广告里，一个严肃的声音这样说道。当画面从光怪陆离的同性恋权利大游行，转到卡特总统的照片时，这个声音说：“现在他们打算选个总统出来。”
1977年，宗教激进主义者突然开始针对蓬勃发展的同性恋议题做出激烈反应。1970年代末，他们成功地使许多城市废除了同性恋权利法案，受此激励，宗教激进主义者在1980年的大选中空前团结。杰瑞·法威尔和他领导的“道德多数派”一时间家喻户晓，分析家预言在未来几十年内宗教激进主义者将会成为最重要的新政治力量。法威尔和他的“道德多数派”同仁几乎每次演讲时都会含沙射影地抨击势力渐长的同性恋群体，同时援引圣经《启示录》里面的话，暗示这已经被预言为末日审判的前兆。
在电视上，法威尔迅速宣称自己是里根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功臣，并宣布他将继续推进支持家庭、反对同性恋的立法议程。然而大多数分析家认为，保守党大获全胜纯粹是因为现任总统卡特不得人心，以及选民似乎更倾向于一个承诺削减国内开支的节俭型政府。
当克里夫·琼斯和他的上司、加州议会议长里奥·麦卡锡昂首走进同性恋团体的总部时，比尔·克劳斯、格温·克雷格以及他们的盟友正在评估这些基督教狂热分子对政府造成的影响。他们兴高采烈地互相提醒，说民主党控制下的众议院或许可以拖延法威尔雄心勃勃的反同性恋提案。除此之外，共和党执政主要关系到削减国内项目的开支，对同性恋影响不大。同性恋政客们转而关注地方选举的结果，选民们刚刚否决了旧金山市按区域选举监事的做法。为实现区域选举，同性恋在1970年代顽强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全市范围来选的话，同性恋候选人根本不可能选上；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么强大。哈维·米尔克当选的是区监事，而比尔·克劳斯为了使米尔克的继任者哈里·布利特在全市范围的选举中获胜，已经辛苦了好几个月。当助手们从市政厅打来电话告知结果，同性恋的优势地位在旧金山已经很明显了。哈里·布利特轻松当选为监事，比尔的策略是和华人、劳工以及自由团体结盟，其成效远超他的期待。蒂姆·伍尔弗瑞德以前是布利特的助手、米尔克俱乐部的行政人员，现在他在旧金山社区大学董事会成员的全市角逐中获胜。
更棒的是，选举结果表明同性恋社区这一次又是全市选民登记最多、投票率最高的。同性恋区域也是全市最宽宏慷慨的选区，为现任民主党参议员阿兰·克兰斯顿贡献了10:1的多数票。全国其他大城市反馈回来的统计也同样证实，比尔·克劳斯在旧金山参与设计的以同性恋区域为目标、挨家挨户以老派方式进行的基层政治活动是很有智慧的。曼哈顿、新奥尔良和休斯敦的几个最大的支持卡特的阵营都来自同性恋街区。快速统计显示，大城市里62%的同性恋投票者支持卡特，相比之下，里根只赢得了27%，安德森居然拿到了11%。
看到选举结果，克里夫·琼斯和比尔·克劳斯难以掩饰他们的欣慰。随着宗教—右翼势力结盟，这届政府不会友好善待同性恋，但这并不重要。他们告诉彼此，不管全国局势如何，至少同性恋已经在全国、在各个安全的城市飞地挖好了战壕。杰瑞·法威尔在同性恋集中地区的市议会里并不会有什么发言权，而那里正是真正影响同性恋日常生活的决定诞生的地方。
随着总部的人群散去，比尔在遍地的海报、传单和候选人名单上踱步，不禁想起三年前哈维·米尔克当选的那个欢欣鼓舞的夜晚。这是个隐约令人不安的想法。那时候，他们非常清楚为什么而战。对手也很明确，比如安妮塔·布莱恩特和约翰·布里格斯的反同性恋教师公投。如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赢得了很多他们想要的，至少在旧金山是如此。选票还在，但卡斯特罗街的政治热情已经消失。现在他们又该为何而战？
11月15日，纽约，圣卢克罗斯福医院恩诺·波斯克紧紧握着尼克的手，希望尼克空洞的眼神能感受到他的乐观。
“太好了，”恩诺说，“他们终于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了。现在他们会为你治疗，你会好起来的。”
手术后，尼克依然疲倦不堪，连挤个笑容出来都很困难。他的大半个脑袋依然被白色纱布裹着。这次探查性手术非常粗鲁。医生只是取下了尼克的头盖骨，试图找出造成那三块病变的原因。这番努力最终有了诊断结果。他们说尼克患的是弓形虫病；没错，它是可以治愈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恩诺说。
11月25日，旧金山肯·霍恩一直想成为舞蹈家，在一群全神贯注的观众面前表演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竖趾旋转、腾空击脚跳以及阿拉贝斯克动作(1)，观众们会颔首赞美他的优雅和美妙。他是个热情乐观的人，热爱与剧院有关的一切——浪漫的气息、华丽的服饰以及童话般幸福的结局。也许他甚至可以成为明星，人们会为他欢呼，为他著述。这就是他1965年离开俄勒冈的蓝领家庭就读于旧金山芭蕾舞学校的原因，当时他21岁。他原本已经精致的脸，在鼻子整形手术后更胜一筹，经过多年训练，他的身材强健有力。孩提时代的平淡无奇，与成年后的美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使得肯加入旧金山的同性恋生活圈是值得的。所有人都喜欢他，而他也如此渴望被人喜欢。他向朋友们倾诉说，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最终到达舞会的灰姑娘。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1960年代末轻易地放弃了舞蹈家的梦想。他含糊其辞地告诉朋友们，是因为芭蕾舞导演规定，如果要留在舞蹈团，所有单身男子必须结婚或订婚，而且警察突击搜查同性恋酒吧时逮捕了所有舞蹈演员，他憎恨这样的耻辱，等等此类故事。不管怎么样，肯从芭蕾舞学校退学了，他和朋友们保证说一旦财务状况好转就会重返学校。1969年，他成了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的一名文员，发现有固定工资挺不错；而且相比芭蕾舞团早上6点到晚上9点的严苛训练，一周有固定的工作日简直太好了。现在他晚上有更多时间出去玩了。“这毕竟还不算太坏，”他对一个朋友说，“我玩得很开心。”
很快，肯爱上了一位德国的广告牌画家，并和过去那些旧金山的朋友失去了联系，而大家只记得他是个爱浪漫的甜美男孩。5年后，当他们在皮革酒吧“福尔松监狱”遇到肯时都大吃一惊。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沿着下颏蓄着一圈又短又窄的胡子，好像纳粹头盔的下巴托。他的老朋友们不知所措，不仅因为他一副当时风靡旧金山的“黑色皮革男”打扮，还因为他看起来如此瘦骨嶙峋。他的头发灰白，目光呆滞。肯抱怨说，在这个“同性恋随处可见的城市”，找个愿意和他睡一觉的人太难了。
肯的朋友们认为他和很多好看的男人一样，都困在了同样的问题里。20多岁时他只顾找爱人，不考虑谋生。等找不到爱人的时候，他又退而求其次——找上了性，而性很快变成了他的职业。这不是爱情，但至少感觉不错。就这样，他就像一个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舞会上的灰姑娘，然而王子却从未现身。
当性行为的重点从激情转向技巧的时候，肯学会了一切能从肉体榨取愉悦的方式。性行为变得愈来愈神秘深奥，成了摆脱无趣的唯一途径。无论是曼哈顿还是旧金山，整个1970年代，仓库区街巷的酒吧层出不穷，里面挤满了像肯·霍恩这样的“皮革男”，到1980年，已经行业化了。
生活真令人失望，肯一边想着，一边走进旧金山最大的医疗机构大楼。那是1980年11月25日的早晨。对于一个正在向人们为之著述的道路迈出第一步的人来说，这真是个颇为讽刺的想法。
* * *
“我的生活正在四分五裂。”肯·霍恩对詹姆斯·格朗德沃特医生说。
格朗德沃特是皮肤科医生，他的工作环节并不包含这样戏剧化的告解。不过这位43岁的医生有一种父亲般的气场，让人忍不住想向他倾诉。肯一边不安地脱掉衬衫，一边给医生讲他的事。
有两年了，他一直觉得疲乏，还总感到胃里有点恶心。而且自1978年以来，一直断断续续地腹泻。情况很糟糕，肯说，然后上个月又长出了这些奇怪的包。
格朗德沃特检查了这些蓝紫色的斑点。一个在肯的左大腿上，其他的在他右侧乳头附近。
“我这是怎么了？”肯恳求医生告诉他。
多年来的求医问药丝毫没有让他好转，也没人告诉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让他很火大。
肯的淋巴结肿块之大令格朗德沃特吃惊。显然它们和那些包有关。
医生给肯做检查的时候，他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他的老板一直在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所以这个月他去申请了社保残疾救助，并且开始看心理医生。为了让生活恢复正常，他做什么都愿意。
格朗德沃特仔细思考这位37岁的患者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可能是淋巴瘤，这样可以解释淋巴结为什么会肿大，但那些包是怎么回事就说不通了。格朗德沃特抽了一点血，又切了一小片病灶去做活检，希望能查出来。
11月27日，旧金山奥兰治县，感恩节加拿大的冬天沉闷乏味，所以当盖坦·杜加斯收到去加州南部过感恩节的邀请时，简直欣喜若狂。盖坦的新欢是位发型师，后者对这段恋情也很兴奋。这位发型师通常满足于在拉古纳海滩的“啪啪屋”(2)舞厅猎艳，西好莱坞的“8709”浴池俱乐部他不过才光顾了二三次，就钓上了这个漂亮的空少，而这位空少又来了第二次，也许还有第三次。多么美妙的周末啊，他心想，也许浴池没有那么糟糕。
盖坦迅速审视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嗯，脸上竟然又冒出了几个斑点。医生说无药可治，但不是什么问题。他感觉很好，顺手把沙色头发向后一捋，边笑边想：“我还是最帅的那个。”
12月5日，旧金山肯·霍恩的眼睛里都是绝望。他慢慢脱下衬衫，给格朗德沃特医生看胸口新长出来的两个紫色斑点。不，不要再做活检了，他气势汹汹地对医生说。他想知道答案。
实验室送来的血检报告也令人不安。肯的白细胞出了问题。更让人吃惊的是，上次检查的时候，格朗德沃特医生给这位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的主管做了一系列常规皮肤测试，却没有什么反应。这种测试是用携带良性细菌的针头在皮肤上扎一下，正常反应是出现一个红色硬块，这意味着免疫系统在制造抗体抵御细菌入侵。肯没有出现硬块。免疫系统对针头毫无反应。
肯反复抱怨自己的恶心、疲倦、腹泻，把这位皮肤科专家都搞糊涂了。这个人听起来是病了，还很厉害，但是从实验室检查结果来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血液检测结果总是不正常，皮肤测试间或无反应，但是免疫功能的这种波动并不会导致人如此疲乏无力。格朗德沃特只能要求做进一步检查。他说服肯让他做个淋巴结的活检，以便查看是否有淋巴癌的可能。医生又抽了一点血送到实验室，特别要求细查血清，看是不是由任何可能的外来病毒引发的疾病。
格朗德沃特心想，应该能找出答案的。总会的。
12月9日，洛杉矶“我们对自己做了什么？”
乔尔·魏斯曼医生在给一位紧张不安的30岁广告经理做检查时，觉得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人病了，患有严重的湿疹，持续腹泻、发烧。更糟的是，他已经病了6个星期，是由普通内科医生转到魏斯曼医生这里来的。安排了各种检查以后，魏斯曼在病历上谨慎地写道：“症状显示有可能是继发性免疫缺陷。”
魏斯曼明白，在医学实践中，因不明原因发病的人并不鲜见，但这个病例并不是孤例。10月，魏斯曼的同事接诊了另一名男同性恋，他也出现了类似的免疫功能紊乱。但这名男子身上各种疾病的密集让人震惊。他的指甲周围长了白色真菌，毛茸茸的念珠菌遍布他的上颚，他还出现了皮疹，高烧不退，淋巴结肿大而白细胞在减少。住院治疗缓解了病人皮肤上的病症，但在12月初，他夜里盗汗，把床单都湿透了，而且皮疹也复发了。魏斯曼的同事一开始认为该男子的血液受到大量细菌和病毒感染，不过到了12月，诊断他为“免疫缺陷”。
除了这两起病例外，当年魏斯曼的办公室还接诊了20个淋巴结出现异常的男人。这两个病情较重的病人最初也是如此。当魏斯曼开始看到淋巴结病或者淋巴结异常扩大时，他隐约感到会有更严重的问题。新的研究表明，93%的男同性恋感染了巨细胞病毒，一种与癌症有关的疱疹病毒。同性恋性解放运动还制造出了爱泼斯坦—巴尔病毒，这也是一种与癌症有关的病菌，在男同性恋中间广为传播。身体能够抵御的病毒只有这么多，然后就会出大问题。那位广告经理去年还很年轻健康，今天却病成这样，透过他那充满恐惧的眼神，魏斯曼担心自己正在看到最坏的情况。
作为南加州同性恋医生中的元老，魏斯曼曾经想过如何向男同性恋启齿，让他们放慢节奏；也想过告诉他们这样的性行为会对个人健康造成巨大危害。他知道，同性恋团体很难包容那些严肃的批评，尤其是性方面的。这些人通常已经被父母和牧师伤得体无完肤。他们不应该在此时此地被人指指点点，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逃离家乡来到洛杉矶这样的城市，正是为了摆脱这样的评判。然而，社会禁忌和新获得的自由构成了奇特的组合，由此形成了一种为致命的微小病毒量身定制的社会气候。所以，魏斯曼一边安慰年轻人，说会治好他，一边自问：“我们对自己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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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年末，当时最卖座的电影是《矿工的女儿》和“星球大战”系列的第二部《帝国反击战》。卖得最好的专辑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那条河》，里面都是些悲伤的歌，感叹曾经国泰民安，如今经济失序、道德混乱的美国该何去何从。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病毒已经在三大洲扎根，它轻而易举地从非洲来到欧洲，随后抵达北美。后来的调查表明，1980年代末，美国有55位年轻男子被诊断为与新病毒有关的感染；欧洲有10人；而在落后的非洲不计其数的病人中还有更多的人感染了该病毒。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这个杀手正在醒来。
12月23日，纽约瑞克·威利考夫的健康迅速恶化，令他的医生和朋友们感到震惊。琳达·罗本斯坦因医生知道卡波西肉瘤不是这样发展的，但尽管如此瑞克还是生命垂危。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的肺里充满了某种东西。他们会继续通过插入他胸腔的管子抽出积液，并用机器维持他的生命，而这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做的了：维持他的生命。
瑞克鼓起勇气说，不，他不需要这些机器。他想回到上西区的褐石房子里。离圣诞节还有两天，他从纽约大学医院出院了。保罗·波帕姆想和他一起回家。这是身为朋友应该做的。但是那天晚上，曾经在海洋街与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两个朋友约翰和维斯正在举办派对。瑞克坚持要保罗去参加。
夜色渐深，瑞克的情人坐在他的床头，听着他的呼吸越来越短促，直到深夜时分停止了呼吸。在丹麦人举行“心灵的盛宴”之前几个小时，37岁的五年级教师在西78街的一所公寓里死去。他是第4个死于后来被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美国人。
纽约，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带着一丝倦意，唐娜·米德文医生研究起了一位33岁德国厨师的尸检报告。过去5个月里，她在这个病人身上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的死状很吓人，浑身上下长满了巨细胞病毒引发的剧毒疱疹，整个人蜷成了一个球，最终，当12月底的严寒笼罩曼哈顿的时候，他死了。米德文一边研读该男子的最后一份脑部断层扫描报告，一边苦笑。他的脑子像老年人一样萎缩退化了。她想知道她是否有机会搞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是什么如此残忍地夺去了这个人的生命。
两个星期以后，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的一位护士进了急诊室，他患的是肺囊虫肺炎。10天后他去世了，后来发现，他也是一名同性恋。病理学医生告诉米德文，尸检发现，他大面积地感染了巨细胞病毒。医生立即想到：有太多巧合了。造成两人死亡的感染本来只是一般的麻烦，并非致命病毒。他们的免疫系统失灵了。这也同样可以解释她的另外10名病人——全部都是男同性恋——个个都有淋巴结肿大的症状。他们的免疫系统也出了问题。
米德文立即与城里最知名的同性恋医生丹·威廉安排会面。
“我也非常担心，”威廉说，“我这儿有很多淋巴结病的患者。”
米德文迅速抓到了核心问题。她确信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在1981年初的头几个星期，她和其他几位医生最早开始有了更全面的判断。
“不管是什么样的淋巴结病，我想导致那两个人死亡的原因应该是一样的，”米德文说，“男同性恋中间正在传播一种新的疾病。”
(1) 芭蕾舞动作之一：一腿直立，另一腿往后抬起，一臂前伸，另一臂舒展扬起。——译注
(2) 即Boom-Boom Room。Boom-Boom在英语俚语中为“性交”之意。——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