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成为环保主义者，就必须保持乐观——总要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些什么，不然图什么呢？
2005 年，我协助创办了非营利环保组织海洋研究和保护协会（Ocean Research &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ORCA），随着港湾海洋研究所的潜水器项目逐渐减少，我意识到需要关注那些与海洋健康有关的严峻议题。最近的两份重要研究报告[1]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的共识是，海洋正处于危险之中。面对危机，两份报告都强调需要更加先进的海洋监测技术。
现代医院中，人人都能体会到监测仪器的重要性。当你未确诊时到急诊看病，医生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监测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心脏、血液和肺。他们据此找出问题所在，然后确定助你好转的治疗方法。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为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所做之事。
我们还需要靠加强监测以提供预测。随着气候愈加难以捉摸，若能对海平面上升、风暴潮、洪涝、海啸和飓风进行更有效的预测，便能拯救无数生命；同时，精确定位疏散对象、部署沙袋也将大幅度节省财政支出。这就是所谓“环境情报”，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它是每个国家能对未来经济和安全做出的最划算的投资之一。
启动ORCA时，我想要致力于开发技术解决方案，收集环境情报，并以改善后的高性价比环境监测为重点。系泊海中之眼与我们正在开发的高科技沿海水质检测器一样，都属于这个范畴（后者名为吉劳埃，传说“二战”时这位神秘的美国大兵到处留下“吉劳埃到此一游”的字样，我们希望检测器最终也能遍及各处）。根据我们的设想，吉劳埃应小巧便捷、太阳能供电，与停泊点相连，利用手机通信技术将各片水域的污染参数传送至互联网。通常情况下，如果你建造的东西只有同类系统的一半大小，成本又缩至 2/3，理应非常抢手，但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削弱了我们的势头。各州和联邦监测项目被关停后，指望出售吉劳埃资助环保科学的商业计划行不通了，我需要一个B计划。
打造吉劳埃的目的是追踪污染源，找到阻止污染的方法，所以我开始寻觅一些更便宜的方法。我开始思考进入本地水域的污染物是如何影响生命有机体的。
幸运的是，我生活在印第安河潟湖岸边，该潟湖位于佛罗里达州东部海岸边 156 英里长的河流入海口。这个河口的生物多样性曾被誉为全美之最，浅水潟湖与郁郁葱葱的人字形树林接壤，野生动物异常丰富。1989 年，我和大卫刚刚搬到这里时，每天早上都能看到玫瑰红琵鹭掠过屋顶，海牛爬到码头上用我们的水管喝水，水獭在码头的木桩上挠后背，日落时分，耳边回响着鲻鱼跳跃并拍打水面的声音。
河口是海洋的幼儿园，许多海洋居民来到这里产卵，因为红树林根部与海草草甸等栖息地有着丰富的食物资源与藏身之处。河口也为许多陆生野生动物提供养料，包括许多常年栖居于此或迁徙的鸟类。因此，河口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栖息地之一，与珊瑚礁和雨林齐名。如果要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挑选一个重点保护对象，那一定就是它了。
我们刚刚搬来时令人陶醉的野生动物景观已经越来越少。随着水质下降，许多海草已经消失。我们观察到海豚生了菜花状的真菌病（瘢痕型芽生菌病），海龟则长着使其衰弱的巨大纤维乳头状瘤（fibropapilloma tumor）。
农业与草坪污染物、污水渗透以及化粪池系统正毒害着河口生态，我想要确定这些毒物来自何处。特定化学物质的测试可能非常昂贵，特别是当你不知道想要测试什么。所以，我开始寻找作为指标的生态系统，也就是“煤矿里的金丝雀”。这就是所谓的生物检定法，而我选择了老朋友——发光细菌。我开始研究市场上已有的一种生物检定法：基于无害生物发光细菌的发光细菌法。它们的光输出与呼吸链有关，任何损伤呼吸的毒物都会干扰光的输出。我想用发光细菌法测试河口底部采集的沉积物样本毒性，此前已有几位调查员尝试过，但事实证明不太可靠，基本都已放弃。为迎接这一挑战，我聘请了贝丝·福尔斯（Beth Falls），这是一位真正具有探险精神的科学工作者，她找到了有效的方法。
由于污染物在沉积物中的存在时间往往比在水中更久，这种生物发光检定法让我们找到了污染汇集地——河口处污染最集中的区域。ORCA开始制作污染地图，借此与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们分享我们的发现。它看上去很像一张天气图，只是红色代表有毒，蓝色代表无毒。尽管不能说明有毒物质的成分，但这些污染图确实能告诉我们采样与采取措施的重点应放在哪里，能大大节省时间和资金。我们现在将这种方法扩展开，对包括营养物质在内的一系列污染物进行沉积物采样，并使用地图衡量污染缓解项目的作用。我们为ORCA打造的口号是，“绘制污染地图，寻找解决方案”，可以说这正是我们的方法。
我们幸运地得到许多社会群体的支持，先是与当地高中生合作收集和分析数据，最近又与ORCA培训的公民科学家共事。号召当地公民参与能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极大扩充数据量，也有助于为我们宝贵的河口培养一批有知识的强大拥护者。正如博学多识的选民是民主的先决条件，具备科学知识的公民对维护地球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
但在与这些公民，以及ORCA辛勤工作的团队成员交谈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生态焦虑究竟是多么严重。这种情绪普遍存在，却带来反面效果，会让人彻底放弃努力，闭目塞听。因此多年以来，我学着在讲座中宣传乐观精神，一开场就玩笑说：“我不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是结婚后才变得乐观。”我会描述丈夫大卫为何是我见过的最乐观之人。我俩刚刚结婚时，我一直觉得他对现实把握不清，因为有时候他的乐观似乎有点罔顾逻辑，但又不是盲目乐观。他明白要做最坏的打算，却要期待最好的结果。
多年来，我屡次看到他循着马粪找小马，只因相信它一定存在。这让我逐渐改变了对大卫的看法。只有乐观主义者才能找到事情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一直说，要停止散播绝望，专注于为下一代探索者提供工具，帮助他们找到小马。
为了阐明这种乐观主义，我曾引用斯托克代尔悖论（Stock dale Paradox）。詹姆斯·柯林斯（James Collins）曾在商业图书《从优秀到卓越》中讲述他对詹姆斯·斯托克代尔将军的采访，后者在越战期间曾被关在“河内希尔顿”（Hanoi Hilton）战俘营。七年半的凄惨境遇与难以言表的痛苦折磨并未将他击溃，斯托克代尔不仅保持着士气，还激励着营地中的其他囚犯。当被问及应对策略时，斯托克代尔说道：“我从未对故事的结局失去信心，我不仅从未怀疑自己能活着出去，还相信这段经历将成为我人生中的决定性事件——一段不愿失去的经历。”
而当被问到那些精神崩溃的囚犯时，他回答：“哦，事情很简单，这些人太乐观了。他们总是说：‘圣诞节前我们就能出去。’圣诞节来了又去，他们就说：‘复活节一定能活着出去。’复活节来了又去，然后是感恩节，再来是下一个圣诞节。他们死于心碎，这个教训非常重要。你绝不能放弃终将胜利的信念，但也不能将其与当下现实中最残酷的事实混为一谈。”斯托克代尔有能力在看似无望的现实与终将胜利的坚定信念中取得平衡，因此这被称为斯托克代尔悖论，是一种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的乐观主义。
近几年，我发现了一种更容易传达乐观精神的方法：让观众们回想马特·达蒙在《火星救援》中扮演的马克·沃特尼（Mark Watney）。当然，我完全清楚其中的讽刺意味，但神奇的原著和出色的改编电影完全抓住了探险者的精神。尽管沃特尼的处境——被认定为死亡并遗弃在火星——似乎已没有希望，但他并没有欺哄自己，而是正视现实，不断处理问题，按照优先次序接受挑战。
在本书的最后，请让我将以下两个观点留给各位：
乐观主义是值得争取的，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永不放弃必胜的信念。
再有，用马克·沃特尼的话说，面对毁灭性的困难，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靠科学杀出重围。”
[1] 2003 年皮尤海洋委员会的报告及 2004 年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