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 1997 年写过一部名为《光之汤》（Light Soup）的文稿，希望向读者介绍生物发光现象。我的代理人向各家出版社推荐此书，都得到了相同的回复：“你需要加入更多个人体悟。”而我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此前接受的都是非第一人称写作训练，根本不知道如何下笔，只好把稿子塞回书架。
2011 年 12 月，代理人法利·蔡斯（Farley Chase）通过《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了解到我的科学研究，借此找到我，询问是否考虑写一本回忆录。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
过了一年半，大王乌贼系列纪录片播出后，他又一次找来，将我的见闻与值得书写的故事条分缕析地讲给我听。这一次我被说服了，于是把《光之汤》手稿寄给了他。在对我大加称赞的同时，他又一次提出了我已听过无数次的建议：“你需要加入更多个人体悟。”我依然很抵触：“不行，我做不到。”
但在之后的 40 多封邮件里，他的耐心鼓励与推荐书目让我深深感受到那份温和与坚定。2015 年年中，我同意做出尝试，两年间起草多版大纲与样本章节，终于在 2017 年年初达到了提交图书选题的标准。
换句话说，没有法利·蔡斯就没有这本书，他的功劳最大。
法利和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优秀编辑安妮·查格诺（Annie Chagnot）在我写作的过程中耐心提供指导，不断告诫我：“要去展现，而不是讲述！”安妮恰到好处地给予我批评与鼓励，我由衷感谢她，不但在我重新构思第一稿时帮了大忙，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怀着孩子修改了第二稿，推进产房前最后一刻仍在编辑。万幸的是，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孩。
我的模范丈夫大卫也阅读了每一版稿件，提供了许多有效反馈，并始终耐心地鼓励着我。为了帮我腾出写作时间，他一手包揽了所有家务，做好每一顿饭——这确实是大卫自告奋勇的，我多少有点犹豫，因为他的厨艺向来飘忽不定（这已经是很乐观的形容了）。而如今，他已成长为优秀的大厨。最近一次采访中，有人问我职业生涯中最明智的决定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嫁给我的丈夫。”他是承托我双翼的风，是我鳍间的流水。
在写作过程中，朱莉·格劳（Julie Grau）为前几章提供了宝贵建议，助理编辑罗丝·福克斯（Rose Fox）在安妮·查格诺休产假期间出色地接手了相关工作，文字编辑威尔·帕尔默（Will Palmer）在修改措辞方面投入了诸多心血，塔米·弗兰克从科学角度给予我反馈，理查德·道金斯则为前四章贡献了深刻见解。
我衷心感谢书友会的优秀女孩们，她们不仅帮我磨炼文笔，还对我毫无信心的早期草稿不吝激励，她们是罗宾·丹纳豪威尔（Robin Dannahower），P.J.邓普西（P. J. Dempsey），深切思念的简·费尔曼（Jan Fehrman），米歇尔·林内亚尔（Michelle Lineal），利·霍普（Leigh Hoppe），苏·范·戴克（Sue Van Dyke），和 温迪·威廉姆斯（Wendy Williams）。
我还特别感谢海军少将托马斯·唐纳森五世（Thomas Q.Donaldson V）为我提供了德国U型潜艇指挥官莱因哈德·哈尔德根所说的那句话。
本书中讲述的大多数故事是多方合作的成果，这里无法将参与者的姓名一一罗列，我真心感激所有合作者、潜水员、船员、同事和朋友的有力支持。在此，请允许我多少列出一些被正文遗漏的重要参与者的姓名，希望能补上一句谢谢。他们是：梅尔·布里斯科（Mel Briscoe）、马丽·查普曼（Mary Chapman）、托尼·西马格里亚（Tony Cimaglia）、安德鲁·克拉克（Andrew Clark）、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戴夫·库克（Dave Cook）、杰瑞·科索（Jerry Corsaut）、吉姆·埃克曼（Jim Eckman）、沃伦·福尔斯（Warren Falls）、马乔里·芬德利（Marjorie Findlay）、赫伯·菲茨·吉本（Herb Fitz Gibbon）、杰弗里·弗里曼（Geoffrey Freeman）、史蒂夫·哈多克（Steve Haddock）、约翰·汉克（John Hanke）、彼得·赫林（Peter Herring）、佩奇·希勒——亚当斯（Page Hiller-Adams）、乔治·琼斯（George Jones）、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ahey）、贾宁·梅森（Janeen Mason）、埃德温·梅西（Edwin Massey）、吉恩·马西翁（Gene Massion）、哈里·梅瑟夫（Harry Meserve）、米尔布里·波尔克（Milbry Polk）、埃里克·里斯（Eric Reese）、文·瑞安（Vin Ryan）、马克·施洛普（Mark Schrope）、克里斯·蒂泽（Chris Tietze）、D. R.威德（D. R. Widder）、查理·延奇（Charlie Yent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