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输入指令，要求电脑检索摄像机影像。没有任何反应。又输了一遍，还是毫无动静。我紧咬牙关，试图掩饰失望的神色。此情此景似乎早已注定，无法避免，墨菲定律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它总会发生。据此推论：如果事情有可能在最糟的时刻变坏，它也总会发生。这个时刻就是现在，面向国家电视台。
2003 年，当电影制作人大卫·克拉克联系我探讨此次任务的可行性时，我就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克拉克是一位曾获艾美奖的独立制片人，声誉良好，我通常很愿意与这样的合作伙伴一同工作。况且，他将以客人的身份登船，我仍是下达指令的主人，这也与古巴探索之旅不同。然而，此次任务内容极为特殊。
这将是我多年来为之争取资金的科研仪器的第一次实地测试，此类测试的失败可能性通常很高，我并不想在公众面前丢人现眼，但另一方面，克拉克想在纪录片中强调工程之于海洋探索的重要性，我对此非常认可。实地测试成败难料，但这是一个向广大观众传达关键信息的宝贵机会。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帮助人们理解，在一个海洋星球上生存意味着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几个被广阔海水世界包围的干燥小岛上生存意味着什么。而常人对这个海水世界了解之少令人惊讶。地球人口总量已逐渐超出其承受范围，即将越过 80 亿大关。为了养活爆炸性增长的人口，我们高强度耕种土地，大肆捕捞海洋生物，生产大量废物排入海洋，即将压垮维持生命的复杂机制。这是不可持续的，也绝非明智之举。
当今时代，我们怎会对所处星球的机理无知至此呢？探索是了解的第一步。那么，我们对海洋的探索进行到哪一步了呢？常见的答案是 5%。有趣的是，有些人会告诉你这个数字太小了，另一些人，比如我，又会说，这个数字说大了。这完全取决于何谓“探索”。
如果绘制一张地图就能证明此地已被探索，那么我们已经将大海穷尽。然而，那张地图是在太空绘制的，靠的是卫星雷达扫描。雷达无法穿透海水，会在接触海面后反弹，因此仅能提供准确的水面高度测量，其他方面则无能为力。在对波浪和潮汐产生的颠簸震动进行大量测量计算后，我们揭示出海底山脉、海沟等海洋底部特征。不幸的是，海底图的分辨率极低，小于 3 英里的地形便无法辨认，更别提尺寸更小的事物了。那些有关海底山和深海喷烟口的细节特征，以及为海洋动物提供栖息地的山丘、山脊、峡谷和山谷的相关信息还无从知晓。事实上，就连月球、金星和火星地图都更加精确。
海面巡航的船只使用多波束声呐沿海底窄幅投射，至今已产出近30%的更高分辨率海底地图，精确到约 100 码的范围，仍有待提升。相较之下，你家附近在谷歌地球上的分辨率可达 25 英寸。[1]
欲提升海洋地图的清晰度，我们必须从根本上穿透海水的遮掩。因此，如果我们以实际探访某地作为探索的定义，那么我们对深海的探索还不到 0.05%！这就好比整座曼哈顿岛中只侦察了 3 个城市街区，而且仅包括地面部分。即使 0.05%的比例也完全忽略了海底上方的广阔生存空间——平均深度 2.3 英里，相当于 1 207 层楼高。[2]
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着我们探索地球的绝大部分呢？还是那句老话：这不是航天科学。科研经费长期匮乏，我们既没有类似对月发射的计划，也没有NASA这样的机构。
1962 年，肯尼迪总统发表著名登月演讲时，将太空描绘为势在必得的全新疆域，他说：“为了获取新知识，赢得新权利，我们踏上新的航程。”他着重强调美国须在太空领域占据先机，保护“太空不被敌方滥用”，并暗示如果在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中败下阵来，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他这番慷慨陈词无疑极大地推进了登月计划，尽管许多人认为这是巨额资金浪费。
肯尼迪的前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明确表示：“花 400亿美元登月，疯了吧。”事后回首，大部分人都不会认同他这话。在月球上行走被普遍认定为人类的伟大功业，以及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光辉典范。
而海洋探索由于缺乏类似的地缘政治动机或明确的目标，从未获得任何切实的长期财政承诺。2013 年，美国为太空探索拨出 38 亿美元预算，海洋探索则只得到了 2 370 万——前者的约0.6%。换个角度来看，航天飞机每发射 1 次，所需费用（含有效载荷，约 10 亿美元）足够我们每天乘潜水器下潜 2 次（每次约 12 500 美元），一共下潜 110 年。其间的天壤之别或可解释我们为何对身处的海洋星球所知甚少。
科学成就总是与技术进展息息相关，但没有持续资金来源何谈创新？技术开发需要钱，后续升级与应用也需要钱。最近的一次非凡太空技术成就——观测 90 亿光年外的恒星——来自 20 多年对哈勃太空望远镜的高额投资，总成本超过 100 亿美元。
海洋领域可与之相比的投资是“阿尔文号”深潜器，一艘小小的三人潜水器，最初造价不到 50 万美元。但在它身上，我们能看到技术进步带来不可思议科学发现的典型事例。只不过，由于缺少太空项目那般高效的公关运作，这些发现很少得到大众的颂扬与认可。在很多人看来，“阿尔文号”不过是一艘笨重的小型潜水器，名字倒是挺可爱的。
科学界首次提出专为科研开发潜水器的建议时，没人能确定收效如何，这一提议也因此没能被广泛接受。1956 年，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阿林·瓦因（Allyn Vine）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全国研讨会上最为清楚地阐明了人类向海洋进发的必要性：“我坚信，如果我们明确知道想要测量的对象，那么一台好的仪器定会比人做得更好……然而，人类又是如此博闻且聪慧，能够感知到什么是需要做的，能够调查问题。我很难想象什么仪器能取代当年‘贝格尔号’上的查尔斯·达尔文。”（强调处由我所加。）此番演讲足以震动公众舆论，于是在潜水器最终建成，并于 1964 年下水执行任务时，它被命名为“阿尔文”，是阿林·瓦因的缩略表达。
“阿尔文号”的出资者为美国海军研究署，最初设想的下潜深度为 8 010 英尺[3]，搭载一名驾驶员与两名乘客。自那时起，它经历了几次重建与升级，最近一次是在 2013 年，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资助。凭着各式各样的躯壳，“阿尔文号”在其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悠长生涯中，完成了无数辉煌事迹，包括发现热液喷口，在西班牙南部海岸找回丢失的氢弹，探索“泰坦尼克号”沉船，在“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事件发生后拍摄被褐色黏液浸没的深水珊瑚，以及数不清的重大科学发现与突破，其中许多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世界运作机制的理解。
***我对潜水器的重视源于直接经验。在我工作中的绝大多数时间，任何摄影系统对生物发光现象的观测能力都无法与适应黑暗的人眼媲美。因此，我长期乘潜水器泡在深海里，熄灭灯光，亲眼观测这地球上最庞大的生态系统。这景象很少有人目睹。我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动物们在此环境下的生活方式，常常想，人类带着刺耳的助推器和炫目的泛光灯进入深海世界，对这些动物的影响一定极大。
这些思考常常唤起童年的记忆：夏天的夜晚，邻居家的孩子们聚在一起捉迷藏。我们常常在街角的灯柱旁集合，而后四散至住宅区的黑暗角落，为的是不被当“鬼”的人发现。那时，邻居家院子里路灯光环边缘外是一个绝佳的藏身之地。平躺在地上，可以看到大本营附近小朋友们的动向，却又不被发现。坐在开着灯的潜水器里，我可以想象周围有一个球形光圈，动物们就潜伏在灯光范围外不远处，玩着它们的捉迷藏游戏。我们要怎样将其吸引过来呢？
***尽管我对潜水器十分热衷，但阿林·瓦因是对的：如果你知道想要测量的对象，或许要为之开发一个远程系统。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没有我贸然进入带来的惊吓，深海本应有哪些动物，做出怎样的行为。
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是开发一套远程系统，我需要一台可长时间自行运转的电池供电深海摄影机，这种设备不是没有，但只能在白光下启动。我想让生物发光现形，必须关掉灯光，但我同时也希望能看到那些动物。为真正减少干扰，我需要一种动物看不到的相机照明系统。此前许多潜水器研究员曾尝试使用红光，但结果皆不尽如人意。这种光线会在短距离内被水吸收，基本没用。我想尝试使用此前拍摄SPLAT网刺激发光现象的增强型相机，以此弥补红光在水中的微弱照明。若照明强度恰到好处，我应能同时看到动物本身和它们产生的光芒。经过数学计算，我确信自己的方案可行，甚至为其起了个很酷的名字：海中之眼（Eye-in-the-Sea）。万事俱备，只欠资金。[4]
填写拨款申请书之类的流程就不在此赘述了，但问题是，任何资助机构在权衡财政支持时，都要确切知道我会发现什么——关键是我也不知道啊! 但我坚信，那里一定存在着大量生物，许多闻所未闻，因为我们把它们都吓跑了。从收到的几份提案反馈看来，我必须提供概念证明，即实地数据，证明我的照明方法可以在动物看不到我的情况下，成功观测到它们。
深海实地研究耗资巨大。当时，我每年大概能获得两三次大型科考行动的资金支持，但由于开支太大，出海天数严重不足，特别是还会因恶劣天气与设备故障而损失时间。在仅有的出海任务中，我根本腾不出时间搞什么红灯测试。
1994 年，我写下了海中之眼计划的第一份提案，6 年之后，在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Monterey Bay Aquarium Research Institute，MBARI）的帮助下，我才终于得到一个提供概念证明的机会。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是一个位于世界前列的研究机构，其历史可追溯至 1985 年“深海漫游者”在蒙特雷峡谷的科考行动。更具体地说，它源于布鲁斯·罗比森（“黄蜂”和“深海漫游者”的首席科学家）与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坐拥惠普公司的名誉与财富）在那次任务时的交流。
帕卡德曾经资助蒙特雷湾水族馆，选址于罐头厂街（Cannery Row）的最后一个沙丁鱼罐头厂旧址，1984 年开放后大获成功。他是一位坚定的科学支持者，始终构想着与水族馆相关的研究项目，而当罗比引领他踏入深海的世界，看到“深海漫游者”带回的超高清视频时，他的愿景也逐渐延展。何不创建一个完整的科研机构呢？蒙特雷湾拥有非比寻常的水下地形，蕴藏着丰富生命的巨大海底峡谷仅离岸一步之遥，为何不利用这独特优势设立一个研究所呢？
罗比自然受聘于这个新成立的机构，1987 年起开始在那里工作，使用研究所最先进的遥控潜水器研究蒙特雷峡谷的深海生物。他建议我在该研究所申请兼职研究员，如此便可享受研究所慷慨提供的免费船舶与遥控潜水器使用时间。我随即递交申请，收到录取结果时激动不已——我终于有机会进行红光实验了。但我还没有可以留在海底的电池摄像机，因此在 2000 年为期两天的测试中，我打算使用研究所的“本塔纳号”遥控潜水器在海底放置一个诱饵盒，将自己的增强型摄像机连接在潜水器上，对吸引而来的动物进行观察，用红光与白光交替照明。我希望能够向潜在的资助机构证明，红光照明在这种设置下行之有效，最好是能搜集更多证据，表明在红光下能比在白光下观测到更多的动物。
几位朋友曾告诫我，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的科考船“罗伯士角号”素有“呕吐彗星”（vomit comet）的“美誉”，但我想自己应该扛得住，毕竟已经出海 16 年了，也经历过许多名声类似的船只。因此，当我在任务开始几小时后第一次感到不太舒服时，只当是时差导致的，因为我刚从佛罗里达飞过来。
据说，晕船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否认；第二阶段是恶心，到达潜水点时，我已接近这种状态；第三阶段是“喂鱼”；第四阶段开始害怕会死掉；等到了第五阶段，难受的就是不能以死解脱。[5]我绝不可以晕船，原因有二。首先，这次出海带队乘“罗伯士角号”是执行系列任务的开端，我绝不想给人留下呕吐不止的第一印象。再者，罗比专程前来指导我操作遥控潜水器，必须集中精力。
最终到达潜水点时，我走到甲板上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远程潜水器操作问题上。“本塔纳号”就立在船尾的甲板上，高大的尺寸与齐备的功能堪比工具间——8 英尺高，6 英尺宽，8 英尺长，装有相机、灯光、操纵器以及动物取样器。潜水器顶部 1/3 由模塑复合泡沫制成，外表涂成橘红色，附有蓝色的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标志——象征蒙特雷峡谷的锯齿状V字形裂缝中，画着一条蜿蜒的深海宽咽鱼。其余 2/3 则布满密密麻麻的仪器与线缆。
重达 7 500 磅的“本塔纳号”将从船的右舷投入水中，届时安装在船尾的起重机会将其拖下甲板，通过直臂升降，几秒内就将其扔进大海。入水后，起重机将迅速撤离，甲板上的驾驶员则通过装有遥控设备的腰包进行操控，使潜水器离开科考船，待工作人员解开缆绳后开始下潜。只有当其安全降入水下后，甲板上的驾驶员才会将操作权转交给控制室。
这个过程令我印象深刻，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空气与海水交界处的颠簸给潜水器带来的损伤。正因如此，相比于约翰逊海洋林克潜水器，“本塔纳号”团队能够在更加凶险的海域使用并回收深潜器。而且，它们也不会受到电池电量的限制，所需的电力均通过缆绳传输，可延长观察海洋动物的时间。但它也有一个小问题：只有在控制室内才可以进行观测，而控制室位于船头——在一艘 110 英尺长的船上，其颠簸程度可与过山车媲美。我别无选择，只得最后深吸一口新鲜空气，向甲板下方走去。
黑暗的控制室内汇集各类高科技产品，一面巨幅显示器前摆放着四把软垫座椅，均固定在甲板上，与飞机驾驶舱十分相似。两把座椅是为遥控潜水器驾驶员准备的，另外两把则提供给指导驾驶员的科学研究者，他们会持续对观察现象与辨认动物进行评论，作为每次下潜录制的高分辨率视频的音轨部分。
我坐在离船头最近的椅子上，盯着眼前的显示器，上面是遥控潜水器上摄像机正在记录的水下场景。由于科考船的移动会沿着缆绳传送而下，因此显示器上的画面也在上下颠晃，而且与我身体感受到的晃动完全不一致。这简直就是肠道罢工的绝佳配方，多年来无数受害者在此中招，[6]并为这艘船起了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绰号：呕吐点。
一阵阵恶心涌上喉头，我越来越难以集中精力听罗比的指示，最后我的神志被物质彻底击败，一场胃部灾难迫在眉睫，混乱中我咕哝着说要喝杯咖啡，然后便冲向厕所。我糊弄不过他们——罗比与驾驶员们见得多了。从胃里翻滚的污秽中解脱出来后，我回到控制室的位置上坐好，试图开始工作，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
此时遥控深潜器已经到达海底，我们开始寻找地方放下诱饵盒。“本塔纳号”正对着峡谷壁的一侧，灯光照射下，我们看到几处理想的突出岩架，我指向其中一处，驾驶员开始操纵深潜器到位。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在疯狂探索深潜器的操作极限：似乎每当靠近岩架，缆绳就会将它拖拽回来。我有身穿“黄蜂”潜水的经验，知道缆绳会带来诸多限制，但JSL潜水器让我逐渐忘记了这个问题。经过坚持不懈的摸索，深潜器持续搅动着岩壁上堆积的淤泥，终于造成了小型沙尘暴，我们不得不等待它散去才能继续想办法。时间如此漫长，过程中我忍不住又一次冲向厕所。
又经过了多次尝试，深潜器终于对准位置，驾驶员用操纵器将诱饵盒放了下去。但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刚刚将盒子松开，它就着了魔一般滑向悬崖边缘，就像《鬼驱人》（Poltergeist）中的厨房椅子一样。遥控深潜器的另一缺陷是无法感知深度，表面看不出来，但这岩架的底部向下倾斜，从诱饵盒滑动的速度来看相当陡峭。
幸运的是，在它滑入深渊之前，驾驶员设法用操纵器抓住了盒子，只是我们必须找到另一处岩架，重新开始整个过程。等我们终于将诱饵盒安顿完毕，熬好的粥里掉进了一颗老鼠屎：遥控深潜器没法挂空挡并关闭助推器——这是我在JSL、“深海漫游者”中的常规操作。为安全起见，深潜器设置为正浮力，一旦失去动力便会漂回水面，必须持续运转助推器才能待在水下。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无干扰！最后，我们自然没能获得任何数据。
对于第二次尝试，我的首要目标是战胜晕船。与上次不同，我确保自己充分休息，并服用了所谓的“海岸警备队混合剂”（Coast Guard cocktail）晕船药，是“呕吐点”受害者们推荐给我的，他们向我保证喝了不会犯困。航行至潜水点的一路上，我都站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海平线。我还选择了距海岸较远的深海潜点，这让我有更多时间适应海上生活。总之，我成功了，这次没有不舒服。
新的潜水点底部环境较为平滑，我们不必浪费时间寻找平地，只需放下诱饵盒，退后几英尺进行观察。首先，我们开始对比红光下与白光下观测情况的差别，结果证明，红灯与增强型摄影机配合效果完美。由于相机是黑白的，而且有自动增益控制，[7]必须详细记录才能知道录制画面中何时开了红灯，何时又是白灯。
红灯开启状态下，我们很快看到盲鳗（hagfish）与巨大的裸盖鱼（sablefish）小心翼翼地靠近诱饵盒。而一旦打开白灯，裸盖鱼会立即逃散而去，只留盲鳗待在原地。毕竟是“盲”鳗，主要靠嗅觉生存。耐心等待一段时间，裸盖鱼还会游回附近，但只在盒子附近，停留时间也短得多。平均下来，红灯照射下每10 分钟可看到 39 条裸盖鱼，白灯下则只有 7 条。这些数字很有说服力，但从裸盖鱼的行动来看，它们显然也能看到红灯，因为关灯一段时间再次亮起后，裸盖鱼会游走。即便如此，它们讨厌白光远甚于红光，增强型摄像机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既然深潜器的动静无法消除，下一步行动只能是制造最初设想的电池相机，但我仍然申请不到资金，只能东拼西凑地筹钱把整个系统拼在一起。第一个资金来源有些不同寻常，项目名为“工程诊所”，是由加州克莱尔蒙特的哈维·穆德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创新设置的本科生实践教学项目，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团队工作经验，为“客户”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工程问题。若想成为学生们的客户，需要支付 35 000 美元，并按要求提供所有材料。我的内部预算里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只能说服港湾海洋研究所出资，同时出售部分深海动物图片以供购买设备。
在我看来，亲身实践解决问题是最理想的学习方式，而这个项目正是展现这一教学方法正向激励效果的优秀案例。哈维·穆德学院的学生们在迎接现实世界工程挑战的过程中接受了实用的跨学科教育，同时也耳濡目染学到了深海生物学知识。极具探索性的工作令学生们很兴奋，有助于他们长时间保持热情。面对繁杂的工作与挑战，他们一一攻克难关，成功创造出由计算机操控的台式相机/记录仪/照明系统。
如此一来，系统的基本框架已经成形，配合着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取得的红光数据作为概念证明，我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申请到 15 000 美元的资金，将相机/记录仪放入防水壳，并设计打造一个便于将其安装在海底的框架。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又一次伸出援手，为我提供了运行该系统所需的水下电池，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借船给我，以便在 2002 年首次开展实地测试，也就是大卫·克拉克请求拍摄的海中之眼第一次出海任务。
作为海洋探索的前沿工程案例，它看起来复杂奇特，又其貌不扬。铝管制成的三脚架高约 7 英尺，底部配有电池，相机/记录仪装在一个圆柱形的防水壳中，置于电池上方。红灯安装在距离相机尽可能远的轴线上，位于脚架顶端，以减少反向散射（水中的颗粒会反射灯光，降低图像质量）。
投放潜水器那日天朗气清，风平浪静，完全不必担心晕船。我们到达部署地点后，遥控深潜器工作人员动作迅速地将海中之眼从甲板上抬起，下放至 2 000 英尺深处，安放诱饵盒时也毫不拖泥带水，为我们接下来的探索节省出大量的时间。随队的克拉克希望能够拍摄尽可能多的素材，罗比也作为联合首席科学家参与进来，热情邀请我们参观他的工作室，展示了深潜器捕捉高清脆弱胶状生物影像的实力。第一天非常完美。
到了第二天，问题开始出现。先是我借来安装在海中之眼上的声波发射器未能传送可以接收的信号。面对广阔无垠的海洋，屡次搜寻失败加剧着我的焦虑。最终，深潜器通过声呐发现了一个目标，我们得以将其找回。当我看到它像离开时那样完好无损地待在那里时，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与此同时，诱饵盒正被成群的蟹与海胆包围，蠕动的盲鳗在塑料网中溜进溜出，看样子，镜头范围内一定捕捉了许多影像。
而当我们将海中之眼带回甲板，事态急转直下。我用一根长长的电缆将海中之眼与笔记本电脑相连，而后回到实验室内。克拉克全程跟拍，我只得努力忽视他的存在。墨菲大人，请怜悯我吧！无声祈祷后，我输入指令，检索摄像机收集到的图像。什么也没有。零。无论我怎样循循善诱，系统都拒绝做出回应。失败几次后，我回到甲板上检查摄像机的连接状态，才发现球形摄像机内进水了。
这种可怕的景象我此前只见过一次，那是在职业生涯早期，我加入港湾海洋研究所后不久。那时我需要一个感光极佳的光度计，用在JSL潜水器上。由于市面上找不到类似产品，我只得说服海军研究署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这两个资助机构分担其开发成本。一次初期测试中，光度计失灵，潜水器工作人员吉姆·沙利文（Jim Sullivan，亦称“苏利”）报告了光罩内进水的悲惨消息。
那时我呆愣地注视着波涛起伏的海面，感到自己的事业命悬一线。但苏利简直是哲思与幽默的源泉，我愿称他为尤达大师。我的尤达大师安静地在一旁站了一会儿，而后慢条斯理道：“你知道，人生是否成功取决于你的B计划，毕竟A计划谁都能做好。”过了很久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将这句话写下来贴在办公室墙上，因此，当大卫·克拉克将相机凑上来记录我应对海中之眼进水的第一反应时，我知道应该说什么。
罗比也知道该如何应对。回到码头，他立刻在镜头前侃侃而谈，说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迎接失败还提到了大卫·帕卡德的话：“如果你从不失败，那我会认为你的目标不够远大。我希望你向想象力的极限前进。”
但一般来说，人们开始为你敢于失败的勇气发言——尤其是在国家电视台——绝不是个好兆头。更何况，这已经是我设想中最坏的情况了。我感到身心遭受重创，但又不能喊疼，因为早已预见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我是自愿的。眼下最糟的不仅是公开失败所带来的羞辱，更令人担忧的是，海中之眼的未来资金很可能因此断绝。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要迅速利落。
下一次任务前，我仅有 3 个月时间用来扭转局面。我先是询问克拉克是否愿意拍摄之后的复出科考，但他表示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如果海中之眼能拍到不错的镜头，他会试着放入成片。
而后的工作就是四处求人，艰难修复。幸运的是，我有一位盟友。年轻的海洋工程师李·弗雷（Lee Frey）于 1997 年加入港湾海洋研究所，不到 5 年时间已从实习生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李不仅对深海探索事业倾注了无限热情，还是控制预算完成工程的一把好手。海中之眼的资金眼看就要见底，他不知怎的总能采取变通之法，不至于让我可怜的金库破产。但这一切不免太过冒险，第二次任务启动时，我仍没有多少信心。
克拉克并未加入，这起初让我感到宽慰，毕竟如果再失败一次，我绝不想同他分享。但墨菲定律再次奏效，这一次我们成功了。[8]整个操作过程与之前一模一样，但在插上相机电缆输入检索图像的指令，稍等片刻（却仿佛永无止境）后，笔记本中开始弹出视频片段。
这些录像是那么迷人，让我仿佛重回孩提时代，暗中悄然观察着自家周围的情况。虽然没看到生物发光，但包括鲨鱼在内的无数鱼类蜂拥而至，诱饵盒附近热闹非凡。更令人开心的是，克拉克的纪录片《深海科学：中层水域之谜》（Science of the Deep:Mid-Water Mysteries）于 2004 年在科学频道播出后，我得以在全国性电视栏目中看到这些影像。该节目为克拉克及其联合制作人苏·诺顿（Sue Norton）赢得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传播奖（the National Academies Communication Award）[9]，颁奖词为“它展现了工程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性”。影片确实记录了海中之眼最初的失败，却也展现了它最终的成就。
想要探索边界，任职要求中必有一条是“愿意承受失败”。相关名言不胜枚举，我最喜欢的一句出自温斯顿·丘吉尔之口：“成功就是无数次失败跌落而不失热情。”若想在“狂暴命运的无情摧残”下仍保持热情，需要极深的根基。有些人执迷于成为到达某处的第一人，比如月球或马里亚纳海沟底部，这种强悍的驱动力能带来有价值的技术发展。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揭开自然界潜藏的奥秘才是热忱所在，实现这个愿望并不一定要去往世界的极限。显微镜的发明便揭示出一个无人知晓的世界，微生物第一次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多么神奇啊，竟能在我们的世界里发现另一个世界。
如果我们能学会在不惊扰生命的前提下进行探测，这片广阔的黑暗海洋会向我们呈现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1] 仅根据个人经验猜测，毕竟也取决于你家的方位。谷歌地球的分辨率在 6 英寸至50 英尺之间。
[2] 帝国大厦（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不过 102 层。
[3] 如今额定深度为 14 760 英尺。
[4] 假如你有失眠的困扰，可以尝试如下做法：给一位科学工作者打电话，问问资金情况，你将听到一大段喋喋不休的悲惨故事，冗长且催眠，堪比古希腊悲剧。
[5] 不是夸张，这些年来我得到过可靠信息，说是当晕船达到第五阶段时，必须限制此人的行动，防止其跳海结束这苦难。
[6]其中最有名的是拍摄《陆军野战医院》（M*A*S*H）的阿伦·阿尔达（Alan Alda），他在开始拍摄精彩的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系列节目《美国科学前沿》（Scientifc American Frontiers）后不久登上了“罗伯士角号”，镜头前脸色明显变绿，那套节目从此再也没有在海上拍摄。
[7] 自动增益控制是一个闭环反馈系统，输入信号的变化（此时就是照明水平）对输出信号（画面亮度）的影响会很小。
[8] 实际上这就是墨菲定律无数推论中的一个：事情进展顺利时，无人关注（在我这种情况下，就是无人在场）。
[9]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研究所共同设立的一个项目，由凯克基金会（W.M. Keck Foundation）资助，旨在帮助公众了解科学、工程和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