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 11 月 18 日是最终期限，如果到那时还未通过审核，本次科考只能取消。然而，那一天就在我的无知无觉中悄然流逝，因为接受邀请时，我根本不认为能够成行——菲德尔·卡斯特罗可能允许一艘携带高科技潜水器的美国海洋科考船驶入古巴水域吗？毕竟，美国曾不下 638 次将这位共产主义者设为暗杀对象，[1]并试图通过军事入侵、反革命以及经济封锁等手段颠覆其政权。1959 年，促使其掌权的革命爆发后不久，美元货币及美国游客就被禁止进入古巴。在此背景下，整个科考的设想都有些荒唐，但一旦获得许可，此前人类科技无法到达的加勒比海深处将首次迎来科学考察。况且，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声称将承担这笔费用。面对一趟免费旅程，我当然得说“没问题”。
最终期限显然不是严格规定，因为就在逾期 3 天后，项目审核通过，科考工作重新开启。我的准备工作进度基本为零，距离出发只剩 1 个半星期了，收拾不完就只能放弃机会。我在港湾研究所的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塔米·弗兰克也将随行考察，我俩才刚刚把缅因湾考察中（就在 2 个月前，当时捕获了发光吸盘章鱼）使用的设备拆包存好，必须争分夺秒，才能将计划携带的所有设备重新组装并校准。
大卫又一次挺身而出为我解困，帮忙在最后关头打包装备，搬运上船，并在船内实验室中安装启动设备。12 月 4 日，佛罗里达一反常态，下了一整天的淅沥小雨，科考队即将在傍晚出发，我却已萌生浓浓的思乡之情。
几年来，我与大卫聚少离多，但除了结婚当年，还从未在圣诞节分隔两地——那是婚后第 6 个月，他被海军派遣至关塔那摩湾。刚刚成婚不久的我对婚姻生活的热情之深甚至都令自己惊讶，离开丈夫 6 个月之久实在太过残忍。早年的分离让我明白，丈夫的陪伴并非理所当然。对于大卫来说也一样，先是险些在背部手术中失去我，随后又不得不适应我的出海工作。永远不要将对方视作理所当然——这是一条源于亲身经历的婚姻建议。
此刻，当我们站在码头上道别，面临包括圣诞节与新年在内的 37 天分离，只好用屡试不爽的方式转移话题：构想未来。我们决定，既然婚后的第 1 个和第 25 个圣诞节必须相离，且都是分处美国和古巴，那么应该计划在古巴共同度过第 50 个圣诞节——怀着到那时我们仍然活着，有行动能力，且旅行禁令解除的美好愿望。
此次科考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在于目的地的政治孤立，另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全部费用由探索频道承担。我过去也曾与纪录片团队合作，但那时科学工作者是项目的主人，摄影师是客人；这一次情况正相反，我们的工作重心也将显著偏移。
作为科学家，我们敏锐地意识到，需要寻找更多更优质的手段向公众宣传我们研究的意义。电视显然是一种颇为强大的媒介，但大多数科学家心存疑虑：夸张、虚构是讲故事的惯用手段（想想保罗·班扬的蓝牛宝贝），却往往与科学截然对立（再想想深奥费解的研究论文）。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类最显著而卓越的特性就在于知识的代际传递。从书面文字、印刷术、广播电视、互联网到社交媒体，这种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得以师从许多未曾见面的人。然而，天赋也伴随着潜在的缺陷：错误信息与谎言同样能够轻易流传。我们要如何判断真假呢？科学是迄今为止最佳的解决方法。
认识到真理可被检验是人类科学革命的全部基础，其核心概念“科学方法”的含义是：在对某个想法的真实性产生疑问时，须建立一个假说，为可检验的观察结果提供解释。可被推翻的假说是有价值的。在理想情况下，我们要做的是形成多个可供选择的假说，为试图理解的观察结果提供解释。而后，我们将系统性地依次推翻这些假说，直到剩下未能推翻的一个——这就是可能性最大的解释，至少在获得更多优质信息之前。
这就是关键：在科学中，没有什么能被证实为永恒真理。每当有新的信息出现，我们就要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不同解释。这意味着，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必须惯于怀疑，很难以绝对的方式讲话，也几乎不可能为看似简单的问题提供是与否的答案。他们只会说“这很复杂”，而后长篇大论地解释一番，大量修饰语夹杂其中，而这与讲好故事可谓是背道而驰。
科学方法既可以革新人类对世界，以及对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认知，亦可以改变我们应对纷繁错误信息的方式。在所谓信息时代，误导与错讹仿佛从消防高压水枪中喷溅至人群之中。但这种改变要求我们加强科学教育，培养人们去以科学的方式辨认真相，如果科学家与电视制作人能在科学对真理的追求与电视对娱乐的需求间找到平衡，想必可以事半功倍。平衡仰赖于双方建立起的互信，而此次古巴之行，简直就是信任破裂的典范。
***“苏厄德·约翰逊号”尚未离开码头，问题就已经出现。全体成员在这艘全长 204 英尺的科考船上召开会议，场面仿佛三台同演的马戏。第一个舞台上是高度可靠的船员与潜水器驾驶员。第二个舞台上是科学团队，资深科学家占多数，技术人员与研究生的缺乏证明此次任务形式重于成效，因为后者通常是研究团队的关键成员。港湾研究所共派出包括格兰特·吉默（Grant Gilmore，本次考察的首席科学家）在内的 4 名科学家，另有 2名美国学者与我们一同南下，2 名古巴学者在目的地与我们会合。而第三个舞台则属于电影制作组。他们大体分为水上与水下两个团队，水上拍摄组由联合制片人吉米·利普斯科姆（Jimmy Lipscomb）领导，他是一位身材高瘦、思想深刻的纪录片工作者。潜水拍摄组的负责人名叫阿尔·吉丁斯（Al Giddings），体型壮硕、性情彪悍，曾参与许多知名水下影片，包括《深海》（The Deep）、《007 之最高机密》（For Your Eyes Only）、《狼踪》（Never Cry Wolf）、《深渊》（The Abyss）和《泰坦尼克号》（Titanic）。
会议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科学将被放在此次行动的次要位置上。讨论的焦点在于南部海岸线的一艘沉船，这会是一次经过筹划的冒险。沉船潜水自然有趣，但对于随行的科学家而言并无科学价值。
船上还有一位瘦小而精神紧绷的探索频道企业制片人，我得知他不会参与科考行动时，不禁松了口气。此人的作风与经验丰富的探险家形成强烈对比，他对一切都过分紧张，就连纪录片片名《古巴：禁行水域》（Cuba: Forbidden Waters）都不放过。当时，古巴流亡者的呼声极高，势力强盛，制片人担心这个名字会激起狂热的反卡斯特罗情绪，为避免任何形式的政治斗争，他主张采用更加普通的片名——《古巴：迷人水域》（Cuba:Enchanted Waters）。
出于同样的理由，他还呼吁在影片中不要提及卡斯特罗。但这就像讲述斑马而对其条纹闭口不谈一样，而且显然与吉丁斯和利普斯科姆构思并宣传纪录片的基本理念相悖。他们欲将重点放在探索此前被禁行的水域的难得机会上，显然不符合公司规避争议的要求。
编造一个好故事是向公众有效分享科学的前提，我们显然已经具备基本要素：吉丁斯梦幻般的水下摄影效果与利普斯科姆旁征博引的叙事能力相结合，共同揭开此前无从触及的前沿领域那神秘的面纱。吉丁斯和利普斯科姆甚至特意在团队中吸纳了一位政治学学者，理查德·费根（Richard Fagen）。他是位刚刚从斯坦福大学退休的教授，专攻拉丁美洲研究，经人介绍参与本项目，为我们介绍沿途访问地区的历史和政治。
费根很有讲故事的天赋，他让这次旅程的面貌焕然一新。海洋学家们常讲一个老笑话：“成为海洋学家，也就看看海洋。”笑点在于，虽然我们常常为了研究前往隐秘奇特之地，但现实远没有想象有趣。从科考船的甲板向下看，每片海洋长得都差不多。但此行古巴，我们将频繁停泊上岸，试图将陆地上的政治与海洋生态系统联系起来。
在第一站圣地亚哥港，我开始体会到这种联系的重要性。港口位于古巴岛的东南海岸，曾经繁忙熙攘，但苏联解体后，来自俄罗斯的贸易终止，空余过去商贸的阴影。
我们在古老的莫罗堡（Morro Castle）城墙下等待领航员引导入港，目光所及处并无其他船只进出，领航员的小船与为我们护航的小炮艇是我那天看到的仅有的两艘有动力船只。除去几艘人力划艇与独木舟，其他所有船艇或被缠绑起来，或停靠在干船坞。因此这里与我曾见过的任何港口都不同，没有浮于水面的油腻光泽和弥漫在空气里的柴油味，岸上飘来馥郁的花香。近乎未开发的陆地覆盖着茂密植被，陡峭的山坡直延至水边。
临近码头，我们得以看到行人与车辆，但除了零星的公交、卡车与老式汽车，路面行驶的大多为自行车，间有少数马车。正如费根在前日递交的文件中解释的那样，古巴人在此“特殊时期”（他的原话）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缺乏动力驱动的交通工具，因为随着苏联解体，石油基本断供。
靠岸后，我们立即被要求降低美国国旗，使之低于旁边的古巴国旗，否则不得开展任何行动。这似乎不是个美好的开端，但随后登船检查护照与文件印章的官员们与我们沟通顺畅。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竟准许科考队自由上岸，随心观光。我们分成小队，漫无目的地四处探索。
我跟着队伍在海滨漫步，最后逛进了一家非机器生产的古巴雪茄作坊。它至多称得上是一个大房间，散发着未燃尽的烟草的香气，是一种甜美的木质气味。书桌样的工作台上堆放着小摞烟草，男女工人们坐在旁边，徒手将其卷成雪茄。一只小花猫游荡于工作台间，在人们腿间蹭来蹭去。我们得知，工人们会轮流大声朗读小说，使彼此在单调的手工劳动中保持头脑清醒。
随后，我们漫步至附近的大教堂与中央广场，将这座城市的宽敞洁净尽收眼底。尽管部分房屋摇摇欲坠，仍可见到许多辉煌的建筑结构：拱门、圆柱、飞檐、彩色玻璃、精密铁制品，应有尽有。沿街望去，窗边、阳台与屋外的栏杆上晾着衣服。
我们最终在广场一家美丽的老宾馆酒吧（卡萨格兰达酒店）结束了旅行，其他工作人员早已在此等候。潜水队成员赫克托（Hector）精通西班牙语，此时正与当地人攀谈。事后我问他聊得如何，赫克托说他们非常友善，但因物质生活的匮乏而疲惫万分。谈及两国政府间的敌意，古巴人明确将对美国政府的憎恶与对美国人民的喜爱区分开来。赫克托告诉我，一位当地人对他说，他们已有 36 年没在港口见过美国国旗了，他们想知道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美国船舶来到古巴。
陆地上的所见所闻与水下的观察成果形成鲜明对比，只要吉丁斯和利普斯科姆得到准许，完全可以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精彩故事。工业凋敝、动力运输有限，加之海岸沿线土地开发程度较低，为我们留下了一片最干净澄澈的近海水域。临靠岸边的海底山如同水下的岛屿，栖居着大面积健康的珊瑚与海绵，但附近尽是单丝鱼线与船锚，看不到大鱼。古巴人需靠捕鱼获取所需的蛋白质，嘴上说着打造可持续性捕鱼业，但实际需求太大，保护措施严重不足，属于典型的“公地悲剧”。
尽管如此，小型热带鱼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令团队中的鱼类生物学家欣喜不已。离开圣地亚哥不久后，潜水器捕获了一条橙色小鱼：底栖生物单棘躄鱼（Chaunax），来自海蟾蜍大家族。我们将它置于湿实验室的水族箱内，它便温顺地停在黑色砾石上（黑色是为了对比鲜明），吉丁斯启用高分辨率相机捕捉完美的艺术镜头，利普斯科姆则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拍摄吉丁斯工作的情景，鱼类生物学家们聚在一起录制发言特写，对这可怜的生灵抒发诗情。太多人挤在水缸周围，寸步难行，我无意增加骚乱，从实验室后方慢慢溜达出来，听到一位船员嘟囔道：“有什么大不了的，和我小时候养的金鱼没什么两样啊。”
在这条单棘躄鱼身上可以看到纪录片制作者面临的几个典型挑战，皆源自“好故事”与“真实故事”之间的平衡取舍。任何自然纪录片的成功都离不开栩栩如生的影像。深海世界遍布奇异、陌生、超乎想象的生命形式，在这里，“千言万语不如一幅画”更是被奉为圭臬。但深海生物往往脆弱而不易接近，环境的黑暗更为拍摄其自然状态下的行为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阻碍。
摄影师很难不惊扰这些生物，因而往往影响到它们的行动。在应对夜间或深海动物时，照明显然是个大问题。在陆地拍摄中，由于大多数动物无法感知红外线，红外感应相机便提供了优秀的解决方案；而深海环境下，红外光会被海水完全吸收，该方法失去了效用。更糟糕的是，长焦镜头无法在水中完成远距离拍摄，也就无法像在陆地上那样观察易惊而敏捷的动物。在水的光散射特性下，只有距拍摄对象足够近才能获得清晰的镜头，很少有动物能配合完成一个优质特写。再者，高分辨率相机与重达13 吨的潜水器相连，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动物只是轻微移动一点，都很难对焦。因此若条件允许，将生物捕捉后关在封闭空间里会方便很多。
拍摄单棘躄鱼这类长居海底的底栖鱼尚不算太难，中层水域的动物才最为棘手。这些生物一生中从未接触过物体表面，因此在碰到水族箱壁时容易受惊，最后往往侧卧或仰卧于容器底部，姿态极不自然。对此，一种解决办法是干脆放弃假装正在拍摄生境中的动物，直接展示科学家观察它们在水箱中的样子的画面——正如吉丁斯和利普斯科姆所做的那样。这是最诚实的方案，却有些无趣，针对特殊动物做一次两次还算可行，但如果故事通篇采用这种形式，观众早就跑光了。
除此之外，我们只能不同程度地造假。一种技巧是在水箱中拍摄捕获的样本，将环境伪装成自然海域。《国家地理》一幅艾美奖获奖作品曾出色运用该手段。作品名为《海洋漂流者》（Ocean Drifters），展示了小海龟在漂浮的马尾藻垫中与各色生灵相遇的情景。为拍摄该特写镜头，摄影组使用了一个带有光学级窗口的 23 000 加仑水箱，装上水波产生器，再将从湾流中收集的马尾藻及其他动物放入其中，最终成功打造出一个由海马、海蛞蝓、螃蟹和裸躄鱼（sargassum fish）组成的独特漂浮世界，每种生物都完美地伪装起来，隐匿在马尾藻中。这是一种高妙的摄影魔法，也是一个向观众展示精彩海洋生命的好办法。
自然纪录片的既定目标或许是引导观众认识自然，但商业目标作为一切的基石，必然要求娱乐性与观众缘，影片绝不能仅由自然事实铺就，而是必须要讲述一个故事。小海龟是《海洋漂流者》故事的主角，巧妙地将不同海洋环境与栖息物种串联起来。
为营造紧张氛围、增加戏剧冲突，制作者还将捕食者鲯鳅（dolphinfish，又名mahi-mahi）引入水缸，猎物追踪是自然故事中的永恒经典，但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造假。在《海洋漂流者》中，鲯鳅快速游动着，攻击海藻边缘的某物，镜头一切，小海龟爬上马尾藻并将后鳍足缩回壳中——换句话说，展现出害怕的样子。画面中的情景十分惹人怜爱，但拍摄时鲯鳅并不在水缸中。在BBC的自然纪录片制作指南中，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文件特别指出：“对镜头或片段做插入剪辑，给人以事件同时发生的印象，如果这一印象是对事实的扭曲或误导，则这种做法通常不可接受。”
BBC自然历史组（The BBC Natural History Unit）在纪录片同行中算得上信誉最佳，但他们也不免偶尔越界。《冰冻星球》（Frozen Planet）系列中北极熊幼崽在冰穴中的精彩镜头，其实是在德国一家动物园的北极熊区拍摄的。观众确实被误导认为取景于野外，但BBC又确实在其官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详细讲述了拍摄过程。鉴于我们永远无法在不让拍摄者及小北极熊处于危险状态的情况下，在野外拍摄此类镜头，我想有必要放宽标准。有两种因素会使自然纪录片失去观众：无趣和欺骗。不幸的是，数据显示，前者的杀伤力远大于后者，这意味着制片人负担着最大限度收集戏剧性镜头的重压。
电视电影常常扭曲观众的现实意识。多少人在观看电影《生死时速》后，真以为一辆时速 70 英里的大巴能够飞越高速上 50英尺的缺口？某些歪曲手法过于普遍，几乎成了行业标准，比如可见激光束[2]、几天前溅上却依然鲜红的血迹[3]、太空中的爆炸声[4]，以及凶悍野蛮的鲨鱼。《大白鲨》的原著与电影在商业上都取得了惊人成绩，对污蔑鲨鱼可谓功不可没。随后探索频道的《鲨鱼周》（Shark Week）栏目更是展示了大量极端歪曲事实的内容，添上了一把火。《连环杀手大白鲨》（“Great White Serial Killer Lives”）、《澳大利亚最致命的鲨鱼袭击》（“Australia’s Deadliest Shark Attacks”）、《鼬鲨惊魂》（Tiger Shark Terror）、《巫毒鲨》（Voodoo Shark）等耸人听闻的标题为这些大家伙蒙上了恐怖的阴影。但事实上，鲨鱼每年造成的伤人致死事件仅为 6 起上下，且通常是误认所致。相比之下，人类每年却大约致使 1 亿条鲨鱼死亡！而在试图制定鲨鱼保护措施时，那些热衷于打造夸张“嗜血杀手”形象的人反倒冷漠相向了。
探索频道造假最过火的纪录片名为《巨齿鲨：还活着的鲨鱼怪物》（Megalodon: The Monster Shark Lives），是 2013 年《鲨鱼周》的开幕影片，自诩“重新发现了此前被认为灭绝了 3 500多万年的巨型史前掠食者”。这部宏大制作的影片造假能力可谓一流：科学家是演员扮的，影像证据是计算机生成的，号称“你见证着真实事件的发展”的场景也是虚构的。整部“纪录片”只在最后几秒打上了免责声明，含糊其词，一闪而过，即使像伊夫林·伍德（Evelyn Wood）这样的速读者也准会气急败坏：
本片中出现的任何机构或组织皆与影片无关，也并未批准其内容。尽管本片对某些事件与人物进行了戏剧化处理，但直到今天人们仍会看到“潜水艇”。巨齿鲨也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巨型鲨鱼的传说始终在世界各地盛行，其身份之谜仍聚讼纷纭。
尽管骗术曝光后公众一片哗然，节目收视率仍突破纪录，吸引了 480 万观众，至少在制作人看来大获成功。
动物星球出品的《美人鱼：发现踪迹》（Mermaids: The Body Found）是另一个臭名昭著的造假案例，它根本是一部科幻片，声称发现了政府掩盖人鱼证据的阴谋。整部影片采用“纪录片”风格，虚假的“情景再现”，不计其数的计算机生成图像，演员假扮的科学家，同样在最后附上了大多数观众都会无视的免责声明。他们以假乱真的水平甚至高明到建立虚假网站——假如你上网搜索所谓前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的科学家吹哨人，就能点进这个网站，它的页面上显示着司法部标志和国土安全调查局（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s）特工徽章，下方声明写着：根据《美国法典》（U.S.C.）第 18 章第 286 条、第 287 条和第 371条授权的美国地区法院签发的查封令，此域名已被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调查局查封。这完全是由动物星球的母公司探索传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凭空伪造的，也清楚证明了他们为了疯抢收视率毫无底线的做派。
此片播出后固然也同《巨齿鲨》一样激起强烈抵制，却不妨碍它与续集《美人鱼：新证据》一起成为动物星球有史以来的收视率冠军。因此，探索传播公司（旗下包括探索频道、学习频道TLC等 150 多个全球有线电视网络）根本不为所动，继续愚弄观众。可悲的是，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得逞了。无数人相信，演员安德烈·魏德曼（Andre Weideman）扮演的NOAA吹哨人是真实存在的，他是NOAA掩盖人鱼证据的阴谋的受害者，以至于NOAA被迫一反常态地在网站上发表“没有发现水生类人生物”的声明，颇有些超现实感。整件事情笼罩着喜剧色彩，但它也像《鲨鱼周》一样，带来了可怕的附带损害：破坏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一位小学五年级教师的观后感最能概括其影响：“如果NOAA在美人鱼问题上欺骗我们，那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肯定也是谎话连篇。”[5]
如果探索传播公司这样的大型有线电视网络（它还自称是“全世界最大的非虚构媒体公司”）都在兜售《美人鱼》《巨齿鲨》这样的节目，怎么能指望公众正确面对气候变化和鲨鱼保护这类重要议题呢？这是一着儿险棋，不仅为重要政策带来了负面影响，也搞臭了探索公司的名声，许多科学家因此拒绝与之合作。在后真相时代，它注定走上螺旋式下坡路。但幸运的是，公司中终于有人听懂了“狼来了”的故事，宣布探索公司将在 2015 年翻开新的一页，不再制作伪纪录片。转变已经开始，但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挽回。我希望他们真正洗心革面，因为探索公司好比巨型扩音器，对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极为有利。
***古巴考察期间，因为一次意外的挫折，我们经历了为大众消费而包装科学内容的典型困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深海考察期间都能碰到一些新奇的动物或行为，但这次运气不佳，我们没能看到值得兴奋的事物。考察开始前，JSL潜水器的深度等级从3 000 英尺降至 2 000 英尺。水体可见度极高，白天下潜时根本无法进入黑暗边界之下，我们能看到的动物仅有隐藏在岛屿陡峭的水下斜坡岩石间的小鱼，以及中层水域中的小型透明生物。或许是苦于没有故事可讲，利普斯科姆开始要求我们每个人讲述乘潜水器经历过的最糟情景——在镜头前。他还希望我们谈谈安全性问题，解释潜水器究竟出了什么故障，需要调整深度限制。我拒绝了这一提议，随后得知其他科学家也都没有同意。我对利普斯科姆十分欣赏，只是很担心我所说的一切会被夸大，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
JSL潜水器有许多值得一提的特性，使其与一般研究工具大有不同。不幸的是，这些深潜器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却也因“出事”而闻名。牵扯进研究型潜水器问世以来的唯一一次死亡事故，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这个故事已成为潜水员间的传说。事故发生于 1973 年 6 月17 日，那天是父亲节，距埃德温·林克发明并启用第一艘JSL潜水器已过去两年。林克与其团队正在基韦斯特进行考察，他31 岁的儿子克莱顿·林克（Clayton Link）也是其中一员。那是该潜水器的第 130 次任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团员成员的心态可能过于放松，未对潜在危险提起重视。那本该是一次深度不大、时间不长的下潜，目标是一艘沉船——退役的海军驱逐舰，被故意击沉打造人工鱼礁。地点离岸 15 英里，深度为 360英尺，任务似乎非常简单：从驱逐舰的甲板上取回一只捕鱼器。潜水器共搭载 4 人，观测球罩前坐着驾驶员阿奇博尔德·孟席斯（Archibald Menzies，人称乔克），他已乘JSL下潜过 100 来次。坐在他旁边的是鱼类生物学家罗伯特·米克（Robert Meek），后方的独立潜水舱中则是克莱顿·林克和阿尔伯特·斯托弗（Al bert Stover，人称“烟鬼”）。
至少在一开始，并没有太多戏剧性的事情发生。靠近捕鱼器时，潜水器被一股水流推入沉船缠作一团的线缆中，无法挣脱。挣脱线缆的尝试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两个舱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均在攀升。那个年代，我们普遍使用化学品巴拉林（Baralyme）清除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但它在低温下效果较差。当时周围水温较低，仅为 7℃左右，两个舱室都在降温，但后方的铝舱比丙烯酸球罩冷却得更快，林克和斯托弗的处境不妙。由于是一次短途潜水，他们没有携带任何保暖衣物，只穿着T恤和短裤。
除了刺骨的寒冷，二氧化碳中毒还使他们头痛欲裂、呼吸困难。当他们终于意识到是低温导致其舱室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时，便尝试在身体上涂抹巴拉林，为化学品加温。但没有什么效果。被困 20 小时后，驾驶员孟席斯在与水面通话时报告说，已经听到林克和斯托弗在潜水舱痉挛的声响。又过了 11 个小时，一艘商用救助船最终将潜水器捞起，但为时已晚，林克与斯托弗死于二氧化碳中毒。
父亲节这天，埃德温·林克因自己设计的潜水器痛失爱子，经历了命运最残酷的折磨。了解事故的起因、经过后，我一直不敢想象，埃德温当时在甲板上是怎样绝望地做出种种努力，试图解救被困水下的儿子与其他船员。我记得自己曾想，还好他没有经历亲耳听到儿子垂死之声的极端痛苦——就像孟席斯描述的那样。所以我才说，“深海漫游者”进水并不是我乘潜水器以来最糟的经历。因为曾有一次，我身处丙烯酸球罩，我的丈夫待在后方的潜水舱中，而当时潜水器正在进水。
他怎么会与我一同潜水？事情是这样的，大卫从布鲁克斯摄影学院毕业后，曾在视频制作领域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对该产业的工程部分产生了兴趣。当时我还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于是他决定也回学校读物理仪器学——讽刺的是，当初我就是在这个专业遭到了阻挠。毕业时，他的学位与计算机工程相当，很好找工作，所在当我在港湾海洋研究所工作几个月后，他也被这里的工程部门聘用，我们有机会在某些项目上合作办公。
1991 年，我担任JSL巴哈马群岛科考任务首席科学家，说服大卫与我同去，答应他有机会尝试潜水器潜水。考察第一天我便兑现了承诺，我和菲尔·桑托斯作为驾驶员坐在前面的丙烯酸球罩里，大卫和克鲁诺·雷哈克（Kruno Rehak）则在潜水舱中。这是巴哈马 2 月一个美丽温暖的日子，但我们要前往 3 000 英尺下的深海，温度可能会降到 5℃以下，因此我提醒大卫带一件外套。
我很高兴能与他分享探索深海的乐趣，迫切地希望他享受其中，因此又提醒他克鲁诺有着超乎常人的幽默细胞。某次任务中，克鲁诺着实让我们的一位英国同事大吃一惊——结束初潜回到潜水舱后，克鲁诺做完安全汇报后弹开一把弹簧折刀，说道：“知道这是什么吗？氧气倍增器。”幸运的是，潜水员们似乎都挺喜欢大卫，没有像往常那样捉弄新人。[6]
我和大卫看不到彼此，但能通过耳麦交谈。按照当时的规定，后方乘坐的科学观察员要为前面的科学家做记录，写下主要观察结果，以及生物被采集时的深度、时间和温度。下潜过程中，大卫从潜水舱右舷的小舷窗向外张望，而我则享受着球罩提供的更广阔视野。
我充当着导游的角色，向他讲解海水颜色的神奇变化：从晶莹剔透的绿松石色逐渐转变为柔和的淡蓝色，而后是雾蒙蒙的海军蓝和深灰调的普鲁士蓝，最后完全变成灰黑色，不时有靛蓝色的闪光划过——潜至 1 200 英尺深处时，我们开始看到生物发光现象。观察一段时间后，菲尔打开灯光以便发现水体中的动物，但令我失望的是，附近水域几乎没有生命。接近水底时，我开始寻找想要拍摄并收集的一种远洋海参（学名Enypniastes），这时克鲁诺告诉我们一个可怕的消息：海水进口阀门[7]正在漏水。
克鲁诺通报海水泄漏后，我体内肾上腺素瞬间飙升。那次恶名远扬的死亡事故在脑海中复现，我突然无比确信，自己的丈夫会在潜水舱中痛苦地死去，而我只能无助地听着整个过程。恐惧感如此强烈，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经历了“联觉”（synesthesia）——所有感官瞬间交织，恐惧化为一道刺目的蓝光，我既能感受到，也能看到。
克鲁诺说目前只是滴水，不至于流淌，但水量正在增加，总之不是好兆头。“菲尔，我们需要立即上升。”我厉声发令。但他摇头道：“时间不够。”泄漏一旦开始，水位会迅速上升。进水口的金属高压管穿过丙烯酸球罩的底部，有一个可以关闭的备用阀门，只要菲尔够得到。他立即将我们两个座位间的所有电子设备拆除，把录像机和摄影机控制器胡乱堆在我的大腿上，试图清理出一条通往阀门的通路。阀门能关上吗？还是会像“深海漫游者”那次似的，一动不动？
清除掉最后一件装备后，菲尔尽可能向下探去，越过各种法兰盘和管接头，到达阀门处。抓到手柄后，他大力扳动，手柄随之旋转起来，克鲁诺几乎立即报告海水停止渗入。我不知道从克鲁诺第一次报告漏水到宣布漏水停止之间过了多久，但这无疑是我在潜水器中最黑暗的经历。菲尔当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我们重新安装电子设备继续潜水时，我看到他的手背与前臂上遍布着血淋淋的划痕，是在寻找阀门时留下的。显然，这对他而言也是个糟糕时刻。
而直到 6 年后观看古巴节目时，我才知道这给他留下了多深的心理阴影——当利普斯科姆问起潜水器中最糟的经历时，他提起了那次泄漏。菲尔承认：“无论你以为自己准备得多么充分，第一反应还是恐慌……‘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潜水了。’你不愿这样想，却控制不住自己。”听到菲尔在纪录片中的话，我才意识到，我们两个本可能也已经死了，虽然会是在大卫和克鲁诺之后。
***尽管可能性微乎其微，[8]但受困而亡确实是搭乘潜水器时可能性最大的致死方式。相比之下，丙烯酸球罩内部发生爆炸的概率小得多。尽管如此，对此类事故的担忧还是导致JSL的深度限制从 3 000 英尺降至了 2 000 英尺。
使用丙烯酸制作潜水器是埃德温·林克在 1971 年接手工作时提出的新理念。1970 年，海军刚刚造好第一个透明潜水器，即NEMO（海军实验性载人观测台），深度限制为 600 英尺。1971 年，林克研制出JSL 1 号潜水器，极大地拓展了深度限制，达到 2 000 英尺。而工程技术指标显示，船体设计可以承受更深处的潜水任务，因此港湾研究所为进一步拓宽深海探测的边界，开始将潜水器深入 2 640 英尺深的海域。当丙烯酸开始出现裂纹，全新的球罩制造而成，将船体壁厚度从 4 英寸增加至 5.25 英寸。早在我 1989 年来到港湾研究所之前，这些新球罩就已投入使用，所以当我开始乘潜水器下潜时，常常到达 3 000 英尺的深度。
港湾研究所的两艘JSL都相当可靠，其中 1 号有一个小特性：下潜至 3 000 英尺，再上升至 200 英尺左右的水面附近时，潜水器有时会发出一声巨响。尽管驾驶员一早提醒过我，但初次听到时，老天爷，我心脏都要停了！真够响的，我感觉自己要被震到空中了。后来，我曾听工作人员探讨可能原因，但大家都不能确定，这让人很不放心。最后，它被认定为丙烯酸材料的可压缩性导致的设计缺陷。
球罩会在压力下收缩，位处深海时，它的实际直径将减少0.5 英寸。我自己从未试过，但有人告诉我，如果用一根绳子连接球罩的两端，当潜水器到达3 000英尺深时，绳子会松垂下来，直到回到水面才重新拉紧。为应对这种收缩，球罩顶部的铝制舱门两边是斜面的，嵌在丙烯酸中的斜面孔里，周围附着一圈尼龙密封环，允许舱门在球罩收缩时向外滑动，而在球罩膨胀时向内滑动。
但问题是，它在整个上升过程中并未缓步内滑，而是粘在原处，而后突然弹起，带来我们不愿看到的两个结果：一声巨响，以及接口处微小的剪切断裂缝。到 1997 年，裂缝已扩张至好几个 25 美分硬币大。将深度限制降低至 2 000 英尺可消除巨响并防止裂缝继续增大，但潜水器的深海勘探能力也受到了严重阻碍。最终，这个问题通过设计具有不同接口角度的球罩、更厚的密封圈以及新的润滑剂得到解决。但这都是古巴考察之后的事了。
***此次古巴考察没能按照利普斯科姆和吉丁斯的计划进行，他们获取到不错的素材，但碍于深度限制，大部分都来自浅水以及离水拍摄。没什么出人意料的惊奇发现，地点的特殊性也没有得到体现。
随着考察接近尾声，新的一年即将开始，我们驶向临别的最后一站：哈瓦那港。此时逆风当头，海浪有 10 英尺至 12 英尺高。吉丁斯对哈瓦那港抱有两个期待，其一是在他所谓的“埋骨地”下潜。那是一处 600 英尺深的水沟，位于哈瓦那港入口处，据说已积聚了半个世纪的遗物宝藏，均来自在这片水域行驶的商船与宝船。其二，他期待着卡斯特罗的来访。
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准进入这片水域，主要仰赖阿尔·吉丁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私人关系——他们都热衷于水肺潜水和海洋探索。吉丁斯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访问古巴，展开拍摄之旅，他们在那时结下了不解之缘。此次科考伊始，吉丁斯就提到可能会带卡斯特罗下海潜水。
利普斯科姆勃然大怒，此事成为两人之间的主要隔阂。将71 岁的卡斯特罗带入深海可能出现很多问题，而利普斯科姆无疑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他要是在潜水器里犯了心脏病怎么办？没人会相信那是一场意外。他们绝对不会放我们走的，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会把我们全杀了！”
“埋骨地”下潜与卡斯特罗登船参观发生在同一天：1998 年1 月 2 日。上午的下潜行动以失败告终，潜水器沿着深谷斜坡下降至一半时，被水流卷入了坚固难缠的海底线缆中，此刻深度大约320 英尺。此情此景与之前的“事故”太过相似，潜水队当即决定放弃任务，没有商量余地。
由此一来，吉丁斯和利普斯科姆能否打造震撼结局，全取决于卡斯特罗会否来访。而我们仍不确定卡斯特罗是否真会前来。出于安全考虑，此事应该会秘密进行。我们被建议当晚留在船上，而不是上岸到户外咖啡馆欣赏美妙音乐，原因顿时明了。日落之后，1 艘炮艇悄然停靠在我们的左舷，3 辆黑色奔驰迅即开到右舷的跳板上，未闻号角，却见身穿橄榄绿军装、携带自动武器的主席卫队与平民着装、无明显武装的保镖[9]一同列队而出，古巴指挥官从中间的车子走下。他穿着标准军装，发须少有灰白，看上去比 71 岁年轻许多。
吉丁斯担任官方迎宾员兼仪式主持人，引领卡斯特罗登船并进行介绍。吉丁斯与潜水器首席驾驶员依次介绍潜水器及其功能时，所有人一窝蜂拥向船尾，你推我搡地抢占位置。担任同声传译的是一位身穿牛仔夹克的娇小女子，她功夫了得，甚至可以还原说话者的举止与手势。谈话内容主要顺应卡斯特罗的提问发展，他充满好奇心，似乎有意了解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
不仅仅是摄影组，每个人都举起了相机，希望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我拿着在潜水器中使用的便携式摄影机，却被挤到人群的外围。为了争取拍到清晰的特写，我和塔米选择驻守通向厨房的狭窄走廊，认定他必将通过此处。他确实朝这边走来，我也确实拍到了，但他竟没有直接走过去，而是停下脚步与我交谈！
我立马将相机扔到一边，腾出右手与他相握。他动作轻柔，似乎与公共形象并不相符，令人微感诧异。随后，他提问的科学深度更让给我备感惊讶。他绝不仅仅是在炫耀学识，而是努力获取新知识，这相当了不起。当他问我“您在做什么研究”时，我描述了一个没有阳光的世界，那里的动物仍有眼睛，用以捕捉生命自身产生的光亮。这时，他似乎打岔地问道：“它们为何没被冻死呢？”随着问题逐渐深入，我才明白他真正想问的是：在没有阳光加热的深海，温度如此接近冰点，为何鱼没有被冻住呢？这是个聪明的问题，答案极其复杂，需要从炽热的地核、单薄的海洋地壳、大洋环流模式讲到盐分降低海水冰点。掌握这些信息后，卡斯特罗接着询问厄尔尼诺现象与深海气候变化的证据，并详细谈论了气候变化及其对马尔代夫这类岛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农业和渔业的影响。最后，他还提到了割取鱼翅为鲨鱼种群带来的灭顶之灾。这场谈话在太多方面都太出乎意料，更让人欣喜的是，我发现自己没关摄像机，将整个过程都录了下来，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不同寻常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影像资料——镜头是自下向上倾斜的，详细记录了他的鼻内结构。
晚些时候，我又得到一次近距离接触卡斯特罗的机会。他从舰桥下来后经过厨房，向厨师询问龙虾的烹饪方法，我刚好就在附近。我全程举着摄影机，听他侃侃而谈，表示决不能像法国人那样毁掉龙虾。“法式焗酿龙虾（lobster thermidor）里甚至吃不出龙虾的味道，就好比把水混进了酒里！其实你只需要把龙虾切成蝴蝶状，加点黄油和洋葱，烹上 11 分钟。”一道呈给指挥官的龙虾就做好了。
在“苏厄德·约翰逊号”考察期间，卡斯特罗谈到了许多话题，大多被镜头记录下来，利普斯科姆和吉丁斯得到了大量故事材料。例如，他们此前在岛上一个龙虾渔场拍摄了大量优质素材，如今便可以将卡斯特罗对龙虾历史以及可持续渔业的描述穿插其中。背景故事是：新鲜龙虾冷冻后运往欧洲，成为古巴价值最高的出口品之一，而古巴国内人民却无法享用。讽刺或幽默的是（取决于他们想怎样处理），古巴指挥官提供了本国人民无从食用的食材的一种烹饪法。总之，重点在于卡斯特罗的来访是讲好故事的基础。但问题是，他们会允许我们使用吗？
答案是否定的。公司过于担忧反卡斯特罗群体的潜在抵制，决定一切以稳为先。两小时的成片由马丁·辛（Martin Sheen）旁白讲述，看不到卡斯特罗的影子，标题也由《古巴：禁行水域》改为《古巴：禁忌深渊》（Cuba: Forbidden Depths）。影片特别解释这个“禁忌”指的并非政治限制，而是此次探索的“险恶深渊”，但想到我们只潜到往常深度限制的 2/3，这就显得很荒谬了。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对这一结果心存遗憾：利普斯科姆颇有微词，甚至从未打开电视看上一眼；公司不满意，因为这部纪录片收视率很低；科学家也很沮丧，真正的科研成果太少了。不过这仍是一趟不同寻常的旅行。临别时，我为能从如此独特的视角探索并体验古巴而深感荣幸。但一回到家，我就向大卫发誓，如果再有什么电视赞助的考察机会，我绝对不会接受。最终，我没能守住这个誓言。
[1] 卡斯特罗曾道：“如果逃脱暗杀是一门奥运项目，我能拿金牌。”
[2] 激光器投射出细窄的光束，必须经某种介质的反射才可见。也就是说，除非是在烟雾弥漫的舞厅，激光束在落至目标物之前的传输路径是看不到的。但凡用过激光笔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3] 血液会因氧化而变成褐色。给淘气孩子洗过衣服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4] 声波的传递需要空气或水一类的传播介质。任何在真空中待过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我当然是在讽刺，倒不是说人类无法在真空中生存（昏迷前大概可以坚持 15秒钟），而是我们很难结识有此类经历的人。
[5]不少科学工作者曾谈到《美人鱼》节目带来的损害，海洋生物学家安德鲁·大卫·塞勒（Andrew David Thaler）曾为《石板》（Slate）撰写文章《伪纪录片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ake Documentaries”，2016 年 8 月 31 日）。这句话便是转引自他的文章，当时看得我脚指头都蜷起来了。
[6] 他们有时会告诫初次潜水者下水前多喝咖啡保持温暖，等受害者结束了惯常的 3小时潜水，在膀胱几乎爆炸的情况下到达甲板时，他们又会确保最近的厕所已被占用。
[7] JSL系列深潜器是为科学研究而打造的，有时需要收集水样。
[8] 在研究型潜水器的数十万次下潜任务中，只发生过两起死亡事故，在波士顿开车都比这个危险得多。
[9] 后来我们得知，他们每人都在衬衣下藏着枪——在船上参观时，有人突然拉开一个抽屉，里面装的是T恤而不是武器，准备作为礼物送出，当时保安们还算轻松，但这些保镖却瞬间提起戒备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