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中潜藏着诸多秘密，对于知情人士而言，生物发光所揭示的信息，其他途径无从得知。一切的根本在于读懂光。
古代航海家能够读懂大海，正如因纽特人能读雪一般。[1]他们的经验、学识来自无数人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终生积累。正是这些知识将大海从障碍物转变为勘探以及开拓贸易殖民新领域的高速公路。在那个时代，知识就是权力，因此在某些古文明中，航海家被尊为祭司，他们的知识作为国家机密被热切保护起来。
这种机密性与对口述传统的高度依赖，最终导致许多古老的智慧永久失传。但有一个例外值得注意：波利尼西亚学者大卫·亨利·刘易斯（David Henry Lewis）是一名水手，他曾在太平洋岛民口述传统仍存于世时，跟随南太平洋航海家一同出海并进行采访，探寻他们的秘密。1972 年，他将研究成果发表于《我们航海家：太平洋地区的古老寻陆之道》（We, the Navigators:The Ancient Art of Landfinding in the Pacifc）一书中，揭开了一个困扰许多欧洲探险者的谜题：这些“原始人”竟能日常泛舟于占据地球表面 1/3 的蓝色海洋，仅靠几只舷外支架独木舟，在没有罗盘、六分仪、地图等必要导航仪器的情况下，找到那浩瀚水域中的渺小陆地，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根据刘易斯的记述，这些越洋伟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繁星、太阳、盛行风与奔涌的海浪都为他们导航。他们亦追随热带海鸟迁徙的路线，从塔希提岛跟着长尾杜鹃来到新西兰，随金鸻去到夏威夷。他们的目标范围极大，并不局限于天际线处几不可见的小块陆地，而是寻找岛屿上空聚集的云层，他们训练了一种杂种狗，会在闻到陆地气味时吠叫。
而另一种非比寻常的技术就与学习理解生物发光现象有关了，他们称之为“te lapa”。“te lapa”与普通的生物发光现象（他们称之为“te poura”，即水面附近的光）不同，特指海面下 1 英尺至 6 英尺处以条纹和闪光形式来回窜动的亮光。最优秀的航海家可以通过生物发光模式判断陆地的距离。陆地越远，“水下闪电”的运动速度越慢，而在靠近陆地处，它们迅猛而莽撞。在离岸 80 英里至 100 英里处光线最亮，而在离岸 8 英里至 9 英里处基本消失。航海家们还声称能够从发光迹象中区分珊瑚礁与陆地，因为来自珊瑚礁的光线比来自同距离岛屿的光线移动得慢。刘易斯自行观察后，也表示二者分别显著。
圣克鲁斯群岛波利尼西亚人向刘易斯透露的“te lapa”，与吉尔伯特群岛密克罗尼西亚人口中的“te mata”，以及汤加的波利尼西亚人所谓的“ulo aetahi”（意为“海洋光辉”）几乎相同。同一种寻陆方法竟被相距甚远的土著岛民所共享，表明它很有可能曾是南太平洋航海家的共同学识。但这水下闪光究竟是什么呢？
刘易斯提出，岛屿岸边反射的回浪可能对光线造成了一定影响。海浪如同声波，会沿固体弯曲（折射）和反射，而在多个岛屿之间，则可以形成独特的海浪干扰模式。虽然太平洋岛民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海图，但他们有一种“棒状海图”：使用椰子纤维将棕榈木肋板捆在一起，用宝贝贝壳代表岛屿。创造这些海图并非为了表示距离，而是将其作为记忆工具，提醒人们哪些海浪模式与哪些岛屿群有关。
固体周围的海浪弯曲不仅发生在海洋表面，也可出现在深海，即内波。可以想象一个油醋汁瓶子，低密度的油浮在高密度的醋上面，来回倾斜时，油和水交界处将产生一个内波。海洋中，当温暖的海水置于密度较大的冷海水上方时，也会出现类似的分层。而当其中存在礁石或其他凸出物时，甚至可能出现内部碎浪，于交界处制造湍流。这是否能够解释“te lapa”现象，尚且有待证实。
在我的生物发光研究列表中，就有亲眼见证“te lapa”一项，最好能够留下影像记录。此前，我和大卫在科尔特斯海乘皮划艇时目睹过近似情景。那是一个满月的夜晚，船下的海面平静而澄澈，仿佛消失无踪。月光照耀下，闪烁的鞭毛藻在数英尺深的暗流中旋转舞动，摄人心魄。那景象虽然不似“水下闪电”，却显然是湍急的底层流与岩石密布的海底相互作用产生机械刺激的结果。
“te lapa”似乎不太可能涉及与海底的长期互动，否则应该早有人提及了。此前研究生同事迈克·拉茨的研究表明，鞭毛藻会在三种刺激下发光：其一，移动物体的边界，如船舶或游动生物；其二，大量湍流，如碎浪；其三，海洋边界的流动，如沿海底运输海水的洋流。带来“te lapa”的刺激场无法归入上述任何一种，至此仍是个谜团。然而我猜测，内波是其中的关键。
尽管已有诸多实验旨在确认鞭毛藻发光所需的刺激性质与强度，但该领域仍有诸多争议。我不愿陷入流体力学的理论之争，而是回到生理学的源头，根据研究生时代以玻璃探测器刺激纺锤梨甲藻时的观察情况进行思考。当时的条件下，能够造成膜迅速偏转的刺激最为有效。那么在“te lapa”现象中，何种干扰会产生类似的膜变形呢？
我们可以从海豚游过发光浮游生物的过程中，获得关于生物发光刺激物的诸多信息。长期以来，这类观察仅仅通过口口相传或艺术形式记述下来。著名图形艺术家M.C.埃舍尔（M. C.Escher）以平版印刷画与木版画中描绘的矛盾结构闻名，但他也创作了许多现实主义作品，包括《磷光海中的海豚》（Dolphins in Phosphorescent Sea）。[2]这是一幅创作于 1923 年的黑白木版画，描绘着轮船夜间穿过发光浮游生物的图景，船头浪花闪闪，海豚在前方引航。应激产生的生物发光勾勒出每头海豚的轮廓，从鼻尖直到尾端，身后亦留下波动起伏的光痕。画面两边还有两只跃出水面的海豚，一只在重新入水时制造出向前的光圈，另一只则在尾部拍打水面时带来向后的光圈。
画中的图景与许多已发表的科学描述存在出入，根据后者的报告，海豚周身并无生物发光现象。事实证明，埃舍尔是对的。随着低照度相机的问世，人类终于得以记录下与之相似的场景。分析显示，最亮的光线源自海豚跃出水面时激起的水花。海豚的鳍与尾巴后（低速的层流变为湍流[3]）跟随着明亮的光痕，身上也遍布光芒。科学观察者之所以少有报告，很可能是因为肉眼不足以适应黑暗，难以看清海豚躯体附近较暗的生物发光。无论如何，这类分析的关键成果是：特定时刻的生物发光量只是被刺激海水量的一个函数。
刺激产生的生物发光是由游动者的身形与姿态决定的，因此不同鱼类显示出不同的生物发光特征。夜间捕鱼的渔民们对此谙熟于心。在我家附近的佛罗里达水域，曾有一位老渔夫，他告诉我当地河口的发光鞭毛藻曾经高度密集，渔民得以通过发光图案辨别鱼类，并称其为“水中之火”。
既然鱼类会因周身的独特发光形态而被发现并被认出种类，轮船与潜艇同样难以幸免，它们刺激的水量巨大，即使在高空中也能发现迹象。
“阿波罗 13 号”的航空任务可谓命运多舛，其指挥官是一位名为吉姆·洛弗尔（Jim Lovell）的航天员。1954 年，他作为美国海军飞行员驾驶F-2“女妖”夜间战斗机时，曾从高空观察到生物发光现象。当时他在日本海的“香格里拉号”航空母舰接受训练，完成飞行任务后跟随信号归航，却发现方向有误。他追踪的信号来自日本本土，正巧与航母频率相同。发现问题后，他要与航母重新建立联系，因而需阅读大腿捆绑的纸张上所写的通信代码。[4]但驾驶舱的灯光过于昏暗，他只得在飞机电源插座处装上应急小灯。但就在开灯的瞬间，一道强光闪过，所有仪表读数全部停摆——电路短路了。灾难突然降临！
没有电子仪器，他不可能找回航母。置身于黑暗中，他意识到如果被迫跳伞，生存概率趋近于零，只得绝望地环顾下方的大海，试图寻找航母的迹象。这就仿佛大海捞针，还是在夜里。但最终将其挽救于水火之中的，正是这片黑暗——彻底的停电让他得以发现水中微弱的闪光痕迹。那是航母身后湍流激发的生物发光现象。洛弗尔认出那正是被照亮的拯救之路，并跟随着亮光回到“香格里拉号”母舰。
从飞机上看到航母搅起的生物发光现象足以令人惊讶，但如果我说卫星能够探测到潜艇周身的光亮呢？虽然无法保证此事已被证实，但在理论上确定是可行的，洛克希德P-3“猎户座”海上巡逻机便掌握这门技术。这也是美国海军对生物发光现象产生关注的原因，我对这一领域的一腔热情也由此得到资助。
冷战期间，美苏阵营的情报机关都在潜艇上下足了功夫，大多数水下猫鼠游戏的幕后故事至今仍属机密，但雪莉·桑塔格（Sherry Sontag）、克里斯托弗·德鲁（Christopher Drew）和安妮特·劳伦斯·德鲁（Annette Lawrence Drew）合著的《蒙眼捉人游戏》（Blind Man’s Bluff）一书首次公开了部分事实。
许多任务冒着极大风险，令人胆寒——诸如架起潜望镜沿苏联海岸线潜行，寻找苏联设置的“此处有电缆，禁止抛锚”标识，然后随着电缆在其固定设备上安装窃听设施；又如尝试利用声学追踪苏联的导弹潜艇，这些“雷鸣潜艇”（boomer）正进化得愈加悄无声息，可潜近美国海岸，以弹道导弹引爆一场核武大战。
对所有潜艇舰队而言（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首要指令皆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发现”。为实现该目标，必须潜藏在水下并保持安静，但这远远不够，双方都在探寻超出传统的探测方式，向非声学反潜作战范畴进发。这一趋势并非始于冷战，早在“二战”时期，德军派U型潜艇潜进墨西哥湾，在佛罗里达海岸 100 英里外发射鱼雷袭击货船时，就已经认识到生物发光现象带来的威胁。U型潜艇指挥官莱因哈德·哈尔德根（Reinhard Hardegen）甚至将其视为主要威胁，并向其他指挥官发出警示：“美国水域最凶险的问题在于夜间海洋磷光，美军有飞机和驱逐舰。务必注意，若在潜望镜深度行驶，涡轮和大炮处的涡流将会激发磷光，暴露你的方位。”由于生物发光可以暴露出潜艇的行踪，苏、美海军都为预测该现象付出了巨大努力，希望知晓己方与敌方最易被发现的时间及地点。最初，这项工作似乎难度不大。
第一批在大洋中投放光探测器的调查员们发现，测量生物发光轻而易举，只需将足够敏感的光传感器置于船舷处，而后摇摆晃动，便可记录下生物发光现象。当调查员们认识到其所测量的光量与海洋状态相关，便着手设计便于操控刺激物的测量系统。这一系列设备被命名为“深海光度计”（bathyphotometer，BP），也就是“深度”（bathy）加上“光度计”（photometer）。
各类深海光度计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最典型的设计是用泵将水注入一个黑暗的腔室，在其中以螺旋桨或窄缩结构刺激生物发光，从而将光亮记录下来。但问题是，如此测得的光线取决于腔室尺寸、刺激方式、水流流速，以及海水被注入前受到的惊扰，它们共同导致不同深海光度计的测量数字之间没有可比性。另外，大多数深海光度计抽水速度很慢（每秒 1 升甚至更慢），由此引发的忧虑是，这种方法或许只能测量到鞭毛藻的发光现象，磷虾等更加敏捷的发光体则可轻易避开这笨拙的流场。然而当潜艇驶来，它们却可能碰撞产生大量光线。
随着上述困扰日渐加深，1981 年，在海军海洋学家的倡议下，高校学者与海军专家就深海光度计设计问题召开了专题会议。与会专家根据商讨意见印发了一份《方案征集书》，寻求解决美国海军困境的设计方案，从而为其在全世界测量生物发光现象提供标准。
吉姆·凯斯上交了一份提案，由于其中大部分内容基于我的论文研究，他将我列为联合首席研究员（co-principal investigator，简称co-PI）。在事业起步阶段，成为资助金额如此之高的项目的联合首席研究员非同小可。这是一笔超过 50 万美元的巨款，很可能引发社会关注，当然前提是研究获得成功。根据科研工作的功过守则，成功源于导师的高明，失败则是研究生的无能所致。这条守则对于博士后更是双倍适用，一旦项目失败，面临的可能就是身败名裂。因此，在得知成功获得资助时，我陷入一种喜忧参半的诡异状态，仿佛中了彩票又不记得放在何处。
虽然项目名义上的负责人是我和凯斯两个人，但凯斯时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研究副校长，日常工作繁忙，项目的重任便落在我的肩上。我有仪器开发经验和相关科学背景，但未曾管理过如此大规模的项目。参与人员性情各异，太多环节有待沟通协调，过程中我曾无数次以为整个项目就要彻底完蛋。
我们的指导原则是以生物学驱动工程。为将游速较快的生物也纳为测量对象，我们以磷虾的最高游速为标准，设计水泵的抽水速度。此处的难点在于，水流速度越快，发光体在腔室中停留的时间就越短，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测量许多生物的整个闪光过程。若使用标准尺寸测量室，在我们测量到一小部分光输出前，磷虾就已经从排气管飞溜出去了。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测量室制成直径近 5 英寸，长度超过 4 英尺的管子。但三个新挑战随之产生：如何迫使水高速流过管道？如何以某种标准化的方式刺激生物发光？如何以标准化方式测量生物发光？我们决定在管子后端安装高速泵，使水流通过一面钢丝网，作为定义明确的刺激平面，类似于SPLAT网，但较之更粗。
为了将全部发光生物无差别地纳入管中，我们嵌入了 70 多根光纤，用以收集光线并将其导向光电倍增管；还设计出一面能够自由旋转的挡光板，以阻挡来自月亮或船只的杂散光。同时，我们尽力将海水通过刺激钢网前的其他生物发光刺激因素摒除。这一点尤为重要，正如我在纺锤梨甲藻研究中所了解到的，第一次闪光强度将远远大于后续闪光，因此生物若在进入测试室前就已受刺激发光，测量结果将大打折扣。
这个项目属于海军，因此需要相应的缩写名称。纠结了好一阵子，我才定下了一个满意的名字：规定刺激下高摄入深海光度计（the High Intake Defined Excitation Bathyphotometer，简称HIDEX-BP）。这个名字包含了系统中所有初始特征，我认为相当合适。项目首席软件工程师史蒂夫·伯恩斯坦［Steve Bernstein，人称伯尼（Bernie）］持反对意见，说这名字听起来太像Riddex驱虫剂。于是在确定名称后不久，HIDEX软件界面开始弹出“HIDEX竭诚满足您的害虫防控需求”广告。理论上讲，在系统正式交付海军之前，这些弹窗广告应会被全部删除，但鉴于伯尼强烈的幽默感，我真不确定它们是否会再次出现。
设计优质测量系统的关键在于对数字含义的明确认知。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涉及多个步骤。为打造一个足以容纳我们深海光度计初始机型的测试容器，我甚至找了一个全新大型玻璃纤维化粪池，将顶部裁剪掉。我需要慢慢将会发光的鞭毛藻放入深海光度计。这个过程中，玻璃纤维的边缘划破了我的胸口，覆在上方的遮光用黑色塑料布令我闷热难耐，手臂却因浸在冰冷的海水中而逐渐失去知觉。在开发HIDEX的过程中，我被迫无数次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选择，这与大众认知中海洋生物学家的日常工作完全不同，绝不是白天与海豚共游，黄昏时在热带海滩上品鸡尾酒。[5]
HIDEX的首次实地测试也是我出任探险队首席科学家的第一次体验。虽然早在之前的航海冒险中就对墨菲定律有所认识，但不得不说，墨菲这次表现过于突出了。海浪汹涌澎湃，船身颠簸不止，第一天夜里，在柴油与煎鱼油腥味的混合臭气中，团队中大部分人都被晕船打倒。好不容易凑齐了操作人手，却发现HIDEX无法工作。回到甲板排除故障时，我们一致认为它不适用于潮湿或黑暗的环境。我们并未向吉姆·凯斯博士汇报此事，而是商议决定，不如要求船长将我们带到下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开一家酒吧，将HIDEX伪装成啤酒桶挂在门口，再立块牌子写上“供应热啤酒、垃圾食品与破烂服务，祝您今天愉快”。
这是凌晨 1 点钟的战场幽默，人人头昏眼花，仪器停摆罢工，我们只得在这种情况下投身一场恶战，使HIDEX恢复工作。这是一项团队工作，需要成员“打成一片”，大部分时候我们做得很好，但任何大型项目都必将经历以下几个阶段：（1）热情；（2）幻灭；（3）恐慌、歇斯底里和加班；（4）追责于人；（5）惩罚无辜者；（6）未参与者获得荣誉。[6]我因而置身于无止境的压力中，只能持续服用抗胃酸咀嚼片适当缓解，最后甚至直接拿着抗酸药的瓶子一饮而尽。
经过不懈努力，HIDEX最终迎来了首次执行海军任务的一天。那是一次横跨大西洋的行动，从非洲西北海岸外的加那利群岛到佛罗里达，在 500 英尺深处测量生物发光。参与任务的共有 5 人：我、凯斯博士（我现在可以叫他吉姆了）、伯尼、迈克·拉茨以及我们的电气工程师弗兰克。美国海军“凯恩号”海洋科考船全长 285 英尺，负责执行此次机密计划。
早在HIDEX项目开启前，我已通过安全调查，并熟知其中的种种限制，但这项任务的安全保障级别又提高了一层，我觉得有些夸张。我被允许将船名与出发港名称告知丈夫，但出于某些原因，我不能同一天告诉他这两件事。我甚至请安保人员将此条指令重复了一遍，以确保我没有听错。这显然是“二战”时期的遗留问题，当时出于被拦截的担忧，不允许在同一信函中传达多个关键情报。我很难想象自己的工作会引起外国势力的关注，但事实证明我错了。
在拉斯帕尔马斯港登船后不久，我在船上实验室里与伯尼谈话，此时船长走进来，指了指甲板上的HIDEX说道：“你们要不要给这家伙盖个布，它太显眼了。”我们走到船尾，惊讶地发现一艘巨型苏联海洋科考船赫然停靠在后方的码头，几个手持相机的人正站在船头，用长焦镜头拍摄我们的宝贝。
与此同时，船厂的焊接工突然不见人影，也让我们嗅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凯恩号”不配备焊接工，因此需从船厂借人将深海光度计的绞车焊接至甲板上。而就在此刻，焊接工不知踪迹。最后发现他人在实验室里，靠着伯尼的肩膀，手指HIDEX软件询问问题时，我万分惊讶，内心敲响了警钟。
我们或许还可以为这两件事找到其他解释，但随后发生的事件就很难说清了。海军船艇的无线电室是保密空间，只有获得相关许可者方能入内。出航前夜，我们的无线电员上岸休息，最后却和几位苏联水手去了酒吧。在大量酒精的影响下，他被苏联人说服，邀请对方进入“凯恩号”无线电室。在事后汇报中，这名水手表示苏联人后来邀请他登上苏联船，但一走上舷梯，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清醒的时候，警察正将他从港口打捞出来。我们团队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一早，这位无线电员戴上镣铐被人带走。
此事非同小可，尤其在船长看来。他认定这必将成为个人履历上的重大污点，并对我们团队与HIDEX设备心怀怨怼。因此，在我们等待新无线电员加入的过程中，船长召开了一次全体船员大会，就最近发生的事件发表了讲话。
大卫在海军医院工作期间，我曾与美国海军有一定的接触，对他们脏话连篇的说话风格相当熟悉。对他们而言，脏字相当于标点符号，通常插入需要连字符或感叹号的位置。但“凯恩号”船长的脏字使用频率还是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全新高度，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希望自己当时有计数。一开始我没想过自己可能有幸见证吉尼斯世界脏话纪录的诞生。
这次科考一点也不好玩，不仅浪潮汹涌、饮食糟糕，船长[7]还是一介莽夫。他对我拒绝参观船长舱的纪念藏品表示不满——这些纪念品大概都印刻着他的人生哲学：烂事频生。尽管如此，HIDEX运作效果良好，满足了海军方面的一切要求。我们发布了一项专利，它被正式规定为美国海军测量世界海洋生物发光现象的行业标准。更重要的是，我终于不再依赖抗胃酸药度日。
至于苏联人的戏份，后来出现在两个有趣的附加产品中。其中之一是一年后发表于《海洋学》（Oceanology）期刊的科学论文，该期刊常常刊登苏联科学研究成果。这篇由几位苏联科学家联合发表的论文自诩开发出一款全新深海光度计，外观与HIDEX一模一样，内部却毫无相似之处——显然，他们费尽心力却也只得到了第一晚拍摄的那些照片。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生物发光与化学发光国际研讨会上，当时我和一位英国同僚共进午餐，几位曾为苏联效力的科学家坐在对面。我的同伴与他们相识，向其介绍我是HIDEX深海光度计的发明者。我面前的一位先生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脱口而出：“但我以为你应该……”而后猝然闭嘴。他想说什么？我以为你应该是个男人？应该更老一些？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虽然无法确定，但从他的表情来看，HIDEX应对他极为重要。我决定将其看作一种赞美，即使并非对我本人。
对于美国海军而言，HIDEX-BP提供了计算“夜间离水辐亮度”（nighttime water-leaving radiance）所需的数字，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潜艇在夜间以一定的速度和深度穿过某片海域，它将激发何种程度的生物发光，是否能从海面探测到？
而对我本人来讲，HIDEX为探索生物发光“雷区”的本质带来了全新视角。最为惊喜的发现莫过于一层极薄的高强度生物发光水域，厚度不超过 20 英寸，其存在对海军有明显战略意义。而在海洋生态学领域，一场有关海洋中生命分布情况的认知革命正在酝酿，此次发现正是其中的关键。
长期以来，由于渔网捕捞的生物混乱繁杂，人们普遍认为海洋就像一锅汤，各色生灵混在一起。但随着基于声学、光学、机械等的全新样本采集技术的出现，科学家得以在更加细分的范围内观察海洋生命。
距离的拉近让我们愈加清晰地看到“斑块”的存在，海洋动物并非均匀分布，而是结伴成群。举例而言，当我携带SPLAT网乘潜水器通过生物发光层时，发现它们由密集的发光桡足亚纲动物构成。很显然，这种桡足亚纲动物（吕氏长腹水蚤，Metridia lucens）以此处的海雪层为食，而海雪层是在两片不同密度的水团之间积累形成的。
探索这些散落斑块的性质与成因是海洋生态学面临的重大挑战。捕猎需要大量能量，因此摄入的食物必须足够丰富，摄入总热量必须大于消耗。计算结果表明，许多捕食者赖以为生的猎物在海洋中的平均密度并不足以维系其生命，也就是说，捕食者们必须通过某些手段找到密集的猎物聚集地。生物发光会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方式吗？
有证据表明，南象海豹（southern elephant seal）会利用生物发光寻找食物。顾名思义，南象海豹是体格最为壮硕的海豹，也是除鲸以外个头最大的海洋哺乳动物，因此食量惊人。为了填饱肚子，它们每年大约有 10 个月在大海里度过，不分昼夜地潜水，有时会到 5 000 英尺（相当于 4 座帝国大厦）的深处觅食。
海豹无法以回声定位，但那双美丽的棕色大眼睛比人类肉眼敏锐得多——在所有海豹中，象海豹的视力最佳。由于其主要猎物为灯笼鱼与乌贼，学界普遍有两种观点：一方认为海豹将注意力集中于猎物自身发出的光芒；另一方则表示，这些捕食者借助的是灯笼鱼与乌贼游过浮游生物发光“雷区”时激发的光亮。象海豹的觅食活动以水团交界处为主要目的地，这些水域的生物发光概率也往往较高，因此我更倾向于后者，更重要的是，该观点也不依赖于猎物自身的持续发光。
如果你想知道在生物发光“雷区”游泳的滋味，可以到发光海湾亲身体验一番。波多黎各就有几处典型水域，载客的小船驶进海湾，鱼儿们受到惊动四散而去，为船后的霓虹蓝泡沫航流覆上一层闪闪发光的尾迹。
船停后，坐在船边将双腿浸入水中，即可获得一双缀满亮片的闪光靴——腿周环绕着闪烁的光晕，引诱你更起劲地踢水，乃至欢腾地泼打戏水，仿佛浴缸里的小孩，让熔化的蓝宝石喷薄盛放。
如果运气好，找到了允许畅游的水域，那么请纵情潜入水中。[8]向前游动时，你将被笼罩在闪闪发亮的星尘光环里。伸出手微微晃动，便能看到点点火星从指尖飞出，好像获得了超能力。你的确拥有“超能力”！生命环绕四周，自然无处不在，我们却往往视而不见。而在这里，生命的隐藏力量徐徐展开，让我们共同体验同一种敬畏与欢愉。
[1] 无论是漫天大雪、雪泥，还是坚硬的雪面，都无法阻拦他们追踪猎物的脚步。
[2] 根据《科学家结交朋友与影响他人指南》（Scientist’s Guide for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应该抓住一切机会指出埃舍尔的标题不正确，更名为《生物发光海洋中的海豚》（Delphinus delphis in Bioluminescent Sea）。
[3] 相似的流动方式转变可以在香烟升腾的烟雾中看到——一开始是平滑的层流，各层尚未相容，而后变为混乱的湍流……因此，烟雾能够渗入衣物的每一根纤维中。
[4] 飞行员称之为“膝板”（kneeboard）。
[5]欲知海洋生物学家的真实生活，请参阅米尔顿·洛夫（Milton Love）的经典吐槽大作《听说你想当海洋生物学家？》（“So You Want to Be a Marine Biologist?”, Science Creative Quarterly, September 28, 2007）。
[6] 来自维基百科“大型项目的六个阶段”词条。
[7] 他不是美国海军舰长，而是其民事工作外聘职工，负责海洋科考船。
[8] 只要你身上没涂防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