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次讨论中试图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生活有意义，那么苦难也一定有意义。
当然，疾病是痛苦的一部分。我们称其为“一部分”，是因为“痛苦”和“疾病”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可能会在没有生病的情况下感到痛苦，也可能会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生病。痛苦是如此纯粹的人类问题，它本身已经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无痛苦”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疾病。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尤其会出现在那些通常被称为“精神疾病”的情况中，即在精神方面的疾病中。因为心智实际上不会生病，认知维度只能是真的或假的，有效的或无效的，但它永远不会生病。唯一会生病的、会痛苦的，是心理。然而，在心理疾病中，尤其是那些不是由心理本身引起的，而是由身体情况引起的心理疾病中，换句话说，就是在所谓的精神障碍中，很多案例表明，无法忍受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症状。
一个感染了梅毒的人，在几年或几十年后会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威胁：他有一定的可能性患上一种脑病，即“神经性全身麻痹”[1]。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患病，通过在特定的时间或特定的间隔期检查他的脑脊液，医生可以准确并肯定地确认他是否属于这个受到威胁的群体。通常，人们害怕这种精神障碍发作。这种对神经性全身麻痹的恐惧本身就具有病理特征，换句话说，它可以被夸大到病理层面和神经质层面。但是，如果真的有人患上了神经性全身麻痹，那么我们能观察到什么？我们会发现，在那一刻，他将不再害怕疾病！为什么？因为麻痹的症状一般包括使患者处于一种温暖和满足的情绪中，这意味着他不会感受到痛苦。
医生通常会注意不在病人面前，甚至不和他面对面地宣布对某种可怕的严重疾病的诊断，如神经性全身麻痹。只有在一个人真正患有神经性全身麻痹的情况下，这些担忧才能被放下。医生这时可以坦率地向患者解释疾病的确切性质：他会微笑着说诊断是不正确的；然后，如果医生指出患者甚至不能正确地说话，后者会保持心平心和，就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人们会做的那样，将自己的语言障碍归咎于他的坏牙齿或假牙。
任何一个能让正常人印象深刻或沮丧的事情，都超出了一个因心理疾病而丧失了承受痛苦能力的人的能力范围：这些事根本无法感动他，对他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们以进入精神病院为例。我记得一位全身瘫痪的患者在医生第一次检查新入院患者的房间时，带着愉快的微笑和仿佛无人能破坏的快乐心情向我们打招呼，说他很高兴能和我们在一起。当后来因准备做腰椎手术而穿刺时，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情绪，只是说：“当然，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做这些事——为了不让我感到无聊。”在穿刺的过程中，他一定感到了刺痛，事实上，他确实发出了一声似从沉思中醒来的：“啊！”但他马上又补充道：“这不是很棒吗？”
如果你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尤其是精神疾病患者已经失去了普通人都具有的承受痛苦的能力，那么有一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能也会发生在你身上。有一次，我在一家精神病院值班，并被叫到了一个新入院的患者面前。当我到了那里时，我看到了一位年长的女人和一位年轻的女人，二人显然是母女关系。母亲表现得非常激动，哭喊着这一切是多么的可怕，而女儿则试图保持平静并安慰她的母亲，她一直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等。在需要向患者提问时，我转向痛苦的母亲并询问患者是哪一位，她将手指指向她女儿的背后——那就是患者！患者本人一点儿也不难过，也没有因被送进疯人院而特别担心。因为她的病，她对疯人院有反应，当然不是每天都有的反应，而且反应肯定都是不太愉快的、相对冷漠的。在这种情况下，如那位母亲一般对不正常情况的不正常反应（情绪激动）就是正常行为。
矛盾的是，也有一些精神障碍会导致患者因为无法忍受痛苦而痛苦！事实上，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忧郁与通常形式的忧郁不同，它不会因悲伤或焦虑的感觉产生抑郁。确切地说，这种病的患者只会抱怨他们既不快乐，也不痛苦。他们根本不能产生任何情感，无论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因为他们的情绪很迟钝，在情感方面十分冷淡。事实上，这些患者会抱怨他们甚至不能哭，他们仅仅因为自己不能体验痛苦而感到沮丧，这是精神病学家所能看到的、最可怕的绝望形式之一。这时我们发现，认为苦难属于生命本身，是一种多么深刻的认识啊！
但对所有人来说，这一事实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奇怪。在正常的生活中，人们通常知道，我们感受到的苦难程度实际上取决于对生活的投入程度。因为如果让我们诚实认真地问自己，是否想抹去过去悲伤的经历（也许是从我们的爱情生活中），是否想要错过一切痛苦或诱导痛苦的事件，我们肯定会说“不”。不知为何，我们知道，正是因为经历了生活中的这些无快乐的时期，我们才能够成长与成熟。
此刻，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是诡辩，是在耍花招。我怎么不问那些正处在痛苦当中的人，问他们是否在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痛苦？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以下这些直白、鲜活的案例。
距今不到一年前，纳粹集中营的囚犯们还在壕沟里辛苦地劳作，他们用手中的锄头挖凿结冰的泥土，泥污乱溅。一旦看守走开，暂时无人监视时，他们就会放下手中的铲子和锄头并开始交头接耳，谈话的内容千篇一律，始终都离不开一个话题：食物。
他们彼此交换自己喜欢的食谱和菜单。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最喜欢吃什么菜，然后罗列一大堆美味。他们想象着有朝一日，离开纳粹集中营后，能够请对方吃什么。但他们并不期待解放日，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继续沉浸在美食的快乐中，而是因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这种被迫除了填饱肚子什么也想不了的处境，可能会持续到一切结束。在那种忍饥挨饿的状态下，你无法考虑其他任何事情，除了现在是9:30、11:30还是12:00，是午间休息还是夜晚来临前；还要饿着肚子在这个冰沟里挨上多久；何时才能回到营地，在厨房里端起那碗热汤。当时，他们多么渴望拥有正常人应有的痛苦，比如真正的人类问题和人类矛盾，而不是这些有辱人格的问题，如进食或饥饿、寒冷或睡眠、劳作或挨打。带着深深的忧郁和悲伤，他们开始回想自己拥有正常人的痛苦、问题和矛盾的日子，而不是想着拥有动物的痛苦和危险的现在；思考未来时，他们又衷心地渴望一个要经受痛苦、问题和冲突才能生存下来的国家。
我们确实必须受苦，但要遭受身为人类本身就会遭受的、那种特殊形式的、有意义的痛苦。
之前已经讲过，实现意义有三种主要的途径：第一是做事、行动、创造；第二是体验，如体验自然、艺术或者爱别人；第三是发现不可改变的、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被人生限制的价值并主动适应限制，做出反应，接受命运。在生命历程中，人类必须做好准备，随时改变实现意义的途径。由于每时每刻所面临的挑战不同，所以有时候改变会来得很突然。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生命的意义只能是很具体的，是具体到某一个个体、某一小时的。也就是说，生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会随着人和情况发生改变。这里我想举个例子说明：改变实现意义的途径既可能是命运的要求，也可能是当事人主观的选择。
一位原本从事广告平面设计的年轻人因患脊髓肿瘤突然失业。肿瘤很快导致他的手臂和腿出现麻痹症状。现在，他无法继续按照原来的途径实现生命的意义，他被推到另一边，被迫选择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途径。主动体验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于是他开始从被动体验的、自身受限的处境中找到意义，从有限的可能性中汲取生命的意义。他是怎么做的呢？住院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读了他以前做设计师时没有时间读的书。他从收音机上听音乐，与其他患者一起畅谈。所以，他退回到了通过被动融入世界实现生命的意义、回答生命问题的存在领域。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这位勇敢的年轻人绝不会认为自己的生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即便是在受限的情况下）。后来，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到了双手无法拿稳一本书的程度，肌肉也已极度萎缩。他不能再戴耳机，因为这会让他产生剧烈的头痛。最后，连说话都变得困难了，他也无法再与其他患者畅谈。所以，这位年轻人再一次被命运拒之门外，他从之前创造价值的领域，到了现在体验价值的领域。这就是他在生命走向尽头的日子里所面临的处境。但是，他依然能从这种状态中找到意义，这仅仅是因为他接受了自己的处境，这位年轻人很清楚自己时日无多。我记得很清楚，他离开的那个下午，我查房时看到的他的状态。在我经过他的床边时，他向我点头致意。尽管说话困难，他还是告诉我那天早上主治医生在查房时，他无意中听到，纪教授准许在他临走前的几小时内给他注射药物以缓解他的痛苦。
他继续说道，他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感觉自己快不行了，所以恳求我现在就给他注射药物。这样，到了晚上，护士就不用因为他的事再专门打电话给我，也就不会打扰我休息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里，这位年轻人还在想着怎么样避免给他人造成麻烦。除了他在整个患病过程中所表现的勇敢，仅凭他的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他拥有了不起的成就——他有一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为他人考虑的心愿！
所以，如果我现在说，世上没有哪种广告图形取得的成就（包括这位年轻人在做平面设计师期间创作的图形）能够与这位年轻人在生命最后取得的成就相媲美，你应该可以理解吧。可以看到，疾病不一定就会导致意义的丢失和匮乏。相反，某种具体的可能性总会存在某种相应的意义。即便是失去了身体的某一部分，生命的意义也不一定会丧失。
我们来看看下文的这个案例。
一天，奥地利一位备受尊敬的法官被带到我上班的医院。动脉硬化让他第一次尝试用一条腿走路。他在我的帮助下离开了床，然后开始用一条腿在房间里吃力地跳来跳去，像一只麻雀一样。接着，他突然痛哭流涕。我握着他的手，看着这位德高望重的可敬老者在我的面前哭得像个孩子。“我受不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乞怜似的说道。然后，我看着他的眼睛，坚定而又半开玩笑地问：“先生，请告诉我。您是打算成为一名短跑运动员还是长跑运动员？”他惊愕地抬起头看着我。我继续道：“因为那样，也只有那样，我才能够理解您的绝望以及您刚才的话。如果是那样，您的确已经亮出了底牌，继续活着也的确毫无意义。因为您确实再也不能作为一名短跑运动员或长跑运动员了。但对一个像您这样一生都充满意义地活着的人来说，一个在专业领域功成名就的人来说，仅仅失去了一条腿会让您失去整个生命的意义吗？”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破涕为笑。
所以说，疾病不等同于意义丧失，有时疾病甚至会带来好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想向你讲述一件发生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事。在那里，我遇到了一名之前就认识的年轻女子。我在集中营里见到她时，她的状态非常糟糕，已经病入膏肓，而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就在她临死前的几天，她对我说：“我要感谢命运把我带到这里。在我此前的生命里，我一直想做一个有修养的人，却没能很认真地去做。但是，我对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感到很开心，因为现在一切都变得很严苛，所以我可以，也必须证明自己。”她在说这些话时，看起来比我以往认识的那个她要开朗得多。从这个角度说，她是幸运的。她做到了里尔克对人类每个个体的要求和期许：死得其所！换句话说，就是让死亡变为生命整体意义的一部分，即使死，也死得有意义。
因此，倘若我们发现有人不把疾病和死亡看作一种损失，而看作一种收获，甚至是礼物（承认死亡是生命整体意义的一部分），我们也无须对此感到惊讶。
我面前摆着一封信，我要强调这封信不是写给我的，所以写信人当然也猜不到我会把他的信当成案例。不过在分享这封信之前，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故事的背景。
一名男子突然患上了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脊髓病。为了得到更好的照顾，他住进了维也纳城外一位女性朋友的家里。他的朋友们咨询了欧洲最有名的专家，专家表示通过手术治愈他的病症的可能性不大。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最多有5%。朋友写信将这些情况转达给这位患者的女性朋友。在女屋主和这位患者共进早餐期间，不知情的女仆将这封信放在托盘上带进了房间。所以，在我手里拿着的这封患者亲手写的信里，他说道：“我不可避免地看到了信……否则她一定会打破一直以来的习惯，而我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一位朋友催促我和他一起去看当时正在上映的第一部有声电影。电影讲了有关泰坦尼克号[2]的故事。其中弗里茨·科特讷（Fritz Kortner）凭借精湛的演技，在剧中扮演坐着轮椅的瘫痪诗人。诗人在经历了徒劳的反抗之后，任由海水漫过他的身体，他一边在嘴里吟咏着祷文，一边坚定、决绝地带领一群人走向注定的死亡。从电影院出来后，我完全被震住了，心想坚决地面对死亡一定是命运赐予的礼物。现在，我自己的死亡也被赐予了这样的礼物。我可以再次检验我的斗志，但从一开始，这场战斗就与胜利无关，我想聚集我全部的力气，将它当成最后一场体育锻炼。我想在不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尽可能久地忍受痛苦。‘打了败仗’这一表述不应该存在于我们的世界观之中。参与战斗本身才最重要。”
“在读了信（信的内容包括那位教授的建议）后，晚间我们播放了布鲁克纳[3]的《第四交响曲》。我内心的一切都是流动的、宽慰的。顺便说一下，我每天都在算自己大概还能活在世上的时间，但我并不感到悲伤。祝你一切顺利。”
至此，应该没有人再反驳我“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大家也看到了，现实中，这位患者在面临死亡时，正以我认为可能且必要的方式，坚持自己的态度。写这封信的人存在语言障碍，但他却用行动证明：命运迫使我们去做的事也能让我们实现价值。我想大家现在都清楚，疾病和死亡带来的意义不会因为缺乏任何外在的成功或失败受到影响，也明白这是一种内在成功，而内在成功是否存在与外在失败无关。我们也明白了，这一切不只针对特定情况，它适用于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生命中的所有阶段。我们的人生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我们所理解的成功仅仅是外在成功。但是没有哪种外在成功，哪种影响（包括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影响），能够保证它会比我们的生命存在得更久，甚至永不消失。而内在成功，即内在实现的生命意义，一旦达成就是永恒。
事实上，即便我们时常要到生命快结束时才能达成“内在成功”这一目标，也依然不会减损生命的意义，这反而会让生命的结尾真正实现圆满。日常事例很难向大家证明这一点，艺术倒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证据。例如，在美菲尔的小说《征服死亡的人》（Der Tod des Kleinbürgers）中，主人公是一位既保守又小气的小市民，他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烦恼。他生病了，被送进医院，却从此开启了一段与死神英勇抗争的故事。如果他熬过元旦这一天，他的家人将会领到一笔赔偿金；如果是在那之前离开，则分文没有。在这场与死亡抗争的战斗中，在他为了活过元旦而努力的过程中，在这场为了家人的奋斗中，这个朴素而天真的男人展现出了只有诗人才能刻画的人类伟大的一面。
列夫·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中也描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小说主人公也是一个吝啬的小市民，他一开始为死亡和碌碌无为的过去感到绝望。但事情渐渐发生了转变，也因为这一改变，他庸碌的人生有了意义。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过一段庸碌无为的经历，他才会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有意义的事。
以上内容都证明了一点：即使是生病的人，甚至是濒临死亡的人，他们的存在也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谁有权利断言患者或者垂死之人是没用的，他们不配活着？首先，我们要无视“患病个体的生命只是为了帮助人们发现新疾病或发明新疗法”这一说法的实践价值和有效性。为什么要从一开始就摒弃这种评价立场呢？
因为在我看来，只有患者才有权站在这样的立场。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有理由询问自己的生命会对科学产生什么价值？众所周知，有很多人在死后会把遗体捐赠给医学研究机构，用于解剖研究，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然而，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这种对人类高度客观的评价是他不能接受的，因为医生眼里的患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病例。助理医生在带领主治医生查房时，会向他介绍某某患者是“一个某某病例”。总体来说，医生的确倾向于治疗一种疾病，而不是一个人或患者本人。我们也经常听到医生有这样的表述：这是一个某某病例。请注意，这句话开头用的是“这”，而不是“这个人”；然后用了“是”，而不是这个人有什么病的“有”；最后用了“一个”，泛指任意一个病例，仅仅指某一种疾病的代表（有时还会加上病例编号）。这些信息构成了所谓的病理资料，这些表达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医疗界的“行话”。这足以充分说明医生具有对患者进行人性分离和客体化的强烈倾向。
因此，一名优秀的医生总是会将自己从客观性拉回人性。客观性的威胁越大（对精神障碍的病例尤为如此），他就越要迫使自己回到人性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或许只是偶尔问一问自己：“没错，这是一例精神障碍病例。那么，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这个问题涉及别的方面，此处不必深究。但这种向人性的回归，这种从纯事实、纯科学的立场向人的立场、医学的立场的转变，可以表明是医生身上的人性最先发现了患者身上人的特性（这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十分重要），同时这种转变也会唤醒患者身上的人性（这对于精神障碍的治疗至关重要）。
在上述问题中我们发现，连患者的生命对人类社会与科学进步仅有的价值都被用来提问，这种提问实际上反映了一种非人性的、非医学的观点，一种彻底物化与贬低人类的立场。我们要从源头上抵制这种观点与立场。即便是精神病患者，对我们而言也不应该只“是”一种疾病，他们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病的人。
有这样一个患病的人，她的人性不仅体现在她的疾病上，更体现在她对疾病的态度上。很多年前，我认识了一位年长的妇人，她患精神疾病多年，不断受到幻觉的折磨。她总是听到有声音在批评她所做的一切，这种批判是带有嘲弄性的。她处于一种极为痛苦的状态，但她却以最积极的方式回应可怕的命运！她与自己的命运达成了最大程度的和解！她所做的事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描述自己的状况时，她的言语平静而快乐；只要情况允许，她就会努力工作。当时我很惊讶，所以小心翼翼地问她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情况？为什么还能露出那样的微笑？是不是这种频繁出现的幻听并没有那么可怕？她又是怎么回答的呢？“医生，我想的是，出现幻听总比什么都听不到强吧。”她又顽皮地笑了。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性，多么伟大的人类成就！她的话语中包含着多么了不起的智慧！
此外，如果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尤其是无法治愈的精神病患者，他们仅仅因为患有疾病就被宣布为生命没有价值，并因此受到伤害。那么对于这一可能发生的事实，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因为我们反复听到有人说，伤害甚至杀死难以治愈的精神病患者是各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提议方案中，唯一合理的举措。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一看默许上述观点的主要理由，并用无懈可击的观点反驳他们。
既然要探讨我们是否有权利伤害被视为无意义也不配活着的、难以治愈的精神病患者，那么首先应该问一问：什么是“难以治愈”？比起罗列一大堆大家无法完全理解也无法核实的解释，我想向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亲眼所见的具体案例。医院里住着一位年轻人，他处于“完全抑制”的状态：住院整整五年内，他没说过一个字，也无法独立进食，必须通过从鼻腔插入管子人工进食。他日复一日地躺在病床上，因此他的腿部肌肉已完全萎缩。如果我在查房时提到这个病例，一起查房的学生中一定会有人问我：“医生，现在请认真地告诉我，对他来说，离开这个世界不是更好吗？”而后来发生的事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天，在无明显征兆的情况下，这位患者竟然坐起了身。他问护士自己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用餐，还请求护士帮助他下床走动。结合他的情况，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算十分正常。渐渐地，他的腿部肌肉变得强壮；几周后，这位患者治愈出院了；在那不久后，他不仅回到了之前的工作岗位，还在维也纳的一所成人教育学院开设讲座，讲述他出国旅行以及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经历，并展示相关的照片。有一次，我邀请他为我们一群精神科医生开展一次讲座，讲述他那五年中的内心生活。讲座中，他描述了当时很多有趣的经历，让我们见识到缺乏活动（医生的说法）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怎样的精神财富，也了解了很多幕后的故事。如果医生在查房过程中不够仔细，是根本注意不到这些的。
多年过后，这位患者仍然记得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但懊恼的护士们可能没有预料到有朝一日这位患者会康复并向他人讲述他的记忆。
然而，即便假设某一案例真的难以治愈，谁又能断言这个病例在多长时间内无法治愈呢？根据精神病学的观察，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中，被归为无法治愈类别的精神疾病即便不能完全治愈，至少也能通过某种疗法得以缓解，不是吗？即便我们不知道，但难保我们目前接手的某一病例可以被目前世界上某个地方、某个医院正在研究的疗法而治愈，对吗？
现在问问自己：即便我们已经无所不知到了足以完全肯定一位患者不只是暂时无法治愈，而是永远无法治愈的程度，那么谁又给了医生伤害患者的权利呢？医生是社会雇用来伤害他人的吗？他的任务难道不是治愈自己可以治愈的患者，照料自己无法治愈的患者吗？（大部分没有精神科的医院取名叫康复与疗养机构不是没有理由的）医生当然不能像法官一样判处患者“生存或死亡”。因此，从一开始，医生就没有权利，也绝不能擅自向被预测无法治愈或者实际上无法治愈的患者，下发关于这个人的存在有价值或无价值的判决书。
想象一下，倘若这种“权利”（事实上医生并没有）被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即便是不成文的法律），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来告诉你：患者及其家属对于医护人员的信任将被摧毁殆尽！因为没有人知道靠近他们的医生是帮手和医治者，还是裁判和刽子手。
你可能会进一步提出反对意见：你提出的这些反驳论据不够严谨。我们必须诚实地问问自己，国家是否有义务赋予医生伤害所谓的多余、无用的个体的权利。这种行为可以被想象成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在为社会消除没有生产力的个体，毕竟这些个体白白消耗着健康人群的面包。
关于这一点，我要说，与食物、病床、医护人员的劳动相关的考量和我们这里论证的主题无关，只要我们还记得这一点：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方面不得不依靠消除相对很小比例的、难以治愈的公民，才能节约上述这些资源，那么这个国家从经济角度来说已经走向衰亡。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个问题：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对社会是否无用？照料他们是否代表无生产力的劳动？要记住，对社会是否有用不是也不能按照我们认为合理的某个唯一的标准衡量。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精神病院的痴呆症患者能承担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推着独轮手推车运砖，甚至是洗碗。这么看来，这些人比我们的祖父母更有用，更有生产力。严格来说，祖父母们的晚年生活才属于生产力低下，但要说把他们都清理掉，恐怕连主张摧毁无生产力个体的人也会反对。想一想一位老妇人的生产力是多么低下——整日待在家里，躺在靠窗的扶手椅上打盹儿。但是，她却被儿孙们的爱包围着！她就是那个受人爱戴的祖母，在这份爱里，她不可或缺，也无可取代，正如工作岗位上的人对社会的作用一样。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分析过，每个人类个体的独特性和个性构成了这个人的价值，而这一价值的成立建立在他的独特性对社会的价值的基础上。提到这一点时，我们都首先想到了要服务社会。不过现在，我们明白了一个人体现其独特性和个性的另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个体的价值得以实现，并且个人具体的人生意义也得以实现。这种方式就是爱，更具体地说，被爱。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种被动的途径。人在被爱时无须努力，无须做任何事，另一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付出的努力似乎是从天而降一般，降临到被爱的人身上。通过被爱，一个人轻易地得到了他原本需要奋斗、需要通过自己的表现才能得到的东西，他不需要刻意获得爱——的确，一个人无法获得爱，爱不是一种报酬，而是一种祝福。
而通过爱，一个人也得到了他必须通过奋斗、行动才能得到的东西，即实现自身的独特性和个性。因为爱的本质就是让我们看到所爱之人的独特性和个性。现在，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的反驳：你说的这些可能仅适用于一般的情况，而不适用于那些错用了“人”这一头衔的人，比如病况严重的低能儿童。如果我告诉你，有多少低能儿童被最温柔的爱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宠爱着，你可能会感到惊讶（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绝不会）。现在，我向大家分享一封一位母亲写的信。这位母亲在臭名昭著的安乐死计划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她这样写道：“由于早期在子宫内发生的颅骨变形，我的孩子在1929年6月6日出生时，就被诊断患有无法治愈的残疾。那时我18岁，我无比疼爱我的孩子。我的母亲和我尽我们的一切所能，帮助我可怜的孩子，但一切都是徒劳的。我的孩子还是不能走路，不能讲话，但是我还年轻，我不能放弃希望。我夜以继日地工作，给我心爱的女儿买营养补充剂和药物。我把她纤细的小手环在我的脖子上，问她‘你爱我吗？我的宝贝’，她紧紧地抱着我，一边笑，一边用小手笨拙地抚摸我的脸。那一刻，我幸福极了，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知道你还是有疑问。因为到最后，你还可以宣称在上述提到的精神障碍案例中，医生的一些行为实则代表了患者本人的意愿，因为患者本人的意志是错乱的。这些患者由于精神障碍，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意愿和自己真正的喜好，因此医生理应成为他们的意志的代理人，所以医生代表这些患者的意志行事不仅合乎情理，也必须为之。
有人可能认为，这种行为恰好代替了患者的行为。倘若患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毫无疑问会采取相同的选择。
那么，我要用我亲身经历的另一个事例反驳这一点。我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医院做内科医生，有一天，医院接收了一名年轻的患者，他也是一名医生。那时，他已经被确诊为患有一种危及生命的、少见的恶性肿瘤，并且这种肿瘤无法通过手术摘除，诊断也被确定没有失误！这是一种特殊的肿瘤，医学上称为“黑肉瘤”，可以通过特定的尿液反应确诊。当然，我们尽力向他隐瞒真相，把他的尿液与另外一名患者的尿液对调，并向他展示呈阴性的检测结果。你猜，他是怎么做的？
一天夜里，他潜入实验室，亲自检测自己的尿液。第二天我们查房时，他把阳性结果拿给我们看。那一刻，我们特别窘迫。每次他得到许可离开医院（我们也不能禁止他出院）去附近一家他常去的咖啡馆时，我们都惴惴不安，害怕收到他在咖啡馆卫生间服毒自杀的消息。事实上呢？随着病症的日益显现，这名患者开始怀疑自己是误诊。在发现肝脏已经出现癌细胞转移时，他开始假定自己的肝病并无大碍。后来发生了什么呢？越临近死亡，他的生存意愿就越强，也越不愿承认自己将死的事实。不管你如何看待这种行为，事实就是他活下去的意愿十分强烈。这一事实明确且充分地（适用于一切类似情况）告诉我们：我们无权否定任何患者的生存意愿！
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我已经说了很多，甚至提到了如何应对我们医生面临的所谓既成事实——一个人通过个人的行动证明自己不再有活下去的意愿。我认为在自杀未遂的情形中，医生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进行医学干预。也就是说，他应该尽自己所能拯救和帮助这条生命。
这里有一个相关案例。多年前，我参与一套程序的开发，该程序将被用于救治过量服用安眠药的患者（目前常用的治疗方法都不管用）。当时同事中就有人反对开发这套程序，认为从人的角度出发（当极具威胁性的情形危及某一特定人群时，自杀就会在他们当中流行开来），决定自杀是可以理解的。我无权把生命归还给他们，或者强行让他们死而复生。
我做的事是在行使“命运”的权力，这是争论所在。不过，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我的助理就曾反复批评我的做法，不过在有一天她因同样的理由被送入医院后，我依然没有放弃我的原则，并对她也坚持了自己的原则，运用了自己的技能——虽然没有收到任何感谢，但技能的确使用得很成功。
如果一定要向批评我的做法的人解释我这样做的道德依据，那么我要说：不是我想要代替命运行事，而是作为医生，我要代替患者拒绝某个命运行使它的权利。当命运的缰绳握在我的手中时，我不得不设法协助患者。如果命运真想让一个人自杀，那么它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止自杀后的人被送到医生的手里。而一旦自杀者被送到医生的手中，那么医生就必须发挥医生的职责，不应辜负命运的安排，这可能是命运的仁慈。
通过分析支持安乐死的主要论点，我希望大家明白：存在的意义是人们无条件具有的，因此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相信生命的意义。如果就“生命是有意义的”这一点达成共识，那么我们就能得出：即便是痛苦也会增加生命的意义，痛苦也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能明白，死亡也可以有意义，只要能死得其所。那么显然，不论一些人是身患疾病，还是身患不治之症（当然包括无法被治愈的精神障碍），任何人都无权判决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否定他们活下去的权利。至此，我们已经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有关生命的意义的问题。大概回顾一下我们可以得出的主要结论：首先，我们观察到生命本身意味着被提问，因此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询问生命有何意义，因为生命的意义只存在于回答的过程中。其次，对具体生命问题的作答不在于言语，而在于行动，在于活着，在于我们的存在！有关个人生命的问题只能由个人作答，因为对自我生命负责的人是我们自己。
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最初关于意义的那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与整个世界关联，尤其与我们身不由己的、不可避免的遭遇关联，与我们的命运关联。我们无法指挥命运，这里所说的命运我们无法改变，也不以个人意志转移。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将其与外在命运联系到一起，取决于我们在无法改变命运时，或发现命运从一开始就无法改变时的应对方式。此刻，我们是否可以发现这个纯粹的、真实的命运与它之外的东西，也就是宇宙中正发生的一切都与这里我们得出的两种思维方式有关。并且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无可辩驳、无须证实的！毕竟，我们可以断言：最后一切都会丧失意义。我们也可以说，一切都太有意义了，以至于我们不再能理解整体的、普遍的意义。事实上，我们要谈的是“世界的终极意义”。因此，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证实世界整体不存在意义或证实世界存在终极意义，同样的理由是指用同样的辩证逻辑。事实上，我们面临的决定不再是一个逻辑决定。因为如果论证一件事的逻辑与论证另一件事的逻辑相同，那么从逻辑的角度，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可能性都是思维真正的可能性。我们这里谈及的决定，从逻辑上而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决定，它毫无理由、毫无根据。在这一决定中，我们盘旋在虚无主义深渊的上空，但同时又站在终极意义的地平线上。
一个人无法基于逻辑准则做这一决定，只能从自身存在的深度出发。这是赞成一种或另一种意义的唯一决定途径。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一个人决定相信终极意义，相信超越存在本身的意义，那么这一信念和其他所有信念一样，都会产生创造性的影响。因为信念不只是某个人自己所坚信的真理，信念还会让被相信的东西成为现实！因此，我们可以说：采纳思维的可能性背后，可能不仅仅代表采纳了思维的一种可能性，还会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
[1]又称“麻痹性痴呆”（Generl Presis of Insne，GPI），是由梅毒螺旋体侵犯大脑引起的一种晚期梅毒的临床表现，以神经麻痹、进行性痴呆及人格障碍为特点。
[2]电影为由杜邦导演的《亚特兰蒂斯》（1929），该电影根据一部关于泰坦尼克号灾难的舞台剧改编。
[3]安东·布鲁克纳（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浪漫派音乐家代表人物之一。——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