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伐利亚州有一个叫兰茨贝格的小镇，它位于慕尼黑以西约50千米的地方。在它的南面，有一条路通往5千米外的另一个小镇。1945年年初的一个黎明，一支由280人组成的队伍沿着这条路行进。这支5人一排的纵队被押送着。他们来自集中营，现在要到附近的森林，建一座隐蔽的军需品工厂。这些衣衫褴褛、困顿潦倒的人们沿着街道走着，用“走”描述其实不够准确，应该说“跛行”。他们拖着身体往前挪动，很多人都是相互搀扶着向前走。他们的腿因为饥饿性水肿而浮肿、隆起，几乎无法支撑身体，他们的体重平均在40千克左右。他们的脚疼痛难忍，因为没有穿鞋，脚上满是流脓的压疮和溃烂的冻疮。这些人的脑袋中在想什么呢？他们想的是晚上从工作地返回后营地发放的汤——一天中唯一的食物，想着今晚会不会运气很好地在那碗清汤里捞到一块土豆。他们想着等会儿工作开始后自己会被分到哪一组：是分到一个恐怖的工头手下，还是一个相对和蔼的？这些人的想法都围绕着集中营囚犯的日常烦恼展开。
他们中的一员觉得这样的想法没有意义，他试图跳出这些想法，想一些别的事，想一些普通人应该关注的事，但是这有些困难。于是，他用了个小技巧：他试图让自己从当前苦闷的生活中抽离，跳出，从而审视它。也就是说，从某一个高点，从未来的角度审视它，就像是在对未来进行的理论观测。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想象自己站在维也纳一所成人教育学院的讲台前发表演讲，演讲内容有关他目前的经历。他在脑海中将这场演讲取名为“集中营心理学”。“镜头”拉近一点儿，你会发现他的外套和裤子上都绣着一个亚麻布条，上面清楚地写着编号119104。查一下集中营的记录你就会知道，这个编号对应的囚犯名叫维克多·E.弗兰克尔。而此时，我将第一次真正在一所维也纳成人教育学院发表演讲，发表那个当时我在自己的脑海中发表的演讲。
演讲的开头是这样的。集中营心理学把囚犯对集中营生活的心理反应分为以下几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进营地。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打击。想象一下：一名囚犯被移交给奥斯维辛集中营。如果他属于95%左右的大多数，他会被从火车站直接带到毒气室；如果他属于少数的5%左右（碰巧我就是），那么他首先会被送到消毒室，经历一场真正的……淋浴。在进入浴室之前，除了背带或腰带，他身上的一切都被夺走了，能留下眼镜的就是最好的情况了。但是，他浑身上下的毛发会被刮个精光。当他最终站到淋浴喷头下时，除了一具裸体，他此前人生中的东西一点儿也不会剩下。此刻，他才真正进入集中营体验的第一个阶段：给自己此前的存在画上句号。
如果我说他接下来的想法是“就此结束是最好的”，一定没有人会感到惊讶。事实上，在这种处境下，每一个人都萌生过“撞上铁丝网”的念头。集中营常见的自杀办法就是撞上带刺的高压铁丝网。不过，他立马又会放弃这个念头，仅仅是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是不必要的。他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行为简直是多余的，因为不管什么时候去，不去毒气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既然早晚都要去毒气室，又何必撞电网呢？一想到更可怕的毒气，就不用想着撞电网了；一想到可以撞电网，也就不用害怕毒气了。
在讲这些事情时，我总是会讲述下面这个经历。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个早上，早我们几周到达集中营的一位同事潜入了我们的营房（新来者被集中关进一间临时营房），他为我们带来了安慰和警告。首先，他让我们清楚，应该注重自己的外表，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人觉得我们适合劳动。因为即便只是某个无关紧要的原因所造成的一瘸一拐（比如说鞋不合脚），也足以让他们把我揪出来直接送到毒气室。只有适合劳动的健康人，才会幸存，其余的人都直接被判处死刑！
所以，同事督促我们每天用临时做的工具（比如玻璃碎片）剃胡子。这样，我们看起来就能面色红润一点儿，健康一点儿，精神一点儿。
之后，他来检查我们给人的印象是否健康。他欣慰地说：“凭借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暂时还不用担心被送到毒气室。但有一个人除外，弗兰克尔，你不要生我的气。从外貌来看，坦白地说，你是唯一一个目前可能会被选中的人。”在集中营里，“选中”是指将在下一批被送进毒气室。听到这句话，我倒是一点儿也不生他的气，那一刻我甚至感到很满足。因为这样，至少我还省去了选择毒气室还是电网的过程。
这种对命运的冷漠会进一步持续。随着关押天数的增加，囚犯在情感上会变得越来越麻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对他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在开始的一段日子里，各种令人发指的丑陋经历会激起人们的恐惧、愤怒、厌恶等一系列情绪，而这些情绪最终会平息，此时人的整个内心活动会被降至最低水平——这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想象不到的。一切的思想和努力都被限制在“活过今天就行了”的范围内。所有的精神生活同样也下降至仅仅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水平。至于其他的，灵魂会用一个保护壳包住自己，这样痛苦和烦恼就不会产生。而灵魂保护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不被强大的外力摧毁并保持平衡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变得冷漠。这样，囚犯对营地生活的心理反应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冷漠。
如果你唯一的兴趣变成了保护自我，保护自己和朋友的生命，那么个体的内心活动几乎会下降到动物的水平。说得具体一点儿，下降到牛羊的水平。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囚犯们在站队时的行为得出：他们争相站到队伍的中间，站到5个人一排的中间，这样就不容易被守卫踢到；他们每个人都尽力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不以任何方式“脱颖而出”，努力消失在人群之中。这种把自己淹没在人群中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堕落”，是个人层次下降的表现。在营地中，人类在威胁之下几乎变成了牲畜。一旦人类变得像牲畜一样原始，他的整个驱动力也会变得原始（比如变得冲动）。所以，与我同在集中营的精神分析学家将这称为退化，即心理退化到动物具有本能冲动的原始阶段，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来听听囚犯们普遍拥有的一些愿望，就会知道他们在内心希望自己实现的愿望是多么的原始。其实愿望总是那些：面包、香烟、咖啡粉，如果能洗个热水澡就再好不过了（而我个人经常梦想能有一块奶油蛋糕）。
不过，我的这些从事精神分析导向的朋友们所给出的观点可能存在根本性错误。
事实上，并非集中营的经历驱使人们退回只关注生活必需品的层次，迫使他们的内在倒退。我知道有很多人（即便是个例）仍然保持着根本的价值——他们的内在不仅没有退化，反而在成长。即便是身处集中营，甚至正是因为集中营的经历，他们超越了自我本身，实现了人类真正的伟大。
另外有一些非精神分析学家的专业人士，他们关于集中营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有另一番解释。一位知名的性格分析学教授乌提兹[1]也身陷集中营多年，他认为，集中营囚犯的性格会朝着克雷奇默[2]定义的精神障碍方向发展。这种心理类型的特点是：受痛苦折磨的人在冷漠的情感状态与应激性情感状态之间摇摆不定。具体的特点是：一会儿感到极度的满足与快乐，一会儿又陷入深深的绝望。换句话说，他陷入了欣喜与悲伤的无限循环中。更深层的讨论属于精神病理学的范畴，这里不宜深究。这里我只探讨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从相同的观察“材料”中，我得出了与乌提兹相反的结论：我们所处的集中营里的囚犯绝不是在外部压迫下，将内心发展导向为带有显著精神障碍倾向的典型集中营囚犯。相反，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保持着一种自由，一种人类适应命运、适应环境的自由。例如，集中营里不乏有人能够克服自己的冷漠，压制自己的应激性，最终运用自己的能力以不同的方式做事，而不仅仅像被认为的那样被迫以某种方式做事。即便这些人能够从他那里带走其他一切，这种内在能力，这种真正的自由也是其他人无法从囚犯身上带走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但这种自由会保留下来。就算被允许留下来的眼镜被一拳重击打碎了，就算有一天他被迫用自己的腰带换一片面包，最终连所剩无几的几样财物也没有了。他也还有自由，自由会伴随他，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即便一个人落入了集中营心理学，他也有逃脱环境压制和影响的自由，他也可以抵制规则，不被规则统治，远离它们而不是盲目地遵循。换句话说，退化的人的确曾经拥有这样的自由，只不过他放弃了，放弃了对自由的使用权，他是自愿放弃的！这样，他其实也放弃了自己，抛弃了自我和自己的本质。从精神层面上说，他让自己倒下了。
那么，我们要问，这种退化是从何时开始的？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允许自己在精神上倒下的？答案一定是：从他失去内在信念开始！这种信念可以有两种存在形式：对未来的信念或对永恒的信念。后者是对某一群体而言——这些人不需要对未来抱有信念，他们的未来在极乐世界。因此，不管这类人是否对未来有期待，不管他们是否还会有未来，或者不管他们是否能活着走出集中营，他们都会屹立不倒。其他人则不得不找到自己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但是他们很难想象未来，因为他们对未来的思考没有参照物、没有终点，终点是无法预料的。重刑犯能准确地知道自己要服刑10年，并且能够算出自己距离刑满释放还有多久，这多么令人羡慕……他是一个幸运儿！因为我们这些集中营里的囚犯没人知道自己的刑满释放期，也没人知道一切什么时候会结束。我的狱友们都一致认为这可能是集中营生活中，最令人沮丧的部分。反复传来的有关战争即将结束的谣言更是增加了等待的痛苦。因为截止日期一次又一次地被推迟了。但谁会相信这种消息呢？在整整三年里，我再三听到有人说：六周后战争就结束了，我们最多六周后就可以重返家园了。随着失望带来的痛苦日益深刻，我们也会越来越害怕期待。正如那句话所说：“不断被延迟的希望会让人的心生病。”
没错，我们的心生病了，它病得太重以致最终停止了跳动。接下来这个事例有助于你理解这一点。我的前号长是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探戈作曲家和轻歌剧歌词作者，在1945年的3月初，他告诉我他做了个奇怪的梦。他说：“2月中旬左右，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我可以许一个愿望，问他一件我想知道的事。他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可以预知我的未来。”然后他问那个声音：“对我而言，这场战争何时才能结束？你明白吗？是对我而言。也就是说，我们何时能被解救？”我问：“他怎么回答你的？”他向我倾过身子，在我耳边低语：“3月30日！”3月中旬，我由于斑疹伤寒症住进了医务室。4月1日，我从医务室里出来，回到了我的土房子里。我问其他人：“号长去哪了？”结果得知，3月下旬，随着梦中声音预测的日期越来越近，现实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号长越来越沮丧。3月29日，他开始发高烧。到了3月30日，在对他而言的战争结束日期，他失去了意识。3月31日，他离开了人世，死于斑疹伤寒症。
内心失去信念，尤其是失去对未来的信念所导致的精神崩溃，同时也会造成身体的崩溃。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这种精神和身体的崩溃呢？我的答案是：确实有一种办法，但很显然，从一开始它就被限制在心理学范畴，所以是一种心理疗法。这种心理疗法首先要做的是找到精神信念，树立生活的目标。尼采说过：“一个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几乎能承受任何发生的事。”这里的“为什么而活”是指活着的目标，而“任何发生的事”是指如集中营一般艰难的生存条件。只有知道“为什么而活”，我们才能忍受艰难的处境。所以，除了心理疗法，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一个人忍受集中营里的生活。那么，这种心理疗法就有了特定的含义：让囚犯相信活下去是有意义的，进而激起他活下去的斗志。此外，这种安抚囚犯灵魂的营地心理治疗的任务十分艰巨，因为大多数囚犯已经不指望能活下去了。如果是你，你会对他们说什么？是应该有人对他们说些什么的。由此，这种心理治疗的十字实验就产生了。
我在之前分享过：即使是经受痛苦，生命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是无条件的，以至于即便痛苦并未带来外在的成功，即便痛苦看起来似乎是徒劳的，也能实现这种意义。而我们在集中营里遭遇的就是这样的痛苦。但我又能对躺在我旁边，清楚自己会死，甚至何时会死的人说些什么？他们和我一样清楚，没有生命、没有人也没有任务在等待他们（想想我在第一个演讲中举的那两个例子），也就是说一切等待都是徒劳的。这时我们应该想到，与活着的意义、幸存的意义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痛苦的意义，尤其是徒劳的、没有带来收获的痛苦的意义。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包括揭露死亡隐藏的意义！当然，按照里尔克的名言，死亡可能更有意义。我在上一个演讲中提到，里尔克说每个人都应该死得其所。
没错，我们应该死得其所，而不是被逼死！我们必须对此负责，就如同我们对活着的使命负责一样。但是，负责？对谁？对当权者吗？谁需要为别人解答这个问题呢？每个人不是都应该为自己决定这个终极问题吗？要一个身陷集中营的人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对信仰负责，对远在他方的某个人负责，这有意义吗？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在某个地方，某个看不见的人正在以某种方式监视他，要求他（用陀思妥耶夫斯基[3]的话来说）“活出苦难的价值”，期待他死得其所。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样的期待。当死亡临近时，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同时，人们会更感觉不到自己对生活还有所期待，更感觉不到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还在等着自己，更感觉不到自己对活下去的期待。
没有经历过集中营的人可能会感到惊讶，会问：“一个人是如何忍受你所描述的这些事情的？”我向你保证，集中营的幸存者本人比你更惊讶！但不要忘记这一点：人类的心理运作模式就好似拱门：在即将坍塌的拱门上放一些重物，有时反而能使拱门得到支撑。人类的心理在重压之下似乎也会变得强大（至少在某种程度、某个特定范围内是这样的）。也只有这种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虚弱的人离开集中营时的精神状态比刚进去时更好。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要明白，从集中营中被释放意味着突然从承受了很久的高压之下解脱，这反而会对一个人的心理造成危害。就好像减压病（又称潜水员病）。这种病是指在高强度大气压力的水下工作的潜水员，不能立刻从水下返回到正常的气压环境，否则会遭受严重的生理损伤。
这也引出了我们关于集中营心理学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即获释者心理学的讨论。我对此想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无疑会让你惊讶不已。那就是：囚犯被放出来后，要在很多天后才能为自己的解放感到欣喜。因为他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快乐。有时，他不得不尽快学会这件事，因为他必须很快忘掉快乐并再次学习受苦。
想象一下，一个从集中营获释的人回到家中，等待他的可能是表示惊讶的耸肩，或者一直听到别人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也很痛苦”。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二句话。是否应该比较一个人遭受的苦难与另一个人遭受的苦难？我要说的是，苦难是不能比较的！真正的苦难足以将一个人填满，将他的整个生命填满。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谈起我在集中营的经历。他没有进过集中营，他“只不过”是上过战场。和我比起来，我的这位朋友莫名其妙地感到羞愧，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一个人在战争中经历的事与一个人在集中营中经历的事的确有本质上的差异。在一场战争中，他面对的是虚无，他会目睹死亡；而在集中营里，我们本身就代表虚无，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活着但是已经死了。我们一文不值，不仅看到了虚无，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虚无。我们的生命不算什么，我们的死亡也不算什么。我们的死亡没有任何的光荣可言，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有什么光荣之处。我们好像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进入了巨大的虚空当中，这种死亡甚至不会被人注意。在物理意义上的死亡来临之前，我们已经提前死了很久了！
如果我死在了集中营里，会出现什么情况？第二天一早在练兵场上，队伍中有一个人像平时那样站在那，他的脸埋在敞开的外套领子里，肩膀缩成一团，装作若无其事地向旁边的人嘟哝道：“弗兰克尔昨天死了。”旁边的人顶多回一句：“哦。”
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的痛苦都不能与另一个人的痛苦相互比较，因为痛苦的本质就是，它是某一个人的痛苦，是她或他自己的痛苦。痛苦的大小仅取决于受害者本人。一个人的痛苦与这个人本身一样，都具有独特性和个性。
因此，比较痛苦的大小毫无意义，有意义的痛苦和无意义的痛苦之间的差别才是关键。我想大家通过我之前的演讲已经充分明白：痛苦是否有意义完全取决于个人，只有当事人才能决定他的痛苦有意义还是无意义。
至于那些坚称自己也很痛苦，并且不知情的人，他们的痛苦是否有意义呢？现在，我们来看“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这句话，在我看来，单单是宣称自己不知情就足以使他们遭受的痛苦毫无意义。为什么？因为这种不知情体现了一种关于现状的道德误区。提及这种误区并不是我因为想探讨当今的政治，而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为“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学”补充一条“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
我们解释了这种“不知道”的原因，也说了它是一种误区。探寻这种误区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不知道”事实上是一种“不想知道”。“不知道”行为背后的动机是逃避责任。而今天的人们普遍被驱动着逃避责任，驱动力源于对于不得不接受集体罪恶感这件事的恐惧。他会在各方面被宣布有罪，这并非只由于他自己做的事，因为他会受到牵连。尽管事实上，很多事情他的确不知情。
无罪之人真的应该为同胞犯下的罪行负责吗？他本人不也是罪行的受害者吗？不也是由统治阶级发动的恐怖行为的受害对象吗？仅仅因为他没能力站出来反对，他就被归类于加害人吗？他自己不也深受其害吗？建立集体罪恶感不会沦为一种我们需要抵制的世界观吗？这种世界观宣布某一个体有罪，因为同一民族的其他人确实或据称犯下了某种罪行。在今天看来，这种世界观是多么的荒唐可笑！让一个人为他的国籍、母语或出生地负责，就如同让他为自己的身高负责一样荒唐。如果有一名身高1.64米的罪犯被捕，那么我是不是也应该被绞死，因为我恰好和他一样高？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区分集体罪恶与集体责任之间的不同。通过下文的例子，大家立刻就能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我突然间患上阑尾炎，那是我的错吗？当然不是。不过，如果我不得已因此做了手术，那么我必须自己承担手术费用。也就是说，我要为医生开的账单付费，这就是负责。所以说，“没有罪过但必须承担责任”的情况的确存在。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从恐怖中被集体解放的人们。
由于他们无法实现自我解放，所以其他集体，其他崇尚自由的民族就不得不介入局势，他们加入战斗，牺牲他们最好的公民——年轻人，来解放一个对自己的领导层无能为力的民族。这种无力与罪恶无关。在没有同谋关系也知道自己无罪的情况下，你要为这场解放做出牺牲，共同负责，这时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不公正呢？
如果想要理解集中营心理学的最后一部分，那么你必须陪我回到去年春天的那个傍晚。在集中营解放后，那天傍晚我独自一人走进了营地附近的森林。我们的营地长官违反规定，将死去的营地同胞们埋在了这里（这位长官就是我在上一次演讲中提到的自掏腰包为囚犯购买药品的那位）。在埋葬的过程中，这位长官再次违背了自己接到的命令，他将乱葬岗后面的冷杉树的皮去掉，并在树上把每一位死者的名字用轻易无法消除痕迹的铅笔写了下来。如果你当时在场，你一定会和我一起发誓，幸存者要用剩下的生命来赎我们所有人的罪过——没错，是我们所有人的罪过！因为我们这些幸存者都清楚，囚犯中那些最好的人没能走出来，回不来的人都是最好的人！我们只能把自己的幸存看作不配得到的慈悲，只能觉得自己亏欠死去的同胞。并且似乎只有唤醒其他人以及我们自己的良知才能消除这种罪恶感。
事实上，拥有这段经历的幸存者在返回家园之后，时常会让自己忘记当时的誓言。而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一些重要的时刻，他会履行自己曾经的誓言：赞美哪怕是最小的一块面包，赞美在床上睡觉，赞美不用被点名，赞美不再受死亡的威胁。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包括不幸。在上一个演讲中，我曾指出与一个人不相干的一切都被熔化了，即使是他的抱负也未能幸免。而剩下最多的是渴望：对自我实现的高度渴望。这也是自我实现最基本的形式。
毫无疑问，大家已经意识到，关于这个话题的探讨已经接近尾声，同时相信大家也意识到了探讨的局限性。这时，没有哪个讲话、哪个演讲能够帮助我们更进一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行动，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
我们探讨的只是日常生活，所以才有了之前提到的“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学”。希望大家现在能够准确地理解这句话：把每一天（看似灰色的、平庸的、普通的一天）变得透明，以便透过它看到永恒。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归根结底，我们必须指出永恒会转回现世，转回日常生活，转回有限与无限之间持续存在的一点。我们在这一世创造、经历和遭遇的就是我们为永恒创造、经历和遭遇的。就对某一件事负责而言，我们如同历史发生过的一样，面临这样一个难以抗拒的事实：已经发生的事无法从这个世界中清除。与此同时，也有一种力量在吸引我们履行自己的责任——将尚未发生的事情带到这个世界。
我们每个人必须把这种思想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这样，日常生活就变成了现实本身，现实进而又为行动提供了可能性。所以说，“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学”只在一开始的时候脱离日常生活，随后便会自觉、负责任地回归日常生活。
一路上引领我们向前的、帮助我们的，那些曾经引领我们或正在引领我们的，正是乐于承担责任的思想。而普通人在多大程度上乐意承担责任呢？
责任是一个既吸引人又令人抗拒的东西。这句话说明，人类身上有一股反对的力量阻止他们承担责任。的确，责任有一些深不可测，我们看得越久，想得越深，就认识得越清楚，直到最后头晕眼花。如果深入探究人类责任的本质，我们就会畏缩，因为人类责任有糟糕的一面，也有光荣的一面。
糟糕的一面是，时时刻刻都清楚自己对下一刻负有责任。我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无论大小，都是永恒的决定，每时每刻，我都可以实现这一时刻的可能性，或者丧失机会。每时每刻都包含千万种可能性，而我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来实现。选择一种可能性的同时，我等于是在对其他所有的可能性判处极刑！
但光荣的一面是：尽管程度非常小，但不论是我自己的未来，还是周围事物的未来，这些未来每时每刻都依赖于我的决定。我通过决定所实现的东西或者说带到世界上的东西，都被保存到了现实中，以此免受瞬时的破坏。
一般人都懒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要进行责任教育。当然，人们的担子很重，所有人不仅要认识到责任，还要承担责任，这的确很难。但我们要努力对责任说“是”，对生命说“是”。有一批人历尽艰难也始终说“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们唱到“我们仍然想对生命说‘是’”，他们不只是唱唱而已，也的确在很多时候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以及其他几个集中营中，包括我在内的囚犯们，都是如此。他们在极端恶劣的内外部条件下做到了这一点，相关描述已经很充分了。那么，在今天相对舒适的环境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在任何处境下，对生命说“是”都是有意义的，也是有可能的。
以上三个演讲的终极目的是告诉大家，即便经历了苦难和死亡（第一个演讲），经历了肉体和精神疾病的折磨（第二个演讲），或者遭遇了被迫进入集中营的命运（第三个演讲），无论如何，都始终要对生命说“是”。
[1]埃米尔·乌提兹（Emil Utitz），心理学与美学教授。——编者注
[2]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德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编者注
[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