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谈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只是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及如何让这种谈论成为可能。在某些方面，今天要容易得多：我们现在再一次可以自由地谈论如此之多的事情——那些与人类存在的意义、价值以及人的尊严有内在联系的事情。然而，在其他方面，我们很难谈论意义、价值和尊严。我们必须问自己：今天还能如此轻易地使用这些词吗？这些词的真正含义难道没有受到质疑吗？近年来，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太多的负面宣传对它们想要表达的或曾经想要表达的一切进行抨击吗？
实际上，最近几年的宣传反对任何意义，反对存在本身的价值，因为存在本身已经受到了质疑！事实上，这些宣传试图证明人的生命是无价值的。
自康德以来，欧洲思想成功且清晰地陈述了人类的真正尊严：康德本人在他的绝对命令[1]的第二条表述中说，万物皆有价值，但人还有尊严——人永远不应该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在近几十年的经济体系中，欧洲的大多数劳动者已经变成一种手段，变为单纯的经济生活工具。工作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不再是生活的手段，甚至不再是为了获得食物的手段，而是一个人和他的生命、他的活力以及他“作为人的力量”，工作变成了一种目的。
接着，战争爆发了。在这场战争中，这个人和他的生命甚至成了死亡的手段。然后是纳粹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即使是那些被认为只配得上死罪的人，也被充分利用到了绝对的极限。生命是多么地被贬低，人类是多么地被贬低啊！为了便于我们做出判断，请试着想象一下，一个国家打算以某种方式利用所有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利用他们的劳动力，让他们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许是因为考虑到，这比立即杀死这些囚犯，甚至喂养他们一辈子更明智。在纳粹集中营里，我们不是经常被告知，我们“不配喝汤”吗？这种汤是作为一天中唯一的一餐分发给我们的，而我们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换取它。我们甚至还要在不值得被可怜的同时，被迫做出优雅的姿势，接受这个不应得的“礼物”：当汤被分发到每个人的手中时，每个“犯人”必须脱帽致敬。就像我们的生命根本不值一碗汤一样，我们的死也不值一颗子弹，只要一些齐克隆B（Zyklon B）就可以了[2]。
最后，是在精神病院。在这里，很明显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再具有“生产性”，那么即使只是以最悲惨的方式活着，他也会被宣布为“不配活着”。
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在那时，即使是谬论也在被传播。这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在人们的生活态度中，几乎没有任何相信意义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典型的战后时期。虽然我在这里用的是一个新闻术语，但当今普通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被最准确地描述为“精神被轰炸了”。这本身已足够糟糕，更糟糕的是，我们同时在被压倒性地支配着，与此同时，我们会感觉自己依旧生活在战前时期。原子弹的出现加剧了全球范围内对灾难的恐惧，一种世界末日的情绪占据了即将结束的第二个千年。我们已经从历史中知道了这种世界末日的情绪，它存在于第一个千年的开始和结尾。众所周知，20世纪有一种“世纪末日”的感觉，这并不是唯一的失败主义，所有这些情绪的根源在于宿命论。
然而，有了这种宿命论，我们就无法进行精神重构，因此我们必须暂时克服它。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牢记一件事：今天，我们不能乐观地把近些年的变化所带来的一切都交给历史。我们变得悲观，变得不再相信进步本身，不再相信人类的高级进化可以自动成功。盲目信仰自动进步已经成为今天那些自鸣得意的自大分子的问题——这种信仰是反动的。今天，我们知道人类能做什么。如果人们在过去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和现在对周围世界的感知之间，存在根本上的心理差异，那么对这种差异的最好解释如下：在过去，激进主义一直与乐观主义相结合；而现在，激进主义需要悲观主义。因为今天，每一次冲动的行为都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产生：没有任何形式的进步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今天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决定了什么是“进步”以及“进步”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可能取得内心的进步，而大众的进步最多由技术的进步组成，只有我们生活在技术时代，这种“大众的进步”才会令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现在的行为只能来自我们的悲观主义，我们仍然只能从怀疑的角度把握生活中的机会，而以前的乐观主义只会使我们陷入自满并引发宿命论，尽管会陷入一种乐观的宿命论。但是，请给我一个清醒的行动主义，而不是玫瑰色的宿命论！
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念应该有多么坚定，才能不被这种怀疑和悲观粉碎。如果这种信念能够接受和承受这种怀疑与悲观，我们又该如何无条件地相信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呢？此时此刻，当我们只能将信念诉诸理想主义或热情时，却发现所有的理想主义都已如此令人失望，所有的热情都已被滥用。最有可能找到理想主义和热情的是年轻一代，但是现在这一代人，今天的年轻人已不再有任何榜样。这一代人不得不经历太多的外部的动荡，而动荡的后果则是内部的崩溃。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我们不能如此理所当然地指望他们保持理想主义和热情。
几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方案、口号和原则都完全丧失了信誉。任何事物都无法生存，因此，当代哲学认为世界是没有实体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通过这种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通过“新客观主义”的清醒性，我们发现目标已不再是“新的”，而是变老了，我们必须为新的人性而奋斗。过去这些年的所见所闻无疑使我们不再抱有幻想，但它们也向我们表明，对人类而言，什么仍然有效，它们告诉我们，一切取决于个人。毕竟，一切过后剩下的是人，其他的一切无论是金钱，健康还是社会关系，都已化为虚无！人类不仅在最近的、过去的肮脏中生存了下来，也被留在了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中。（例如，在巴伐利亚的某个地方，一位营长偷偷地用自己口袋里的钱，到附近集镇的梅西街为“他的”俘虏买药；而在同一个集中营里，集中营的长者自己也是一名囚犯，他却用最骇人听闻的方式虐待集中营里的其他囚犯。这一切都取决于个人！）
剩下的只有人——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在那些年里，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金钱、权力、名望；生活、健康、幸福；虚荣、野心、人际关系；等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问题。所有不必要的东西都被烧焦了，所有不必要的东西都化为了灰烬。归根到底，人还是他原来的样子：只是群众中的一员，因此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一个无名氏，是一个无名的东西，这个“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囚犯编号。否则，他就会成为他本质上的自我。所以到最后，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做决定呢？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存在”（人类的赤裸归咎于此），只不过是一种决定。
然而，帮助人类做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是他人的存在，特别是榜样的存在。这比任何谈话或写作都更有成效。因为存在总是比语言更重要。我们有必要扪心自问，“他人的存在”这一事实是否比写书或做讲座重要得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存在行为中实现这些内容，实现的方法也更有效。
当然，那些能够只因存在而起作用的模范人物是极少数的。我们的悲观主义知道这一点，但这正是激进主义与悲观主义同时存在的很重要的原因：这恰恰构成了少数人巨大的责任。一个古老的神话告诉我们，世界的存在只建立在36个人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只有36个！虽然是极少数人，但他们确保了整个世界道德规范的存在。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一旦这些个体中的一个被识别出来，可以说，在被周围环境和人类同胞注意到之前，他就被“孤立”了，然后马上就“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样表达，我们就不会存在理解偏差：一旦注意到榜样中有任何教育倾向，我们就会开始感到愤恨，因为人类不喜欢像孩子一样被教导。
这一切证明了什么？过去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两个问题让我们确定了两件事：第一，一切都取决于个人，不管他有多少志同道合的同伴；第二，一切都取决于每个人是否用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语），创造性地使生命的意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成为现实。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近代的消极宣传，即反对“无意义”的宣传，我们希望新的宣传方式必须首先是充分表达个人观点的，其次是积极的。只有这样，它带来的整体影响才是积极的。
我们最初的问题是：在哪种意义或精神层面上，一个人现在仍然能够成为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倡导者。但是，当我们谈到存在的意义时，存在的意义便受到了质疑；一旦我们明确地问起它，不知为何，它就已经被怀疑了。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怀疑很容易导致绝望。在决定自杀时，人们就会产生这种绝望的念头。
我们在谈论自杀时，必须区分四个基本的内在自杀意愿的产生原因。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第一，对一些人而言，自杀可能是一种后果——主要不是精神层面的，而是生理层面、身体层面的状态的结果。这类人包括那些经历了生理折磨导致的精神状态变化并试图自杀的人，他们几乎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当然，这种情况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外。
第二，一些人自杀的决心大小取决于自杀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大小：那些想报复别人的人，他们希望自己的复仇导致其他人的余生都被负罪感所累，他认为其他人必须为自己的死亡感到内疚。我们在考虑生命的意义时，也必须排除这种情况。
第三，有些人的自杀欲望来自对生活的厌倦。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疲劳是一种感觉，感觉不是原因。一个人感到疲倦，感到筋疲力尽，并不能成为他们停止前进的理由。相反，一切都取决于坚持是否有意义，克服疲劳是否值得。这类人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有关生命意义的答案，即让他们在持续厌世的情况下继续生活的答案。因此，这并不是对继续生活的反驳，这类人只有在认识到生命非必要条件的意义时，才有可能继续活下去。
第四，事实上有些人属于这一类，他们寻求自杀，因为他们不相信活着的意义，不相信生命本身的意义。这种动机导致的自杀通常被称为“资产负债表自杀”。因为这种情况几乎是由所谓的消极生活平衡造成的。这类人会创建一个“资产负债表”，比较他们所拥有的（贷方）和他们认为应该拥有的（借方）。他们会计算、权衡生活还欠他们什么，以及还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好处，然后他们计算出的负值将诱使他们自杀。为了探究具体的计算过程，现在，我们开始检查这张资产负债表。
通常，贷方列有所有的苦难和痛苦，借方列有一切没有得到的幸福和好运。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逻辑如果用于衡量人生，是不正确的。因为俗话说：“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享乐。”在存在与应当存在的双重意义上，我们都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任何没有亲身感受过的人，不妨参考一位俄罗斯实验心理学家的著作，他曾经在书中证明，通常人们经历的不满意的感觉会比快乐的感觉多得多。因此，人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只为了享乐而生活。但享乐是必要的吗？是生命的全部吗？让我们想象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在行刑前几小时，他被告知可以自己决定最后一餐的菜单。看守进了他的牢房，问他想吃什么，比如各种美味佳肴，但是这个人拒绝了看守的所有建议。他心里可能在想：“是否把美味的食物塞进胃里完全无关紧要，因为几小时后，我就会变成一具尸体。甚至大脑神经是否还能感觉到快乐似乎也毫无意义，因为两小时后，我的身体将永远被摧毁。”
每个生命都将面临死亡，如果这位死刑犯的想法是对的，那么所有的生命都毫无意义，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只为快乐而奋斗，只追求尽可能多的、最高程度的快乐，我们就会发现，快乐本身不能赋予我们存在的意义。因此，缺乏快乐也不能剥夺生命的意义，这在我们看来应该已经很明显了。
有一天，一个自杀未遂的人告诉我，他当时的想法是先出城，然后饮弹自尽。但在实施时，由于时间太晚，有轨电车已经停运，他觉得有必要打车，这时，他发现自己为不想把钱浪费在乘坐出租车上而烦恼，最后他不可避免地因自己在临终前还会有这种不安而失笑。对这个一心想自杀的人来说，在面对死亡时吝啬金钱，一定是毫无意义的。
泰戈尔把人类对追求生活幸福的失望表达得多么美妙，他在这首诗中这样说道：
我睡去，
梦见生活就是享乐；
我醒来，
看见生活就是责任；
我工作后领悟到，
原来责任就是快乐。
通过这一点，我们表明了将在今后的研究中指引我们进步的方向。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生命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巨大的义务。生活中当然也有快乐，但生活中的快乐不能被追求，不能被“意志化”为快乐，相反，它必须是自发产生的。事实上，它确实是自发产生的，就像一个自然出现的结果一样。幸福不应该也永远不会是一个目标，它只会是一种结果。在泰戈尔的诗中，结果被称为责任（我们将在后面对此定义进行详细阐述）。从这个意义来说，无论如何，所有为幸福而奋斗的人，都注定会失败，因为通常好运只能落在自己的怀里，永远不能因被追求而得到。索伦·克尔凯郭尔说过一个睿智的寓言：通往幸福的门总是“向外”拉开的，也就是说，当人们试图推开通往幸福的门时，它反而会关上。
有一次，有两个厌世的人（一男一女）碰巧同时坐在我的对面。两人一字一句地一致表示，他们的生活毫无意义，他们“不再对生活抱有任何期望”。不知为何，两个人的观点似乎都是对的。然而，事实与之相反，我很快就发现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们：对男人来说，有一项未完成的科学工作；对女人来说，有一个住在国外的、似乎遥远而无法触及的孩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正如我们评价康德时所说的那样，“进行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是有帮助的。这是一个180度的概念转变，在认同了这一点后，问题就不再是：“我能在生活中期待什么？”而是：“生活对我有什么期望？生活中有什么任务正在等着我呢？”
现在我们也明白了，归根结底在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没有用正确的方式被提出。如果以一般的方式提问，我们就会发现：不是我们被允许去问生命的意义，而是生命在提问，在把问题指向我们。我们是被质疑的人，是必须回答的人，我们必须回答生命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与基本的“生活问题”。生活本身意味着被质疑，而我们所有的回答都只不过是对生命的回应，对生活的负责。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没有什么能令我们害怕，我们没有未来，因为现在就是一切，因为今日包含生命永恒的新的生活问题。现在的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对我们的期望，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关于这一点，我经常讲多年前刊载在报纸上的一则短篇故事。
一名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被驱逐到魔鬼岛，而恰巧“利维坦”号船在公海上发生了火灾。由于灾情严重，囚犯们被组织参加营救工作，这名囚犯救了十个人并因此被赦免了。如果有人在这名囚犯上船之前，在马赛的码头问他，继续生活对他是否有任何意义，他一定会摇头，那么我问你，他可能在等待生活中的一些什么呢？就像“利维坦”号上那个救了十个人的囚犯一样，谁也不知道我们等待的是什么，它会在哪个重要的时刻，在哪个独特的机会中以哪种特殊的方式出现。
生活向我们提出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能够认识到当下的意义。此外，生活提出的问题不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也会因人而异：每个人在每一刻的问题都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意义的问题如果不具体到此时此地提出，就会显得过于简单。在我们看来，如果不是聚焦于具体某时某刻的“生命的意义”，那就像记者在采访一位国际象棋冠军时问“现在请大师告诉我，有没有哪一步是最好的”一样幼稚。除了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游戏情境或一盘棋的格局之外，会有一种走法，一种特定的走法是好的，甚至是最好的吗？
很多年前的一天，当我准备在某个地方举办一个关于生命意义的小型研讨会时，一位天真的年轻人对我说：“嘿，弗兰克尔，希望你别生我的气，我今晚被邀请去见我未来的岳父岳母，因此不能留下来听你的讲座，请你快点儿告诉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无论现在等待我们的是什么，这个特定的“时刻挑战”可能需要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答案。首先，我们的答案可以是积极的回答，我们通过行动给出答案，用已做出的行动或创造的作品回答具体的生活问题。但与此同时，一些事情也会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所以，现在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最好用一个具体的经历给出答案。有一天，一位年轻人坐在我的面前，他刚刚质问我生命的意义是否存在。他的论点如下：“你说得很容易，你建立了咨询中心，帮助人们，帮助他们理顺生活；但我是谁，我只是一个裁缝助理。我能做什么，我如何通过行动赋予我生命的意义？”他忘记了，人在生活中的位置或从事的职业，从来都不是问题，一切的关键在于他如何在生活中占据自己的圈子，填补自己的位置。人生是否圆满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行动半径有多大，而取决于他的圈子是否被填满。
在他独特的人生境遇中，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不可模仿的，不仅仅对他而言是这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生命赋予他的任务只属于他，也只有他需要完成这些任务。一个没有充分完成自己相对而言更大的生活圈的人的生活，不会比一个真正满足于自己更紧密的圈子，并在圈子中找到任务的人更充实。在特定的境遇中，即使身为裁缝助理，他也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而且，那些他已经做的和没有做的事情，可以让他拥有比他羡慕的人更有意义的生活（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在生活中有更大的责任和不公正）。
“那么，失业者呢？”你现在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对意见，但你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一方面，工作并不是我们能够积极赋予生活意义的唯一领域。只有工作会让生活有意义吗？让我们问问那些并不是无缘无故向我们抱怨的人，他们的工作（通常是机械类的工作）是多么的没有意义，他们的工作只有无休止地累加数列，或没完没了地在生产线上单调地推拉机械杠杆。这些人只能在他们有限的空闲时间里让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另一方面，失业者拥有丰富的自由时间，也有机会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但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我们如此天真，会低估经济方面的困难与绝望，或者在这种情况下的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先填饱肚子，再讲道德”能带我们走多远。我们不再抱有幻想，但我们知道，没有任何道德准则就狼吞虎咽是多么毫无意义，这会对只注重消费的人带来多么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我们知道“道德”有多么重要：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坚定生命无条件存在意义的信念，都能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因为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现实：如果饥饿有目的或意义，人类就真的做好挨饿的准备了。
然而，我们不仅目睹了让没有“道德”的人挨饿是多么的困难，也发现了在让这类人挨饿的同时，还要求他遵守道德，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有一次，我不得不向法庭提交一份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的精神病学报告，这个男孩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偷了一个面包，而法庭提出了一个确切的问题：这个男孩是否“低人一等”。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为低人一等。但我在写这份报告时，并没有同时解释道，在他那时所处的特殊情景下，他必须是“高人一等”的，才能经受住诱惑！
不是只有行动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负责任地回答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同样可以探索生命的意义。我们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积极的行动者，还可以作为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来满足存在的必要性：在我们对美好、伟大的爱的奉献中。我可能应该试着用一些众所周知的话来解释一下，如何、为什么感受美能让生活变得有意义。但我更希望你能沉浸在以下的思维实验中。不论在心理上认为这有多么不可能，都请你想象一下，你正坐在音乐厅里，聆听自己最喜欢的交响乐，它在你的耳边回响，你沉浸在音乐中深受感动。此时，有人问你，你的生命是否有意义。如果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给出一个答案，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回答，答案是：“此刻是值得的！”
那些在体验自然而非艺术方面经验丰富的人，可能会有类似的反应，那些体验过另一种人生的人也是如此。我们难道不知道，当我们面对一个特定的人时，那种压倒我们的感觉吗？这种感觉大致可以概括为：只是“这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这件事，就使这个世界和其中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我们通过行动赋予生命意义，但也通过爱，最终通过苦难赋予生命意义。因为人类处理痛苦的方式的限制，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爱的能力可能会被影响。但他们面对的这些限制，就像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一样，让他们仍旧活得有价值。
所以，如何应对困难才能真正体现我们是谁，也能让我们活得有意义。我们不应该忘记体育精神，不应该忘记那种独特的人类精神！运动员除了为自己制造困难，还能做些什么，来让自己通过克服困难而成长呢？当然，总体而言，为自己制造困难是不可取的。只有当这种不幸通过命运而来，不可避免、不能忽视时，这种不幸造成的痛苦才是有意义的。
换句话说，如命运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肯定会以某种方式塑造我们。歌德[3]曾说：“任何困境都可以因成就或耐力变得高尚。”我们要么改变命运（如果可能），要么接受命运（如果是必须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只能通过这种不幸经历内心的成长。现在我们也明白了霍尔德林[4]的这句话：“如果我遭遇不幸，我将站得更高。”
人们只是抱怨他们的不幸或他们的命运是一件多么误入歧途的事啊。如果没有命运，每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不是在它的锤击，甚至是在它的折磨下，我们的生存还能有什么形式呢？那些反抗命运的人，那些在他们无法获得帮助，也肯定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依旧反抗命运的人，没有领会命运的真正含义。命运真的是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它是最微小的一部分，也不能在不破坏整体的情况下，从这个整体中，即从我们存在的结构中分离。
所以，命运是生活的一部分，苦难也是。如果生命有意义，那么苦难也有意义。因此，必要、不可避免的痛苦也有可能有意义，并且，这种认知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欣赏。几年前，我听说英国童子军组织为三名男孩颁发了最伟大的成就奖，他们因什么而获奖呢？三名男孩虽然病入膏肓躺在医院，但仍然勇敢而有尊严地忍受着沉重的命运。这个奖项表明我们共同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承受命运中的真正痛苦是一种成就。实际上，这是最高的成就。因此，如果更仔细地研究，我们会发现上文引用的歌德句子所给出的另一种选择不再是完全正确的，这不是成就或耐力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忍耐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就。
在我看来，关于真正的苦难中的精髓，也许里尔克[5]的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他曾经喊道：“我们必须经受多大的痛苦！”德语只有“工作到底”这个词广为人知。但里尔克意识到，我们人生中有意义的成就也可以在苦难中实现（当然也可以在工作中实现）。
不管怎样，一次只能用一个选择赋予生命意义，赋予当下意义。因此，在任何时候，我们只需要对生活每一次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进行回答，并做出决定就好。由此可知，生命总是在为我们提供让生活充满意义的可能性，总有一种选择是有意义的。我们还可以说，人类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只要我们还在呼吸，只要我们还有意识，我们就有责任回答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一旦我们认同人类这一伟大的基本真理，上文所说的一点儿就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作为人，就是要有意识和有责任感！
但是，如果生命总是因可能性而有意义，如果它只取决于我们是否在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不断变化的意义，如果实现生命意义这件事完全是我们的责任，也只需要我们的决定，那么我们也肯定知道一件事，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放弃生命。自杀绝不是任何问题的答案，自杀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早些时候，我们用象棋比喻人在人生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因为人总是面临生活中的问题，就像走一步象棋一样。我们想说明生活中的问题如何才能被视为一个具体、特定的问题，一个与另一个人、另一个情景、另一个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时刻相关的问题，一个此时此刻存在于此的问题。因此，再说一次，我们必须把国际象棋当作一个比喻，必须明白，试图通过自杀“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是多么的荒谬。
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位棋手遇到了一个关于象棋的难题，他找不到答案，这时他会怎么做？把棋子从棋盘上摔下来？这能解决象棋的问题吗？当然不能。
自杀行为也是如此：他抛弃了自己的生命，并认为自己由此找到了一个似乎无法解决的人生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对生活规则的蔑视。就像上文中我们提到的棋手把棋子摔下棋盘，无视棋局规则一样。这种规则是什么呢？在这种规则下，一个棋局问题可以通过移动一个骑士、一个城堡或任何一个棋子解决，至少是通过一个简单的下棋步骤，而不是通过落子之外的行为解决的。而现在，自杀无视了生命游戏的规则。其实这些规则并不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但确实要求我们永远不要放弃战斗。
也许现在有人会反对这种观点，这些人承认“自杀行为违背了所有的理由”，但他们认为“面对最终不可避免地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的死亡，生命本身难道不是毫无意义的吗？死亡难道不会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从一开始都显得毫无意义吗？（因为没有什么能不朽）”我们可以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扪心自问：“如果我们是不朽的呢？”对此，我们可以给出答案：如果我们是不朽的，那么我们可以推迟一切事情，真正地推迟一切事情。因为无论我们现在、明天、后天、一年、十年或任何时候做一件事，都没有区别。没有死亡，没有尽头将笼罩着我们，我们的可能性不再是有限的，现在我们可以毫无理由地做一件特定的事情，或者让自己妥协于刚刚经历的事，因为我们有时间，我们会有无限的时间。
但事实与此相反，事实也只有一个，即我们是凡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这个事实使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开发一种可能性，并且投入我们的时间实现它，让它成为现实，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死亡成为我们这样做的动力，因此，死亡也构成了我们的存在行为应成为一种责任的前提。
如果我们以寿命的长短来看待事物，那么，从本质上讲，事物可能会被证明与人类生命的寿命长短无关。生命的持续时间长，并不能自动使它有意义，生命的持续时间短也不会使它没有意义。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比作一本书，我们也不会以书的页数来判断书的深度，通常我们只会看这本书所包含内容的丰富程度，人的一生也是如此。
这时，我们也应该在这里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没有生育后代的人，他的生命是否仅仅因为这个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对此，我们可以回答：一个生命，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必须保持它的意义。如果不参与这种复制、繁衍，不参与我们称之为高度虚幻的生物学的“永生化”，这个独立的生命就没有意义，那么这个生命也永远不可能仅仅通过繁衍寻求“永生”并获得意义。因为使原本“无意义”的东西永生这件事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就像人类的苦难一样，死亡是生命中有意义的一部分。苦难与死亡都没有剥夺人类存在的意义，而是使其有意义。而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性、生命的不可挽回性，以及我们在生命中所实现或未能实现的一切事物的不可挽回性，赋予我们存在的意义。但个体生命不仅仅因整体的独特性而被赋予重要性，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个时刻的独特性也是如此。个体生命代表着某种东西，使我们的存在承载着可怕而美丽的责任重担！任何一个我们感到不满足或不完全满足的时刻，都被剥夺了，被“永远”剥夺了。相反，如果我们抓住这一时刻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将其放进现实，那么它就只是通过成为过去而被“抵消”了。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时刻确实被保存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曾经”也许是最安全的存在形式。因为以这种方式保存的现实，暂时不会再受到伤害。
从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生命在本质上是短暂的，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避免。当生命结束时，还有多少东西能被保存！生活还会留下的，我们还会留下的，能比我们的生命更长久的，是我们在世时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会继续发挥作用，对我们产生影响并超越我们自身。生命的影响变得无形，变得像镭一样，在镭的“寿命”（众所周知，放射性物质的寿命是有限的）中，其物质形式不断地转化为辐射能，并且永远不会回到最初的物质属性。我们自身散发的“电波”向世界产生的“辐射”，是在我们身体逝去时，还会留下的东西。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诡计）可以展示我们的存在所承载的责任有多么沉重。我们只能满怀喜悦地面对这种责任，却始终不知如何正确承担它。这里有一种假设，即名为“如果”的公式，它在形式上类似康德著名的格言：“像你是第二次活着那样生活，像你第一次做错了事情那样生活，像你现在就要做的那样生活！”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在遥远的未来可能也要面对死亡，但死亡不是唯一让我们的存在变得有意义的事情。本质上，“生命是有限的”使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我们的个人生活变得有意义。这意味着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的内在存在局限性，这些事实可以在人类的不同特征中看到。但是，在我们考虑自己的不完美有何意义之前，我们必须先探索一个问题：人类对自己的不完美和不足之处感到绝望，这种绝望是否有存在的理由？因为我们必须问一问：那些用“应该怎样”衡量自己“存在”的人，那些用理想衡量自己的人，是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他可能对自己感到绝望，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他的绝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他们取得胜利的权利。如果这些人认为自己一文不值，也没有理想，他们还能坐下来评判自己吗？一旦他们察觉到理想的存在，他们与理想的距离不就证实了他们并没有完全背离理想吗？
现在，对不完美和特定失衡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完美，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不完美。虽然每个人都不完美，但却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以积极的方式表达，每个人都可以变得不可替代，变得无法被其他人取代，无法改变。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引用一个生物学领域的模型。最初，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细胞被认为具有任何能力，一个“原始”细胞可以做任何事情，它可以进食、移动、繁殖和以某种方式“感知”环境等，而单个细胞只有在细胞进化为更高形式的有机细胞群的缓慢进化过程中，才会变得专门化，这个过程会使单个细胞最终只被用于实现某个单一功能。根据整个有机体逐步分工的原则，细胞以其能力上的普遍适用性为代价，获得了相对功能上的不可替代性。举例来说，一个来自视网膜的细胞不再进食、不再移动，也不再繁殖，但它还能做一件事——看见事物（并且可以做得非常好）。因此，它在特定的功能中变得不可替代。它不会被皮肤细胞、肌肉细胞或其他细胞取代。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生命的严肃性证明了寻找意义的必要性，因为生命的严肃性证明了我们存在的唯一性和我们的责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人类不完美的本性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了我们本质的、内在存在的个性正在被积极地看待。然而，这种积极的价值观不只基于不完美的个性本身产生，与单个细胞对整个有机体的功能价值类似，每个人的独特个性都通过其与整体（即人类社会）的关系获得价值。只有当个性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而是为了人类社会而存在时，个性才是有价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每个人的指尖上都有完全不同于他人的纹路，这种独特的纹路只与犯罪学家进行犯罪研究或对特定罪犯的调查有关。但每个人的这种生物学上的“个性”并不能自动让人变成一种拥有特有人格的人或一个更鲜活的人，它的独特性必须对社会产生价值，因为只有这时，它的独特性才能发挥价值。
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公式总结存在的独特性和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是“为了谁”。换句话说，这种独特性是专注于他人和社会的——这个公式可以提醒我们，人类对生命的严肃性负有可怕而光荣的责任。正如那句被希勒尔[6]当作座右铭的名言：“如果我不做，还有谁会做？”但如果我只为我而做，那么我又是什么呢？如果我现在不做，那么我什么时候做？“如果我不做”，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如果只为我而做”，这就是无价值和无意义的独特性，除非它是一种“服务性”的、为他人而做的独特性；“如果我现在不做”，这就是每个个体所面对的情况的独特性！
现在总结一下关于“生命的意义”的话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命本身意味着被质疑，意味着回答生活提出的问题，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负责。对我们来说，生活不再是一种给予，因为生活会赋予我们任务，生活的每一刻都是一项任务。因此，这意味着生活越困难，就越有意义。运动员和积极探险的攀岩者会向困难发起挑战。当攀岩者在岩石中发现另一个困难、发现一个更困难的任务“变种”时，他会有多么高兴啊！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类人的生命意义。在他们对“存在的理解”中，他们比仅仅把自己的生命理解为一项任务的人走得更远，因为他们体验到了“赋予”他们任务的生命真谛以及生命的神圣之处！换言之，这类人将他们的生活视为神圣的使命。
总而言之，关于“生命的价值”这个问题，我们能说些什么呢？赫贝尔[7]的话也许最恰当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生活不是某件事，而是能去做某件事的机会！”
[1]绝对命令又被译为“定言命令”，是指德国哲学家康德用以表达普遍道德规律和最高行为原则的术语。“命令”，即支配行为的理性观念，其表述形式有假言和定言两种。命令的经典表述为，除非想要自己的准则变为普遍规律，否则你不应该行动。其中第二条准则的内容是：“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视为工具，而应该永远认同‘自身就是目的’。”这是道德准则在质料方面的要求。它是依据第一条准则推衍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存在”这件事本身就是目的，具有价值。因此，以普遍化原则推之，他也应该同等对待其他理性存在者。——译者注
[2]是一种剧毒气体的商标名，最初是一种杀虫剂，由氰化氢制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用来在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中进行大规模屠杀，约有250万战俘和平民因此被杀害。——译者注
[3]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德国作家、科学家和政治家。
[4]弗里德里希·霍尔德林（1770—184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
[5]赖内·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
[6]希勒尔·哈·撒极（Hillel H-Zken），习称大希勒尔。
[7]弗里德里希·赫贝尔（1813—1863），德国诗人和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