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过了一年，我又搬到了宾川，开了一个小吃店。这段日子我过得很快乐——不是兴高采烈的那种快乐，而是心平气和的那种快乐。不过偶尔我也会兴高采烈，比如有写作的朋友来找我玩的时候。这些朋友有的如今还在写，有的则已经不写了。截至现在，我还不认识光靠写作能养活自己的人，无论是网上还是网下，我一个都不认识。
谋生
到了上海后，我先找了一份便利店的工作，但干了还不到十天，就被附近一家自行车店的老板挖了过去。在自行车店上班要比在便利店有趣，工资也更高，但工作时间比较长，每天在“996”的基础上还要加班。
最初的几个月我过得很愉快，店里的同事都很年轻，而且大多比较单纯，老板对我也很友好。当时我对竞技自行车一点也不懂，但他们都无私和耐心地指点我，老板还送我到我们品牌在张江高科的总部参加培训。不过蜜月期总是短暂的，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我的同事们都对老板很不满。我的老板其实才接手这个店不久，她刚辞了外企的工作，全心来打理自己投资的店。她曾经告诉我，当时我们品牌的所有加盟店，只有她一家是投资人亲自经营的。或许老板和员工一起干活儿就容易出问题，而且她真正擅长的其实是销售工作，在竞技自行车方面不具有专业技能，对于如何运营一个门店也并无经验和心得。她的一些做法其实挫伤了员工的积极性，但她好像并不清楚，或清楚但控制不住自己。于是她请来的员工都干不长久。而且越到后来，她能请到的员工素质越低。我或许是所有同事里对此最无动于衷的，因为我曾经和像她这样的老板打过交道，在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此外我在找工作这件事上不像他们有那么多选择，所以倒并不觉得这个老板太难相处。
我的同事在几个月内换了一茬又一茬，很快我变成了店里入职时间最长的全职员工。原本我还是个新人时，肩上没有什么责任，加上竭力避免卷入双方的矛盾，日子过得还算轻松。可是当我摇身一变成为“老员工”后，新来的同事认为我和他们利益一致，理应代表大家向老板争取权益，因为老板相对而言最听得进我的话。而老板又希望我和她站在一边，以“老员工”的身份带领新同事，她甚至征求过我的意见，想把我升为见习店长，方便我管束新同事。这个提议我连忙拒绝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置身事外，其间发生的很多事情，令我感到来自两边的压力越来越大。或许换了别人，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但我无法适应，非常难受。我不想辜负同事，也不想辜负老板，可他们就是不能和睦相处，我无论如何都得得罪一方。不久后我辞了这份工作，又只身回到了下关，这时是二〇一四年五月。
这次在上海我总共待了十三个月，对上海的总体印象很好。我在上海遇到的人也都很好，包括我的老板和同事，他们对我都不错，但他们对待彼此却不太好。一方面，我的老板对待我和对待其他同事是一样的，只是她的某些做法在我看来还可以接受——虽然也并不好受——而我的同事却都接受不了。另一方面，我的同事对待我和对待老板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毕竟在一个强势的老板面前，打工者之间经常会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情谊：他们把我看作自己人，而把老板看作是我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忍受的对象。不过说到底，他们并不缺少谋生的手段，或起码不像我那么缺少。
老好人
原本我也曾想过，在这家店多留一些时间，比如待上三五年，攒一些钱后再回云南，可是最后我只做了十三个月，这一切都像在重复我过往的经历——在这之前我已经做过十几份工作，没有一份能做得长久。那些工作有的本身就属于临时性质，但更多是因为我对人和人之间无法避免的纷争感到厌恶和怯惧。我在南宁的女装店里倒是待了两年多，但那只是因为我投了钱，不得不硬着头皮扛下去，结果到我后来离开南宁时，我发现社交恐惧症的大多数症状在我身上都出现了。我的写作就是从离开南宁后开始的，这也就是说，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精神状态并不健康，这从我早年写的小说里就可以读出来。
不过，因为当年有论坛上的朋友提醒，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点。继而我感到强烈的羞耻——不是挫败，而是羞耻；我对成败并无执念，但对荣辱却有着病态的敏感。有时候我会把自己能力上的缺陷理解为品性上的缺陷。我曾经希望自己那些不成熟的少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或不能消失的话，起码也不要再和我扯上关系；我也常常幻想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重新开始。这些念头从我二〇一二年停笔离开广州前已出现，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消散。今天的我比过去几年更能包容自己早年的那些小说，因为我不再把写作看得那么崇高，也不再对自己报以不切实际的预期了。再说那些小说也并非写得一无是处——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我是诚实和认真的，只有处在当年的那种精神状态下，我才会写出那样的小说，今天的我就是想写也写不出来了，因为今天的我看待生活和看待自己的眼光已经改变。
如今我觉得写诗要比写小说纯粹，或者更容易做到纯粹，尽管我没有写过诗，暂时也没有写诗的冲动。我发现很多诗人写诗完全是有感而发，除此别无他图。而写小说的话，因为要处理更多方面的要素，完成一个作品用时也更长，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受到的干扰和诱惑也更多，也更难保持写作的诚实。我希望自己的写作像花开雪落，自然而然，不为别的目的，只为写出时的满足和愉悦。我更希望自己写下的每个句子和每个词，都落地生根，扎扎实实，不浮不饰。虽然上面说的这些我从来没有做到过，或许将来也很难完全做到，但这永远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完善自己、完善写作的方向。
在自行车店上班的一年多里，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总要斗来斗去，为什么不能互相体谅、互相尊重、和睦相处。这些内容我另外写过一篇单独的记叙文，在此不做探讨。我纠结于这个问题，自然是因为同事和老板间的斗争仿佛永无止境。当然，答案很简单：主要是因为利益。可是我尝试站在每个人的角度看，他们的做法似乎都有合理的解释。我发现人只要有私欲，就很难不露出丑态。可是也不能因此就否定私欲、压抑私欲，这不仅做不到，也没必要做到，因为那会背离人性。假如既要满足自己，又不损害别人，或者既做到诚实，又不被人讨厌，像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做到过，也没看到有人做到过。我想除非是在一场压倒一切的战争里，除了战胜敌人就再无生路了，那么人和人才有可能真正地团结起来。
我辞掉自行车店这份工作，以及比原计划更早地离开上海，主要就是因为我不懂如何避免卷入人事的纷争，这份工作本身对我是有吸引力的，或许虚伪才是这个社会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别的不说，起码我就经常虚伪，客观地说我是个老好人，我谁都不想得罪，这自然少不了要成天说违心话。不过我的虚伪往往是被动和防御性的，我并不想获得什么，而只是想保护自己或逃避困难。但我受不了主动和进取性的虚伪，这类人是我的天敌，我不具有和他们周旋的能力。所幸的是，这类人大多不会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因为我身上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从二〇一二年九月离开广州，到二〇一四年五月回到下关，这个时期我基本把写作搁下了。甚至在上海的一年多里，我连阅读都停止了，因为工作每天要占用我十几个小时，为了熟悉业务，下班后我还经常去骑车。哪怕在自行车店上班并不枯燥乏味，但高强度的工作仍令我感到身心疲惫，店里一言难尽的气氛更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于是在工余时间我根本就读不进书，也没有心情读书。当时我选择用慢跑来纾解郁闷，运动可以刺激我的内分泌，使我振作和愉快起来，而且它是免费的。
如今回想起来，当年我并没有因为停止了写作而感到焦虑，甚至都没有计划过何时重新动笔。由此可见，那时候的我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写作追求。在对待人生这件事上，我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的人。我没有考虑过战略，是因为我的人生本来就目的不明；既然没有目的，战略就无从设立。我没有什么很想做成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很想得到的东西。如前文所述，从小我的父母就没给过我压力，他们从没鼓励我去追求，包括没要求我努力赚钱。我们一家在广州没有亲戚朋友，因此也就没有攀比的心理。他们从不和我讨论我的前途，或为我出谋划策之类的。相反，他们长年累月孜孜不倦地向我灌输道德训诫。在他们的观念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满足自己，而是服从和不犯错，甚至连追求私欲都是可耻的。我记得在九十年代，他们在家里谈到单位有人下海或炒股时，那种语气和神情就像在谈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爱情与软弱
我这辈子从没在经济上宽裕过，但我从没因此感到自己不幸。当然，我也没有感到幸福。我好像对此麻木不仁，缺乏那种我在旁人身上经常能观察到的对幸福和不幸的敏锐反应。我也不清楚爱情是什么，在自己身上，我只能感觉到由内分泌驱使的生理冲动。而且我看到，除了人类以外，其他动物都不具有爱情。我们那些长着一张和猩猩相似的脸、身上披着厚厚的毛发的远古祖先也没有爱情。有的动物有固定的伴侣，但那不是爱情，而是繁衍策略使然。那么爱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从哪里冒出来的啊？我的看法是，爱情是文明的产物，但不是进化的产物。它是观念性的，而不是生理性的。我知道会有人不认同我的看法，因为有的人确实感觉到自己和伴侣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起码就我个人而言，譬如我有一把喜欢的菜刀，我用它用了很长时间，对它的一切已无比熟悉，乃至于我握着它的时候，它就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用它做菜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那么我也会对它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会觉得它不可替代，假如不幸失去了它，我会非常难过且无法适应。至于婚姻，它规定了法律层面的权利和义务；它很有用，但也仅仅是有用。众所周知，有用的事物是没有灵魂的。
我看到，从生理冲动到爱情再到结婚，就好比“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而离婚好比“失仁而后义”，不过这仍然比两个互相讨厌的人勉强凑在一起过日子好。以上主要是我从普遍观察中得到的认识，但不是我个人的生活实践。我会被所有长得好看的异性吸引，哪怕只是在大街上迎面走过的；我也会被网上没有见过面但才智或性情出众的异性吸引。但是不能和她们认识，我也没觉得十分遗憾。这辈子吸引过我的异性何止千万，我哪怕穷尽一生，又能满足自己几分之几？而那千万分之几的满足，价值终究微乎其微。人的欲望无穷无尽，遗憾本来就占绝大多数，我不过是从小接受和适应了这一点而已。当然这有可能仍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即我在潜意识里认定自己的追求会落空和失败，因此就习惯了主动放弃，以规避那些落空和失败带来的创伤。
哪怕是我认识到这一点，但心理机制是自发的，不受我的理智控制，我不懂得如何矫正它。而且真的有必要矫正吗？人的心理防御机制，难道不是一种抗体，而是一种疾病？我知道有人不会对这些感兴趣，他们认为这是逃避和软弱——这确实是逃避和软弱——出于对我的关心，曾有人善意地劝我：从你的安全区里走出来，勇敢地去追求，勇敢地享受成功，并勇敢地承受失败和痛苦，如此一生才会无悔无怨。可是，现在我好像也无悔无怨，那何必还要折腾一番？当然除非是我抱怨了，可是我没有抱怨。我不清楚那些人是否比我更幸福，但他们确实在精神上比我更强健。不过我不太确定，强健和羸弱究竟是一种优和劣的关系，还是仅仅是两种平等但不同的特质。
我认识一些渴望成功的写作者，也听说有些写作者就是想不做成任何事情。在感情和喜恶上，我更亲近于后者，因为前者似乎既迂腐又功利，哪怕他们是很好的人，对待朋友慷慨宽厚，对待社会守法负责，但这终究是一种狭隘。何况成功的标准外在于创作，一个写作者追求成功，往往意味着把自己的创作标准置于成功标准之下。不过假如想深一层，标榜对成功的反动其实也没有超脱于成功的迷思，否则人就理应既不渴望成功，也不反感成功；或既不刻意失败，也不逃避失败才对。说回我自己，我也做不到完全无视成败，但我确实一年比一年更不在乎成败。此外我其实也很迂腐，但我的迂腐和渴望成功的那种不是同一种。
因为内向和自卑，我不敢主动交朋友，我在写作方面的朋友，全部是对方先联系我，没有一个是我主动结识的，因此我的朋友非常少。而且和这些朋友保持联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我越是重视对方，就越是表现得拘谨。有时仅仅是回复一条简单的问候微信，我都要犹豫再三，琢磨好几个小时——甚至试过要隔一天才能回复。我一直被一种病态的羞耻感困扰：我极其介意别人对我的看法，这令我无法放松地与人交往。不过在面对我不那么认同或在乎的人时，我感觉就轻松多了。因此我宁愿亲近工作中认识的同事，和他们打交道我没有压力，我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他们对我的负面看法伤害不到我。
一定程度上，我选择以写作来表达，也是因为我仍然渴望真正的交流。写作不需要我即时地做出反应，它也不是一对一的形式，我甚至都见不到我的读者。在写作中，我反正一鼓作气地把内心想要表达的都表达了，至于读到的人会如何看我，那已经与我无关。这就像我在阅读的时候，进入我喜欢的那些作家的内心，并被他们打动一样。哪怕是有机会，我也不想和卡夫卡共进晚餐，不想陪托尔斯泰喝茶，不想跟塞林格在山道上偶遇，甚至不想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里坐在契诃夫的身边一起观看他的《海鸥》上演。我喜欢他们，但正因为喜欢，我不想接近他们。我想一定有人能理解我。
三个时期
今天，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二〇二三年一月。从我二〇〇九年十月开始写作至今，已经进入了第十四个年头。在这十三年多里，我经营过两次网店，开过一次小吃店，还从事过五份职业，这些是我的营生。而我的写作因此被分割成三个时期。第一段大约是从二〇〇九年十月到二〇一二年九月，这个时期我身在广州，不过到二〇一一年春节后，我其实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网店。第二段是从二〇一四年下半年到二〇一五年底，这个时期我在下关和宾川生活，摆过地摊也开过店。第三段则是从二〇二〇年初至今，我先是在北京经历了疫情防控的初始阶段，然后在二〇二一年九月移居到成都。
至今为止我从没试过同时兼顾工作和写作，因为受限于能力、经验和学历等，我只能找到工作时间很长的职业。比如我在上海的自行车店，以及后来在物流行业的几份工作，每周的工时都在七八十个小时以上。而我不是个善于管理时间的人，不过时间管理还不是主要的难题；难题是当我有一份工作的时候，或许我的性格、观念、意识等和大多数同事、客户差异较大——也可能和这些都无关，仅仅是人和人相处本身就是种互相折磨。
别人的情况我不清楚，反正我的情况是，我在工作中三天两头都会遭遇难受的事情。当然我会克制自己，不让情绪发作出来，这并不难做到，但是那些情绪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持续到下班之后仍影响着我。写作毕竟和跑步不一样，跑步可以作为一种宣泄——心里有情绪，跑起来反而有劲，跑完后感觉更爽——写作却需要一种稳定和专注的精神状态。在上班的日子里，我每天情绪都在波动，这种波动不仅反映在程度方面，也反映在性质方面。在浮躁的状态下写作本身就会干扰语感，而每天带着波动的情绪写作更是令这种干扰变得随机且混乱。
二〇一四年再回到下关，我换了一个住处——二〇一二年初次到下关时，我租住在洱河南边的城区中心，这次则租住在洱河北边的大关邑村。最初我想开一个卖零食的小店，可是没能找到合适的铺面；后来我放弃了这个主意，改为在下关摆地摊卖文具。就这样过了一年，我又搬到了宾川，开了一个小吃店。这段日子我过得很快乐——不是兴高采烈的那种快乐，而是心平气和的那种快乐。不过偶尔我也会兴高采烈，比如有写作的朋友来找我玩的时候。这些朋友有的如今还在写，有的则已经不写了。截至现在，我还不认识光靠写作能养活自己的人，无论是网上还是网下，我一个都不认识。我的朋友都有各自的工作，我和他们见面时也不谈写作，我觉得当着朋友的面谈自己的小说是一件难为情的事，我的朋友们好像也都这么认为。一般我们写好了就发到网上，彼此想读就读，不想读就不读，并不勉强别人和自己。
不久后，我就开始写起来了，这不是出于我的写作计划——我没有拟定任何计划——只是每当脑子里出现一个想法，我就赶紧记下来而已。这时的我不再在电脑里写，而是改在手机上写了。我觉得用笔记本电脑太庄重，当我在工作桌前正襟危坐时，我的语气或多或少会变得严肃和老气横秋。用手机则轻松随意得多，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写上几句，比如边摆地摊边写，甚至边走路边写，我发现自己的语感因此变得更活泼和开朗。我也确实写得很随意，篇幅比早几年写的短得多，也不求文章的结构精巧和完整。我写下的也不再是早年那种写实的故事，倒更像是一些臆想或妄想。此时我身上的写作抱负好像消失了，写作变成了自娱自乐；也可能是我意识到那种抱负背离我的初衷，而且不切实际。
如今回过头来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三个写作时期有多么不同。在心态上，第一个时期我刚从南宁逃回广州，当时我既焦虑又彷徨，甚至于悲观厌世。这段日子我过得很压抑，精神状态并不健康，我对写作的投入，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现实的厌恶。第二个时期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刚从上海逃回下关，但这时的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样子，对于未来也不再那么在乎了。当时我只想过得开心点，同时不损害别人就好，我也确实做到了。这时写作对我来说的确接近于自娱自乐，既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追求。第三个时期则从二〇二〇年年初开始，当时我身在北京，刚被任职的快递公司遣散，恰好又碰上新冠疫情暴发，社会上人心惶惶。我决定先不找工作，抓紧机会写些东西再说。
而在写作的内容和风格上，第一个时期我是“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认为写小说就是求真——因为真包含现实，且大于现实，现实是对真的断章取义。第二个时期我的阅读量增加了，眼界也开阔了，对写作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我开始尝试以非现实的情节还原现实经验，不过并没总结出什么方法，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灵感。于是我写得并不多，而且断断续续。此外我迷上了幽默化的表达：我要逗自己开心，也想逗别人开心，这成了我全新的写作动力——我甚至想从一切乏善可陈的事物里发掘出有趣好笑的一面。第三个时期，我的写作完全是无心插柳，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我意外获得了大量关注，接着有了一些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于是我开始尝试写自己的回忆反思录，并且一直持续至二〇二三年，关于这些，我打算留到后文讲述。
有一点我应该承认，事实上我也是直到最近才察觉：我在三个写作时期开始前，手头恰好都有一笔钱。二〇〇九年，我拿着开女装店挣的六万多；二〇一四年，我在上海打工攒了五万左右；二〇二〇年，我任职的快递公司解散，我拿到了一笔补偿，加上攒下的工资，银行卡里总共有十万多。这么看来，似乎只要有了一点钱，我很快就不想继续上班了，而一旦不上班，我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要写些什么。
除此以外，我也不是个目标清晰、意志坚定的人。假如今天我写下的这些让人觉得比较清晰和坚定，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堆叠把其中的褶皱都压成了实心。二〇二三年有一位文学编辑联系上我，她让我把自己的小说发给她看，我挑选了一些发给她。因为我发给她的文档都标记了写作年份，于是在电话里，她反复问我为什么后来写的小说和早期写的截然不同。她认为我在第一个时期写出的小说具有出版价值，她已经准备好拟我的出版合同了，但接着她读到我后来写的那些，按照她委婉的说法是，“在我任职的出版社不太可能出”。
和陌生人通电话对我来说向来是恐怖的，我几乎是绷紧神经地回答了她的追问。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从前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假如我在第一个时期获得更多发表和出版的机会、我领取的稿费能够养活自己，并且从读者处得到的反馈也给予我足够的信心和鼓舞，那么我很可能会照着当时的路子写下去，这就是人们说的“正向激励”。我会尝试总结自己被人认可的小说为什么会被认可，然后不断复制那些“成功”的元素。在持续的实践中，我的能力会有所精进，我可能会写得更娴熟，作品的完成度更高，这就是熟能生巧。然而由于我的起点和天赋太低，或者太缺乏耐心，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我从来没有“成功”过，自然也没有“成功”的元素可以复制。更糟糕的是，因为缺少激励，我的写作动力很快就耗光了。
这或许是不幸吧，但也有幸运的一面：对我的写作来说，熟能生巧并不总是一件好事。熟练确实可以带来效率，有时还可以推动写作的深入，因为这时技术上的困难减少了。但那往往是一种封闭性的深入，而不是一种开放性的深入。一般情况下，技艺越是纯熟，“沉没成本”就越高，人就越不愿反省，也越难以革新自己。这还是相对好的情形，更糟糕的情形，是把自我重复视为一条“捷径”，在不断的克隆中丧失掉基因的多样性——这也就是说，丧失了创作的生命力和可能性。
扪心自问，假如有人为我提供回报，也有人为我的作品喝彩，那我的写作完全有可能误入“歧途”——当年的我并不具有足够的清醒和定力。人在得意时会更有干劲，但在失意时才更清醒。无论如何，我已经走到今天，我珍惜曾走过的路，也满足于得到的一切：和当年的自己相比，今天的我眼界更开阔，内心也更丰富、更有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