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关我不会碰到从前认识的人，而新认识的同事都不了解我，无论在物业部还是在烘焙店，我都是唯一的外省人。很快我就意识到并享受起这一点，身边的人都以为我身上某些奇怪的表现源自我原来的生活环境，而不是源自我自身。……在下关，我终于可以做到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了。
二〇一二年九月，我和另一个朋友结伴搬到了大理。这个朋友二〇〇四年时曾和我一起在北京画漫画，后来我回了广州，他则继续留在北京。我对他此后的情况并不很了解，就像他对我离开北京后回广州工作和赴南宁开店的经过也不太清楚一样。我只知道他在北京也上过一阵班，但没有上很久，后来他和另一个朋友开始接到一些插画业务，于是就再没上过班，成为自由职业者了。二〇一二年的大理还没有建机场，也没有通高铁，甚至从省外都没有直达的火车班次。当时我们约好了在昆明碰头，然后一起乘一趟夜班列车抵达大理下关。我还记得在昆明逗留的大半天里，我们逛了金马碧鸡坊和旁边的步行街，还在一家电影院里看了刚上映的《普罗米修斯》。
外省人
到了下关后，我们分开，各租了住处：我租的房子在下关一中对面、宁和巷的巷口，那是一栋本地人的五层宅子，房东住在顶层，我租了四楼的一个双单间。我朋友租的房子则在金星村，靠近兴盛桥南，是一栋村民自建房。他刚搬进去的时候，那栋房子还没有竣工，楼梯的护栏都还没装上。我的工作很快也找到了：在一座四层楼的商场里做物业。大约两个月后，人事部的经理好心地建议我转到商场自营的烘焙店做学徒，因为“工资都一样，但能学到点东西”，于是我又在烘焙店里上了几个月班。
下关是个很小的地方，经济比较落后，从我的住处步行到上班的商场只要十分钟。我的工资是一千五，房租则是每季度一千。之前在广州的两年多里，我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了，这时我想远离网络，于是住处没有装宽带，需要上网的时候，我就去附近的网吧。至于写作，我放下了所有计划，每天只用手机记些笔记。我的工作很轻松，每天上八个小时班，每周休息一天，很少需要加班。不上班的时候，我就在屋子里读书，或者到处走走看看。
下关北临洱海，西依着苍山，被一条洱河分隔成南北两片城区，是我生活过的风景最漂亮的城市。我喜欢在住处周围散步，也喜欢骑车去稍远点的地方。我尤其喜欢在冬天的晚上散步，因为冬天的晚上街道上没有人。我就沿着随便一条马路走，遇到路口的时候，哪边人少我就往哪边拐。假如一条路走过几遍了，下次我就改走另一条。我喜欢走在陌生、无人的街道上，有时只是在路边的台阶上坐坐，静静地打量一会儿街景，就已觉得非常惬意。
在下关我不会碰到从前认识的人，而新认识的同事都不了解我，无论在物业部还是在烘焙店，我都是唯一的外省人。很快我就意识到并享受起这一点，身边的人都以为我身上某些奇怪的表现源自我原来的生活环境，而不是源自我自身。于是他们没有轻率地把我看作一个怪人，而是在脑子里琢磨着那个他们从没去过的省外地方，试图弄明白为什么眼前的这个外省人和自己有那么多不同之处。我当然不觉得自己奇怪，我无非是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待人接物而已。在我出生、长大的城市，我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可以预见那会被人取笑或歧视。但是在下关，我终于可以做到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了，因为本地人大多并不见多识广，他们没有既有的标准评判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对我只怀有好奇和疑惑。这样的人际关系让我感觉放松、自由，内心也因此变得平静。
事实上，我并不反感人烟，我只是不喜欢被卷入复杂的人事，我不喜欢和人发生冲突，只喜欢置身事外地观看。从前我骑车长途旅行时，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总是先去逛它的超市，看看当地都在卖些什么，哪怕最后我什么都没买，但光看看就是一种乐趣。我发现自己对古迹遗址好像缺少兴趣。我在北京前后共生活过四年，但从来没去看过长城。我对文物和艺术品展览的兴趣也不大，在没有人约我的情况下，我自己从没试过主动去看。我比较喜欢自然风光，也喜欢去一些没去过的城镇乡村，看看别人的生活场景和内容。比如早上到菜市场去，看里面人头攒动的情景，看新鲜饱满的各种肉类和蔬果，看琳琅满目的干货和调料，看老人和菜贩讨价还价……
不过，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我也会感到厌倦。比如在我出生的城市，我就没有兴趣一大早去逛菜市场——越是熟悉的地方我就越反感，这不全是因为我喜新厌旧。或许我习惯以一种消极的眼光看待事物：我以为这个世界很糟糕，我不想把一个地方看得太透彻。或许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但既然还要在这个世界待上一段时间，那么我起码应该尝试积极地看待这段旅程。可是看得越多、越深入，了解得越全面，我就越觉得失望。或许因为这个缘故，我在陌生的地方比在熟悉的地方更有安全感。晚上独自在洱海边散步，看到波光随着水面的起伏摇摆而闪烁不停，此时我想到，这些光点都只是短暂而个别地闪现，而那看不见的漆黑的湖水却是普遍和恒常的。
物欲
曾经有一些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我的物欲那么低。其实我不是感觉不到匮乏，而是善于克服自己的匮乏感。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很不善于满足自己，对我来说克服自己要比满足自己容易得多。在同龄人里，我好像很少碰到比我更无欲无求的人。尽管我不是真的无欲无求，而只是压抑了自己的欲求。无论我选择哪种方法，我最需要的是一种平和的心境，否则我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生活就像变了质的食物一样，不但不能为我果腹，甚至还要带来痛楚。这算不算一种逃避？我觉得算。不过在必死的命运面前，谁又不是能逃一天算一天？如果我有永恒的生命，那么很多问题确实应该想办法解决掉。可是生命却有限而短暂，好比一个人只有一千块钱，却花了五百块买一只保险柜，只为了把自己的钱保管好，这么做划得来吗？
不过，一旦涉及划不划得来的考量，那就已经是在做出利害的计算，无论在过程中我有没有意识到，它都无关高尚纯洁或卑鄙猥琐——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只是因为我不断地在权衡付出和收益，并做出对自己来说划得来的选择。哪怕有些选择表面看来像是对我有害而不是有利，但实际都是我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正是这些选择一步步地塑造了我，使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可是这个塑造的过程看起来倒像是在削减我，而不是在扩展我。或许这只是一种错觉？比如说，因为我渐渐看清楚了自己的可能性，所以我的可能性才显得越来越有限？换言之，早年的我只是还没有看清楚自己，才以为自己拥有无限广阔的天地？
关于自己的可能性，我想我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大概能做到还行或不错的水平。但是要做到真正的好，做到独一无二的地步、自成一格的水平，那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天分才行。或许我就连这样的一种天分也没有。这实在太可悲，当我察觉到自己的可悲时，才发现我原来也有过或许不切实际的志向。早年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不屑一顾，是因为我发现工作不需要我做得多么好，甚至常常不允许我做得太好，而只要求我迎合市场的需求。不过我就连这也没有做到过，因为我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中。我总是一边抗拒一边屈从，对自己做的事情嗤之以鼻；我很清楚哪怕我把工作做好了，也不会因此获得快乐和满足，更不要说成就感了。毕竟大多数工作都要求人嵌入社会，而不是成为其独特的自身；而人一旦嵌入到社会机器中，就成了一个可被替换的部件了。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清楚该做什么才能获得快乐和满足，我不喜欢和人竞争，也不喜欢去争取个人的权益。早年的我甚至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都会有人主动给我，而所谓的争取不过是想僭占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尽管我的欲望水平比大多数人低，可我并没有像一般人以为的那样知足常乐。当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快乐时，我发现症结在于我既不甘于平凡，又怯于付诸行动。我害怕失败，害怕被取笑，害怕暴露自己的不自量力，可我又把那些换谁去做都一样的事情看得一文不值。
实际上我从没在自己身上发现过什么过人的才华，方方面面我都只是中等之资。我的智力中等，体魄也中等，从小到大无论学什么，我都不是学得最快的，但也不是学得最慢的；我既不属于学得特别好的那拨人，也不属于学得特别差的那拨人。不过，这倒不会妨碍我的追求，或者说不会妨碍我想象中的追求。因为我自小崇拜和渴望的并不是才华，而是英雄主义，甚至直到今天，我羡慕的都不是天才，而是那些被人永远铭记的英雄事迹的主人。因为天才往往自私，才华本身也是一种特权；而英雄却是无私的，他们把自己奉献给某种崇高的理想或正义。尽管后来我察觉到自己对天才和英雄的认识有多么肤浅，但建立在这种肤浅认识上的喜恶感却很难随着认识的刷新而改变。
使命
记得在二十出头的时候，我曾经哀叹自己不幸地生在一个平庸的时代，年轻时的我渴望能亲身经历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战争，比如革命——我渴望献身于某种崇高的事业，而不是在蝇营狗苟的世俗生活里庸碌地度过一生。不过后来我认识到被卷入战争或革命里的人，最后十有八九都成了炮灰而不是英雄，不仅死得毫无价值，而且根本不会有人在意，更不用说被铭记了。进而我才认识到，我真正想要的其实不仅是成为英雄，而是实现一种崇高的人生价值并因此被人永远铭记。换言之，我渴望一种超越生命尺度的存在感，为了获得这种存在感我可能愿意舍弃生命。——我在这里加上“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证明过这一点，不能排除当机会——或者说考验——真的来临时，我会和大多数人一样，不过是个贪生怕死之徒；甚至还要更可耻，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贪生怕死之徒。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舍生取义的勇气，当我感到痛苦的时候，或人生在我看来已经无所谓的时候，死似乎显得并不可怕，相反倒有一些亲切。可是万一我过得快乐了呢，届时我还能说服自己所谓的快乐不过是一种肤浅和廉价的幻觉吗？我还能坚定地告诉自己，生命在本质上是痛苦和无望的，必须以一种强烈的乃至毁灭性的方式去回应它，才有可能超越那种痛苦和无望吗？问题是我这些绝望的想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是来自原生家庭淡薄的亲情和否定私欲的家教，还是我从小就痴迷的日本动漫？确实，在我喜欢的那些动漫里，生命意义的实现往往建立在不同程度的自我牺牲上。或者甚至说，付出的代价越惨重，回报就越丰厚。这时候付出和回报已经合而为一，甚至连结果都不再重要，因为付出本身就是回报，除此再无其他——这其实就是信仰。
从前我去西藏旅行的时候，也见过在路边磕长头的朝圣者，其中甚至不乏老年人。我看到他们每走三步，双手也要合十三次，然后跪下磕一个头，再五体投地，接着站起来，再走三步，如此周而复始地向前。我从网上了解到，他们这么做，并不是祈求神灵的回报，也不是为了赎罪。他们不考虑回报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视朝圣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可是当我站在他们身边，目睹他们那颤颤巍巍的身体艰难而缓慢地一遍又一遍伏下再起来时，我的心情是复杂且难过的，甚至隐约有些生气——要知道看着别人糟蹋自己的身体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们的双手和双膝倒是都裹了自制的护具，或起码缠了一圈毛巾。可是在和地面不停碰撞和摩擦的作用下，那些护具大多已变得残破、脏污，这反倒更衬出他们形象的凄凉。
我觉得他们这么做没有丝毫实际的用处。可是尽管我是这么想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的苦行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他们把一组简单的动作重复了无数遍，这不仅不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倒会造成伤害和损失，这已经不能用理性加以分析，而只能从感受性中获得启示。恰恰因为他们这么做什么也不为，既不为实际利益，也不为弥补过错；不是为前世赎罪，也不为来世积德——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做这些。正好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欠缺的就是意义，从懂事起我就渴望一种使命感，然而我找不到这种使命感；我不具备他们那种既狂热又冷酷的坚持，我对待自己可能也做不到像他们那么坚决。
意义
我曾经向人请教过这个问题——那是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当有了一定岁数后，再问这种问题会让人觉得尴尬——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请教的对象是一个有丰富人生阅历、受人尊敬的长者。他笑着告诉我，是为了孝顺父母、养育子女，以及关爱社会。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他的智力和阅历都在我之上，可是听到他的答案后，我立即意识到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或是思考过但找不到答案，所以才拿这些片儿汤话敷衍我。他说的那些显然只是一些实现生活的手段，但不是生活的目的。
就我身边所见，人们的生活似乎就是追逐自己的欲望，或是躲避恐惧的事物，要不就是浑浑噩噩地遵从传统习俗或社会风气，我觉得那样的人生并没有比磕长头清醒到哪里去。可是一个人得把自己看得多么卑微，才会认为磕头可以使自己的人生获得意义啊，而我和那些朝圣者相比，又是多么地傲慢和自以为是。我认识的人也几乎都和我一样傲慢，而且大多还是骗子。大家从懂事时起就不断地欺骗自己，然后欺骗别人，接着欺骗自己的孩子，一代接一代地骗下去。我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大家都被欲望挟持而无法挣脱，转而把自己厌恶或认为丑陋的事情，甚至是连自己都不齿的事情，视为主动的追求。
有人一边唾骂社会规则，一边又绞尽脑汁地钻研这些规则，以图更好地融入其中。有人像打了鸡血一样面对生活，乐观积极地投入各种像吃屎一样的事情里——他们追求的真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难道比磕长头的朝圣者更忠于自己的本心？我得说我非常怀疑，尤其是在我知道了很多人从不思考这些问题之后。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非常清醒和透彻，同时在另外一些方面非常盲目和无知。不过或许有人会指出：你说的这些并不新鲜，古希腊人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了，无非是站在理性的角度否定肉欲，否定本能，否定人的动物性；实际上人生根本不需要意义，只要尽情地追求快乐、规避痛苦就好了……
大约从我离开广州前不久，到我搬到下关的这个时期，我的阅读兴趣渐渐从二十世纪的美国作家转向了俄罗斯“黄金时代”的作家，尤其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这四位。如果说那些美国作家的写作主题是关于理想的失落，那么“黄金时代”的这四位作家则回到了一个更根本的母题：人应该如何以及为何而活。
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除非遭遇了重大的不幸，或者长期陷于困境不能自拔，否则几乎不会追问自己“人生意义”的问题。发达的物质文明为我们提供了种种满足个人欲望的通道，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些现实层面的满足就是人生的目的。可是“黄金时代”之前的俄罗斯人面临的生存条件要比我们今天面对的残酷得多，他们唯有从宗教里才能获得慰藉，于是这成为他们长久以来的精神支点：为了信仰而活。但是后来发端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等严重地削弱了宗教的权威性，到了十九世纪，即使在相对落后的俄罗斯，精英阶层也无法再把教条视为真理了。
在同一时期，西欧从殖民扩张中掠夺了财富和资本，从工业革命中产生了技术和资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中诞生了人权和民主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发展了文化和观念，所以西欧并没有因为宗教的式微而陷入精神危机，他们有繁荣兴盛的世俗文化作为替代。而俄罗斯却仍然是一个农奴制国家，既没有进入工业社会，也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俄罗斯人仍然面对着亘古不变的苦难、不幸、恐惧和悲伤，他们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唯一的变化就是宗教信仰这根支柱坍塌了。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或深或浅都陷于信仰真空的精神危机里。他们就像是在动物园里长大的动物，突然有一天却被放回到野外，他们确实自由了，本性得到了解放，再也没有牢笼束缚和规限他们。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感到高兴或庆幸，因为在野外看似哪里都能去、什么都可以做，但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更不知道风险和陷阱在哪里。或许宗教确实像一只牢笼，是囚禁人性的魔鬼，但那毕竟是他们熟悉的魔鬼，而虚无主义却是他们不熟悉的魔鬼。于是从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开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的一系列长篇，再到契诃夫中后期的短篇，都笼罩在这种俄罗斯的精神危机里。不过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提出问题，更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个人独特的生命感受和表现形式的结合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全新的表现力。这也就是说，文化背景并不是他们的写作内容，而是他们写作的养料和动力。
屠格涅夫是一个人道主义作家，他是理性和悲悯的，关心农奴的处境和社会改良，他渴望调解所有矛盾，消灭世上一切的不幸。他认为不同的价值主张可以找到共存的方法，所以他没有把巴扎罗夫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尽管他本人并不认同巴扎罗夫这类人。但或许他高估了人的善意和理性，在他身上我读到了失望，也读到了一种我熟悉的悲观和感伤。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一个极度自我中心和神经质的人，他似乎非常缺乏情绪控制力，精神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或许得益于这种性格特征，他比弗洛伊德更早洞察到人如何不受理智控制地被各种心理机制摆布。在《罪与罚》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是分裂的，他既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认为人可以不择手段，但又受到自己良心的审判，最后他从宗教思想中得到了解脱。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性把自己身上分裂的精神倾向和价值主张分别安排到四兄弟身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我读到一种永远迫切的危机感，他就像一个溺水者，不断地挣扎、寻求自救。他曾经在刑场上被吓破了胆，尽管最后关头被赦免了，但无疑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此外他一直受到间歇性发作的癫痫的威胁，这令他对活着这件事感到提心吊胆。或许对他来说，生命如果缺少一种确定的意义，他就会因窒息而死。他比所有人更关心生存的精神依据，也比所有人都更焦虑和不安。
托尔斯泰也是个长期焦虑的人，他关心灵魂得救的问题，因为他很在意自己的罪愆。他无力在自己身上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同时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他尽管出身贵族阶层，自己有土地和农奴，年轻时也风流快活过，但却为此承受了一生的精神折磨。在托尔斯泰身上，我读到一种激烈的灵欲交战：他对道德理想和纯洁的渴求，以及伴随一生的自我惩罚。
假如只让我说出一个最喜爱的作家，那么必定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他给我的亲切感是最强烈的。哪怕在他写得不那么好的小说里，也一定会有深深打动我的地方。托尔斯泰曾经称赞契诃夫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作家。照我对托尔斯泰的理解，这是他可以给出的最高评价。托尔斯泰一直把俄罗斯性视为一种神圣的精神归属。大概在契诃夫身上，他看到了代表俄罗斯性的品德：温和、谦卑、羞涩、克制、忍耐、善良、诚实、正直，等等（托尔斯泰推崇的俄罗斯性其实就是农民品性中好的一面）。契诃夫对目的缺失的感触也非常深，但他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执念。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一个解脱——人要不从此可以无所顾忌，要不就重建一种信仰——所以他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不停追问。相对而言，契诃夫的回应是消极的，他不执着于答案或出路，而是关心人在这种悬空状态下的精神境况。典型的契诃夫人物，常常是蓦然惊觉自己过的生活庸俗、可耻、虚伪、毫无意义，并且再也无法欺骗自己过下去了。可是有意义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又想象不出来。而别人过的生活，也和他们过的一样毫无目的。从前宗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人类共同理想或生命终极意义，如今他们觉得应该重新寻找这种东西。然而他们的目光放得太高和太远，导致对身边的现实都看不清楚，也顾不上看了。
我前文提到的所有作家，都曾经影响过我——不仅影响过我的写作，而且影响过我看待生活和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写作和生活是一个人的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应该是一体的。显然，尽管我喜欢的作家都写得很好，但不是每个写得好的作家我都喜欢。我会喜欢上某个作家，往往是因为我觉得通过读他可以帮助我更深入地认识自己。说回现实，我在下关大约上了半年班，自觉精神状态比离开广州时好了很多。到了二〇一三年三月，我又离开下关，去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