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摆脱身份和身份政治。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说，身份是“我们自身的强大道德观念”，它跨边界、跨文化，因为它基于普遍的人类心理——激情。这种道德观念告诉我们，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在自我却不被承认，整个外部社会可能是虚假且压抑的。它关注我们要求尊严得到承认的自然渴求，它给我们一种语言，让我们在承认迟迟不来、心有怨恨时可以表达。
让对尊严的渴求不复存在，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从法国大革命，到突尼斯受辱小贩激发的抗议，这种渴求曾无数次点燃民众的怒火。抗议者要求被当作成年人对待，而且是能对高高在上的政府施加影响的成年人。自由民主基于赋予同等自由之个体的权利，也就是个体在决定集体政治生活时拥有同等程度的选择和行为能力。
但是，许多人不满足于只被平等承认为一般人。对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来说，民主国家公民享有的权利弥足珍贵，可民主一旦确立，这些权利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的东欧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把他们拥有的生活当作理所当然。这让他们得以关注别的事情：未被允许充分发挥的潜能，以及周遭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如何束缚它们。
此外，身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现实中就会被政府或其他公民平等地尊重对待。他们被评判，是基于肤色、性别、源出民族、外貌、族裔或性取向。每个人、每个群体都以不同的方式体验着不被尊重，都在要求自己的尊严。于是，身份政治形成自己的动力，社会自我分裂成一个个越来越小的群体，每个群体都有它特定的受害者化的“生活体验”。
身份困惑是现代世界的生存境遇。现代化意味着经常的变化和破坏，以及以前没有过的开放选择。它是流动的、易变的、复杂的。流动性总的来说是好事：一代又一代，数百万人离开不提供选择的村庄和传统社会，奔向提供选择的地方。
但是，现代自由社会的自由和选择程度也会让人不快乐，让人与人之间失去联系。他们发现自己对自以为已经失落或者误以为祖先曾经拥有的社群和结构化生活念念不忘。他们想找的真实身份是能让他们与他人相联系的身份。他们会被领袖诱导，因为那些领袖告诉他们，既有权力结构不尊重他们、背叛他们，他们真正所属的那个重要社群的光荣伟大将重获承认。
许多现代自由民主国家走到了重大抉择的关口。它们不得不接受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革，且因全球化而变得愈发多样化。这让一度不为主流社会所见的群体生出对承认的渴求。这也让他们所取代的群体感到自己的地位在下滑，导致政治上的怨恨和反弹。二者都退回越来越狭隘的身份，使整个社会难以深思熟虑、集体行动。长此以往，国家将走向分裂和失败。
不过，现代身份的特点是可变。虽然有些个体会说服自己，他们的身份基于生物性，不受自身控制，但现代性的特点是拥有社会互动在各个层面塑造的多重身份。我们拥有依据种族、性别、工作场所、教育、爱好和民族来定义的多个身份。对许多青少年来说，围绕朋友们听的某种特定类型的音乐就可以形成身份。
但如果身份政治的逻辑是把社会分隔成越来越小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群体，那么，创造出更广泛、更一体化的身份也是可能的。承认个体可以与更大范围的公民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期待，不一定非得否认个体的潜能和生活体验不可。体验可以汇总出经验，生活体验也可能只是寻常的体验。所以我们在现代世界永远不会摆脱身份政治，但我们可以引导它恢复相互尊重彼此尊严的宽广面貌，让民主更好地运作。
当前时刻，如何把抽象概念转化成具体政策？可以从反对那些驱动身份诉求的具体滥权行为开始，比如警察对少数族裔肆意施暴，职场、校园等机构里的性骚扰和性侵。批评身份政治，不等于否认迫切的现实问题急需具体的解决方案。
在此之上，有个更大的待办事项：把小的群体纳入大的整体，在大整体的基础上构建信任和公民身份。我们要弘扬基于现代自由民主基本理念的、有信条的民族身份，并且运用公共政策，有意识地把新来者同化进这样的民族身份。自由民主有自己的文化，必须予以推崇，使之高于那些拒斥自由民主的文化。
近几十年，欧洲左翼开始支持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它淡化移民融入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它打着反种族主义的旗号，对同化不成功的事实视而不见。新民粹主义右翼则对基于族裔或宗教的民族文化念念不忘，这是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它基本上没有移民，也没有多少多样性。
在美国，身份政治把左翼分裂成一系列身份群体，产生了精力旺盛的政治活动者。左翼在许多方面与曾是它最大票仓的身份群体——白人工人阶级失去了联系。这导致民粹主义右翼兴起，民粹右翼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还得到了一个靠煽动愤怒和极化来满足个人虚荣的总统的教唆怂恿。
欧洲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从重新定义公民法里的民族身份开始。理想情况下，欧盟应该创建单一公民身份，其基本要求应该是认同自由民主的根本原则，这些要求最终将取代各成员国的公民身份法。这以前在政治上就不可能，现在随着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大陆兴起，更是想都不用想。如果欧盟能实现自身民主化，将权力从欧盟委员会转交欧洲议会，并且通过创造适当的符号和叙事，再利用共同教育系统加以灌输，努力经营欧洲身份，弥补过去留下的缺憾，或许能有帮助。但这种办法可能也非欧盟力所能及，因为欧盟有二十八个成员国，每一个都看重本民族的独特权利，欧盟如若出台上述计划，它们很可能会予以否决。因此，任何行动无论好坏，都只能在成员国层面发生。
欧盟成员国要将基于血统原则的法律改成基于出生地原则，以免给某个族裔团体比另一个更多的优待。对新公民入籍实施严格要求，这完全合法，美国多年来一直在这样做。在美国，除了要证明连续居住五年以外，新公民还被要求能读、能写、能讲基础英语，了解美国历史和治理，道德品质良好（即无犯罪记录），并且要在入籍时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表示认同美国宪法的原则和理想：
我在此庄严宣誓，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并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外所有敌人。我将真诚地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将为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将在美国军队执行非战斗任务。当法律要求时，我将在政府指挥下完成对国家重要的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心智保留，绝无逃避之意。请上帝帮助我。[1]
如今，随着移民人数增多，双重国籍越来越普遍。对跨国旅行、多国安家的许多人来说，持多国护照可以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如果严肃对待民族身份，这种做法就相当可疑。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利益，可能导致自相矛盾的效忠关系。最明显的问题是服兵役：假设某人同为两国公民，两国开战，那他的忠诚自然就成了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现实意义，因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大可能进入交战状态，但是很不幸，我们不能假设军事冲突在未来永不发生。即使排除上述情况，双重国籍也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例如，2017年德国大选期间，土耳其威权总统埃尔多安鼓励土裔德国公民把票投给可能支持土耳其利益的从政者，而不是投给他们认为最有益于德国的人。同为两国公民的人可能比已经宣誓放弃效忠土耳其的人更难抉择。[2]
除改变公民身份的正式要求外，欧洲国家还要改变民众们基于族裔的民族身份理解。21世纪初，一个名叫巴萨姆·提比（Bassam Tibi）的叙利亚裔德国学者建议，把Leitkultur，即主文化，作为德国民族身份的基础。[3]主文化被定义为信奉自由启蒙式的平等和民主价值观。可他的建议遭到左翼抨击，理由是它暗示那些价值观优于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左翼这么做无形之中安慰了伊斯兰主义者和信奉族裔身份的右翼。德国需要的恰恰就是类似主文化的东西，需要一场规范的变革，好让土耳其人能说自己是德国人。这种变化已经出现了，但是进展缓慢。[4]
往远了看，某种泛欧身份有朝一日可能出现。也许这要在欧盟当前的烦琐官僚决策结构之外才可能发生。欧洲人创造了应该引以为傲的非凡文明，它可以包容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即使它知道自身文化的独特性。
与欧洲相比，美国对移民的态度要友善得多，因为它早就在长期移民史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信条身份。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一直以他们的新入籍公民为荣，入籍仪式往往大操大办，有卫队护旗，有本地政客发表充满希望的演讲。政治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在美国，人可能会被批评“不美国”，而在丹麦，人不可能被批评“不丹麦”，在日本，人不可能被批评“不日本”。美国特色包含一整套信仰和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族裔；人偏离得了前者，偏离不了后者。
今天，我们要再次大力强调并捍卫美国内战后出现的信条民族身份，使之免于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右翼这边，众多新白人民族主义者叫嚷着把国家拖回基于种族、族裔、宗教的身份。对这种不美国的观点必须予以坚决拒斥，刻不容缓，就像本·萨斯努力做的那样。
左翼这边，身份政治损害着美国民族故事的合法性，它强调受害者化，暗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系统性排斥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国家固有的基因。所有这些问题一直是且将继续是美国社会的面貌，现在要予以正视。但是进步主义的叙事也可以讲，讲困难陆续被克服，讲基于立国原则、尊严得到国家承认的人群范围一直在扩大。这种叙事展示的是林肯“自由的新生”的愿景，也是美国人在感恩节（也是林肯创造的节日）期间庆祝并赞美的东西。
美国确实因多样性受益匪浅，但美国不能围绕多样性原封不动地构建民族身份。身份必须和宪政、法治、人人平等之类的实质理念相关。美国人尊重这些理念，对于拒绝这些理念的人，国家有理由剥夺他们的公民身份。
国家一旦定义出恰当的信条身份，开放地面对现代社会多样性的既成事实，移民争议的性质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在欧洲和美国，这场辩论现在已经两极分化，右翼主张彻底阻止移民，还希望把现有移民送回原籍国，左翼则主张自由民主国家这一方承担近乎无限的移民接纳义务。但是，真正的重点应该在于制定战略，把移民更好地同化进国家的信条身份。成功同化的移民会带给社会一种健康的多样性，移民的益处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同化失败的移民是国家的累赘，有时还构成危险的安全威胁。
欧洲人嘴上说要更好的同化，却没有一套有效的政策跟进。改革议程因国而异，因为欧洲各国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不少国家还采取了一些政策在积极阻碍融入，比如荷兰的“支柱化”制度。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像支持基督教学校、犹太学校一样给穆斯林学校提供公共资金。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移民社群集中的地理分布，而且是以平等待遇的名义进行的。但是，如果目标是同化，这一整套架构就该换成教授标准化课程的公立学校系统。像荷兰那样的情况，要让这样的改变在政治上可行尚需时日，但是如果国家想要认真对待移民融入问题，就必须这样做。[5]
法国的问题有所不同。法国的共和国公民概念，像美国的类似概念一样，是有信条的，是围绕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建立的。1905年，关于世俗性的法律通过，教会与国家正式分离，让法国不可能像英国、荷兰那样动用公共资金支持宗教学校。[6]法国的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不论法国法律如何规定，法国社会大量歧视依然存在，限制着移民的机会。其次，法国经济表现连年欠佳，整体失业率是邻国德国的两倍。法国移民青年失业率高达35%，法国青年整体失业率达25%。要让移民融入，法国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是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增加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比如放松劳工市场，就像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尝试的那样。最后，法国民族身份和法国文化的理念一直被说成恐伊斯兰，同化这件事本身对许多左翼人士来说在政治上不可接受。捍卫普世公民共和理想的重任不应交给国民阵线那样的政党。
在美国，同化工作始于公共教育。美国的基础公民意识教育一直在衰落，不仅对移民如此，对本国出生的美国人也一样，这必须纠正。像欧洲一样，美国也有政策在阻碍同化，例如，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教授大约十三种语言。推广双语和多语课程本来是为了帮助非母语人士加速掌握英语，但它已发展出自己的拥护者，教育官僚也在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全然不顾掌握英语的实际结果如何。[7]
移民同化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措施。近几十年，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的法院逐渐模糊了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区别。[8]非公民合理享有许多法定权利，包括正当程序、言论、结社、自由实践宗教信仰、包括教育在内的一系列国家服务等等。非公民也承担着与公民同样的义务：他们被期待守法，必须纳税，只有陪审员义务在美国是只有公民才有。持证件非公民与无证件非公民有着更显著的区别，后者可能被驱逐出境，但即便是无证件者，也享有正当程序的权利。唯一一项只赋予公民的重大权利是选举权；此外，公民可以自由出入国境，在国外旅行期间可期待得到政府支持。
这些区别虽然小，但保留它们却很重要。基本人权是普遍权利，但充分享有国家权力赋予的权利，则是对加入民族共同体和接受该共同体规则的奖励。选举权尤其重要，因为它赋予个体一份国家权力。作为一个人，我可以拥有公民身份和政治代表的抽象权利，但是身为美国公民，我不会期待自己能在意大利或加纳投票，即便我在其中一国生活。
当代自由民主国家保护它们公民的权利，尤其是选举权，却不要求很多回报。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可通过国民服役的普遍规定得到巩固。这些规定将凸显一个事实，即有承诺、有牺牲，公民身份才能维持。国民服役，可以在军队，也可以在政府部门。这个规定实际上已经清楚地写在了美国入籍誓词里。誓词说，当法律要求时，要有意愿为国家拿起武器，或在政府部门服务。如果这些服务得到正确安排，就能促使青年与来自非常不同的社会阶层、地区、种族、民族的人一起工作，就像现在的兵役一样。一如各种形式的共同牺牲，国民服役是让移民融入民族文化的有力做法。国民服役可以成为古典共和的当代形式，鼓励美德和公共精神的民主表现，而不是纯粹任由公民各自追求自己的私人生活。
实施关注同化的政策也意味着欧美移民的人数和变化将会很重要。当移民人口增速超过本土人口，使移民与主文化同化的难度会更大。当移民社群达到一定规模，它们往往倾向于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与自身共同体之外的群体有联系。它们能压垮公共服务，耗尽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的能力来关照它们。移民对公共财政的净效应从长远看可能是积极的，但是，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成为纳税公民或合法居住的外国人，积极效应才会发生。大量的新移民也可能削弱本土出生公民对慷慨福利政策的支持，这已经成了欧洲和美国移民争论的要素。
自由民主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皆因移民而受益匪浅。但它们无疑也有权控制自己的边界。民主政治制度基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契约双方均有义务。公民身份和权利行使不设定边界，契约就毫无意义。人人都有公民身份这一基本人权，按照《世界人权宣言》的说法，这个权利不能被随意剥夺。但这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在任一国家获得公民身份的权利。而且，国际法也不否认国家有权控制其边界，或为公民身份设定标准。[9]难民缺的是同情心、同理心和支持。与所有道德义务一样，这些义务也要酌情调整，要实际考虑稀缺的资源、彼此竞争的优先事项，以及支持计划在政治上的可持续性。
对欧洲来说，这意味着欧盟作为整体需要更好地控制其外部边界，这在实践上意味着给意大利、希腊等国物质帮助和更大权威，以便管控进入欧洲的移民流。负责此事的欧洲边境管理局人手不足，资金短缺，对阻挡移民最上心的成员国偏偏不给它有力的政治支持。内部自由流动的申根制度在政治上不可持续，除非欧洲外部边界问题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
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多年来，美国在移民法的落实方面反复无常。落实移民法不是不可能，它关乎政治意愿。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被驱逐的移民人次是增加了，但这些行动往往具有随意性，不能成为可持续的长期政策。落实法律不需要边界墙；无证外国人大部分是合法入境美国，签证过期后滞留不归。相关规则可通过雇主制裁制度得到更好的执行，为此要建立全国性的身份识别系统，让雇主掌握谁在这个国家是合法居留。这种情况之所以没发生，是因为太多雇主受益于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不愿充当执法者，也是因为独独美国反对全国性的身份证制度，因为左翼和右翼都不信任政府。
结果，美国现在收留有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二百万无证外国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入境多年，做着有用的工作，生儿育女，而且行为做事一如守法公民。像本土出生的人群一样，这个群体当中也有犯罪分子，但若要因为他们曾经违反美国法律进入美国，就说他们全是罪犯，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同样，认为美国可以强行要求这些人全体离境归返原籍国，也是荒谬的。如此规模的行动堪比纳粹德国。
因此，移民改革方面的商榷可能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作为交换，政府要采取严肃的执法措施管控边界，换来同意给无犯罪记录的无证外国人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10]这种交换实际上可能得到美国公众的多数支持，但是核心的反移民者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特赦”，支持移民的群体则反对更严格地执行现有规则。美国政治体制两极分化，功能失调，导致多年来无法达成妥协。我曾把这类情况称为美式“否决制”，即少数人的观点可以轻易阻挠多数人的共识。[11]
如果美国严肃对待移民同化，就要按照上文概述的思路改革移民制度。获取美国公民身份、宣读入籍誓言是同化的关键标志，能够深刻地影响人的情感。有人反对说，为无证外国人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是在奖励他们违反美国法律，允许他们插队，排到合法寻求入籍的外国人前头。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或许有助于缓和这种担忧。这个国家正在为同化制造不必要的障碍，它幻想数百万无证外国人现在和平且高产地生活在这里，最终都会被送回原籍国。与此同时，美国连既有法律都无力执行，又将使这个问题持续存在。
公共政策聚焦于成功同化外国人，可能给当前欧美崛起的民粹主义造成沉重的打击。这些猛烈攻击移民的新团体，实际上是怀有不同关切的各色人等的联盟。其中的核心人群是受种族主义和偏见的驱使，他们的想法难以改变。他们不用被搭理，只需从道德上予以反驳。但其他人关切的是新来者最终能否被同化。他们不怎么担心有移民来，而是担心移民的数量、变化的速度，以及现有制度接纳这些变化的承载能力。聚焦同化的政策可能缓解他们的担忧，将他们和那些单纯的偏执者分开。不论结果如何，让政策聚焦同化都有利于民族融合。
移民、难民和公民身份相关政策是当前身份争论的核心，但问题远不止于此。正如亚当·斯密所言，身份政治根深蒂固，是因为穷人和边缘化团体不被他们的同胞看见。因失去地位而产生的怨恨是从现实的经济困境开始的，化解这种怨恨的方法之一就是缓解对工作、收入、安全的担忧。
尤其是在美国，大部分左翼人士几十年前就不再思考可能帮助穷人摆脱根本困境的宏大社会政策。空谈尊重尊严，比提出切实减少不平等但是成本可能很高的计划容易得多。奥巴马总统是个例外，他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美国社会政策的里程碑。反对者把“奥巴马医改”污蔑成身份议题，说它是黑人总统设计出来帮黑人选民的政策。但它事实上是一项全国性政策，旨在帮助不富裕的美国人，无论他是哪个种族、何种身份。该法案的受益者不乏南方乡村白人，可那些人却被说服，把票投给了誓言推倒“奥巴马医改”的共和党政客。
身份政治使得出台有雄心的政策难上加难。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围绕的是广泛的经济政策问题。进步左翼想保护普通人免受市场变化莫测的伤害，运用国家权力更公平地分配资源。右翼则想保护自由企业制度，保护人人参与市场交换的能力。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党在政治光谱上从左排到右，可以根据他们希望的国家干预程度、承诺平等还是承诺个人自由来衡量。也有一些重要的身份团体，包括关注民族主义、宗教或区域性问题的政党。不过，自“二战”结束至今，民主政治的稳定性一直围绕着居主导地位的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这些政党基本都认同民主福利国家的合法性。
这一共识如今代表着一种旧建制，遭到牢牢扎根于身份议题的新政党的猛烈质疑。这对民主政治的未来构成了巨大挑战。经济政策之争在20世纪早期也曾导致急剧的两极分化，但民主国家发现，对立的经济愿景往往会各让一步、达成妥协。身份议题则相反，很难达成和解：你要么承认我，要么不承认我。因失去尊严或不被看见而心生怨恨，这里往往有经济根源，但为身份而战往往会让我们偏离焦点，不再关注本可具体解决问题的政策。在美国、南非、印度等国，由于种族、族裔、宗教的层级化，很难创建广泛的工人阶级联盟去为再分配斗争，因为更高地位的身份群体不想与低于他们的群体共事一业，反之亦然。
身份政治的兴起得到了技术变革的助力。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刚开始成为大众传播平台，当时许多观察者（包括我本人）认为它会成为促进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力量。信息是一种权力，如果互联网增加了每个人获取信息的机会，那它就更广泛地分配了权力。而且，社交媒体的兴起看起来尤其是有用的动员工具，它让想法相同的群体围着共同关心的问题聚合在一起。互联网的点对点性质将扫除各种守门人的专制，正是这些守门人在看管着人们可以获取的信息。
所以，一切反威权的抗议行动，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到伊朗失败的绿色革命，再到突尼斯起义和埃及塔利尔广场暴动，都有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助力。一旦普通人掌握了将虐待行为广而告之的技术手段，政府行动就更加难以保密；如果不是手机和视频录像无处不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也开展不起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威权政府搞明白了如何管控自己的人民使用互联网，消除它产生的政治威胁，例如俄罗斯学会了怎样把社交媒体变成削弱民主对手的武器。[12]但是，即使没有外部介入者，社交媒体也为身份群体所用，加速了自由社会的碎片化。它让想法相同的人超越地理限制，相互建立联系。它让他们能够彼此交流，并且把他们不喜欢的人和观点挡在墙外，仿佛“过滤泡”一样。在大多数面对面的社群里，相信古怪阴谋论的人很有限，到了线上，却可以找到成千上万的人相信阴谋论。通过削弱传统媒体的编辑、事实审查员和专业守则，社交媒体还加速劣质信息的传播，增加抹黑和诋毁政治对手的蓄意行为。而且它的匿名性摆脱了文明的约束。它不仅支持社会从身份的角度看待自身的意愿，还通过线上社群助长新的身份，无数的网络社区就是这么干的。
对未来的担忧往往在虚构作品里有最好的表达，尤其是基于新科技构想未来世界的科幻作品。20世纪上半叶，许多前瞻性的担忧集中在抹杀个体和隐私的集权官僚专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预言老大哥通过电幕控制个体，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则预言国家会运用生物技术给社会分层并加以控制。20世纪后几十年，想象中的反乌托邦性质开始变化，环境崩溃、病毒失控走到舞台中央。
还有一个特定流派在表达身份政治引发的焦虑。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等赛博朋克写手看到，主导未来的不是中央集权式独裁，而是由互联网这个新技术助长的失控的社会碎片化。斯蒂芬森在1992年的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想象了一个无处不在的虚拟“元界”（metaverse），里面的个体可取化身，可以互动，可随意改变自己的身份。美国被分解成一个个“城镇飞地”（burbclaves），就是更细分的一块块郊区，分别关照不同的狭隘身份，如“新南非”代表的是挥舞联邦旗的种族主义者。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旅行需要护照和签证。中央情报局被私有化，企业号航母成了难民的流动庇护所。联邦政府权力缩小到只覆盖联邦建筑所在的土地。[13]
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同时走向相反的绝望之土，一个是高度集权化，一个是无休无止的碎片化。一方面，一些国家正运用科技和社会信用体系集中权力。另一方面，世界各地正在目睹中央集权体制的崩溃，涌现出许多失败国家，全球正走向极化，失去对共同目标的共识。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推动形成了独立的社群，围护这些社群不需要物理围栏，靠的是对共同身份的信仰。
好在反乌托邦小说几乎永远不会成真。它可以想象当前趋势继续以夸张的方式发展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提供有用的警告：《1984》成了极权主义未来的象征，给我们打了一剂预防针，让我们远离它。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好的未来，充分考量社会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提供一副多样性得以推动共同目标，支持而不是破坏自由民主的愿景。
身份是当今诸多政治现象基本的主题，从新民粹式民族主义运动，到伊斯兰主义战士，再到在大学校园里的争议。我们不可能不用身份的语言思考自身、思考社会。但我们要记住，深居于我们内心的身份既不恒定，也不一定得自出生的偶然。身份可用于分裂，也可用于整合。这样才能救治当今的民粹主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