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身份研究难以理论化，因为现有民族是历史斗争的副产品，这些历史斗争复杂而混乱，往往充满暴力和强制。民族在这些斗争中产生，成为构建民主制度的可操作平台，但得出的结果一直争议不断，始终面临人口、经济和政治变化的挑战。
民族身份的构建主要是通过四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让人口穿越某个国家的政治边界，要么派定居者进入新领土，要么强行驱逐居住在某处领土上的原住民，要么干脆把他们杀光，或者三管齐下。其中第三种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巴尔干战争期间被视为种族清洗，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但种族清洗过去被许多国家用过，包括民主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以及美国，定居者进入这些国家后，他们所定居的领土上的原住民不是被暴力迁移，就是被杀光。
构建民族身份的第二个途径是调整边界，使其契合既有的同语言或同文化人群。在历史上，实现这一步，要么通过统一，比如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意大利和德国，要么通过分裂，比如爱尔兰共和国于1919年脱离英国、乌克兰于1991年宣布从苏联独立。
第三个途径是同化少数群体和已有的同族裔、同语言群体。两百年前，法国是一个多语言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普罗旺斯语、布列塔尼语、弗拉芒语等不同的地方语言逐渐被巴黎法语取代。与之相似，迁移到阿根廷、美国的人——或者更有可能是他们的子女——学会了西班牙语、英语，融入主文化，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明显的族裔同质性——据说90%以上是汉族，也是三千多年来少数群体在语言和生物方面长期同化的结果。
第四条途径是重塑民族身份，使其契合相关社会的现有特点。与许多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相反，“民族”不是亘古既有的生物实体；它们是通过社会构建的，这个过程既是自下而上的，也是自上而下的。构建民族的人可以刻意地塑造民族身份，使其与人民的特征和习惯相适应。印度国父甘地、尼赫鲁就是一个例证，他们基于既有的“印度的构思”构建了印度的民族身份，这个民族身份后来囊括了印度社会极其多样的人口。[1]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的建国者还创造了新的民族语言，以统一高度多样化的社会。[2]
最能塑造民族身份的政策是关于公民身份和居住权的规则、关于移民和难民的法律，以及公立教育机构用来给孩子讲民族史的课纲。同时，每个社会的艺术人、音乐人、诗人、导演、历史学者以及普通公民讲起各自的故乡和渴望时，也是在自下而上地讲述“人民的故事”。
关于民族构建在民主社会如何发生，影片《成事在人》（Invictus）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这部影片讲的是南非主办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的故事。民主新南非刚刚告别20世纪90年代初的种族隔离，国家因种族和族裔的界限而支离破碎。体育正是分歧的一个体现：白人打橄榄球，黑人踢足球。该国的首任总统纳尔逊·曼德拉高瞻远瞩，深知体育之于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性，执意要求黑人支持以白人为主的国家橄榄球队：南非跳羚队。他不顾自己的党——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坚决反对，坚持这样做。他没法把这种偏好强加给自己的追随者，只能哄骗和说服他们。多亏跳羚队最终拿下了冠军。他们打败了强大的新西兰全黑队，新西兰这支球队也在利用民族身份构建的手段——每次开赛前，他们会都跳一场毛利族的战斗舞蹈哈卡舞。
这四条构建民族身份的道路可以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走，也可以以暴力胁迫方式走。现有民族都是四路并进的历史副产物，都有赖于协商与胁迫并用。对当代民族国家而言，移民和日益加剧的多样性当前，它们面临的挑战是以某种方式结合第二条和第四条道路，确定一个符合社会多样现实的、包容性的民族身份，同时也能使新来者和这个身份同化。这个任务的成败关乎自由民主的生死存亡。
当代欧洲的民族身份之争始于欧盟创始人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和让·莫内（Jean Monnet）。舒曼和莫内深知对民族身份的排他式、族裔式定义是欧洲两场世界大战的根源。[3]为了矫正这个错误，他们于1951年创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由法国、比利时、西德、意大利、荷兰、卢森堡组成，意在防止德国重新武装，同时在这片曾经团结一体、后遭战争撕裂的地区促进贸易和经济合作。煤钢共同体逐步发展成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最后变成了欧盟，成员国数量稳步增加，现已有二十八个国家。
欧盟创始人有意弱化成员国层面的民族身份，主张“后民族”的欧洲意识，以此矫正20世纪上半叶侵略型族裔——民族主义的错误。[4]他们希望，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降低战争的可能性，政治合作会随之到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国和法国曾是两场世界大战的死对头，如今已经很难设想它们会再度兵戎相见。来自一个阶层、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青年在甲成员国出生，在乙成员国上学，和丙成员国的人结婚，在欧盟多地和远离欧盟的地方工作。他们依然保留着出生国的民族意识，但他们的生活和整个欧盟紧密相连。
但是“欧洲”是否拥有一个比它想要取代的旧民族身份更强有力的身份，这一点尚不明确。欧盟刚成立的那数十年，在成员国层面过于明目张胆地赞美本民族身份的行为，在政治上是不被接受的。德国、西班牙之类有法西斯过往的国家尤其如此：公民不挥舞国旗，不高唱国歌，不高声给国家队喊加油。对它们来说，欧盟是庇护所，但未必是它们中意的归宿。
可是，欧盟领导人并不能投入太多精力构建新的身份。[5]他们没有创建一个单一的欧盟公民身份，各成员国保留了规定公民身份的权力。盟旗、盟歌等“欧洲”身份的象征物姗姗来迟，而且多样化的欧盟成员并没有共同的公民教育。最严重的不足在于欧盟自身的民主责任制。欧盟权力最大的机构是欧盟委员会，一个非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机构，主要目标是推动一个欧洲内部的单一市场。它只间接对人民负责，途径是通过代表各成员国政府的部长理事会。直选产生的欧洲议会权力相当有限，激发不出可观的选民投票率和热情。欧洲的公民明白，重要的选举还是在成员国层面，他们主要的能量和情感投入也被导向了那里。所以，他们对治理整个欧洲的机构几乎没有主人翁感和掌控感。
因此，就在精英们谈论欧盟内部“更紧密的联盟”的时候，现实情况是旧民族身份的幽灵还在附近游荡，仿佛不受欢迎的宴会来宾。对年龄更大、教育程度偏低、不能或不想利用新欧洲的流动之便的选民来说，情况尤其如此。这些幽灵在关键的岔路口现身，给整个欧盟制造生存威胁。
欧元危机就是生动的体现。欧洲的这种共同货币发行于1999年，使得希腊得以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繁荣期大举借贷。德国人十分乐意通过扩大福利国家来支持比自己过得差的欧盟同胞，但是不想对可能债务违约的希腊人那般慷慨。而且希腊在储蓄、债务、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等方面与德国不同。作为希腊的主要债主，柏林在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强行要求希腊实施高压紧缩政策，且一直持续至今。欧元危机暴露出欧元区南北成员国之间深深的裂痕。如今，这些国家对彼此间的民族差异较危机爆发之前有了更多认识。
更大的矛盾是关于移民和难民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外国出生的移民人口因为众多原因急剧增加。首先，来自土耳其、巴基斯坦、摩洛哥等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客工并未如期归返，而是把家人带过来，生儿育女，开始在接收国安顿下来。冷战结束之后，欧盟急剧扩张，对大批西进的东欧移民敞开大门，就像经济学理论提出过的那样，劳动者纷纷前往更富裕的国家寻找就业机会。
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在欧洲总是比别处来的移民更具争议性。原因很复杂。有的争议完全是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文化偏见的产物，有的是担心新来者不“融入”东道国社会。移民及其子女被指生活在自我封闭的街区，哪怕已经住了很多年，也不学习当地语言。
“9·11”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袭后不久，伦敦、马德里接连发生类似的“基地”组织行动，上述担忧变得愈发真切。这些事件在多个欧洲国家引发了有关民族身份的激烈争吵，因为恐怖分子往往来自他们自己的社会。荷兰尤其如此。按人口占比来看，荷兰是穆斯林移民水平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一位公开出柜的荷兰政客皮姆·富图恩（Pim Fortuyn）主张叫停穆斯林移民，理由是穆斯林对像他这样的人不宽容，不可能融入荷兰的宽容文化，争议由此开始。2002年5月，富图恩在一家电台办公楼外遭到刺杀，袭击者不是穆斯林，而是一名动物权益保护激进分子。但是，2004年，荷兰电影导演提奥·梵高（Theo van Gogh）被一名名叫穆罕默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的摩洛哥裔荷兰公民杀死。凶手被梵高的某部影片激怒，认为那部影片对伊斯兰教不敬。
叙利亚内战爆发，“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成立之后，欧洲发生了新一波暴力事件。其中包括2015年1月巴黎《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事件*、同年年末导致一百三十人死亡的巴塔克朗剧院袭击事件、2016年3月布鲁塞尔机场爆炸事件，以及柏林、伦敦、尼斯、纽约的多起卡车冲撞路人袭击事件。一大批穆斯林群体因叙利亚冲突和激进传教者的线上招募而变得极端化。
这些袭击事件让人们关注起了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因为太多的袭击者都是他们袭击之国的公民，是移民的第二代子女。显然，许多欧洲国家正在收留的愤怒移民越来越多，这些人并没有真正融入东道国社会，其中一小部分甚至似乎对东道国社会奉行的价值观怀有深仇大恨。
民族身份以前遇到的挑战不像现在这么严峻。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元文化主义诞生于加拿大，因为说法语的魁北克人要求获得法定权利在英语主导的大陆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教育。1987年，加拿大人就《米奇湖协议》（Meech Lake Accord）展开磋商，这份协议要求加拿大修改宪法，将魁北克省作为“独特社会”予以保护。人们为这份协议陷入争论，因为它是一种不平等的群体认可：说法语的加拿大人被赋予的语言权利，说英语的并不享有。协议最终未获批准，但加拿大联邦制仍然保护魁北克的特殊文化权利，授权说法语的人和移民使用法语。
穆斯林移民以当年的魁北克民族主义者不曾用过的方式挑战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极限。魁北克民族主义者最极端的要求是把加拿大分裂成两个国家，但是即便分裂，也不代表民主价值观受到根本威胁，因为魁北克独立以后依然会是高质量的自由民主国家。法语文化诉求真正影响的是加拿大的语言规定，它使得说英语的人不得不学法语、用双语标志，但这充其量只是个小麻烦而已。
穆斯林社群的某些文化信仰和做法可未必如此。部分极端组织公然使用暴力，就是践踏明确的底线，任何社会都不会容忍。穆斯林群体的其他行为则更复杂。许多穆斯林家庭为女儿包办婚姻，这可能与年轻女性自主选择伴侣的权利相悖。许多虔诚穆斯林不赞成同性恋，可是同性恋婚姻已经像野火一样遍及整个欧洲。穆斯林群体以尊重文化的名义要求特殊对待，包括禁止男医生和男护士给穆斯林女性看病。还有，激烈的巴以冲突导致许多穆斯林表现出某种反犹主义，而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对反犹一直高度警惕、严加遏制。
20世纪第一个十年，欧洲出现了关于公民身份、移民、民族身份的激烈辩论。公民身份是双向的：它赋予公民一些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但它也责成公民承担义务，首要的义务就是忠于国家的原则和法律。因为许多欧洲国家提供的大量福利，这个问题尤其令人头疼：有人强烈反对为那些似乎不接受社会契约基本条款的移民提供这种福利。还有人担心穆斯林跟以前的移民群体不一样，可能永远无法真正被东道国文化同化。法国国民阵线、丹麦人民党、荷兰自由党等右翼反移民政党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它们向主流政党施压，迫使后者采纳它们的要求。
结果，许多欧洲国家开始反思它们的公民身份法，进而反思移民可以正式加入它们社会的基础。移民同化的失败原因不是单方面的：许多欧洲民主国家的公民身份很难获得。公民身份可在出生时依照出生地原则或血统原则授予，也可在出生后通过归化获得。按照出生地原则，在一国的领土上出生，即自动成为该国公民；按照血统原则，公民身份取决于血统。[6]美国一直奉行的是出生地原则，而且1868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通过以后，这个原则对所有种族都有效了。该修正案规定：“所有生在美国或已入籍美国、并受美国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和他所居住的州的公民。”类似的规则也被应用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移民态度相对开放的国家。[7]
在欧洲，法国人一直是从政治和领土的角度考虑公民身份；他们在技术上奉行血统原则，但是入籍条件相对宽松，二代三代移民的公民身份几乎是自动获得。[8]在传统上，只要一个人忠于共和国，忠于法语，且接受过法国教育，就是法国人。塞内加尔诗人列奥波尔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于1983年入选赫赫有名的法兰西学院就是因为他对法语文学的贡献。
相比之下，德国、奥地利、瑞士（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民主国家）传统上一直根据血统原则确定公民身份，归化入籍很难。德国法律在2000年放宽之前，来自土耳其或其他中东国家的移民二代三代，即便德语说得无可挑剔，也难以获得公民身份；而来自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德意志族裔只要能自证其德国种族就可入籍，哪怕不会说德语。[9]日本是在公民身份和归化制度方面限制最严的发达民主国家之一，移民门槛也同样严苛，因此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不多样化的国家之一。[10]
个别欧洲国家自2000年以后开始改革公民身份法。[11]从某些方面看，抛弃血统原则、制定一套渴望入籍的移民能够达到的归化标准，有助于社会融合。新公民应该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理解它的政治制度，并能相对流利地使用这个国家的语言。但是，有的要求定得非常苛刻，似乎是想要赶走而不是包容移民。比如，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规定，接受同性婚姻是获得公民身份的条件，考虑到这个州本身就有着保守的天主教传统，这样的要求着实奇怪。[12]
除了这些正式的公民身份规则以外，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以及其他较微妙的文化壁垒也妨碍同化。[13]“德意志人/的”“荷兰人/的”“丹麦人/的”之类的形容词原本就有族裔内涵。生于危地马拉或韩国的人移民到美国后可以自豪地宣称，他／她自入籍宣誓那一刻起就是美国人。而土耳其裔的德国公民即便他们生在德国、母语是德语，说他们是德国人也要难得多。荷兰是出了名的宽容，但那种宽容基于的是相似的社群，不是个体层面的融合。在荷兰的“支柱化”（verzuiling）制度之下，新教徒、天主教徒和各世俗社群多年来分别保留着自己的学校、报纸和政党。当穆斯林开始大量涌入时，他们往往被导向自己的支柱，上学只跟别的穆斯林孩子一起。荷兰的这套制度过去一直有效维持着这个分歧社会的和平，但是到了21世纪，它却有碍于同化文化背景迥异的移民。
欧盟的东欧新成员国比创始成员国更不愿意接受文化差异巨大的新来者。1945年后，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国家开始实施共产主义。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遇到了挫折。与西德、西班牙不同，它们不必与自己的民族主义过往较劲，也不曾努力让自由主义价值观深入民心。它们几乎没有移民经验，在发达世界中属于最不多样化的社会。1989年以后，它们从共产主义阵营倒向了欧盟，但许多公民并不欢迎新欧洲代表的积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结果，匈牙利的奥尔班宣称匈牙利民族身份基于匈牙利的民族性，而许多新一代东欧领导人将欧盟视作威胁，首要原因就是它对中东和非洲无穷无尽的移民敞开大门。
还有一个从未完全接受欧洲身份的欧盟成员国是英国。多年以来，英国一直是欧盟的关键成员国，它的疑欧派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声音很大，主要是保守党的重要成员和一些新的政治团体，如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14]2016年6月，英国公投产生了脱欧的意外结果，人们预言这个投票结果会引发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但是对许多脱欧派来说，脱欧问题主要是身份问题，不是经济问题。结合英国身份的历史遗产，这个投票结果或许不难理解。
英国人的疑欧主义扎根于一种历史悠久的英国例外论。1066年，英国被一个法国王朝征服，在接下来几百年间，英国历史与欧洲大陆的历史交织在了一起。但是，16世纪初，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断绝关系，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全国性新教教会，一种独特的英国身份感从此生根。历史学家艾伦·史密斯（Alan Smith）写道：
这种民族身份感和独特感不断发展，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达到巅峰，借由英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的《殉道者之书》（Acts and Monuments）得到了经典的表达……它阐述了一种振聋发聩的理论：新教英格兰是上帝“选中的国家”……优于欧洲大陆上被奴役的教宗制信奉者，独立于英格兰王室以外的一切权威……这就是英格兰人以及后来的不列颠民族的理论，这个理论从那时起一直流行到20世纪70年代，直至这个国家加入欧共体，再一次臣服于外部权威的决定。[15]
英国的这种独特感因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巩固：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17世纪围绕内战展开、确立了议会主权的政治斗争。这一主权既然来之不易，就不可能轻易被放弃：听听脱欧派的说辞——欧洲大陆还在被奴役，这次的奴役者不是教宗，不是皇帝，是欧盟。
说得客气点儿，今天的欧洲民族身份是一团乱麻。欧盟的支持者未能成功创建强有力的泛欧身份感，以取代成员国自己的民族身份感。那些民族身份顽强持久，差异巨大，有的相对开放，能够接纳不同的人群，比如法国那种，有的故意给同化移民制造障碍，像匈牙利选择的那样。欧洲地区虽然确实受到了来自移民的威胁，但危险程度远不及移民和文化多样性引发的政治反应。反移民、反欧盟的魔鬼们已经被唤了出来，它们往往强烈地反对自由，可能损害欧洲地区繁荣的基础：开放的政治秩序。应对这样的反弹，不能拒绝身份本身，而是要对民族身份进行有意的塑造，以此促进民主和社群的开放。
比起大多数欧洲国家，美国的移民经验更长久，已经形成了一种更适合同化新来者的民族身份。但这个身份是长期政治斗争的产物，至今仍未最终确定。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它遭到了一些人的尖锐抨击。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围绕反移民展开，特别是来自墨西哥和伊斯兰世界的移民。像同样反移民的欧洲人一样，许多特朗普支持者坚称他们想“夺回自己的国家”，这个诉求好像在说他们的国家被从他们手上抢走了。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团结右翼”集会把新纳粹团体、种族主义团体聚集到一起，高呼“血与土”†，搞了一场有意模仿纳粹的火炬集会。针对这场集会，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Ben Sasse）在推特上发文说，“这些人真是令人作呕——而且对美国一无所知。这个有信条的国家是明确反对‘血与土’的民族主义的。”[16]
萨斯觉得美国是个有信条的国家，这非常值得称道，尤其当时有个总统似乎同情在集会上现眼的诸多丑态，而且共和党的一众胆小政客也没有批评他。只是，美国的民族身份是经多年发展而来的，这个有信条的民族身份历经了数十年政治纷争方才出现，时至今日也未被全体美国人接受。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二卷，约翰·杰伊（John Jay）发起了有关美国宪法草拟稿的辩论，原文如下：
天意乐见将这片相连的国土交予一个团结的人民，一个源自相同的祖先、说着同样的语言、信奉同一种宗教、坚守同样的政府原则、礼仪和风俗非常相似的人民。这个人民，通过他们的共同磋商、共同战斗和共同努力，在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中并肩作战，浴血奋斗，光荣地建立了普遍的自由和独立。
注意杰伊对美国身份的定义有多具体、多狭隘。它基于共同的宗教（新教）、族裔（英国人的后代）、语言（英语）以及对共和政体原则的共同信仰。即便是被视为革命时期的激进左翼人士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也声称他只与“每一个欧洲基督徒”亲如兄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怀疑他与苏格兰人血脉不同，担心有移民来自不该来的欧洲地区，带来“遭到他们抛弃的政府采用的、他们在年轻时代接受的原则；即便他们能摒弃那些原则，也会代之以肆意放荡”。[17]
像这样担心美国的特质会因为引狼入室而遭到腐蚀的历史人物可不止杰斐逊一个。20世纪40年代，大批爱尔兰天主教徒抵达美国，引发本土主义反应，有人担心“教皇主义”和酗酒的影响，这种担心后来促成了1917年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禁酒令的通过。这个国家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精英有时担心德国移民把他们的绝对主义本能带到美国。这种担忧在美国加入一战后达到顶峰，不少德裔美国人试图掩盖自己的族裔身份。在大移民潮中抵达的数百万东欧人和南欧人也有同样的经历。大移民潮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1924年《约翰逊——里德法案》（Johnson-Reed Act）通过，根据来源国限制移民进入美国。
换言之，宗教和族裔是许多美国人思考自身的关键因素。但是，有一种信条式的叙事方式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而且有同样深厚的历史渊源。法国移民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弗克（Hector St. John Crèvecoeur）在18世纪80年代写道，美国是“自由的庇护所、未来国家的摇篮、绝望欧洲人的避风港”，在那里“各宗派、各民族杂糅混合”。乔治·华盛顿在政治上是这样描绘美国之所以独特的：一个“敞开接收富裕且尊贵的陌生人，也敞开接收各民族、各宗教的被压迫者、受迫害者”的地方。只视基督徒如兄弟的托马斯·潘恩也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它由“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组成，对这些人来说，“通过基于社会原则和人权来构建政府这一简单行动，所有困难都会退去，一切都能变成友好一致”。[18]正是这些情感铸就了美国国徽上的铭文：世界新秩序（Novus ordo seclorum）和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
美国内战在根源上是一场美国人的民族身份之争。南方各州明确将身份和种族挂钩，把非白人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他们援引宪法里的立国原则，就像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所做的那样，主张各州民主多数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支持或反对奴隶制，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它们的选择。亚伯拉罕·林肯则不以宪法为依据，而是援引《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在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林肯指出，平等的原则高于各州的权利，个别州的民主多数不能剥夺在州内生活的人的基本权利。林肯将国家带入战争，为的是捍卫联邦，他从一开始就明白，真正的问题是奴隶制及其对平等这一根本原则的威胁。‡这种更广义的身份理解，就是林肯在葛底斯堡讲话中提到的“自由的新生”。[19]
南方战败拓展了“美国人民”的意义：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公民身份包含在美国国土上出生或入籍的所有人（出生地原则），给予他们正当程序的平等权利；第十五条修正案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或曾经的被奴役状况剥夺投票权。可耻的是，这些修正案里的承诺一直到百年之后的民权时代才开始兑现，甚至在今天，企图限制少数族裔选民赋权的措施依然对它构成威胁。但是，民族身份不基于种族的原则，以及联邦政府有权强制执行美国人的基本权利，这些都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且已成为大多数美国人看待自己的方式。
到20世纪中叶，美国的多样性已成事实，用宗教或族裔来界定美国人民已不可能。世纪之交那场大规模移民潮过后，生于外国的美国人比例上升到总人口的15%左右。在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当中，有太多人不属于传统的宗教或族裔类别，从政者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把美国说成是“基督教”国家或者“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约翰·杰伊提出的人民四大属性（同宗教、同种族、同语言、对共同政府原则的共同承诺）只有后二者尚存，即共同的语言和共同忠于民主政府。§这就是参议员萨斯所说的“有信条的”美国身份。
对美国身份的这种信条理解是两个世纪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与基于种族、族裔、宗教的早期理解的决裂。美国人可以为这种非常实质的身份骄傲：它基于对宪政主义原则、法治、民主责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如今女性也包括在内）的信念。这些政治观念直接来自启蒙精神，多元文化已成事实的现代自由民主要达成一致，这些观念是唯一可能的基础。
左翼和右翼日益实践的那类身份政治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它退回到了付出巨大代价才得以战胜的，基于种族、族裔、宗教等固定属性的身份理解。
左翼这边，狭隘身份政治的支持者声称，美国身份就是它的多样性，或者说，我们就是因多样性而团结在一起。还有人说，美国已经多样到没法再有一个民族身份，所以我们不必为了民族身份有这样那样的担心。考虑到民粹主义的身份理解最近在抬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退回多样性并以之为美德。说美国是多样化社会，这没有错。但多样性本身不构成身份的基础；否则就像是在说，我们的身份就是没有身份，或者我们应该习惯于我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强调各自狭隘的族裔或种族身份。
右翼这边，有些人已经退回到过去基于种族和宗教的身份理解。共和党前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Sarah Palin）曾说“真正的美国人”是生活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人，这样说就是故意把美国城市里的多样人群排除在外。特朗普把这种观点抬到新的高度，唤醒了丑陋的民粹式民族主义，再度主张基于族裔或宗教的国家理解。就像他在2016年一次竞选集会上说的，“唯一重要的事，是人民的统一”，因为“别的人民什么都不是”。[20]这意味着，在实践中“真正的人民”会把“别的人民”从公民生活中驱逐或以某种方式强行排除——这种表述不是为了民族统一，是要打内战。
许多研究现代民主的理论研究者认为，被动接受民主信条不足以让民主制度起作用。民主国家也需要公民方面的积极美德。托克维尔特别警告过民主社会的人可能遇到的诱惑，他们会转向内部世界，只操心自己和家庭的福祉。他认为，民主要成功，需要公民爱国、知情、积极、有公益心、乐于参政议政。在这个极化的时代，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民主要成功，还需要公民思想开放、宽容异己，且时刻准备为民主共识妥协己见。
当代鲜有政治思想家主张，作为一个民族，美国要成功，不仅要对身份有最基本的信条理解，还需要一定的文化规范和美德。塞缪尔·亨廷顿是这些思想家中的一位。他在最新著作《我们是谁？》（Who Are We？）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17世纪和18世纪来定居的不是英国新教徒，而是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天主教徒，美国还会是今天的美国吗？答案是‘不会’。美国不会是美国，会是魁北克、墨西哥、巴西。”[21]亨廷顿谈到，他所称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是美国身份的必要成分，而美国身份是一种围绕新教工作伦理构建的文化。
亨廷顿被批评是种族主义者，最近还被说成是特朗普在学术上的先驱。[22]但是，如果对亨廷顿的思路有正确理解，就算不赞成他开出的移民政策处方，也不会指责他是种族主义者。
亨廷顿不是支持美国身份的盎格鲁——新教理解，那种理解说的是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才有资格当美国人。他说的是，盎格鲁——新教定居者来到美国，同时带来一种文化，那种文化对美国后来的民主成功至关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文化，不是文化参与者的族裔或宗教属性。在我看来，他这个观点正确无疑。
关于那种文化，亨廷顿强调的一个重要元素是“新教”工作伦理。经验可证，美国人工作确实比世界上其他许多人更勤奋——不如许多亚洲人勤奋，但肯定比大多数欧洲人勤奋。[23]这种工作伦理的历史渊源可能在于这个国家早期定居者的清教主义，但是，美国现在什么人工作勤奋？可能是开杂货店的韩国人、开出租车的埃塞俄比亚人、干园丁活的墨西哥移民，他们的勤奋程度不亚于有盎格鲁——新教传承、在乡村别墅吃红利过着舒服日子的某个人。我们可以不否认这种文化的历史渊源，但我们同时必须认识到，它已脱离特定的族裔宗教起源，成为全体美国人共有的财产。
我认为，亨廷顿错在担心墨西哥移民可能最终不会认同盎格鲁—新教价值观和习俗。经验证明，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他的另一种担忧倒是更有道理：当代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理解造成了前几代移民不曾遇到过的、不必要的同化障碍。
问题不在于美国人该不该走回头路，回到族裔或宗教的身份理解。当代美国的命运，以及任何其他希望继续生存的多元文化民主国家的命运，是成为信条国家。但它也需要对积极美德有所理解，这些美德不专属于特定群体，为民主运转所必需。现如今，再把身份与种族、族裔、宗教相关联，肯定是错的，但是，主张良好运作的民主国家的民族身份需要的不只是被动接受信条，这绝对正确。它还需要公民身份，需要人们践行某些美德。信条身份只是成功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2015年1月7日，法国的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位于巴黎的编辑总部遭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包括主编在内的十二人遇难，另有十一人受伤。——译注
†纳粹德国意识形态的核心，“血”代表种族主义的民族血统，“土”代表以土地为基础的农村生活美德和传统价值。——译注
‡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讲中说：“我们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是黑奴，他们并非遍布整个联邦，而是局部地分布于南方。这些奴隶构成了一种特殊而重大的利益。大家知道这种利益可说是这场战争的原因。”——作者注
§英语是美国身份的重要一体化属性之一，正因如此，人们对公立学校的双语和多语教学始终有争议。——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