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我们人民

第十二章 我们人民

2011年“阿拉伯之春”过后，叙利亚陷入了一场毁灭性的内战，导致近四十万人丧生。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统计，有四百八十万人离乡去国，其中一百万人前往欧洲，还有六百六十万人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冲突开始时，这个国家总人口是一千八百万。这场战争造成了许多连锁反应，包括使土耳其、约旦、黎巴嫩、伊拉克等邻国失去稳定和一场震动欧盟的移民危机。

如果没有清晰的民族身份感会怎么样？叙利亚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叙利亚战争的近因是2011年爆发的反阿萨德政权和平抗议，抗议是由“阿拉伯之春”引起的。阿萨德并未就此下台，与反对派之间产生了暴力冲突。双方冲突引起国外群体的关注，外国战士涌进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因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俄罗斯、美国的支持，叙利亚在内战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导致这些事件的深层原因是宗派分裂。1970年政变后，叙利亚一直由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l-Assad）统治，2000年以后，他儿子巴沙尔接手，父子二人都是阿拉维派成员。阿拉维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分支，战前约占叙利亚人口的12%；其他的叙利亚人大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此外还有大量基督徒、雅兹迪人及其他少数族裔。族裔和语言上的分歧还存在于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土库曼人、巴勒斯坦人、切尔克斯人等族群间，这些分歧偶有和宗教分裂相互呼应之势。暴力极端分子、温和伊斯兰主义者、左翼、自由主义者之间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阿拉维派之所以主导着叙利亚的政治生活，是因为过去在该地区采取分而治之的法国殖民者曾将他们招入军队。阿萨德家族统治期间，阿拉维派一直遭到国内其他团体的憎恨和抵制，国家维持稳定全靠阿萨德父子对反对派的压制。很少有人超越对自身宗派、族裔团体或宗教的忠诚，忠于一个所谓的叙利亚实体。当高压型国家现出疲态，像2011年那样，这个国家就陷入困境了。

脆弱的民族身份在大中东地区是个大问题。也门、利比亚已经沦为失败国家，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饱受内乱失序之苦。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相对稳定，但是也存在和民族身份感太弱有关的问题。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莫不如是，而且这是发展的主要障碍。比如，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在族裔上、宗教上是分裂的；它们能维持稳定，只因不同的族裔团体轮流上台掳掠国家。[1]其结果就是高度腐败、严重贫困、经济无发展。

相比之下，日本、朝鲜、中国在开始现代化之前——甚至在它们于19世纪遭遇西方列强之前——就已经有发展完好的民族身份。这些国家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发展得如此惊人，部分是因为它们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敞开大门的时候，不必解决身份的内部问题。它们也曾遭遇内战、被人占领、四分五裂。但是，一旦冲突平息，它们就可以基于民族传统和共同的民族目标得到重建。

民族身份始于对国家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共同信念，无论这种制度是否民主。身份可在正式法律和制度的规定中得到体现，比如，教育系统教给儿童怎样的本国历史、哪种语言被视作官方的民族语言。但民族身份也延伸到文化和价值观领域。它包括人们讲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赞美什么，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怎样才能真正成为该社群的一员。[2]

在当代世界，基于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性取向等的多样性既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也是一种价值。它对社会来说是件好事，理由很多。能接触别样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往往会激发创新、创造力和创业精神。多样性激发兴趣和兴奋感。1970年的华盛顿特区是个相当乏味的双种族城市，能吃到的最具异国情调的饭菜，就在康涅狄格大道上的北宫饭店（Yenching Palace）。如今，大华盛顿区族裔多样得不可思议：你能吃到埃塞俄比亚菜、秘鲁菜、柬埔寨菜、巴基斯坦菜，能流连于一个又一个的族裔飞地。这座城市的国际化还刺激了其他兴趣的出现：它成了年轻人的理想居所，他们带来了新的音乐、艺术、科技，还有过去没有的邻里生活。华盛顿的故事已经在世界各地许多都市区得到复制，从芝加哥到旧金山，从伦敦到柏林，莫不如此。

多样性还是适应性的关键。环境生物学家指出，人造的单一作物抗病能力很差，因为作物种群缺乏基因多样性。事实上，基因多样性是进化本身的发动机，进化就是以遗传适应和变异为基础。人们普遍担心世界丧失物种多样性，就是因为这会威胁长期的生物适应性。

最后，还有个体寻找身份的问题，我们前几章已经讨论过。人们往往抗拒被大的文化同化，尤其是在他们并非生在其中的情况下。他们希望自己那个独特的自我被承认、被赞美，不被压制。他们想感觉到自己与祖先的联系，想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即使不属于那个文化，他们也舍不得失去那些正在迅速消亡、能让人联想起以往生活方式的土著语言和传统习俗。

但是，多样性并非百利而无一害。叙利亚、阿富汗是非常多样化的地方，但这种多样性带来的是暴力和冲突，不是创造力和适应性。肯尼亚的多样性加剧了族裔分歧，助长内向型的政治腐败。族裔多样性导致自由的奥匈帝国在一战前几十年间分崩离析，当时，构成该帝国的各个民族认定他们无法在同一个政治结构里共同生活。19世纪末的维也纳是个大熔炉，产生了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弗洛伊德。但是，当帝国里的狭隘民族身份——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捷克人、德意志人——纷纷维护起自己时，整个地区的暴力和不宽容便突然发作起来。[3]

民族身份在这个时期落下恶名，因为它和基于一种排他的、基于族裔的归属感，也就是族裔——民族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这类身份对不属于本群体的人加以迫害，对外国人以居于他国的同族人的名义实施攻击。不过，问题不在于民族身份概念本身，问题在于民族身份采取的形式：狭隘、基于族裔、不宽容、侵略成性、深度不自由。

事情本可不必如此。民族身份可以围绕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和提供结缔组织的共同体验来构建，在这种结缔组织中，不同的社群都可以蓬勃发展。印度、法国、加拿大、美国就做过这种尝试。民族身份有这样的包容感，对维系成功的现代政治秩序至关重要，原因如下：

首先是人身方面的安全。如果没有民族身份，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是国家瓦解、内战爆发，像前文所述的叙利亚、利比亚那样。退一步来说，脆弱的民族身份也会制造别的重大安全问题。大的政治单位比小的强大，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它们更有能力塑造国际环境，使其符合自身利益。比如英国，如果苏格兰是个独立国家，英国在过去这几个世纪中就不可能在地缘政治实践中扮演同样的角色。西班牙亦然，倘若它最富裕的地区加泰罗尼亚分裂脱离，它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也会变得不同。严重分裂的国家很脆弱，欧洲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美国政坛暗流涌动，两者都有可能加深这些地方的政治分裂，这也是为什么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会不动声色地关注它们的局势。[4]

其次，民族身份对政府质量很重要。好的政府——公共服务效率高、腐败程度低——靠的是国家官员将公共利益置于他们的狭隘利益之上。在系统性腐败的社会里，政客和官僚会把公共资源转移给他们自己的族裔社群、地区、部落、家族、政党，而如果他们不觉得自己对于社群的整体利益负有责任，就会把这些资源装进他们自己的口袋。

由此引出民族身份的第三个功能：推动经济发展。倘若人民不以国家为荣，他们就不会为国家工作。日本、韩国、中国强大的民族身份产生了聚精会神谋求国家经济发展而不是个人发财致富的精英，尤其是在经济腾飞之初的那几十年。这种公共导向性是“发展型国家”的基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拉美等地则不常见。[5]许多基于族裔或宗教的身份群体偏好内部交易，利用它们手中的国家权力为自己的群体谋好处。这可能会帮助新抵某国的移民社群，但他们日后的繁荣则关键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能力融入这个更大的文化体系。经济蓬勃发展，需要尽可能最宽广的市场准入，在这样的市场中，完成交易不用看买家卖家的身份——当然，前提是民族身份没有成为对别国实施保护主义的基础。[6]

民族身份的第四个功能是扩大信任半径。信任如同润滑剂，既能促进经济交换，也能增强政治参与。信任基于一种叫社会资本的东西，也就是在共同价值观和非正式规范的基础上与人合作的能力。身份群体增进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但社会资本往往局限在狭窄的群体内。实际上，强大的身份往往会削弱群内人和群外人之间的信任。社会因信任而兴旺，但社会要有尽可能大的信任半径，才能运转良好。[7]

民族身份之所以重要的第五个原因是它有助于维系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以便缓解经济不平等。倘若社会成员觉得自己同属一个大家庭，彼此间高度信任，他们就更有可能支持社会计划帮助比他们更脆弱的同胞。斯堪的纳维亚的强大福利国家正是靠着同样强大的民族身份感作为支撑。相比之下，社会分裂成一个个自顾自的群体，不觉得相互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就更有可能认为他们身处零和竞争之中，为了资源你争我夺。[8]

民族身份的最后一个功能是使得自由民主本身成为可能。自由民主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隐性契约。公民根据这份契约放弃某些权利，以便让政府保障其他更基本、更重要的权利。民族身份便建立在这份契约的合法性上，倘若公民不相信他们归属同一政体，民主制度便无法运转。[9]

但民主的质量不单取决于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否被接受。民主国家要运转，就要有自己的文化。它们不会自动生成协议；实际上，它们必然是多样利益、多种观点、多类价值以和平方式实现和解的多元集合。民主需要商议和辩论，而商议辩论要发生，唯有人民接受关于什么可说、什么可做的问题存在一定的行为规则。为了共同的利益，公民往往不得不接受自己不喜欢或更偏好的结果，宽容和同情的文化必须战胜偏袒的激情。

身份植根于激情，激情是通过骄傲、羞耻、愤怒的情感，在情绪上体验到的。我已经讲过，这会如何削弱理性的辩论和商议。可话说回来，倘若公民不通过骄傲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对宪制政府、人类平等的理念多少怀着一些非理性的执着，民主社会便难以为继。这种执着能确保社会走出低谷，而单靠理性则只会让人接受对体制运转的绝望。

对民族身份构成最大挑战的政策议题是移民，以及和难民相关的议题。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欧美民粹式民族主义崛起的幕后驱动力。法国国民阵线、荷兰自由党、匈牙利奥尔班的青民盟、德国选择党，还有英国脱欧派，全都既反移民，又反欧盟。但对许多民粹主义者而言，这其实是同一个议题：他们非常讨厌欧盟，因为他们认为欧盟在剥夺他们管控自家国界的主权。1985年，欧盟创建了申根制度，规定大多数成员国相互免签，以便促进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增长。此外，欧盟授予进入欧洲的难民以广泛的权利，且强制执行这些权利的不是成员国法院，而是欧洲人权法院。*

这套制度开始运转后，达到了宣传所说的效果，劳动力得以流向可被更高效使用的地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得到了庇护。但它也导致许多欧盟国家的外国出生人口大量增加，2014年，叙利亚内战把一百多万叙利亚人送进欧洲，这个问题更是严重到亟待解决的地步。

同样，在美国，移民深深地改变了阶级和种族。根据政治学者佐尔坦·哈伊纳尔（Zoltan Hajnal）和玛丽萨·阿布拉亚诺（Marisa Abrajano）的数据显示，这是美国人把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的主要原因。[10]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后，非裔美国人跟了民主党，这被普遍看作美国南部投入共和党怀抱的原因；现如今，移民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反墨西哥移民、反穆斯林移民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与后来当选总统的过程中发挥了首要作用。保守党对移民不满的核心问题是，据信目前有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两百万无证移民在美国居住生活。美国的反移民政客像欧洲的民粹主义者一样抱怨国家未能行使主权，控制从南部国境线涌入的移民。所以特朗普承诺在美墨边境建一堵“又大又美”的墙。

移民引发反弹，这不足为奇，因为移民数量确实很多，相应的文化变化确实很大，有些情况堪称史无前例。表2是近六十年来一些富裕国家的外国出生人口数据。美国现在的水平与20世纪20年代相当，那之前曾有一大波移民于世纪之交进入美国。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欧美民粹主义政客的共同目标是“夺回我们的国家”。他们说，传统的民族身份理解正在被稀释、被压倒，罪魁祸首就是持不同价值观和文化的新来者，以及把民族身份概念说成是种族主义和不宽容的进步左翼。

但他们想夺回的是什么国家？美国宪法开宗明义：“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宪法说得明明白白，主权在于人民，合法政府来自人民的意志。但它没有定义人民是谁，也没有定义个体在什么基础上可被纳入民族的共同体。

美国宪法在此处的留白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民族身份一开始是从哪里来的，该怎么定义它？人民的主权是民主选择的基础，可是什么构成了“人民”？既是事实又是意识形态的多元文化主义是不是在削弱我们共同的公民身份感？如果是，有没有办法在多样的人民中重建对民族身份的共同理解？

美国宪法没有定义谁是美国人民，这反映出所有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政治理论学者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指出，大多数民主政体建立在业已存在的民族和社会之上，这些民族和社会已经有发展良好的民族身份感，定义着它们的主权人民。但这些国家并不是以民主的方式创建的：德国、法国、英国、荷兰，都是在不民主的体制下、为领土和文化进行的长期且往往暴力的政治斗争的历史副产品。当这些社会走向民主时，它们的领土范围和既有人口便自然而然被当作人民主权的基础。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也与此类似，它们在民主化的几百年前就已经是民族，它们的政治开放民主选择时用不着争辩“谁是人民”的问题。[11]

马南指出了现代民主理论一处重要空白。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思想家都认为，世界已经被分成众多民族，民族构成民主选择的基础。他们没有给出理论，去解释美墨边界为什么应该沿着格兰德河（Rio Grande）设置，阿尔萨斯该归法国还是德国，魁北克该属于加拿大还是“独特社会”，加泰罗尼亚基于哪些理由可以合法脱离西班牙，还有，移民人口占多大比例刚刚好。

这些理论工作留给了后来人。拉加德、希特勒之类的民族主义者用生物学定义民族，认为世上既有民族都是种族实体，亘古有之。还有人把据称恒久不变的文化传承当作民族的基础。这些理论成了20世纪早期欧洲侵略型民族主义的借口，它们的鼓吹者随着1945年纳粹垮台而被打倒。

那些可被称作“全球化世界大同派”的人主张，民族身份、国家主权这些概念本身早已过时，应代之以宽泛的跨民族身份和体制。这一派有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经济和功能层面的，说的是当今问题都是全球问题，因此需要在全球层面加以应对。这些议题包括贸易投资、反恐、环境、传染性疾病、毒品、人口走私，还有其他很多。民族和民族身份是国际合作的潜在障碍，应该逐步被一个新层次的跨国规则和组织替代。

第二个论点更理论化，出自国际人权法。自由民主国家建立在普遍平等的前提之上，而且这种平等既不由国界始，也不以国界终。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为基础，一整套国际法体系不断发展，主张所有人类生来就有一些权利，各国都应予以尊重。[12]人权法律在发展，国家的义务也在演变，不仅是对本国公民，也包括对移民和难民。有支持者甚至提出移民也是一种普遍权利。[13]

这两种论点在一定程度上都成立。但它们都不妨碍围绕民族国家构建国际秩序，也不改变那些国家内部拥有适当民族身份的必要性。认为国家已过时、应被国际机构取代，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没人能想出好的办法，确保国际机构以民主的形式负责。民主机构的运作有赖于共同的规范和视角，最根本地说，有赖于共同的文化，这些都能存在于单个民族国家的层面，但却不存在于国际层面。围绕着既存的国家间的合作，有效的国际合作才能展开，而且已经展开了。几十年来，民族国家为了保护它们的民族利益一直在放弃某些主权。[14]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这样的合作协商，可以继续这样合作协商下去。

世上大多数国家已经主动担负起尊重普遍人权的义务，也理应如此。但是所有的自由民主都建立在国家之上，国家的管辖权受限于领土之所达。没有国家能够无限制地承担义务，去保护本国辖区以外的人，而且如果它们真的那样做，世界会不会更好也未可知。国家理应自觉有道德义务去庇护难民、欢迎移民，但这些义务意味着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而民主国家需要权衡它们和其他事务的轻重缓急。民主意味着主权在民，但是，如果无法界定谁是人民，它们就无法行使民主选择。

如此说来，政治秩序，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有赖于自由民主国家带着正确且包容的民族身份持续存在。但我们还要看看，在现存的民主国家里，这样的民族身份从何而来，以及它们在未来可能有怎样的变化。

*申根区与欧盟、欧元区有重叠，但不完全重合。有些欧盟成员，比如爱尔兰、英国选择不加入申根区，也有非欧盟成员，比如冰岛、挪威，实际上属于申根区。——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