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世界目睹了发达自由民主国家一系列强劲的新社会运动。在美国，民权运动要求国家完整兑现《独立宣言》承诺的、内战后写入宪法的种族平等。女性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激发和塑造了随着民权运动接踵而至的女权运动，以类似的方式要求给予女性平等待遇。同时，性革命动摇了性与家庭的传统规范，环保运动则改变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态度。此后还有其他相继发生的运动，为推动残障人士、美洲原住民、移民、男女同性群体和变性群体的权利摇旗呐喊。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欧洲人目睹了一场相似的大爆发。法国的老左翼势力以一群核心的共产主义者为中坚力量，赢得了包括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等著名知识分子的同情。他们仍在关注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在1968年的骚乱中，这些关切被搅动着美国的诸多社会议题所取代：少数族裔和移民权利、女性地位、环保主义等等。无产阶级革命似乎不再与当代欧洲面临的议题相关。法国各地爆发的学生抗议和大范围罢工与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的类似事态遥相呼应。左翼的“1968一代”不再一门心思关注阶级斗争，转而支持各类边缘群体的权利。
这些社会运动的发生源自自由民主国家平等承认全体公民尊严的抱负。但民主从不至于这么声称：无论法律如何规定，人往往不是依据他们个体的人格和能力，而是依据有关他们所属群体的假定看法来评价的。
可耻的是，在美国，这些偏见在正式法律中存在了许多年：法律不允许黑人小孩和白人小孩一起受教育，以女性不够理性为由禁止她们投票。但即便法律被修改了，学校不再隔离黑人和白人，女性也拥有了投票权，社会也并未突然就停止用群体模式思考自身。歧视、偏见、不敬，或者干脆视而不见，这些心理压力在社会意识里依旧根深蒂固。它们之所以仍然存在，也是因为群体在行为、表现、财富、传统与风俗上还是各有各的不同。
在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运动兴起的社会中，用身份思考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各种机构已经担当起帮助人们提升自尊的治疗使命。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身份的关注基本专属于那些希望实现个体潜能的人。随着上述社会运动的兴起，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开始从自身所属群体的尊严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对世界各地民族运动的研究显示，个体自尊与和他相关的大群体受到的尊重有关，因此政治会影响个人。[1]每场运动都代表此前不被看见、遭到压迫的人，每个人都对别人的视而不见心怀怨恨，都希望内在价值得到公众承认。由此诞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身份政治。关于它，只有名字是新的，斗争和视角都和以前民族主义和宗教的身份运动一样。
每个被边缘化的群体都可以选择以更宽广还是更狭隘的身份看待自身。它可以要求社会像对待主流群体成员那样对待本群体成员，也可为自己的成员主张一个独立的身份，要求社会把他们当作与主流社会不同的群体来尊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种选择胜出了。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早期民权运动只要求美国社会对黑人白人一视同仁。它不抨击决定白人如何彼此相待的规范和价值观，不要求改变国家根本的民主制度。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黑豹党（Black Panthers）、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等群体出现，它们认为黑人有自己的传统和意识，应以自己之所是为荣，而不是以社会望其所是为荣。用杰西·杰克逊牧师引用大威廉·霍姆斯·伯德斯（William Holmes Borders, Sr.）的诗来说就是：“我也许穷，但我是个人物！”美国黑人真实的内在自我不是白人的内在自我，而是由在一个对黑人不友好的白人社会里作为黑人成长起来的独特体验塑造的。这些体验意味着暴力、种族主义和诋毁，成长经历不同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这些主题如今又被“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拾起。这场运动因弗格森、密苏里、巴尔的摩、纽约等美国城市的警察暴力事件而起，起初是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等个体受害者伸张正义，后来随着时间发展扩大到致力于让人了解美国黑人日常生活的真实面目。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等作家将当代警察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和奴隶制与私刑的久远历史记忆联系了起来。这个记忆部分构成了阻碍黑人与白人相互理解的鸿沟，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体验。[2]
女权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相同的变化，且更快更有力。这场运动的主流像早期民权运动一样，主要要求在就业、教育、司法等方面平等对待女性。但是，从一开始就有一派重要的女权主义思想主张，女性的意识和生活体验与男性的有着根本的不同，女权运动的目标不应只是帮助女性像男性一样行为和思考。1949年，波伏娃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她在书中断言，女性的生活体验和她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周围社会的男权本质塑造出来的，而且这种经验几乎不可能为男性注意到。[3]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用更为极端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她认为强奸和性交“难以区分”，有关强奸的既有法律反映的是强奸犯的观点。她说，虽然起草这些法律的人并不都是强奸犯，但“他们属于那个［强奸犯］群体，强奸犯强奸女性的根源在不是强奸犯的男性身上也存在，这个根源就是男性特质和对男性标准的认同”。[4]
每个群体都有它自己的、外人无法进入的身份，这个观点体现在生活体验这一表述的使用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表述在大众文化中呈爆炸式增长。[5]经验（experience）和生活体验（lived experience）的区分源自德语Erfahrung和Erlebnis，19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对此曾有深究。Erfahrung指的是可分享的经验，比如人们在不同的实验室看化学实验。Erlebnis则相反，它含有Leben一词，即生活、生命之义，说的是对体验的主观感受，不一定能分享。1939年，作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撰文指出，现代生活由一系列“震撼体验”组成，妨碍个体把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导致Erlebnis难以转化成Erfahrung。他否定地称之为“一种新式野蛮主义”，共同记忆因之破碎，沦为一系列个体体验。[6]这条思路最终可溯至卢梭，我们应该还记得，卢梭注重“存在的感受”，认为主观内在感受高于周围社会共有的规范和理解。
Erfahrung和Erlebnis的区别就是经验和生活体验的区别。生活体验这个词经由波伏娃进入英语：《第二性》第二卷的副书名为L’expérience vécue，意思就是“生活体验”。波伏娃认为，女性的生活体验不是男性的生活体验。于是，女性的主观体验提升了人们对主观性的关注度，主观性进而被用于种族、民族、性别取向、残疾等为基础的其他群体和类别。在每一个类别内部，生活体验也是不同的，男女同性恋的生活体验与变性人的生活体验不同，巴尔的摩的黑人男性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Birmingham）的黑人女性生活体验也不同。
生活体验受到的重视反映出长期现代化更为普遍的性质，前文曾提到，正是这一性质导致身份问题的发生。现代化包括劳动分工精细的复杂社会、现代市场经济依赖的人员流动，以及造成个体间邻里关系多元化的城乡流动。在当代社会，现代通信技术、社交媒体让想法相同但地理位置不同的人能够彼此沟通，上述社会变化因而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不同的生活体验和身份像互联网上的油管明星和脸书圈子一样呈现指数级增长。而旧式“经验”的可能性，也就是可以跨越群体边界得到分享的视角和感受，正在被以相同的速度摧毁。
学校、大学、医疗中心等社会服务机构的治疗转向意味着它们既愿意看护人的心理（推动所有社会运动的平等激情），也愿意关照人的物质条件。少数族裔和女性不断发展的意识在七八十年代更为强大了，他们有了现成的词汇和框架可用以理解他们的边缘化体验。身份以前是个体的事情，现在成了群体的所有物，这些群体被认为拥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塑造出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多元文化主义本来是对事实上确实多样的社会的一种描述。但它也成了政治计划的标签，这种政治计划想平等地评价所有文化和生活体验，尤其是曾经看不见、被低估的那些。古典自由主义想的是保护平等个体的自主性，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新意识形态则主张平等尊重所有的文化，哪怕那些文化略去了其中个体的自主性。
多元文化主义最初是用来指一些大的文化群体，例如加拿大说法语的人、穆斯林移民、非裔美国人。但这些群体进一步碎片化，成为更小、更具体、拥有独特体验的群体，以及不同形式的歧视交叉形成的群体，比如有色女性——理解她们的生活，不能只看种族，也不能只看性别。[7]
推动焦点转向身份的另一个因素，是可能带来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政策越来越难出台。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发达世界的进步团体都面临着生存危机。该世纪上半叶，激进左翼的主要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强调。社会民主左翼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接受自由民主的框架，但有着不同的关注重点：扩大福利国家，让更多的社会保障覆盖更广的人群。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些左翼势力都希望通过运用国家权力促进社会经济平等，既要社会服务对所有公民开放，也要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
随着世纪之交临近，这种策略的局限凸显了出来。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现实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苏联已经发生变化，遭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谴责。与此同时，大多数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变得更为富有，开始愉快地融入中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和废除私有财产不再受人关注。
社会民主主义也走进了相似的死胡同：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无限扩大的目标遭遇财政紧缩的现实。政府以印钞票的方式应对困境，导致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再分配计划推出不合理的刺激政策，挫伤了人们从事劳动、储蓄、创业的积极性，这些刺激政策反过来限制了再分配的蛋糕的大小。不平等依旧根深蒂固，尽管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等人通过“伟大社会”等政策做出了雄心勃勃的尝试，试图消除不平等。1991年，苏联解体。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也与资本主义讲和。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的失败之后，左翼开始和右翼一样对政府本身产生越来越大的失望。
大范围社会经济改革的壮志未酬与20世纪最后十年左翼拥抱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是同时发生的。左翼依旧志在平等，但关注点从原先的重视工人阶级状况转向日益扩大的边缘化群体的需求，他们的需求往往是心理方面的。许多活动者开始把旧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看作特权阶层，觉得他们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等活得没他们好的群体的困境麻木不仁。承认的斗争瞄准了新的群体和这些群体的权利。在此过程中，旧工人阶级被冷落一旁。
类似情况在欧洲国家也有发生。比如法国，那里的激进左翼一直比美国突出。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目标和今天正在兴起的新欧洲似乎不再有什么关系了。左翼的关注点转向文化层面：要摧毁的不是当前剥削工人阶级的政治秩序，而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霸权——它在压制本国和国外发展中国家里的少数群体。[8]古典马克思主义接受了西方启蒙运动的许多基本理念：相信科学和理性、相信历史进步、相信现代社会优于传统社会。相比之下，新的文化左翼是尼采式的、相对主义的，它攻击西方启蒙运动赖以为基础的基督教和民主价值观，认为西方文化催生了殖民主义、父权制和环境污染。这一批评随后渗入了美国社会，在美国大学发展成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
在现实中和原则上，欧洲人在文化方面变得更加多元了。因为战后初期欧洲劳动力短缺，移民社群——通常以穆斯林为主——在多个欧洲国家发展壮大。最开始，这些社群的活动家为移民及其子女争取平权，但是却受阻于向上流动、融入社会的障碍。受1979年伊朗革命和沙特支持的萨拉菲派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的启发，伊斯兰主义组织开始在欧洲出现，主张穆斯林不应寻求融入，而应保持独立的文化体制。欧洲左翼不少人欣然接受了这个势头，他们认为，比起选择融入欧洲社会制度的西化穆斯林，伊斯兰主义者才是边缘化群体真正的代言人。[9]在法国，穆斯林成了新无产阶级，部分左翼以文化多元主义之名抛弃了传统的世俗主义。在反种族主义、反恐穆的旗号下，关于伊斯兰主义者不宽容、不自由的批评之声往往被淡化了。
欧美进步左翼的议程转变有利也有弊。拥抱身份政治，这可以理解，也有必要。不同的身份群体各有各的生活体验，具体群体总是需要具体对待。这些群体之外的人往往察觉不到他们的行为对这些群体造成的伤害，在强调性骚扰、性侵犯问题的“米兔”运动中，许多男性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身份政治的目标是通过对相关人群真正有益的方式改变文化和行为。
通过聚焦细化的不公正体验，身份政治使公共政策和文化规范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令相关群体从中受益。“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使得全美各地警察局在面对少数族裔公民时变得更加小心，尽管警察滥权案例仍有发生。“米兔”运动拓宽了大众对性侵犯的理解，就既有刑法在处置相关问题时的缺陷开启了一场重要的探讨。它带来的最重要影响可能是在行为规范上的广泛变革，改变了美国及其他地区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场所互动的方式。
所以说，身份政治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它是对不公正必然和自然的反应。它只有在身份被以特定方式诠释或维护的时候才成为问题。对某些进步主义者而言，身份政治成了严肃思考的廉价替代物，让他们不用再去考虑如何扭转这三十年里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更趋不平等的趋势。在精英机构圈子里争论文化议题，比争取资金、说服立法者放下疑虑改变政策容易得多。最打眼的身份政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学校园里。大学课程可以通过在阅读书目中增加女性和少数族裔作者，改起来相对容易；而改变问题群体的收入或社会状况则要难得多。近年来作为身份权利诉求焦点的多个选民群体，如硅谷女高管、有抱负的好莱坞女演员和女制片人，高居收入分布的顶端。帮她们实现更大的平等是好事，但是丝毫不能消除那1%和余下的99%之间的醒目差距。
聚焦定义更新、范围更窄的边缘化团体，会产生第二个问题：历史更悠久、更大的群体不再受到关注，他们的严重问题将遭到忽视。在美国白人工人阶层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坠入更低阶层，与非裔美国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历相当。但是，我们很少听到左翼的活动家关心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乡村贫困单亲家庭子女成长的命运，至少直到最近都是这样。今天的进步主义者全无雄韬伟略去应对不断推进的自动化带来的、规模可能会非常大的失业问题，或者去应对技术可能带给所有美国人的收入差距，不论白人黑人、男人女人。同样的问题也折磨着欧洲的左翼政党：最近几十年，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大量选民转投国民阵线，德国社会民主党则因为支持默克尔欢迎叙利亚难民，导致2017年选举出现了类似的倒戈现象。[10]
当前对身份的各种理解还存在第三个问题：它们可能威胁言论自由，进而威胁维系民主制度所必需的理性对话。自由民主国家致力于保护在思想的市场中，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中畅所欲言的权利。但是，对身份的关切与理性对话的需要发生了冲突。身份群体对生活体验的关注重视的是情感体验到的内在自我，不是理性审视下的内在自我。有观察者说，“我们的政治文化在微观层面上有个特征：某人的观点和他们所认为的独特、永久、真实的自我融为一体。”这就使得真诚的观点高于本可能强迫人放弃这种观点的理性反思。[11]当一种观点冒犯某人的自我价值感时，这种观点往往就丧失了合法性，因社交媒体而泛滥的形式简短的讨论更加助长了这种趋势。[12]
有一种政治战略提出，可以让各种身份群体联合成一股左翼势力，马克·利拉（Mark Lilla）解释说，这种战略也有问题。[13]美国政治制度当前的功能失调和衰退，与美国政治愈演愈烈的严重极化有关，政治极化使日常治理沦为推行边缘政策，可能令这个国家的一切制度全都政治化。致使政治发生极化的责任不应由左翼右翼平等分摊。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认为，共和党转向以茶党为代表的极端主义观点，比民主党向左转的速度快得多。[14]但左翼本身也变得更左了。两党都是在借此应对两党选举制和初选为政治参与者带来的刺激。最关注身份议题的参与者很少广泛地代表整体选民；事实上，他们的关切往往偏离主流选民。此外，现代身份强调生活体验的性质在自由主义联盟内部制造了矛盾。例如，“文化挪用”之辩已经让进步主义黑人和进步主义白人针锋相对。[15]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正是左翼目前实践身份政治的方式激发了身份政治在右翼的兴起。是身份政治催生了政治正确，而反对政治正确成了右翼政治动员的主要源头。既然政治正确成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中心议题，那我们有必要倒回去想想这个说法源出何处。
政治正确指的是那些你不能在公共场合说出来，否则就要担心受到道德谴责的东西。每个社会都有一些观念违背基本的合法观念，因而不能进入公共讨论。在自由民主国家，人可以自由地在私下里相信并说出希特勒杀犹太人没有错，或者奴隶制是一种慈善制度。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人说这种话的权利受到宪法保护。但是，支持这种观点的政治人物将会承受大量的道德谴责，因为他们违背了美国《独立宣言》宣布的平等原则。许多欧洲民主国家不像美国这样对言论自由持绝对主义观点，它们在多年前已将发表类似言论定为刑事罪行。
但政治正确的社会现象远比这复杂。新的身份不断被发现，可接受言论的边界不断变化，让人很难跟得上：“manholes”现在要说成“maintenance holes”；*“华盛顿红皮队”的名称是在诋毁美洲原住民；†在涉及跨性别人群的上下文中用错他（he）和她（she），说明对跨性人变性人缺乏应有的敏感。知名生物学家威尔逊（E. O. Wilson）只因说有的性别差异有生物学基础而被兜头浇了一盆水。这些单词中没有哪一个在民主的基本原则方面有什么意义，它们只是挑战了某个特定群体的尊严，表明使用者对那个群体特定的挑战和斗争缺乏认识、缺少同情。
政治正确更极端的形式说到底不过属于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左翼的作家、艺术家、学生和知识分子。但它们却被保守媒体特意拎出来当成整个左翼的代表。这可以解释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一个超乎寻常的方面：特朗普的言行，安在其他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终结其政治生涯，但特朗普在他的核心支持者当中人气一直很旺。他在竞选演讲中嘲笑残疾记者，被曝曾自夸对女性手脚不干净，说墨西哥人是强奸犯、罪犯。他的很多支持者可能并不认同特朗普的所有表述，但他们喜欢的是他无惧于政治正确的压力。特朗普完美地实践了为人真实的伦理价值，而为人真实的伦理价值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他可能信口开河、偏执顽固，没个总统的样子，但至少他怎么想就怎么说。
凭借如此直面政治正确，特朗普在身份政治的焦点从左翼（它的诞生地）移到右翼（现在的扎根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左翼的身份政治往往只合法化某些身份，忽视或贬低其他身份，如欧洲（也就是白人）族裔、基督教宗教性、乡村居民、传统家庭价值观信仰，以及相关的身份种类。在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当中，许多人觉得自己被国家精英忽视了。好莱坞拍了许多有强大女性、黑人、同性恋角色的电影，但很少有电影以这些人为核心角色，除非偶尔嘲笑他们，比如威尔·法瑞尔（Will Ferrell）的《塔拉迪加之夜》（Talladega Nights）。乡村人口是民粹运动的主力——不仅在美国，在英国、匈牙利、波兰等国也是如此，他们往往相信，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受到城里都市化精英的严重威胁。他们觉得自己是某种世俗文化的受害者，这种文化小心地避免批评伊斯兰教、犹太教，却说他们的基督教是狭隘偏执的标志。他们觉得精英媒体的政治正确使他们身处险境，例如2016年科隆迎新年活动爆发穆斯林男性大规模性侵事件，德国主流媒体好几天不予报道，就因为担心加重人们的伊斯兰恐惧症。
在这些新右翼身份当中，最危险的是那些与种族有关的身份。特朗普总统一直小心避免公开表露种族歧视的观点，却欣然接受持此种观点的个体和群体的支持。对于前三K党领袖戴维·杜克（David Duke），他含糊其词不肯批评，而是在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团结右翼”集会‡后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双方”。他花了很多时间专门抨击黑人运动员、黑人名人。这个国家为了争论该不该拆除向南方邦联英雄致敬的雕像而进一步极化，但特朗普却愉快地利用了这场争论。自他得势后，白人民族主义渐渐从边缘运动变成了美国政治的主流。它的支持者指出，将“黑人的命也是命”、同性恋权利、拉丁裔选民作为围绕特定身份合法建构的群体来讨论，这在政治上已经被大家接受；但是，谁要是出于自我认同使用白人这个形容词，或者更糟糕，以“白人权利”为主题搞政治组织，马上就会被当成——用白人民族主义者的话说——种族主义者加狭隘偏执狂。
类似的事情在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也有发生。白人民族主义在欧洲历史悠久，以前叫法西斯主义。1945年法西斯主义在军事上被打倒，此后一直被小心地压制着。但近年来的事件放松了一些限制。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的难民危机之后，东欧出现恐慌，担心穆斯林移民打破该地区的人口平衡。2017年11月波兰独立纪念日那天，大约六万人在华沙游行，高呼“纯粹波兰，白色波兰”“难民滚出去！”（尽管波兰收留的难民人数相对较少）执政的民粹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 Party）与游行者保持了距离，但是，它像特朗普一样，也传递出模棱两可的信息，暗示它对游行者的目标并非完全不同情。[16]
左翼身份政治的支持者可能认为，右翼的身份诉求不合法，不能和少数族裔、女性等边缘化群体放到同一个道德层面，他们的诉求恰恰反映的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的视角，这种文化在历史上一直享有特权，现在也依然如此。
这些观点显然是有道理的。保守派认为，好处被有失公允地给了少数族裔、女性或难民，他们觉得政治正确横行霸道遍地都是，他们的这种看法过于夸张了。社交媒体要为这个问题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一句单独的评论、一个单独的事件能在互联网上来回传递，成为一整类人的标志。对许多边缘化群体来说，现实一如既往：非裔美国人还是警察施暴的对象，女性还在被侵犯、被骚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右翼如何从左翼那里借用了身份的语言和框架：我这个群体正在被迫害，它的境遇和痛苦不为社会所见，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指的是媒体和政治精英）应该被彻底摧毁。身份政治就是一副镜头，意识形态光谱上的绝大多数议题现在都是通过它来观看的。
自由民主国家有充足的理由不围绕一系列不断繁殖、外人无法进入的身份共同体来管理自己。身份政治的运作方式是激发更多同类，不同群体视彼此为威胁。身份诉求之争不同于经济资源之争，通常没有谈判的余地：因种族、民族、性别而得到社会承认的权利基于的是固定的生物学特征，不能用来交换其他商品，也绝不可能被忽略。
抛却左右两翼某些支持者的观点不论，身份并非在生物学上决定的，而是经验和环境塑造的，定义身份的方式可狭可广。我是这么生的，不等于我就得这么想；生活体验可以转化成共同经验。社会要保护边缘化群体和被排斥群体，但也要展开讨论、达成共识，以实现共同目标。左右翼的关注点都转向保护越来越窄的群体身份，最终将威胁交流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补救办法不是抛开身份的概念，因为它已经成了现代人思考自身和周围社会的一种方式。正确的方法是充分考虑现存的自由民主社会在事实上的多样性，给各种民族身份以更广泛、更包容的定义。接下来的两章就将阐述这个主题。
*Manholes/maintenanceholes的意思是用于检修地下管道的检查井。因为manholes中含有“man”（男人），而检修地下管道的工人不乏女性，所以有人质疑该词含有性别歧视色彩，主张以不含“man”的同义词组maintenance holes取代。——译注
†华盛顿红皮队（Washington Redskins）是一支美国橄榄球队的名字，其中redskin的字面意思是红皮肤，是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蔑称。——译注
‡团结右翼集会（Unite the Right Rally），2017年8月11日至12日发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右翼集会，参加该集会的政治势力包括另类右翼、新纳粹主义、三K党、白人民族主义等极右翼团体。——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