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债

每次听到“传统”这个字眼，我首先会想到死人。他们给我的和没有给我的，以及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留给我们的东西。还有我得到的和不想得到的，以及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得到的东西。

陈旧的东西大都会越来越小，渐渐消失于黑暗，唯独想起老故事的时候，却会联想到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老故事里的某道光突然改变叙事的温度，照亮某个人的陌生面孔时，我身体里的紧张就像感光胶片一样保留下来。抑或是因为故事诞生的地方常常有光，火存在的地方常常有口和耳。

虽然我的经验和智慧远远不够，但是我通过书籍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光。有照亮深海的探照灯，也有凭借信念燃烧的火把。从远古时代做饭的火到枪口上的火花，遇难者的星光，以及被我们称为“鬼火”的无法理解的蓝色物质。

“亡灵日”，一支放在波兰波瓦斯基公墓的蜡烛。

有的火直到现在仍然会唤起我的原始恐惧，李清俊的中篇小说《谣言墙》中的手电筒就是这样。半夜三更突然打开房门，进来便问“你站在哪边”的火。答案决定生死，可是看不到对方的真面目，一家人惊呆的样子浮现在我的眼前。对我来说，刺眼的追问或暴力感觉就像韩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场面，延续到今天的很多矛盾内部依然闪烁着这样的火光。

我也记得和我不同时代的作家写过的稍有不同的光。几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专栏文章，引用了茨木则子的诗《我最漂亮的时候》中的重复句，像轮唱一样，我也很喜欢。

在我最漂亮的时候，我喜欢上了黑暗夜里的白色轮廓。

小小的孩子蹲在黑暗的房间里，欣赏从门缝渗透进来的光的轮廓。孩子的心深如井水。那里将会聚集很多东西，成为永不干涸的泉水。然后就可以写作了。

深夜坐在电脑前，偶尔我会感觉那道门似乎和我的窗户相连。想象着有人正在黑暗中制造出明亮的四边形剪影，立刻就安心了。除了蹲在门前的孩子，世界上还有很多作家教我把黑暗变成剧场。

关于光，我还想起一件事。去年十一月，我去了波兰华沙的波瓦斯基公墓。11月1日是“亡灵节”，人们在那里点燃蜡烛，通过那些光描绘连接其他世界的门，描绘时间的轮廓。直到现在，我还是会依赖于最现代的机器，望着掌心上的GPS发出的光，想起自己走进异国公墓的身影。到达之前迷路时，几位活人让我产生违和感，而刚到墓地，立刻就会产生巨大的安心感。因为是墓地，不仅有活人，更多的是亡者。最多的是“点燃蜡烛的心”，这让我感觉安心。望着在漆黑的华沙夜空下静静闪烁的几千支蜡烛，我在心里自言自语：

——我们国家也有相似的传统。

我在墓地门口买了三支蜡烛，分别留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就离开了。一支献给肖邦一家，一支献给卡廷森林大屠杀的遇难者们，最后一支献给“我不认识的人们”。

几天后，我离开波兰那天，华沙市内举行大规模示威。十万多人聚集在一起，手举火把游行，呼喊着“欧洲属于白人”。看着照片上的烟雾和火焰，我心生恐惧和凄凉。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地念出了在波兰公墓时说过的话：

——我们国家也有相似的传统。

“排斥和蔑视，侮辱和杀戮的传统。这不仅存在于历史和制度之中，也存在于我的血液里。为了不忘记自己身上存在这些东西，我经常看书。正因为这样，人类需要另一种火，我想要以不同于其他媒体告诉我们的方式去了解。”

关于“光”，我还要介绍最后一段故事。几年前，某位韩国作家在德国举行出版纪念会。介绍有关韩国的近代和分裂的小说时，德国记者向作家提出这样的问题：

——您究竟站在哪一边？右边？还是左边？

作家思索片刻，回答道：

——我站在死者一边。

如果文学有传统的话，如果还有需要我们延续的传统，我想那不会是单纯的素材或形式，而是对人和世界的态度或心情。我们试图纪念亡者，安葬亡者，其实都意味着对生命的珍重。所以在我听来，“我站在死者一边”说的似乎就是我们文学痛苦而宝贵的遗产和传统。尽管文学不一定非要这样，完全可以不必这样。作为作家，即使不一定写时代题材，至少也曾在手电筒的光芒前停留过，或者将会停留。作为一个人，我爱处于生与死之间的光的轮廓。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