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苏我氏的活跃

3.苏我氏的活跃 苏我氏的出身及活动

苏我氏是钦明朝（六世纪中叶）左右开始崛起、对古代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豪族。苏我稻目作为大臣表现活跃。据《日本书纪》记载，他在宣化朝首次获得任命，钦明天皇即位时再次得到任命。根据《尊卑分脉》（十四世纪南北朝时期编纂的诸氏家系图集），稻目的谱系为：满智—韩子—高丽—稻目—马子—虾夷—入鹿。

需要注意的是人名，以稻目为界发生了变化，之前是外国色彩的名字，之后以动植物字样命名。

满智如、木满致（《日本书纪》应神二十五年纪）和万智（《日本书纪》天智元年纪）等，是与百济人相通的名字（古代重读音不重标记）。韩子和高丽与朝鲜国名加罗（韩）和高丽相同。根据这一特点，有人提出苏我氏是外来人。但是加罗和高句丽等另外的国名，反而否定了外来人的说法，这从虾夷等名字也能得到佐证。韩子和高丽等具有异国色彩的名字显示了苏我氏与外来系氏族的密切关系。

苏我氏的大本营在大和国高市郡曾我（今奈良县橿原市曾我町），别墅在河内国石川郡（今大阪府富田林市等地）的石川流域。据推测，苏我氏是葛城氏的一个分支，五世纪葛城氏 [1] 没落之后，苏我氏取代葛城氏登上政治舞台。后来马子主张以葛城县为大本营，虾夷在葛城县的高宫修建祖庙，可以说都暗示苏我氏与葛城氏的关系。

从对引入佛教的积极态度可以看出，苏我氏是一个开明的氏族，与外来系氏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古语拾遗》（807年成书）中有这样的传闻：雄略朝时麻智（满智）负责监督斋藏、内藏、大藏这三藏。作为仓库的管理者，满智任命秦氏为出纳，让东文氏和西文氏负责账簿的勘验记录。

这是基于斋部氏家记的传闻，《记纪》中并没有记录。这当中，东文氏是东汉氏系的外来系氏族，被认为是阿智使主的后裔，西文氏是王仁的后裔，也叫河内文首。两个氏族均是以文书和记录相关的职务为生计的氏族。苏我氏灵活利用外来系氏族，采用并推进了使用文书和账簿的新的仓库管理模式。

灵活利用外来系氏族并采用新的管理形式这样的传闻，对苏我氏研究来说是宝贵的史料。即使纪年等细节不可信，但苏我氏与外来系氏族的关系、使用文字进行行政管理等传闻等核心内容应该是正确的。文字的使用与文明化有密切的关系，苏我氏对日本列岛的文明化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

关于苏我氏，至今还可以零星见到苏我氏由于大化改新而灭亡的描述，但是灭亡的其实是前文所示推测为苏我氏直系的家系（本宗家），虾夷的弟弟雄正的子孙中后来依然大臣辈出。雄正之子仓山田石川麻吕参加了成为大化改新契机的“乙巳之变”，改新时担任右大臣。连子据说是天智朝的大臣，赤兄在近江朝下六七一年（天智十年）被任命为左大臣。还有在“壬申之乱”以后，改姓为石川朝臣的连子子孙担任参议等，活跃在奈良朝政治的前台。

吉备的白猪屯仓

下面我们在追述《日本书纪》记载的同时，对苏我氏管理白猪屯仓时实行的新的管理体系进行描述。

五五五年（钦明十六年），苏我大臣稻目被派遣到吉备地区并设置了白猪屯仓。第二年，葛城山田直瑞子被派到当地做田令。承担屯仓附带田地耕作的农民称为田部，田部收获的稻收于屯仓。白猪屯仓通过制“籍”（账簿）来掌握田部的情况。“籍”读作“fumita”，就是“札”（Fumuda, Fuda），可以看作现在所说的木简。也就是说，大概是在木简上记下田部的名字，以类似于账簿的形式进行管理。

然而，经过十多年之后，到了五六九年，出现了“年甫十余，脱籍免课者众”（《日本书纪》）的现象。男子明明已达十多岁，但因未记入籍（账簿）而免于劳役，从中可见籍制作完成后，再也不曾添加过新的人名。

为此，百济系的王辰尔的外甥胆津被派到白猪屯仓，调查田部的籍。胆津调查了当地的成年男子后，重新编制了田户。因这一功绩，胆津被授予白猪史之姓（后改姓葛井。现位于大阪府藤井市的葛井寺就是其氏族寺）。王辰尔本人则于五五三年受稻目之命，从事船舶相关税务的计算和记录，被授予船史之姓（后改为船连氏）。王辰尔一族是精通这类记录业务的氏族。

新编成的田户的实际情况不详，但所谓田户，应该是指以家族为单位制作男性名簿（名籍）的“田部”，也可能是利用这个名籍制作成年男子的名簿（丁籍），征集他们去服劳役。五七四年（敏达三年）派遣苏我大臣马子，在扩建白猪屯仓的同时增加田部，并将该名籍交予胆津。

《日本书纪》的记述是基于屯仓管理有功的白猪史的家传撰写的，因此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苏我大臣充分利用以文书为职业的外来系氏族，并主导了新的屯仓管理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是否使用了木简，在木简尚未出土之前无法证实，但我们推测是完全可能的。钦明朝开始了新的文字使用，这对于日本列岛政事的开展来说值得特别一提。

物部氏与苏我氏

五四〇年（钦明元年）因伽耶问题大伴大连金村失势以来，物部氏一直独占了大连之位。钦明朝以后，物部尾舆（卒年不详）和守屋成为大连。六世纪后叶敏达、用明朝时期，大臣是苏我马子，大连是物部守屋。

物部氏是中央连姓的强大的伴造氏族，在守屋被暗杀之后的六八四年（天武十三年）设定八色之姓之际，与臣系氏族一同改姓朝臣，后来被授予石上朝臣。物部氏的“物”被认为是带有精灵、灵魂等意味的物（魂），据《日本书纪》中记载，传闻其主要从事军事、警察、刑罚以及掌管神事。物部氏拥有自己的天降神话，执行石上神宫（今奈良县天理市）的祭祀。

有人认为石上是其大本营，但物部守屋的大本营是河内国涉川郡的阿都家、涉河家和难波宅，因此可以推定物部连氏的大本营是河内。

钦明去世后即位的敏达非苏我系，他将守屋留任大连，将苏我马子起用为大臣。这一时期应该是物部氏占据优势。虽然朝廷非常重视有关伽耶复兴的外交问题，但复兴计划的实施并不顺利。敏达末年，围绕佛教问题，物部氏与苏我氏的矛盾再次激化，反映了氏族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实质。由于敏达去世后的王位继承问题，二者的对立变得公开化。

敏达去世后的殡宫发生了一起趣事。“殡”是一种古代的丧葬礼仪，既是将离开肉体的灵魂招回的再生礼仪（让死者复生的仪式），也是镇住附在尸体上的“疠鬼魂”（招来大凶和流行病的灵魂）的仪式。

在古代，国王的殡宫仪礼通常要花上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样神圣的场合，穴穗部皇子竟然意图奸污敏达妃额田部皇女（后来的推古女帝）。按当时的王位继承规定，一般由王弟或大兄继承王位。穴穗部皇子是钦明与小姉君（坚盐媛之妹）的儿子，但不符合即位的条件。在当时这种行为不可能被看作是纯粹的犯罪，他可能企图通过与额田部皇女的肉体关系获得继承王位的资格。

由于三轮君逆的阻拦，他的阴谋没能得逞。穴穗部皇子大为震怒，与物部守屋合谋杀害了三轮君逆。于是穴穗部皇子与守屋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额田部皇女与马子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新即位的用明天皇是钦明与苏我稻目之女坚盐媛的长子，这意味着苏我血缘的天皇诞生。但是太子由非苏我系的押坂彦人大兄担任，因此苏我氏的势力也未必一定就压得住物部氏，仍有需要妥协的地方。用明因体弱多病，在位不足两年，其晚年曾向群臣提出想皈依佛教以治病，由此排佛派与崇佛派的对立再次出现。

用明去世后，因物部守屋企图拥立穴穗部皇子，物部氏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关于非苏我系的太子、当时有希望的王位继承候选人的押坂彦人大兄，《日本书纪》中并没有记述，可能是患病或其他原因过世了。

另一方面，苏我氏拥戴额田部皇女，诛杀了穴穗部皇子等人。这样一来，物部氏与苏我氏直接对决的事态就无可避免了。

暗杀物部守屋

用明去世三个月之后的五八七年七月，马子与诸皇子及群臣商讨，计划歼灭守屋。泊濑部皇子（后来的崇峻天皇）、竹田皇子（推古之子）、厩户皇子（后来的圣德太子）以及纪、巨势、膳氏一同率领军队开始与守屋作战。大伴、阿部氏等也率领军队袭击了位于河内的守屋宅邸。

但是，精通军事的物部氏防守牢固，军队也强大，马子军不得不撤退。在此情形下，位于军队尾部的厩户皇子束发于额，砍下作为灵木的白胶木制作成四天王像，将其放于发髻之上发誓道：“今若使我胜敌，必当奉为护世四王（四天王），起立寺塔。”马子也立刻向佛法的守护神诸天王及大神王求助，发誓要建立寺塔，普及佛教。之后开始发动猛烈攻势。

这时，舍人迹见首赤梼将守屋从树上射落，连同其子女一同诛杀。见守屋被杀，物部氏军队四散而逃，物部氏的本宗家就此灭亡。“叛乱”平定之后，据说厩户皇子与马子分别开始着手修建四天王寺与飞鸟寺。这都是《日本书纪》的记载，包括当时十四岁的厩户皇子的行动在内，恐怕大都是后人润色的内容。真正的事实可能是，利用四天王像等振奋己方的阵营，鼓舞士气，打仗取胜，仅此而已。

消灭守屋之后第二个月，额田部皇女与群臣推举泊濑部皇子即位，即崇峻天皇，他是钦明与马子之妹小姉君所生的第五子。虽然《日本书纪》记载是额田部皇女与群臣推举，但这应该主要反映了主导战争的苏我氏的意向。

暗杀天皇与飞鸟寺的建立

崇峻朝的政治，除了为复兴伽耶向筑紫派遣两万军队的记述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天皇与苏我氏政治上的对立意识却日益增强。

五九二年（崇峻五年）十月，狩猎捕获的野猪被当作最早收获的山珍进献给朝廷。不能如愿推动政治的崇峻此时不经意间说漏了一句“何时如断此猪之颈，断朕所嫌之人”。这句话很快传到了马子的耳中，意识到事态严重的马子将全族人聚集到一起，密谋暗杀崇峻。

接下来的十一月，马子假意向群臣提出设立贡献“东国贡品”。如前所述，大和王权与东国之间有着特殊的政治关系，其象征就是进献“贡品”。在贡品的进献仪式上，天皇作为接受方要亲自参加。接近苏我氏的外来系东汉驹被选为刺客。关于此暗杀，《日本书纪》只是极为简要地记为“乃使东汉直驹，弑于天皇”。

此前有关王位继承的斗争，例如弑兄之类的传闻见于日本武尊传闻及《雄略天皇纪》，但都无法与天皇被杀的事实相提并论。暗杀崇峻天皇，是空前绝后的大事件。

在前面所述的从守屋歼灭战到暗杀崇峻的这段时间中，飞鸟寺建成了。因其建在飞鸟之地而被称为飞鸟寺，不过寺庙的正式法号叫法兴寺或元兴寺。

飞鸟寺于五八八年（崇峻元年）开始修建，百济进献了佛的舍利（遗骨），除僧侣外还有寺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等修建寺院的专业技术人员远渡而来。五九〇年寺院建材备齐，两年后佛堂与走廊建成。

今天我们习惯于将奈良县的明日香村一带广泛分布的古代史迹区域统称为飞鸟（明日香），但是古代的飞鸟地区限定在更为狭小的区域。关于飞鸟的范围，现在有两种说法。过去大都认为是香久山以南、橘寺以北，主要是飞鸟川右岸一带（也包含左岸的川原寺地区）（岸俊男《宫都与木简》）。如果采用这一说法，飞鸟寺恰巧修建在飞鸟地区的正中心位置，苏我氏的强大权势浮现在飞鸟人面前。

但是最近，由于在雷丘东方遗迹出土了平安初期“小治田宫”的墨书土器，认为飞鸟寺的所在地在飞鸟的北部边缘即小治田（小垦田）以南的看法被更多人接受（直木孝次郎《飞鸟》）。如果按照这一说法，飞鸟寺就建在飞鸟地区的北部。对这两个说法的认识不同，对当时苏我氏权势的评价就会出现差异。

我认为后者的说法比较妥当。飞鸟寺是一座大型寺院，其伽蓝配置为佛塔及三座金堂，其规模超过五九三年开始修建的四天王寺。但是不管怎么说，苏我氏的权势一定给古代人留下了无法估量的深刻印象。

另外据《续日本纪》的宝龟三年（772年）条目记载，飞鸟地区所在的“高市郡内、桧前忌寸及（东汉）十七县人夫满地而居。他姓者十而一二焉”。苏我氏与外来系的人员关系密切，飞鸟地区也与外来系人员紧密联系在一起。

飞鸟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注释：

[1] 当时还没有氏，此为后世追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