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八年,武继承兴,向宋顺帝呈上上表文。上表文以“封国偏远,作藩于外”开头,用词典雅,以此推之,可能是外来的文书参照中国古籍书写的。引文中的“藩”指“篱笆”,意为中国边远之处像篱笆一样的朝贡国;而倭国与宋缔结了君臣关系,在外藩国的位置恰与篱笆相似。
武在上表文中自授“开府仪同三司”的地位,其他部下亦假授称号。宋并没有答应其开府仪同三司的要求,只授予其“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的称号。
“开府”指开办府衙安置部下,“仪同三司”指待遇与三公(当时指太尉、司徒、司空的职位)相同。倭国此时仍与高句丽对抗,对于自称“安东大将军”的倭国王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开府”一词中包含了倭国王创设“官职制度”的决心,这一点应予认可。因为在《宋书》中,四二五年有司马(名曹达)这一官职名,四三八年和四五一年可见前述诸将军称号。
倭王武的上表文(和刻本《宋书》)
倭国五王时期有实施称为“府官制”的“官职体制”的强烈愿望,该体制估计主要是军事官职为多,包括军官之司马一职。但鉴于当时与强国高句丽的对抗意识强烈,也有可能是出于大国意识的身份标志,如果将其认为是付诸实施的官职制度,那就错了。五世纪金石文上的“杖刀人”“典曹人”等官职名,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该事实。
接下来,我们从这些日本列岛的同时期史料来探讨五世纪的大和王权。作为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先探讨一下文字史料的性质。
五世纪的文字史料目前为止,五世纪在日本列岛制作的文字史料一共发现了三份。最古老的是千叶县市原市的稻荷台一号坟出土的铁剑。铁剑上镶嵌有以“王赐”开头的文字(以下称王赐铭铁剑)。解读文字正面为“王赐□□敬□”,背面为“此廷□□□□”。从“王赐”一词可知,这是“王”对有功之人“赐予”的御赐刀;背面的文字应该是拥有此刀能带来好运之类的吉祥话。
稻荷台一号坟是五世纪中叶建造的古坟。这个时期倭国王从宋获册封“倭国王”的同时,也已经自称为王。“王”字本身就有倭国王的意味。
埼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用金子镶嵌了一百一十五个文字(金错铭铁剑),铭文中记载有干支“辛亥年”,这应该是基于宋朝元嘉历的干支。从古坟出土的须惠器的年代来看,辛亥年为公元四七一年。铭文中镶嵌有“获加多支卤大王”,是《记纪》中所见的雄略天皇标记“Waka Takeru”。铭文记载了以意富比垝(大彦)的后代乎获居为杖刀人头领,世世代代服侍王的事迹。
稻荷山古坟的金错铭铁剑的出土,还判明熊本县菊水町的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银错铭大刀)所见的“治天下获□□□卤大王世”,指的也是获加多支卤。该银错铭大刀上还记载有典曹人无利弖侍奉的字样。在表示年代的“获□□□卤大王世”中出现了“Waka Takeru”的名字,因为与金错铭铁剑的字形相似,可判定该大刀应该是在大和地区制作的。
两者不仅仅是共同使用了意为侍奉国王的“奉事”一词,还有“杖刀人”和“典曹人”、“左治天下”和“治天下”、“百练利刀”和“八十练”等类似之处。《宋书》中留存的武的上表文也是一份一级史料,关于武就共有三份同时期的史料存在,不能认为这是单纯的偶然。
《万叶集》的第一首和歌是《雄略御制歌》,还有《日本灵异记》也是以雄略天皇开始的。一般认为,古代贵族认定雄略时期是宣告新时代开始的时期(岸俊男《作为划时代的雄略王朝》)。雄略天皇的时代被认为是划时代的政治时期。
王和“大王”关于今天仍在使用的天皇称号,有人认为是推古朝、天智朝开始使用的,但我认为其出现时间是在天武朝(672—686年)(《古代天皇的诞生》)。很多人认为在天皇称号之前使用的是“大王”的称号,但是“大王”一词作为正式的称号至今仍未得到证实(关晃《大化改新研究(下)》)。五世纪时称“倭国王”,国内如王赐铭铁剑所见,也是称为“王”。但是因金错铭铁剑和银错铭大刀上记载为“大王”,部分见解认为,雄略时代由王改称为大王,称号是按照“王→大王→天皇”的顺序更替的。如前所引,铭文中有“大王”。
镰仓时代编纂的《日本书纪》的注释书《释日本纪》中引用了《上宫记》的逸文(非全文,乃摘录其中一部分)。《上宫记》是关于厩户皇子(圣德太子)的书,但逸文中记载应神是“凡牟都和希王”,继体是“乎富等大公王”,而垂仁是“伊久牟尼利比古大王”。如果大王是正式称号,就不应该出现王、大公王、大王这样的差异。《上宫记》成书时间早于《日本书纪》(一般认为是七世纪末),也有作为史料的可信度。
铭文中确实有“大王”的说法,但是,这是侍奉雄略的杖刀人和典曹人使用的称呼,不是王赐铭铁剑那样的自称。只能说大王是尊称,不是正式的称号。倭国王在国内也使用了中国册封的王称号,但是因为铭文中还可以见到“治天下”这样的词语,所以也不是单纯的王。
八世纪,“治天下”一词在律令法中改用“御宇天皇”,解读为“治天下天皇”,与“治天下”同解。规定公文格式的《公式令》中,在送给看作藩国的新罗和邻国大唐的文书中写入了“明神及御宇日本天皇”乃至“明神及御宇天皇”这样的语句。由七世纪以前的“藩国”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可知,“御宇”一词与统治“藩国”有密切的关系。“御宇”之前的“治天下”理念也是同样的思路。
倭国五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向宋强烈要求册封,与统治“藩国”有很深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倭国王号称“治天下之王”。《古事记》中所见“大长谷若建命、坐长谷朝仓宫治天下”(雄略段)一句,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治天下之王”就相当于之后天皇的国王。
杖刀人与典曹人前面《宋书》提到了“府官制”,下面利用金石文来探讨一下大和王权的构架。如前所述,稻荷山古坟的金错铭铁剑上有“杖刀人首”,江田船山古坟的银错铭大刀上有“典曹人”的名称。杖刀人指“带刀之人”,即武官,乎获居为其统领(首)。东国作为奈良时代戍边者的出生地区而有名,杖刀人首领也与这样的东国很相称。典曹人是指“掌管官府的人”,可视为文官。
有意思的是,《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中也有很多“人”的名称,例如“典马(人)”“养鸟人”等,都是中国式的汉语表达。除此之外,还有“舍人”“厨人”“汤人”“船人”等,这些都是表示职务的名称,可能大和王权存在这种称为“人制”的职务机构吧。由于史料不多,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这种“人制”应该是学习当时中国或者朝鲜的制度,后又受到百济部制的影响,转化为部民制。曾经也有学者根据部民制的发展考察“人制”,如“仓人”等,但事实上部民制是在“人制”的基础上展开的。
当雄略的王宫还在斯鬼宫时,杖刀人乎获居曾在宫中建筑(寺庙)侍奉。大概典曹人及“人制”的首领也都从事了宫中的相关工作。遗憾的是五、六世纪的王宫遗迹仍未发掘,王宫的具体结构尚不清楚。但是如群马县三寺Ⅰ遗迹中所见,地方豪族的首领居馆内部有作坊和侍从的设施。王宫的占地面积和建筑物规模可能不同于首领居馆,但是拥有多个廷(官府设施)的结构应该是一样的。
大阪府南部(堺市及岸和田市等)有生产须惠器的大型集中地陶邑窖遗迹群。在东西十五千米、南北九千米的遗迹群中,据说有一千座这样的窑。须惠器的生产从五世纪前叶开始,后叶进入鼎盛期,其产品供销全国各地,多为与大和王权关联紧密的生产园区。虽然没有能够直接表明生产者名称的史料,但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书纪》垂仁三年纪中所见的“陶人”。陶邑中有从朝鲜南部的伽耶过来的工人,承担这种须惠器生产的组织体制可能就是“人制”的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