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和王权的海外扩张

2.大和王权的海外扩张 广开土王碑文

高句丽第十九代国王广开土王（好太王）的碑文是记载四世纪末倭国对外活动的珍贵史料。该墓碑是其子长寿王为了颂扬父王功绩于四一四年修建的，位于鸭绿江中游的城郊（今为中国吉林省集安市）。该墓碑是为了纪念广开土王的领土扩张而修建的，碑文记载为“铭记勋绩，以示后世”。墓碑为角砾凝灰岩的方柱（宽1.5—1.9米，高6.3米）。

碑文内容分为三段：从高句丽始祖邹牟王到广开土王的王道统治的记述；从三九五年（永乐五年）到四一〇年（永乐二十年）间广开土王领土扩张事迹的编年体描述；守护广开土王墓的规定及遗训。第二段编年记述中提到倭国多达四处，分别是三九六年（永乐六年）、三九九年、四〇〇年以及四〇四年。

墓碑是一八八〇年发现的，一八八三年在参谋本部任职的炮兵中尉酒匂景信将其拓本带回日本，之后在参谋本部对其进行解读和研究。曾经有人提出过耸人听闻的质疑，说有事实表明参谋本部将碑文调包，或为了掩盖调包而用了石灰涂抹的手法。为了将拓本做得清晰需要使用石灰是事实，那个时期的拓本（石灰拓本）都粘有石灰。我自己也曾参与过宫内厅书陵部藏品的“石灰拓本”调查。

后来经过朝鲜史研究者武田幸男和中国研究者徐建新等人的努力，采用涂抹石灰的拓本之前的“原石拓本”的研究不断进步，碑文研究均以原石拓本为基础进行。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十三种原石拓本。广开土王碑除了经受石灰涂抹之外还被风化，其表面如今已伤痕累累，无法解读其内容。距今百年之前的优秀拓工采拓的原石拓本成为珍贵的史料。

活跃在三九六年的广开土王

三九六年（永乐六年），广开土王亲自率军南下，与百济军（碑文中蔑称为“百残”）交战，攻下五十八座城池和七百个村落，将领土扩大至百济王都所在地首尔附近的汉江。碑文将广开土王亲征的理由作为前言，其中提到了倭国。

（a）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b）而倭以辛卯年来渡□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

这篇碑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开土王之所以与百济军直接开战，因为当时发生了有损高句丽国家利益的恶性事件。史料只需如实解释这一事件就行。

百济和新罗原本是高句丽的属民，两国都向高句丽朝贡。如果（a）所记载的朝贡关系继续保持，就没有理由进攻百济，但当时高句丽与两国的外交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b）用“而”这一转折词开头。倭国在辛卯年（391年）过河，与百济和新罗之间发生了某一事件（从“破”字来看，应该是战争击破两国），将百济和新罗变为倭国的臣民。因此，广开土王才亲自率军攻打原本是自己属民并向自己朝贡的百济。

从该碑文为颂扬广开土王领土扩张的功绩这一性质来看，只能这样来解释文意。但这也有可能是站在高句丽的立场，将领土扩张的理由作了夸大说明，并没有客观陈述与百济的外交关系。但不管怎样，“倭国”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提到的，近代日本的参谋本部官员丝毫没有必要将其调包。

碑文中还记载了三九九年（永乐九年）百济违背约定与倭国私通。倭国与百济的这种外交关系在十二世纪中叶朝鲜编纂的《三国史记》中有相关记述，《百济本纪》中阿莘王六年（397年）条目中可见“（百济）王结好倭国，以太子腆支为质”。虽年份略有出入，但在百济的史料中也有关于提供人质的描述。这意味着百济对倭国是从属性外交，是表明倭国与百济之间外交关系强化的史料。广开土王碑中反应的倭国与百济的关系大致如上。

由此可见，四世纪末倭国就已经在朝鲜半岛进行军事扩张，并展开了将百济属国化的外交。

倭五王

倭国自二六六年以来中断的对中外交，于四一三年以向中国南方的东晋进献方物得以再次开启，这是时隔一百四十七年的使臣派遣。四二〇年，宋建国取代东晋，中国迎来南北朝时期。

宋建国翌年，倭国王倭讃很快便向宋朝派遣使臣。在进行外交往来时，倭国王效仿高句丽，以倭国国名“倭”为姓，个人名记为“讃”，自称倭讃。倭讃现推断为履中天皇，也有可能是仁德天皇。通观倭国及日本各时代，王家使用姓名只有五世纪的倭国五王时期。因为在册封关系中，国王必须用姓名表示。在中国看来，只要倭国王自称“倭”姓，这一族便是父系的同一氏族，帝纪中记载济为“倭王倭济”即是如此。

倭讃之后，倭国王每次换代便向宋朝派遣使臣，接受任命。由于皇帝向官员下达命令的文书叫册书，皇帝下发册书封王，二者故称册封关系。任命之时，会问及倭国王与前任的血缘关系并加以记录。如此，五位倭国国王的系谱得以复原。

不知为何，珍和济的血缘关系信史中并没有记录，后来编纂的史书《梁书》记载其为父子关系，但《梁书》的可信度不高。也有人只按照《宋书》记载，提出存在“讃·珍”和“济·兴·武”两个王族。但是如前所述，中国方面认为倭国王都是倭姓，属于同一个父系氏族，所以两个王族的理论无法成立。

关于倭国五王在《记纪》中对应哪位天皇，目前有多种不同的说法。随着埼玉县行田市的稻荷山古坟铁剑的出土，命名方式也得以明确。“Oho Hatsuseno Waka Takeru”（住在长谷宫的幼武：雄略天皇）的真名为“获加多支卤”，从“Takeru”的谐音用了寓意恰切的“武”字。同样的命名方式也见于“Tadihi-no Midsuhawake”（住在丹比宫的瑞齿别：反正天皇）的“珍（Midsu）”的谐音。能够明确对应的就是这两位国王，其他如果推测的话如后页图所示。

遗憾的是无法确定珍和济的关系，《梁书》记载二人为父子，《日本书纪》记载二人为兄弟。

对宋外交的意图

倭国王的外交方式就是先决定自己的称号，然后谋求宋朝皇帝的承认。例如，珍就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但是中国只授予其“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称号。倭国出于更有利于推进朝鲜外交的目的而请求授予将军的称号，但是宋朝与高句丽和百济也有册封关系，所以没有同意倭国的请求。

四五一年，宋朝首次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的称号授予倭济。该将军称号主张对倭以下的国名、地名地区进行军事统治，“都督”与“诸军事”等词语表示对一定地域实行军事统治的官员之意。

但是，宋朝并没有认可倭国要求的“百济”之名，而是用“加罗”（与“任那”同义）代替，这反映出宋朝对满足六国数字的政治考量。当时秦韩（辰韩）和慕韩（马韩）已不复存在，只是作为倭国对新罗和百济地域的军事统治的根据提出。如果把广开土王碑文上倭国将百济和新罗作为“臣民”这一记载作为前提，很容易理解其意图。对史料的研判固然重要，但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扩张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然而，倭国向中国请求册封的不仅是倭国王的称号。四三八年，王族倭隋一行十三人请求平西将军和征虏将军的称号并得到了认可。平西将军是都城以西，有关西日本统治的将军称号。四五一年有二十三人被任命为“军郡”。“军郡”一词较难理解，有可能是指除将军称号（军字）之外，与某种地域统治“郡”相关的官职。

倭国国内的将军称号也采取先由倭国王授予再由中国任命的方式。也就是说，包括部下的官员都统一纳入到了宋朝册封关系的体系中。这样的政治状况尽管体现了倭国王对于国内统治的弱势，但反过来，由于有中国为后盾又可转化为强势，外交权的掌握巩固了自倭国王而下的阶层秩序。

五世纪巨大的前方后圆坟不仅在大和、河内（包括和泉）地区，甚至连吉备都建造过，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大和王权的政治秩序和册封关系。倭国王还不一定处于突出的政治地位，日本列岛的政治统一，还需要能使吉备首领们服从的首领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