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眼睛快于思维：相信先于质疑

第20章　眼睛快于思维：相信先于质疑

人是一种轻信的动物，必须得相信点什么；如果这种信仰没有什么好的依据，糟糕的依据也能对付。

我们经常发现自己被一些内容所激惹，如电视广播里的广告、研究报告、政治言论、法庭证词、无意中听到的谣言或面对面的评价。还有人想说服甚至欺骗我们相信某种想法、某个人或是某件产品。有人假设我们对这些不同的说服策略的反应是在接受或拒绝它们之前进行评估。事实果真如此吗？根据吉尔伯特（Gilbert，1992）的观点，不管信息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人们在第一次接触时都会不假思索地全盘接收——他们会相信所了解到的任何东西。而在这之后，他们才可能会逐渐质疑它们。

吉尔伯特（1992）对人们理解某种陈述并评估其可信度（truth value，即视为真实而接受或视为假象而拒绝）的先后顺序很感兴趣。一般的常识性假设是，人们会先理解某种陈述的含义再判断其真假。吉尔伯特把这种观点追溯到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他因设计出促成解析几何发展的平面直角坐标系而闻名。笛卡尔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认识论问题，即什么（如果有的话）是可以确定的。人可以确定自己的存在吗？他的回答是：“我思故我在。”（笑话一则：某天，笛卡尔睡到中午才醒来，宿醉得很厉害。头痛的他走进附近一家饭店，服务员问他是否要像往常一样来瓶酒。他高声回答说：“我不想。”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吉尔伯特对笛卡尔的假设持怀疑态度。笛卡尔认为，某种陈述的真实性，只有在它被理解之后才能被评估出来；而吉尔伯特更赞同由与笛卡尔同时代的荷兰哲学家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提出的另一种信念模型。斯宾诺莎认为，理解离不开接受。更具体地说，我们一开始会接受所见闻的一切；然而，我们可能会在之后的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意识到最初接受的内容存在可疑之处，然后才可能会拒绝部分或全部内容。迄今为止，我们将这种令人惊讶（如果不是看似荒谬）的想法称为吉尔伯特—斯宾诺莎假设（Gilbert-On-Spinoza Hypothesis，GOSH）。请思考：在图示（而非口头陈述）条件下，我们不会区分理解与接受，它们是一样的。我们会自动地看到一些事物，并且几乎总是相信它们。这也符合常识，就像人们常说的“眼见为实”“亲眼所见”。或者，正如著名棒球运动员尤吉·贝拉（Yogi Berra）曾打趣地说的：“只要你看，你就能见到很多东西。”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比如，在面临危险时，迅速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会冷静地花时间权衡那些支持或反对某种信念的证据，如百米之外的老虎是真老虎（而不是纸做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相信那是真老虎并火速跑开，就会有更大的生存机会。最早的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定面临过许多危及生命的情境，因此进化的优势就在于发展出快速且相对不加评判的感知系统。毕竟，逃离两个身穿老虎道具服的喜剧演员并不会造成什么身体伤害。

然而，视觉感知与言语加工之间存在巨大的概念差异。单凭类比并不能证明理解言语陈述与相信并接受它为真是一回事，我们需要进行实验研究来区分笛卡尔假设和斯宾诺莎假设的可能性。

这两种模型的预测存在巨大差异。斯宾诺莎模型认为，如果我们在听到某种完整的陈述时自发地接受了它，并在之后没有机会仔细审视它，那么该陈述就会被真正地接受，而我们就面临着被其误导的风险；相反，常识性的笛卡尔模型却预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它的假设是，在权衡正反两方面证据并理解某种陈述之前，我们会推迟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它。两位哲学家的不同预测给了吉尔伯特、塔法罗迪（Tafarodi）和马龙（Malone）（1993）区分这两种模型所需的线索。

研究者需要两样东西：其一，亦真亦假的陈述；其二，干扰人们加工这些陈述的程序。在众多收集亦真亦假陈述的方法中，最基本、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从现实世界中收集事实并扭曲其中的部分内容。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日本是与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作战的三个法西斯国家”是真的；而“墨西哥的首都是马德里”是假的。这些陈述的可信度取决于人们从老师那里或书本中学到的知识，然而，它们对检验GOSH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GOSH主要涉及的是对更一般的信息或新陈述的加工。

为了避免熟知的事实，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利用虚构的概念编造出一些“事实”，如“格里博[1]（greebles）会吃绿豆”。接着，被试会被告知这些陈述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Zorg行星或其他虚构场景中使用这些奇怪的词可能是合理的）。心理学家在实验中使用虚构刺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例如，艾宾浩斯（Ebbinghaus，1885/1964）在其对记忆和遗忘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中，就使用过所谓的无意义音节。

不过，吉尔伯特等人（1993）也不喜欢这些虚构的陈述，他们想要的是那种一旦被接受就会产生严重后果的陈述（毕竟，关于格里博的陈述并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除非某人碰巧是格里博）。比如，在陪审团的审判中，虚假证词对被告来说往往要么有利，要么不利；这些证词内容会影响裁决结果，导致罪名成立或不成立。如果被告被判有罪，证词还可能影响量刑。这些都是严重的后果。

原文中有三项研究，为简明起见，本文只详述第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要求71名女大学生大声朗读两份相互独立的犯罪报告，这些报告均以文本形式一行一行地呈现在电脑屏幕中央。其中一份报告是关于一位名叫汤姆的男子，他被指控抢劫了一个让他搭车的陌生人。另一份报告是关于一位名叫凯文的男子，他被指控抢劫了一家便利店。每份报告都包含真实陈述（以黑色显示）和虚假陈述（以红色显示）。研究者告知被试，红色的陈述是假的，这些内容是从无关的警员报告中得到的细节信息，它们与事实混淆在一起，就像在审判期间假证词经常与真证词混在一起一样。被试的任务是分析犯罪报告，扮演初审法官的角色并确定两名被告各自的刑期。

这项实验的精妙之处在于，在一半的试次中，第一轮审判里的虚假证词对被告有利，第二轮审判里的虚假证词对被告不利。换句话说，虚假证词使第一轮审判中被告的罪行看起来不太严重，而使第二轮审判中被告的罪行看起来相当严重。在另一半的试次中，虚假证词以相反的顺序出现，即使第一轮审判中被告的罪行看起来更严重，而使第二轮审判中被告的罪行看起来不太严重。这种平衡确保了实验结果不能归因于两种犯罪行为之间的差异，因为得到的任何结果都是针对这两种犯罪行为的平均值。

为了检验GOSH，还需要操纵另一个自变量——是否在被试阅读犯罪报告时增加干扰，即是否分散被试加工犯罪报告时的注意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其中一种条件下，被试在阅读犯罪报告时还要执行数字搜索任务。在文本的正下方会出现一串蓝色数字，被试需要在看到数字5时按下某个反应键，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则没有数字搜索任务，被试可以将所有认知资源都集中在那些包含红色虚假陈述的描述两项罪行的相关证词上。因此，这是一个2×2的实验设计：虚假陈述对被告有利/不利vs被试阅读这些陈述时分心/集中精神。

在阅读完两份犯罪报告后，被试被要求对每位被告判处0到20年不等的监禁。这个结果正是研究者关注的主要因变量，尽管他们还收集了其他数据，如被试对每名嫌疑人的可爱程度和危险程度的评价。

吉尔伯特等人假设，增加数字搜索任务将使被试难以拒绝他们最初接受的虚假陈述（即更倾向于相信虚假陈述的内容）。因此，他们将继续把这些虚假陈述当成真的并接受它们，这会使其做出的判决结果产生偏差；在这种分心条件下，对被告有利的虚假陈述可能会引发更多轻判的结果，而对被告不利的虚假陈述则会引发更多重判的结果。然而，在没有分心刺激（数字搜索任务）的条件下，即使虚假陈述对判决结果有影响，也会很微弱，因为被试可适度拒绝或忽略这些虚假陈述。

研究发现如下：当虚假陈述使犯罪情节看起来不太严重时，分心条件下的被试裁定了更短的监禁刑期（平均约6年），而当虚假陈述使犯罪情节看起来更严重时，被试裁定了更长的刑期（平均约11年）。请注意，在后一种情况下，刑期几乎是前者的两倍。然而，当被试没有被数字搜索任务所累时，虚假陈述对他们所做判决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分别是大约6年与7年，如图20-1所示）。被试对嫌疑人的可爱程度和危险程度的评分也表现出了相同的模式：对被告有利的虚假陈述使他们看上去“更可爱，没那么危险”，而对被告不利的虚假陈述则使他们“不太可爱，更危险”；但是，只有当被试受到数字搜索任务干扰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总之，上述结果表明，在被数字搜索任务所累的条件下，被试更倾向于认为很多虚假陈述都是真的。显然，他们最初是相信这些陈述中的大部分内容的，并且没有什么机会质疑它们。

在这一点上，敏锐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也许数字搜索任务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干扰被试质疑这些虚假陈述，而更可能是混淆了陈述的真假。这可能才是出现上述结果模式的原因。具体来说，如果加重罪行的虚假陈述比真实陈述更负面，那么被试对被告的整体印象就会更消极；同样，如果减轻罪行的虚假陈述比真实陈述更正面，那么被试对被告的整体印象就会更积极。吉尔伯特等人（1993）也严谨地探讨了这种可能的解释。为了检验该解释是否有效，他们在实验结束后又进行了一项精妙的再认测验。被试被要求指出他们之前看到的陈述是否为真。如果被试只是被数字搜索任务搞糊涂了，那他们错以为真的虚假陈述会与错以为假的真实陈述一样多，但是，如果数字搜索任务使其无法质疑虚假信息，那么他们只会将虚假陈述误认为是真实陈述。研究者观察到的再认结果恰恰是后面这种不对称的模式，即与GOSH所预测的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吉尔伯特等人（1993）进行的第二项实验的结果，这项实验侧重于探讨虚假陈述影响的持久性。20分钟后进行的再认测验的结果显示，在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有54%的虚假陈述被判断为真；与之相反，当没有数字干扰时，虚假陈述中只有29%被判断为真。可见，在干扰条件下，虚假陈述被误判为真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相比之下，无论有没有干扰，真实陈述都很少被误认为是假的，两种条件下的误判比例分别只有4%与5%。

吉尔伯特等人（1993）的研究从重新审视一场尚未解决的关于信仰本质的哲学辩论开始。他们制定出了一个初步的研究假设：“接受……可能是一种被动的、必然状态，而拒绝可能是一种主动的操作，它可撤销最初的被动接受（Gilbert et al.，1993，p.222）。”此后，在一系列精妙的实验中，研究者通过实验性地操纵被试的认知负荷（即是否同时执行另一项任务）来操纵他们用来进行信息加工的认知资源。正如我们所见，这使他们能够检验“拒绝”是否确实是一种会受到干扰、需要有意付出努力的行为。他们十分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使他们敢于下结论说：“人们确实有权赞同、拒绝或延缓自己的判断，但只有在先相信呈现出的信息之后才会这么做（Gilbert et al.，1993，p.230）。”

有人可能会轻视甚至嘲笑研究者在笛卡尔与斯宾诺莎立场之间的争辩，认为这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故作姿态，然而，吉尔伯特的数据绝非微不足道。我们认为，即便是细节烦琐、时程较短的实验室情境，也可以很好地映射到不可控的现实世界。要想实现从实验室到现实生活的跨越，人们需要意识到重要事件也可以在现实中迅速发生。在某人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之前，他可能会无意中听到某种言论。事实上，作者的一位同事就曾将这种手段用于政治目的。他不喜欢当时还是纽约市长候选人的约翰·林赛（John Lindsay），于是，他安排了一些持有相似政见的学生，在地铁车厢里站在目标人物旁不断聊天。就在车到站之前，其中一名学生对另一名学生说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林塞的丑闻？手下的人监守自盗，他看到了也不说出来！”当地铁到站停车后，拥挤的人群上上下下，这种分心刺激会干扰目标人物质疑的能力。除此之外，在每个领域都有人容易上当受骗，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信心来拒绝即将接收到的信息。

在现实世界中，GOSH效应不亚于一种系统公式，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远离谎言，还是公众应对大量虚假信息的一剂良药。许多地方都流传着数量惊人的错误信念（Gilovich，1993；Schermer，1997）。除了公众容易受到个别错误信息的侵害之外，还存在一种污染井效应（polluted well effect），即流传的虚假言论污染了公众舆论之井。比如，人们会传达从闲聊中获取的医学建议，例如宣称每天喝八杯水对健康有益，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或者是有人发送了一封经过粉饰的电子邮件，有人在商务午宴上讲了露骨的笑话，抑或是有人向当地报纸的编辑报告了一些传闻。然后第二层信息媒介把看似有趣的内容保留并传播出去，而它们在传播信息时通常不会透露其来源。此后是第三层、第四层信息媒介的传播，以此类推。最后，某种言论就进入了公共领域，然而，几乎没人知道它的原始出处。信息经过几代传递，想要追溯出处已变得非常困难，而且似乎也没有人会在乎其真实来源。当某条信息以不同的渠道传播时，它会携带比原有内容更多的信息，所以当人们接触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其中可能有偏见或不可靠的部分就会被一并接收。如果信息来自意识形态的范畴，那人们就不能合理地归咎于传播者的偏见（除非他对所有可用的来源都持有“成熟”的阴谋论）。污染井效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GOSH效应，然而，它们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消息都会被假定为真。让我们来看一些生动形象的例子。

美好的旧时光。显然，在过去的40年里，学校中的问题行为越来越严重。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教师们列出了学校里最严重的三种问题行为：在走廊里奔跑、嚼口香糖和制造太多噪音。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最严重的三个问题是吸毒、怀孕和强奸。在一次调查中，奥尼尔（O’Neill，1999）锁定了“学校问题传奇”调查的发起者。你也许猜到了，其实，从未有任何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上述差异。那些结论是由得克萨斯州沃思堡的一位名叫T.卡伦·戴维斯（T.Cullen Davis）的人编造出来的。他是一位基督教宗教激进主义者。为了为自己关于道德堕落的观点辩护，此人声称自己一对一地访谈了学校教师，正是这些记得50年代校园有多美好的教师们告诉他90年代的校园有多糟糕（关于回溯记忆陷阱的讨论，见第21章）。寻找这位戴维斯先生的工作量很大，奥尼尔把它比作剥了个一百万层的洋葱。

爱，被证明的爱！你是否听说过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了英语中最具说服力的12个单词：爱（love）、美（beauty）、证明（proven）等？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耶鲁大学交流和态度改变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每两个月左右就会收到一封信，询问是谁在主持这项研究，以及我们是否有数据。在此期间，这项研究的结果频频出现在航空杂志及其他出版物中。作为耶鲁大学项目的成员，我记得其他成员向他们认识的每个人都打听过这项研究的主持者是谁。这听起来像是一件浪费时间的傻事，因为无论怎么打听，都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与耶鲁大学有关的人做过那种研究。我们怀疑这是麦迪逊大道项目（Madison Avenue project）[3]，也许，一个曾经是耶鲁大学本科生的研究助理为这个“研究故事”赋予了具有误导性的耶鲁式背书吧。

是你的电梯还是我的电梯？ 1976年11月，从纽约到蒙特利尔的大范围区域出现电力中断，这给曼哈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被困在黑暗的电梯里，悬在楼层之间。黑暗中，数以千计的人勇敢地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然而，到了外面之后，他们却发现连路灯都熄灭了。如果说在黑暗中穿行在曼哈顿的街道上是一种冒险，那么通过布鲁克林或皇后区的大桥则是彻头彻尾的疯狂。那些没被困在电梯里的人大多待在路边，直到几个小时恢复供电。等到第二天早上供电恢复正常时，人们都开始谈论大家在停电的几个小时中做了些什么。九个月后，一名当地记者声称自己在纽约一家大医院的产科病房里看到了大量的医疗活动。于是，他向一位路过的护士核实了医院当天的出生人数，还打电话给纽约市的其他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他均被告知当天的出生人数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报纸随后刊登了他所说的证据，证明在停电那晚，大部分男女做了男人和女人在漫漫长夜里很容易做的事情。许多文章和杂志都接受了这个故事，它也通过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几年后，几乎所有听说过停电事件的人都认为，其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性行为的增加。

对这个问题稍加思考就会产生一些疑问，那些被困在电梯中的人不太可能认可某对或多对夫妇正在地板上发生性行为。想象一下遭遇停电的人所承受的压力吧！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回家，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家；他们担心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却无法联系到他们；他们甚至还没吃饭，等等。与此同时，在家中的夫妻突然陷入黑暗，比起性欲，他们可能会更担心电池、蜡烛和断电的冰箱。事实上，那名记者报道的数据受到一种鲜为人知的工作程序的影响，即医院的分娩数据（包括剖宫产）每周交付一次，由于周六日医生休息，分娩数据会在周一达到峰值。因此，就算这名记者在一周后或更早之前，又或是三周、七周后的这天（周一）发送医院的生产数据，其得到的结果总是一样的高。而人类的妊娠期与停电这事儿无关。后来，阿贝尔森（Abelson，1995）进一步讨论了这个例子。

人们不仅会被别人的虚假言论欺骗，也会自己欺骗自己。考虑一下有意将手表或时钟调快几分钟的常见做法。依据严格的逻辑，这种做法很荒谬，因为人们明知道计时器快了。然而，设定时间的人会巧妙地利用表面信息的诱导性。当低头看时间时，一个人会下意识地觉得手表显示的虚假时间是真的，而这会促使他赶紧去赴约。

与此类似，一个更令人困惑的例子是夏令时（daylight savings time）[4]。显然时间并没有被节省下来，光照时间只是沿着任意时钟的刻度向上移动了。夏令时的想法是让春天和夏天的漫长白天看起来更长。假设日落时间是晚上7点，那人们可以通过把晚上7点叫作8点来延长表面上的夜晚，这样做能够使太阳落山的时间看起来更晚。全国各地所有被调整的时钟都告诉人们，现在是晚上8点，尽管我们知道，这个时刻在过去常常被称为晚上7点。这种改变等同于社会群体合谋，即共同推动人们相信一个虚构的事实：夜晚比地球和太阳所规定的时间要长。

另一个社会群体合谋的例子来自耶鲁大学的教职工，相传他们会定期组团玩扑克牌。在这种扑克游戏中，赌注的大小基本上没有限制。每一局赢得或输掉的金额通常在100到200美元之间，他们想尽办法减少让人难以接受的大额输赢来维持玩家们对游戏的热情，然而，所有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最后，有人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而且真的奏效了。赌注被赋予了双倍值，玩家的每10美元真钱可获得价值20美元的筹码，在比赛结束时，每20美元筹码可兑换10美元。游戏的其他规则保持不变。

从逻辑上看，这种倍增—减半策略并无意义。所有玩家都知道，当他们用廉价的筹码下注50美元时，他们实际上只赌了25美元。那么，为什么以1兑2的方法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呢？好吧，当一名玩家说“我下注50美元”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赌注，尽管实际上它只值25美元。但是，正如GOSH所预测的那样，他的话是被根据字面意思理解的。最终的结果是，最大的赢家得到的钱和最大的输家损失的钱都更少。很多人尝试解释这种看似幼稚的自欺欺人，吉尔伯特的实验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除非进一步反思赌注膨胀的价值，否则其表面价值就会被认为是真实的。然而，玩家们太过于沉迷游戏，以至于在每次下注时都不会注意到赌注的虚假表面价值。赌注膨胀效应可能不理性，但的确有效。

还有许多其他现象也依赖于刺激的鲜明特征来使人们上当。经济学家对货币错觉（money illusion）感到困惑（Levin，Farone，& McGraw，1981），即在决策情境中，所涉及的货币面值比其他可能更重要的因素还要重要。货币错觉的典型例子是，大多数工人宁愿在通货膨胀率为7%的情况下每月涨100美元工资，也不愿在通货膨胀率为1%的情况下每月涨50美元。前者其实并不理性，因为实际工资的增长仅有3%，而后者则有4%。这并不是一个GOSH效应的完美案例，但它的广泛意义在于，人们往往只关注加薪的数额，而忽视背后的通胀因素。

我们认为，除非有某些因素警告人们，否则在某种情境下以最简方式行事的准则具有很大的心理共性。除非有理由质疑，否则人们往往会相信他们的所见所闻。当缺乏对立或冲突的信息时，人们往往会接受第一印象。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对未分类的任何刺激的标准反应被称为默认值。我们认为，人们对情境也有类似的默认反应，并且会在一般情况下使用这种默认值，覆盖默认值需要个体进行主动的认知加工。这种概括性的描述涉及上述所有案例。也就是说，在看到或听到某些信息后，人们的默认反应就是接受它们，而后续的拒绝则需要人们主动地覆盖默认值。

那么什么能让一个人拒绝他原本会接受的信息呢？一种可能性在于那个人本身就倾向于拒绝某种信息。吉尔伯特等人（1993）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但是它的确值得思考。人们常常会说：“我不相信那个人说的话。”例如，在美国纽黑文市的校车公开会议上，当一名当地的自由派牧师来到麦克风前对校车计划表示支持时，观众席里有位女士嘀咕道：“他知道什么？他又没有孩子！”这种抗拒最常见于有关领土、意识形态、权利或道德的争论中，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会把对方的观点视为严重的误导甚至是谎言，并明确告知对方。观察研究和实验研究均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就是消极的说服，双方都会越来越远离对方的立场（Abelson & Miller，1967）。

如果在交流前就存在抵触情绪，那么人们似乎立即就会出现拒绝反应，这与GOSH假设的正好相反；然而，事实也不尽然，预备抵抗的人无须立即行动。事实上，有一些实验证据可以证明延迟抵抗现象的存在。麦克雨果、兰泽塔和布什（McHugo，Lanzetta，& Bush，1991）从政治演说中选取了富有情绪性的视频片段，然后要求被试在观看过程中的某些关键时刻对自己的感受进行评价。他们发现，被试普遍倾向于模仿演讲者的情绪，特别是恐惧或愤怒情绪。当视频中的候选人皱眉或看上去忧心忡忡时，观众的脸上也会立刻出现忧虑的表情。一般来说，被试在观看演讲视频时对自己感受的评分与他们的表情一致，然而，有一处奇怪的例外。当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发言安抚观众时，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自发地表现出了回声效应（echo effect），即他们看起来都感到很欣慰，也很放松，许多人还展露出了笑容。然而，就在几秒钟后，民主党人却将自己的感受评定为消极，而非放松和宽慰。他们好像对任何一张笑脸都会忍不住报之以微笑，但随后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在对着里根微笑，他可是民主党的敌人啊！他们一定会对自己说：“呀！为什么我会对着那家伙微笑？”于是，他们“重新获得”了自我控制，并报告了负面的情绪体验，正如GOSH所预测的那样。

启示

尽管从常识上看，只有在理解某条信息后，我们才会做出相信或不相信它的判断。但研究表明，一开始，相信会与理解同时发生，只有具备足够的认知资源和动机，质疑才会随之而来。

你怎么想

你能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符合GOSH效应的例子吗？别人是否用这种效应愚弄过你，或者你是否用它愚弄过别人，又或者你用它欺骗过你自己吗？

注释

[1]格里博是加拿大研究者伊莎贝尔·高蒂尔（Isabel Gauthier）为研究视觉识别而创造的类似小动物的虚拟形象。——译者注

[2]图20-1中的纵坐标为被告的刑期（年），值越大表示刑期越长。——译者注

[3]麦迪逊大道项目诞生于一项关于广告行业缺乏非裔美国人高管的著名研究，它指某个环境中缺乏多样性。——译者注

[4]“daylight savings time”直译为“日光节约时制”，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做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