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合二为一：扩展自己，容纳他人

第19章　合二为一：扩展自己，容纳他人

吾爱汝深深几许？今且听吾细数之。

埃里希·西格尔（Erich Segal）的《爱情故事》（Love Story）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浪漫小说之一。这本销量达2000万册的畅销书的主角是奥利弗·巴雷特（Oliver Barrett）四世。他有很多出色之处：哈佛大学学生、冰球运动员，以及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此外，他还是一栋巨大宿舍楼和几栋校园建筑命名者的曾孙。然而，奥利弗对于成为一名完美的预科生是充满矛盾的，他讨厌遵循巴雷特家族的传统，并认为那“全是胡扯”。另一方面，珍妮·卡维勒里（Jenny Cavilleri）是拉德克利夫学院音乐专业的一名学生，拥有一双美腿（据奥利弗所说），但很爱讽刺人。珍妮的母亲死于车祸，她的父亲是一位宽厚的糕点厨师（她亲切地叫他“菲尔”）。

奥利弗和珍妮相遇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图书馆。从一开始，她就叫他“预科生”，而他则称呼她为“下贱的拉德克利夫婊子”。几次约会之后，截然相反的两人开始相互吸引，奥利弗最终说出了那句不朽的话：“我爱上你了。”她则告诉他，他“全是狗屎”。尽管如此，两人很快结了婚，但是不出所料，他们没有得到奥利弗父亲“老扑克脸”的祝福——“如果你现在娶她，我就让你活不过今天。”他吼道。

在他们自己置办的婚礼上，奥利弗和珍妮幸福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珍妮背诵着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的十四行诗：

当我俩的灵魂壮丽地挺立起来，

默默地，面对面，越来越靠拢，

直到那伸展的翅膀迸出了火星……

……在这里爱，爱上这天，

尽管昏暗的死亡，不停地在它的四周打转。

接着，奥利弗大声朗读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大路之歌》（Song of the Open Road）：

……我把我的手给你！

我把比金钱更珍贵的爱给你，

我先于说教和法律把自己给你；

你会把你自己给我吗？

你会来和我同行吗？

我们会彼此忠诚至生命的尽头吗？

仪式结束后，他们开始思考自己作为丈夫和妻子的新身份。“珍妮，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他说道。“是啊，现在我可以当婊子了。”她打趣道。

随着奥利弗与专横父亲的疏远，他失去了对家族财产的继承权。这对夫妇搬进了一套廉价的公寓，勉强维持生计。尽管很穷，但他们非常幸福。尽管冲突不断（“该死的珍妮，为什么不滚出我的生活”），但他们的爱总是占上风。珍妮外出工作以支持奥利弗攻读哈佛法学院。他最终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并从事了法律评论工作。“我欠你太多了！”他承认。“不，”她回答，“你欠了我一切。”在故事的最后，珍妮说出了她最难忘的一句话：“爱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对不起。”

我们不会透露这个故事令人心碎的情节转折和最后的慰藉。我只想说，这个故事让人们对爱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感到震动而又心存感激。

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爱？两人之间那种酸楚的、往往难以解释的亲密关系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一段亲密关系的动态？在亲密关系中，是什么导致了满足感或冲突？为什么有些关系幸福长久，而另一些却以失败而告终？更普遍地说，个人关系（与家庭成员、朋友和恋人的关系）与社会关系（与邻居、同事和陌生人的关系）有何不同？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了一门充满生命力的关系科学（relationship science），但从历史上看，社会心理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后者（Lewandowski，Loving，Le，& Gleason，2011）。

虽然我们尝试在本章中解决前面几个问题，但我们的主要焦点将集中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什么是亲密关系？在前人的文献中，基于行为来定义的亲密关系包括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因此，爱人、朋友和家庭成员通常会花相当多的时间待在一起，分享各种各样的活动，并相互指导和保护。但是，亲密关系的认知意义是什么？

根据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0，1984）和美国社会心理学之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948）的观点，亚瑟和伊莱恩·阿伦（Arthur & Elaine Aron，1986）提出，人们与亲近之人的关系就像他们与自己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倾向于把所爱之人等同于他们自己，在资源、态度和特质上将他人包含于自我之中。

首先，在亲密关系中，个体倾向于把资源分配给自己的伴侣，就像分配给自己一样。一种观点认为，个体将把好处让给同伴或与其共同分享视为对自己的累积。一个人想将资源给予他人的原因在于他人是其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同样，在亲密关系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行为的态度与他对自己行为的态度相同。例如，个体能认识到他人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当前情境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在恋爱关系中，基本不存在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即个体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情境因素，而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内部特征；见第10章）。我们对他人态度的不同取决于对方是亲密的伴侣还是陌生人，这一观点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

例如，被试对自己在某项实验室任务中表现的回忆要好于对陌生人表现的回忆，而对朋友或爱人表现的回忆成绩则与对自己表现的回忆相近（Brenner，1973）。另外，在亲密关系中，伴侣的特质更容易与自己的特质相混淆。因此，当亲密的人缺乏某一特质时说该特质能够描述自己，或当亲密的人拥有某种特质时说该特质描述不了自己，都是非常困难的，也需要更长的反应时。

阿伦、阿伦、都铎和纳尔逊（Aron，Aron，Tudor，& Nelson，1991）试图在关于资源、态度和特质的实验中检验上述三个主张。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个部分描述他们第一个实验的方法和结果。然后，在“又怎么样了”部分中，更简要地描述第二个和第三个实验。

在第一个实验中，阿伦等人（1991）采用了里布兰德（Liebrand，1984）首创的方法。他们比较了被试如何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分配金钱，他人分别为陌生人、友好的熟人或最好的朋友。

24名大学生参与了此次实验，他们被要求在电脑屏幕上做一系列选择，这些选择与给自己和他人分配金钱有关。例如，其中一个选项涉及（a）自己获得14.50美元和他人损失3.90美元；（b）自己获得16.00美元和他人损失7.50美元。因此，被试必须在上述或多或少对自己有利但要牺牲他人利益的结果中做出选择。每次选择之前都会有一句指导语，被试被要求想象另一方是陌生人、友好的熟人或最好的朋友，而另一方或是知道或是不知道他们的分配选择。被试在这六种可能的条件组合下的每一种中完成24次选择。例如，在想象他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且不知道分配结果时，完成一项含有24个试次的选择任务。

根据自我容纳他人（inclusion-of-other-in-self）方法的逻辑，阿伦等人（1991）预测，当他人为最好的朋友时，自我分配和他人分配之间的差异最小；当他人为陌生人时，差异最大；当他人为友好的熟人时，差异处于中等水平。他们进一步预测，被试认为的他人是否获知其分配选择不会影响这一模式。也就是说，他们所预测的分配模式只基于自我是否容纳他人，而不受对自我表现的担忧或希望以有利的分配换取某些东西的影响。用实验设计的术语来讲，他们不期待所操纵的关系亲密度（陌生人—熟人—朋友）会与对方对分配信息的了解（知道—不知道）发生交互作用（一种操纵引起的变化会因另一种操纵的变化而变化）。

上述的分配可能会给读者留下抽象或人为的印象。然而，以往的研究表明，假定的分配与实际的分配显著相关（Liebrand，1984）。这给了阿伦等人（1991）一些信心，即他们的结果可以推广到现实生活情境中（即所呈现的外部效度）。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研究人员开展后续研究，他们引导被试去相信自己将把现金分配给真实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信件披露分配的细节。在这个后续的实验中，“友好的熟人”条件被去掉，而更多地强调对方是否知道被试的分配选择。这个实验还对被试是否理解操作说明进行了检查。

同样，研究人员预测，当另一方为最好的朋友而不是陌生人时，被试分配给自己和他人的金额之间的差异会较小。

阿伦等人（1991）用了好几种方法分析他们的数据，发现的结果是一致的。实验的因变量是被试分配给自己的钱减去分配给他人的钱，即他们分配钱时的自私指数而不是无私程度。通过分析，研究者们观测到了所预期的分配模式。具体来讲，自己与最好的朋友之间的分配差异最小，与友好的熟人的差异处于中等水平，而与陌生人之间的差异最大。事实上，被试会将更多的钱分配给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不是他们自己——这种利他行为表明他们对亲密他人更感同身受（见第18章）。重要的是，在想象中的他人能否获知他们的选择方面，没有发现任何分配上的差异。因此，自我表现作为分配的一个影响因素就被有效地排除了（如图19-1所示）。

后续的研究涉及了真实的钱和人，结果出现了相似的模式，即自我—最好朋友的分配差异要比自我—陌生人的小。同样，这些结果也不受朋友或陌生人是否了解分配选择的影响。于是阿伦等人（1991）得出结论：“我们对待亲密他人，就好像他们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我们一样。”

第一个实验的结果为深入了解亲密关系的认知含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对家庭成员、朋友或恋人的奖励与对自己的奖励一样重要。阿伦等人（1991）进行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实验得出了互补的结论。

第二个实验采用了洛德（Lord，1980）首次使用的研究程序。被试面前的屏幕上显示了一系列具体的名词，每个名词持续呈现10秒。他们被要求在脑海中形成一个自己或目标他人与该名词互动的生动形象，这个目标他人要么是自己的母亲，要么是雪儿（Cher）[2]。在呈现新名词之前，被试被要求在20秒内写下对所形成形象的表述。当全部名词都呈现出来后，被试被意外地要求完成一项记忆任务——尽可能多地回忆并写下刚才呈现的名词（不考虑名词出现的顺序）。

在洛德（1980）此前的研究中，被试也被要求对具体名词进行反应，在脑海中形成与自己、自己的父亲或当时著名且备受尊敬的国际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有关的形象。被试对于那些与沃尔特·克朗凯特有关的名词回忆成绩最好，而对与自己有关的名词回忆成绩最差。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研究表明，我们能够对与自我有关的信息进行更好的回忆（Rogers，Kuiper，& Kirker，1977）。与被试父亲有关的名词的回忆成绩位于二者之间。这一结果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解释：与我们社会距离较远的他人可被视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现象学领域的一部分），而个体最熟悉的自我则被其看作内心世界的一部分（该领域是基础）。也许形成关于客观他人的生动形象（以及随后回忆起这些形象和相关的名词）要比形成关于自我的形象更容易。无论如何，阿伦等人（1991）在自己—母亲—雪儿的实验操作中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模式——被试回忆起了更多与雪儿相关的名词，而不是与母亲或自己相关的名词。

后续的研究使用了一名不太亲密的女性朋友或被试母亲的亲戚来代替雪儿，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被试还被要求评价自己与母亲的亲密程度。正如预期的那样，他们在亲密程度上的评分与他们对与母亲相关名词的回忆和与自己相关名词的回忆的相似程度呈显著相关，这表明“自我容纳他人”并不是一种全或无的现象，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这些不同研究的结果均表明，被试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亲密的他人。

阿伦等人（1991）的第三个实验利用了所谓的特殊性效应（distinctiveness effect）（Mueller，Thompson，& Dugan，1986），即被试描述自己的某种特质越慢，该特质对他们来说就越特殊。阿伦等人（1991）解释道，这是因为在亲密关系中，伴侣的心理表征与自己的心理表征是重叠在一起的，因此当自我与他人不共享某种特质时（例如，该特质很独特），个体就会产生更多的困惑并需要更长的反应时。

为了验证他们的假设，阿伦等人（1991）让被试对一系列描述特质的形容词进行了评分，评价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描述了自己、自己的配偶以及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随后，被试进行了一项注意力分散任务（这是一种认知干扰，使其忘掉之前的评分），紧接着完成了一系列限时的实验试次，即将这些形容词分配到“属于我”或“不属于我”的类别中。阿伦等人（1991）测量了被试对四组性格特质的反应时：（a）属于该被试及其配偶，但不属于比尔·科斯比；（b）不属于被试及其配偶，但属于比尔·科斯比；（c）属于被试和比尔·科斯比，但不属于其配偶；（d）属于其配偶和比尔·科斯比，但不属于被试。阿伦等人（1991）预测，在心理上将配偶容纳到自我中的被试，会对那些配偶与自己不同的性格特质产生更多的困惑（导致反应变慢）。然而，对比尔·科斯比（社会距离较远的人）的反应则与之不同，反应速度并不会变慢。

尽管前面的设计十分复杂，但是结果却很明确。被试在那些与配偶不同的性格特质上的反应最慢。当自己与配偶相同，或者当自己和配偶都与比尔·科斯比不同时，个体的反应相对较快。另外，在一项后续的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告知自己与配偶间的亲密度，结果发现，在那些自我与配偶不同的特质上，感知到的亲密度与反应时延长有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与自我—他人困惑之间的相关恰恰证实了阿伦等人（1991）的预测，并与前两个实验的结果类似。

这三个实验的结果吻合得很好。它们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爱是一个包容的过程—— 一个人在心理上把所爱之人融入自我之中。换句话说，对自我的心理表征与对亲密他人的心理表征相重叠。从这个意义上说，朋友或爱人是第二个自我！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对亲密关系的认知意义进行过这样的实验研究。

回到西格尔（1970）笔下的爱情故事，阿伦等人（1991）的研究如何解释奥利弗与珍妮之间的爱情呢？这种亲密关系打破了认知界限。在珍妮和奥利弗的脑海中，自我与他人的区别随着他们的相爱而变得模糊，每个人都成了对方自我的延伸。两个人都不在意对方获得更多的资源，对方的任何益处都可能被视为对自己有利。此外，在认知和归因方面，行动者和观察者之间的典型差异，在珍妮和奥利弗的案例中可能已经消失了。他们不仅仅是在看着对方，他们觉得看到对方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甚至，他们很可能开始以相似的方式描述自己与伴侣——彼此的特征逐渐重叠成紧密融合的图式（心理结构），这将导致他们无法认识到他们性格特质之间的真实差异。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对他人性格特质的认识与该性格特质本身有什么关系？心理学先驱威廉·詹姆斯曾说：“每当两个人相遇时，虽然看起来只有两个人，但实际上存在六个人，包括：各自眼中的自己、各自眼中的对方和各自真实的自己。”事实上，我们很难获得对自己的准确认识（见第14章），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认识他人。然而，为了理解他人，人们会以自己为基础进行自我中心投射（egocentric projection）（Dunning，2012）。错误共识效应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人们做某种奇怪行为的意愿（例如，在身上挂一块写有“我错了”的牌子）可以预测他们认为别人在多大程度上也愿意这么做（Ross，Greene，& House，1977）。尽管阿伦等人并没有客观地评估被试的性格特质，也没有评估被试所认为的他人的性格特质，但“自我容纳他人”的说法似乎是合理的，即认为他人与自己相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也是一个自我中心投射的例子。

最后，认为自己与亲密他人不同也可能会导致认知失调（一种精神紧张或不安的状态；见第2章和第3章）。阿伦等人（1991）提出，自己与亲密他人之间的态度存在差异可能会导致认知失调，就像自己持有相反的态度可能会引起失调一样。因此，认知失调有时具有反映亲密关系的功能，能够反映自我容纳他人的程度。

这本书中描述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陌生人是如何思考以及影响他人的。即便如此，人际关系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社会心理学家如今所研讨的主题包括人际关系中的吸引力、爱情、沟通、资源分配、嫉妒、冲突、冲突解决、满意度和承诺等。

人际关系领域的一个经典理论是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Kelley & Thibaut，1978，1959）。它将经济分析应用于人际关系中。据说人际关系负载了各种回报（爱情、地位、金钱、商品、服务和信息）和成本（时间、精力、金钱、压力、同一性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该理论的基本假设为，人们追求并维持回报高于成本的关系，因此，一个人可能会把他或她目前的关系与过去的关系进行比较（“嘿，我不习惯在一段关系中受到如此糟糕的对待。”或者“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感受不到这样的爱了！”）。他或她也可能会比较当前关系与可能的替代关系哪一个有更高的回报（“是的，我是结婚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不能让那个一直控制我的人滚出去！”）。

社会交换理论有助于解释所谓的匹配原则（matching principle）（Berscheid，Dion，Walster，& Walster，1971）：人们倾向于选择外貌相似的伴侣（更不用说年龄、身高、智力、教育、社会背景、宗教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了）。人们通常知道自己的“市值”（market value）——他们的长相、性格和社会地位能在人际关系市场上置换到什么。一个帅呆了的人不会跟一个长得像土豆的人在一起［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瑞典女演员艾丽西娅·维坎德（Alicia Vikander）从来不回复我的邮件］ 。社会交换理论还有助于解释最小利益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interest）：对一段关系最不感兴趣的一方拥有最大的权力（Waller，1938）。这样的人能够在一段关系中发号施令，提出要求（“别再喝酒了，找份工作或者干点别的！”），因为他或她更有可能离开，并在别处找到更有价值的关系。一般来说，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关注关系的结果——收益和损失，并寻求性价比高的关系，而关系是一种“明码标价”的商品，是一种可以投资的股票。

然而，经济隐喻能完全解释人际关系吗？社会关系（与相对陌生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否与个人关系（与家人、朋友和爱人之间的关系）运作的方式不同？克拉克和米尔斯（Clark & Mills，1979，1993）主张对交换性关系和共享性关系进行关键的区分。在交换性关系中，以同等的价值交换利益是恰当的——“邻居们把他们的工具借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请他们过来吃晚饭。”然而，在共享性关系中，根据需要来提供利益才是适当的——“亲家的日子不好过，所以应该多请他们过来吃饭，帮助他们照看孙子，直到情况有所好转。”换句话说，交换性关系一直是互惠互利的，而共享性关系至少在短期内不是这样的。在交换性关系中，人人都在寻求平等——每个人在一段关系中所给予的应该与他所得到的相符。因此，当一个人付出较多而其他人回馈较少时，他离开这段关系的概率就会较大。然而，在共享性关系中，个体会针对所爱之人的需求提供情感或其他形式的支持，这是一种真正的关怀且不计成本（见第18章）。

这种交换性—共享性的区分有什么现实意义？克拉克和米尔斯（1979）认为，尽管严格互惠是受欢迎的，可以增强交换性关系的吸引力，但这种行为会降低共享性关系的吸引力。克拉克、米尔斯和鲍威尔（Clark，Mills，& Powell，1986；Clark，Mills，& Corcoran，1989）也发现，交换性关系中的成员关心公平，监控自己与同伴对共同任务的投入，而共享性关系中的成员更关注他人的需求。最后，克拉克和塔拉班（Clark & Taraban，1991）发现，交换性关系中的个体倾向于谈论非情感性的话题，而共享性关系中的个体则更愿意谈论情感性的话题（当这些规范被违反时，问题就会出现；见第1章）。阿伦等人（1991）在本章中所做的研究很重要，因为该研究首次探索了共享性关系下的认知结果。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尽管爱情被诗人和哲学家（几乎所有人）思考了数千年，但针对爱情的科学研究（更不用说实验了）才刚刚进行了几十年。在这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我们对爱情和亲密关系了解到了什么？答案是了解了很多，尽管在这里我们仅提及一小部分。一项有趣的研究关注了爱情的组成成分。根据斯腾伯格（Sternberg，1986）的观点，爱的形状就像一个三角形，每条边代表着一个重要成分：激情（强烈渴望与对方结合）、亲密（与对方沟通的广度和深度）和承诺（坚持与对方保持关系的决心）。三种成分中的任何一种可以被或多或少地强调（三角形每条边的长度都可以改变），这样就会产生无数种可能的三角恋（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三角恋”）。此外，不同成分结合在一起也可以产生不同类型的爱，就像红绿蓝三原色结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额外的颜色一样。只包含亲密的关系被称为“喜欢”（liking）；只包含激情的关系被称为“迷恋”（infatuation）；只有承诺的爱被称为“空洞的爱”（empty love）。然后是各种组合，有亲密和激情但没有承诺的爱被称为“浪漫的爱”（romantic love）；有亲密和承诺但没有激情的爱被称为“同伴的爱”（companionate love）；有激情和承诺但没有亲密的爱被称为“愚蠢的爱”（fatuous love）（就是英文字面意思）；最后一种是包含了所有三种成分的爱——“完美的爱”（consummate love）。如果你爱上了某人，那你可能想要阅读更多关于这些类型的书，并思考自己的类型。在虚构的奥利弗和珍妮的例子中，爱情的这三种成分都有体现。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可能就在于它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完美的综合体。顺便说一句，虽然在短时间内实现完美的爱很容易，但要想长时间维持它则很困难。关系满意度通常会随岁月的流逝而下降（Kurdek，1998），尽管如此，仍有三分之一的长期相处的伴侣表示依旧爱着对方（O’Leary，Acevedo，Aron，Huddy，& Mashek，2012）。

李（Lee，1973）及其后的亨德里克等人（Hendrick & Hendrick，1986）的爱情理论是另一种引发了大量研究并得到大量实证支持的爱情理论。在对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成年人进行调查后（请记住这里可能存在文化偏见），李区分了六种不同风格的爱：情欲之爱（eros）、依附之爱（mania）、友谊之爱（storge）、现实之爱（pragma）、利他之爱（agape）、游戏之爱（ludus）。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这些爱情风格的独特组合。亨德里克等人（1986）认为，这些风格更多的是一种随时间而变化的态度，而不是固定的特质。此外，不同的恋爱对象和其他情境的限制也会导致一个人的爱情风格不同。亨德里克等人（1986）的《爱情态度量表》（Love Attitudes Scale）可以帮助确定一个人的爱情风格。

我们可以从奥利弗和珍妮身上看到这六种爱情风格的表达，以及两人之间的差异。奥利弗和珍妮表现出的不同爱情风格，也许符合爱情风格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Hendrick & Hendrick，1995）。或许，他们对待爱情的方式也折射出了当时的主流文化（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

社会心理学家还为爱情和人际关系提供了许多其他的见解，现在有很多专门的期刊和书籍致力于探讨关系科学，然而，更多的还是要从生活中去探索爱与关系。

启示

爱一个人就意味着，在所有事情上将其容纳到自我当中。这涉及对爱人的感知和态度，尤其是在分配资源时，我们会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另一半。

你怎么想

进化是否塑造了爱的本质，包括使男人和女人的爱的方式不同？例如，为什么接受约会邀请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多，而接受一夜情邀请的女性却少得多（例如，Clark & Hatfield，1989）？

注释

[1]图19-1中的纵坐标为自私指数，分数越高表示越自私。——译者注

[2]雪儿是美国著名的歌手和演员，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