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虚构的记忆：现在重构过去

第21章　虚构的记忆：现在重构过去

即使是最可信的自传，也不太可能反映一个人过去的样子，而更可能反映的是他现在的样子。

为了为学习本章做好准备，请先尝试下面的自传回忆练习。仔细检索你的记忆并从久远的过去当中找到一个记忆片段。接下来，尝试回忆那时发生了什么，越清晰具体越好，要特别注意那些视觉细节信息。在阅读下一段文字之前，请先花点时间做这个练习。

完成这个练习了吗？现在，再一次回顾整个记忆片段，用你的心灵之眼注视它，告诉我你到底看到了什么？虽然图像可能很模糊，场景也不连贯，但一个奇怪的事实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你的回忆可能不像你头上的“照相机”所记录的视觉图像；相反，与电影制作手法类似，你记忆中的事件可能是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的。你可能把自己描绘成了场景的一部分（Negro & Neisser，1983）。

这种不可思议的记忆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令人惊讶且重要的观点：记忆不仅能够被检索，还能够被重构。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记忆一旦被妥善存储，就能如实地从头脑中检索出来，就像从磁盘中提取电脑文件一样。在当今的高科技文化中，持有这种观点是情有可原的。然而，这种类比是错误的，人们检索出来的记忆信息往往因他们所处的心理状态而有所偏差。对于人类记忆运作的一个更恰当的类比（在高科技文化下）也许是，它是一个奇特的文字处理器，每次打开记忆文档时都会重新编辑文档中的内容。

有几种因素会导致记忆重构不可靠。以情绪为例，如果人们回忆信息时的情绪与学习信息时的情绪类似，那他们就能更好地回忆起信息（Clore，Schwartz，& Conway，1994）。人们的大脑会根据当前的情绪状态来选择一些记忆信息，而忽略其他记忆信息。这种倾向在抑郁症患者身上也很明显，他们的情绪在一天中经常变化。与悲伤时相比，他们在快乐时能回忆起更多愉快的记忆，而较少回忆起不愉快的记忆（Clark & Teasdale，1982）。

个体对曾经持有的观点的记忆，为说明现在如何重新诠释过去提供了另一个生动的例子。在一项实验中（Goethals & Reckman，1973），研究者首先对高中生实施了问卷测量，然后根据回答将其分为两组，其中一组赞成贫穷的黑人儿童去更好的学校上学，而另一组则反对他们去更好的学校上学（那时，这是一项有争议的提议，目的是在课堂上更好地实现种族融合）。几天后，在一个不同的情境下，研究者根据学生是支持还是反对将他们分成了两个讨论组。在每一组中，讨论都是由一名受人尊敬的高年级学生主导的，而这名所谓的高年级学生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同伙。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反驳该组成员的意见。可以预见的是，这场讨论会促使学生改变自己原有的观点。然而，实验的关键部分是之后的4到14天，研究者要求所有学生再次填写之前的问卷，并要求他们用上次的答案作答。为了确保学生有很强的动机去准确回忆他们的初始观点，研究者声称他将仔细检查学生两次填写的问卷的一致性。然而，学生对自己观点的回忆却被扭曲了，他们错误地记得他们最初的观点与新获得的观点是一致的。这项研究的作者用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些结果（Festinger & Carlsmith，1959；见本书第2章），即被试受所持有的观点应保持一致的动机的驱使，不愿得出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改变了的结论。然而，针对该研究结果还可以进行非动机性的解释。被试可能基于他们自身的观点仅会在很小程度上改变的错误理论，以当前的观点为参照重构了自己之前的观点（Ross，1989）。无论做何种解释，个体观点的回溯性改变似乎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例如，一项为期九年的大型研究发现，人们当前的政治态度与他们记得的自己过去的态度更相关，而非过去实际持有的态度（Marcus，1986）。

这样的发现给人一种奥威尔式的感受。然而，至少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具有煽动性的书籍《1984》中的人物知道，一场针对他们的大规模宣传运动正在展开。相比之下，我们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头脑也在编辑和篡改我们的个人史（Greenwald，1980）。如果你读了第14章，那人们对这些心理动态的无知就不应使你感到惊讶。那一章中的研究综述表明，关于心理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运作影响因素的直觉理论并不可靠。我们不应该期待回忆过程能够对记忆是如何产生的或过去记忆的真实性有多好的洞察。

实验社会心理学家面临的挑战是证明人们的直觉理论会使人产生回忆偏差。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实验社会心理学家需要对三个方面进行评估：（a）人们关于心智的直觉理论；（b）直觉理论所涉及的事件；（c）人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为了满足这些要求，麦克法兰、罗斯和德库维尔（McFarland，Ross，& DeCourville，1993）选择了一种看起来可能很奇怪的现象：月经。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月经会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Brooksunn & Rubber，1986）。经前综合征［（premenstrual syndrome，最近被美国精神病学会称为经前焦虑障碍（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的名字家喻户晓，其包括从非常想吃巧克力到想杀人等一系列症状，月经周期结束时的黄体酮激素水平下降会引发这些症状。人们普遍认为经前综合征是一个科学事实，因为它经常被媒体评论员严肃地讨论，而且也是自助书籍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许多读者在得知支持经前综合征的证据非常少时都会感到惊讶不已。许多研究都未能证实被试的心理症状在月经周期内有任何系统性的变化（Klebanov & Ruble，1994；Romans，Clarkson，Einstein，Petrovic，& Stewart，2012）。的确，与其说经前综合征是一种真正的医学病症，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迷思。它被看作一种解释女性痛苦的方式，根据“女性在情感和生理上脆弱”的假定（Tavris，1992）。（为了避免读者认为这些说法反映了男性的偏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主题的很多相关研究都出自女性之手。）

为了证明记忆是由直觉理论塑造的，月经是一个理想的选择。首先，它与一种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有关；其次，月经发生时的真实情况可以通过每日自我报告的心理和身体症状来评估；最后，相应的对月经症状的记忆可以通过回溯性的自我报告来评估。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还做了三个具体的预测。首先，他们预测被试对痛经的直觉理论是由消极的文化刻板印象所塑造的，与她们月经期的实际体验并不符；其次，他们预测女性对痛经的直觉理论会导致她们将自己的月经症状回忆得比实际情况更严重；最后，研究者预测，女性越相信这些直觉理论，对月经症状的回忆偏差就越大。

65名加拿大女性参与了这项研究，她们大多数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研究者要求她们完成《月经症状量表》（Menstrual Distress Questionnaire, MDQ）中的一组题目（Moos，1968），以评估其关于痛经的直觉理论的性质和强度。这些题目关注的是被试认为她们在月经期易受影响的三类症状：疼痛、体液潴留和情绪不良。每类症状又包括六种特定症状，被试被要求对这18种症状的严重程度进行评定，评定范围是从“无症状”到“急性失能症状”。研究者假设，MDQ的题目反映的是对痛经的直觉理论而非真实体验，这一假设得到了两项研究结果的支持。首先，痛经的MDQ评分和每日自我报告的心理和身体症状分数的相关较低（Ascher-Svanum，1982；也可见Hawes & Oei，1992）。其次，月经开始前的MDQ分数与月经结束后的MDQ分数类似（Clarke & Ruble，1978）。为了避免被试产生怀疑，她们被安排在其余的研究程序结束大约两周后填写MDQ。

为了评估月经期内的实际症状，研究者让被试每日填写调查问卷报告疼痛、体液潴留和情绪不良的情况，还问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不过，研究者掩盖了每日填写调查问卷的真实目的。因为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参与的是一项关于月经的研究，那就会报告额外的症状（Ruble & Brooks-Gunn，1979）。因此，被试每日所填的调查问卷中的题目大多是无关的，旨在支持研究者的掩饰故事，使被试相信该问卷的目的是调查合法药物使用、生活事件、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之间关系。除了调查疼痛、体液潴留和情绪不良方面的题目，还有一个题目是真实的，它隐秘地询问被试目前是否正处于月经期。

被试们同意在每日就寝前填写每日调查问卷，调查周期为四至六周。在填写调查问卷的次日，她们要将填好的问卷放入一个公共信箱中（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子邮件，想想今天进行这项研究有多容易）。如果被试没有按时提交问卷，研究者就会立即联系并提醒她们。最后调查问卷的回收率高达99%以上，在此我们应该向研究者的管理能力和被试们的责任心致敬。

最后，在每日调查结束数日后，研究者评估了被试对其月经症状的回忆。研究者让被试尽最大可能精确地回忆两周前她们对每日调查问卷的回答。他们对测量日程进行了安排，目的是使一半的被试在填写初始问卷时处于月经期，另一半被试在填写初始问卷时处于月经后期（月经期被定义为月经开始的前三天，月经后期被定义为月经开始五天后的三天）。研究者假设，只有在前一组被试意识到自己当时正处于月经期的情况下，痛经的直觉理论才会影响其回忆的内容。因此，为了确保被试确实意识到她们先前的月经状况，研究者让她们查看了自己对每日调查问卷的生活事件部分前三个问题的回答，其中第三个问题传达了相关信息（这样做应该可以帮助她们回忆起对问卷的所有回答）。最后，为了使被试完全依赖于对月经症状的记忆（而不是当下的体验），研究者确保在她们尝试回忆对每日调查问卷的回答时，没有任何人正处于月经期。

MDQ的评分所代表的被试关于痛经的直觉理论印证了文化刻板印象。具体来说，被试认为她们在月经周期的月经期和经期前经历了更多的疼痛、体液潴留和负性情绪。平均而言，被试在六分制的严重程度量表上的作答表明，每类症状的评分都比其他时期高一分。

然而，被试关于痛经的直觉理论与她们的实际体验并不相符。被试在每日调查问卷上的回答表明，她们的疼痛和体液潴留评分在月经期和经期前仅比其他时期高0.25。更引人注目的是，被试的负性情绪水平在整个月经周期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波动。因此，本研究中的大学生们似乎对经期前抑郁有很强的免疫力，统计检验证实了这些模式。此外，被试不仅高估了她们的症状在月经期和经期前的严重程度，还低估了这些症状在其他时期的严重程度（如图21-1所示）。

这些结果表明，被试关于痛经的直觉理论与其症状的实际情况不符，但被试的直觉理论是否也扭曲了其关于痛经的特定回忆呢？对此假说进行检验的一种方法就是比较每种症状在每日报告与随后的回忆间的差异，看是不是在月经周期的各阶段均是差异越大，被试的MDQ评分越高，还是只有当被试处于月经期时才会如此（就像研究者对一半被试所做的那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概念相似但在统计上更有效力的测试。结果支持了上面的假说，被试预期月经期的症状越严重（基于她们对月经症状的直觉理论），她们在回忆时就越会夸大症状的严重程度。然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回忆的时间与月经期有关时，其他时间则无此情况。所获得的统计结果在疼痛和负性情绪方面最显著。

一项补充分析强调了记忆扭曲的特殊性质。你应该还记得，研究者使用MDQ对有关痛经的直觉理论进行了整个月经周期的调查，而非仅在月经期进行调查。正如预期的那样，被试对她们在非月经期中所体验的痛苦的直觉理论，并不能预测她们对经期症状的回忆。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关于痛经的直觉理论（而不是非经期疼痛的直觉理论）导致被试对经期症状（而不是对非经期症状）的记忆产生了偏差。这些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实了关于心智的直觉理论，特别是关于心智是如何受到身体事件影响的直觉理论，可以扭曲记忆。事实上，即使是这些研究结果也低估了记忆扭曲的严重程度。这些研究将被试对她们症状的每日报告等同于客观实际，然而，这些报告多少也会受到被试关于痛经的直觉理论的影响，因为它们实际上也是对几个小时前的情况的回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阳性的研究结果，证明了长时记忆会发生扭曲失真。

最后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值得讨论。被试的直觉理论只有在她们试图回忆起自己的症状之后才被评估，因此，被试错误的直觉理论是不是她们错误记忆症状的结果而非原因呢？最后一组分析排除了这种替代性解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的一点是，研究者还进行了一项对照研究，让被试在回忆任务后立即完成MDQ，而不是像已进行的主研究那样两周之后才进行MDQ测评。如果被试的回忆影响了她们的直觉理论，那么对照研究（无延迟）会比主研究（延迟两周）的测量间的对应性更大，然而，更大的对应关系并未被发现。因此，记忆—原因—理论的假说没有得到支持。

我们通常认为自己会在事件发生时准确地记住它们，但是，包括本研究在内的众多研究均表明，我们可能经常无意识地根据错误的看法构建事件。这种可能性是反直觉的，因此我们打算通过类比帮助存疑的读者理解这一点。

尽管月亮在地平线上时看上去比在天空时大，但实际上月亮的大小是没有改变的。不管它在什么位置，总是与眼睛保持着半度的恒定夹角，这就是所谓的月亮错觉（moon illusion）。对月亮错觉的解释之一是，远离头顶的物体通常比靠近头顶的物体的视线夹角要小（例如，当飞机飞到远处时，视线夹角会变小）。因此，视觉系统会巧妙地对这个变小的角度进行校正，从而使人觉得远处物体的大小并没有改变。然而，由于月亮的大小始终保持不变，而我们的视觉系统被诱骗去纠正不存在的“月亮变小”，结果导致了感知失真（Baird，Wagner，& Fuld，1990）。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塑造了我们对月亮的错误感知的潜在推断，而只意识到了最终的感知本身。类似地，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无意识的信念塑造了我们的错误记忆，而只意识到了最终的记忆本身。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需要一位认知心理学家来指出我们的错误；而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则需要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来指出我们的错误。

我们对大脑如何工作缺乏深入的了解是说得通的（见第14章），然而，当持续不断的体验反复与我们的直觉理论不一致时，我们仍坚持这些直觉理论该如何解释呢？尤其是，为什么本研究中那些有多年月经体验的被试会不知道月经其实与心理痛苦无关？也许主要是因为直觉理论塑造的记忆在主观上是有说服力的，这反过来又被视为证明这些直觉理论正确的证据。错误直觉理论持续存在的另一个一般性原因是，支持直觉理论能够得出想要的结果。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实验组学生学习一个无实效的技能，在学习能力上相匹配的对照组学生不学习这种技能，结果发现，实验组学生对学习前自己学习能力评估的分数要比对照组低（Conway & Ross，1984），因为他们想要相信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合理的（Aronson & Mills，1959；见本书第3章），所以他们支持说该学习项目有用的理论，然后改变了自己的回忆以实现匹配。错误的直觉理论持续存在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与直觉理论有关的证据可能会被偏向加工处理（Kunda，1990；见本书第17章）。在此，有必要区分一下单边事件和双边事件（Madey & Gilovich，1993），因为这能够促进对错误的直觉理论持续存在原因的理解。无论双边事件的结果如何，是证实还是违背我们的预期，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无论是童话式的结局还是尴尬的结局，在拉斯维加斯度蜜月都可能令人难忘；相反，单边事件只有以特定方式出现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在拿起电话之前，如果我猜中了是谁打的电话，那我可能会对我的预见力感到惊讶；但如果我猜错了，我可能会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主题上。因此，我的“猜中”将被回忆起来，而我的“猜错”将被遗忘。鉴于对可能性的估计取决于从记忆中检索记忆材料的难易程度（Kahneman & Tversky，1973），因此我可能倾向于形成我有心灵感应能力的错误结论。同样，本研究中的被试可能对那些经期与心理痛苦同时发生的场景比两者非同时发生的场景印象更深刻，因此更好地记住了前者。支持刻板印象的场景可能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们带来的烦躁情绪），而不支持刻板印象的场景则令人印象不深（因为它们没有明显影响我们的幸福感）。

本研究中的许多被试可能都认为她们是在真正回忆自己的月经症状，而非简单地推断或想象月经症状。在某种程度上，这正说明她们表现出的是错误的记忆。这是我们要探讨的最后一个主题。

由于围绕着所谓的记忆恢复（recovered memory）现象的激烈争论，关于记忆可靠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公众和科学家的密切关注（Loftus，1994）。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许多临床医生认为，童年期的创伤经历由于过于痛苦而无法被意识层面接受，因此会不自觉地受到压抑（repressed，即与意识分离）并持续多年。尽管压抑最初让患者得以忍受创伤带来的痛苦，但后来却导致了一系列难以解释的心理症状。临床医生在诊断出这些症状后会采用密集的心理治疗，以便使患者能够回忆起他们的创伤，这样做的隐含前提是，恢复创伤记忆是康复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这些临床医生通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引导催眠和暗示性鼓励等技术，来找出患者压抑的根源。接受治疗的患者通常会发现自己得到了有同样遭遇的患者群体的支持和鼓励。

然而，患者声称的一些记忆往往会突破可信度的极限。他们情绪激昂地敦促我们相信撒旦的教徒总是虐待儿童，或有外星人绑架了人类。这些说法人们时有听说，虽然它们不被社会承认，但总是无声蔓延着（Bass & Davis，1994；Mack，1995）。因此，易受影响的人最好留意一个由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990）首先提出的观点，他希望这个观点能够“成为对各种迷信进行检验的永恒标准”。休谟问我们更有理由去相信以下哪种说法：是某个宗教奇迹发生并被准确地报道了，还是它没有发生而被错误地报道了？他的结论是，鉴于我们对世界如何运作的背景知识，后者出现的可能性总是更大。因此，永远不能单凭证词就相信奇迹，证词不是充分理由（即使奇迹确实发生了）。类似的论据也可以用在记忆恢复拥护者的不切实际的主张上。

尽管如此，一些被恢复的记忆确实被认为是在可信度范围之内的。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记忆的证词就不能被简单地直接驳回。乍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有大量的患者在没有正当依据的情况下声称自己受到了创伤性虐待，或者如果其所回忆的内容仅仅是虚构的，那么这些被虐待的记忆就不太可能如此生动形象。然而，事实真的如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吗？做这种判断的风险很高。一方面，每个有道德感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避免将真正的虐待案件视为虚假案件；另一方面，采纳不实的虐待指控证词有可能破坏那些被不公正指控的人的日常生活及名誉。在缺乏决定性物证的情况下，人们必须谨慎地确定基于记忆的证词的证据价值。科学心理学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实上，相关研究结果往往证明对被恢复的记忆的有效性的怀疑是正确的。

首先，现有的实验室证据并不支持人们会压抑不愉快记忆的观点（Holmes，1990）（请注意，压抑不同于抑制，因为压抑是无意识的；有关有意抑制影响的更多信息，见本书第22章）。事实上，真正的创伤性记忆的一个特征是，它们是无法被忘记的，这可以在那些经历过像战时杀戮这样可证实的磨难的人身上观察到。创伤记忆在个体清醒和睡着时都会侵入性地重现（Krystal，Southwick，& Charney，1995）。诚然，创伤后遗忘确实会发生，但当其发生时，造成的是全局性的遗忘，即无论是创伤性事件还是非创伤性事件都被遗忘了（Schacter & Kilstrom，1989）。然而，即使创伤被选择性地遗忘了，也未必就是因为压抑，来自其他记忆材料的竞争或记忆痕迹的衰退也会导致遗忘，这即使不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至少同样也是一种解释。确实，令人不快的自传体记忆往往比愉快的记忆更容易被遗忘，但似乎并不涉及压抑（Walker，Skowronski，& Thompson，2003）。因此，支持恢复性记忆的初步证据并不能令人信服。

此外，大量的研究证实了记忆惊人的可塑性。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都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被恢复的记忆可能是人为诱导的。例如，在被要求阅读相关单词的列表（例如“就寝时间”“打哈欠”“枕头”）之后，大多数被试都会回忆或再认出事实上没有出现过的与主题相关的单词，例如“睡觉”（Roediger & McDermott，1995）。此外，在对记忆准确性的信心，以及判断是记忆而非猜测方面，被试在先前呈现的单词上的表现并不比对错误识别的单词要好。因此，当高度一致的心理概念被激活时，对记忆有效性的主观判断就会使人“误入歧途”。

其他研究表明，事后提问可以修改记忆。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呈现了一系列幻灯片，其中一张幻灯片展示的是一辆汽车在停车标志（stop）前停了下来。然后研究者对一些被试进行了误导性的提问：“汽车在让行标志（yield）前停车后做了什么？”与那些没有被误导的被试相比，这些被试更有可能在后来认为出现的确实是让行标志。这些研究结果被成功地推广到诸如速度和颜色等特征上，证明了事后提问对目击者证词的可靠性有着明显的影响（Loftus，Miller，& Burns，1987）。显然，提问的方式会影响回忆的内容。

然而，我们的记忆是否可能仅仅因其他人坚持认为虚构的事件发生了而被凭空捏造出来呢？出人意料的是，答案是肯定的。在一项关于虚假供述的研究中（Kassin & Kiechel，1996），被试或是被要求迅速或是被要求缓慢地完成一项计算机任务。研究者在一开始就对被试发出了警告：千万小心，不要按到Alt键，因为按Alt键会导致计算机程序崩溃。所有被试都注意到了这一警告，但后来他们却被研究者错误地指责按了Alt键。对其中一些被试来说，指责得到了一名假扮被试的研究者同伙的支持，这个人向研究者低声说自己目睹了所谓的违规行为。在那些匆忙（迅速）完成计算机任务的被试中，有些人“无意中”听到了研究者同伙的告密，之后就有三分之一的被试编造了自己关于按下Alt键的细致的错误记忆。这项研究表明，当个体对某件事的记忆是模糊的，而其他人却为其发生提供了可信的理由时，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忆”就很可能融入个体的心理自传中。事实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童年回忆”都是根据他人对它们的讲述虚构出来的（Ceci，1995）。

然而，记忆恢复治疗师与患者的会谈绝不是随意进行的。首先，为了克服被认为由于压抑而造成的记忆检索阻碍，患者被公开要求触发记忆。其次，记忆恢复治疗师经常使用催眠或引导想象技术帮助患者回忆事件。尽管研究表明这些技术可以提高患者对真实事件的回忆，但它们也被证明对虚假事件有同样的效果（Spiegel，1995）。再次，患者很容易沉浸在有关记忆恢复的传说中，这导致他们拥有丰富的关于创伤、记忆和治疗的直觉理论。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不难预测正是这些理论引发了与之一致的回忆。最后，看起来有些矛盾的是，患者可能有强烈的动机相信自己就是创伤受害者，而且要想完全融入有同样遭遇的支持性患者群体中，自己必须表现出创伤症状，而治疗本身所带来的情绪压力也很可能会增强患者对该群体的承诺（Aronson & Mills，1959；见本书第3章）。

最后，被恢复的记忆所呈现出的奇特形式，就是它们潜在的不可靠性的最好证据。记忆恢复疗法的信徒们现在在法律上不得不承认一些虚假记忆的存在及其可能造成的破坏（一个令人难过的案例，请参阅Wright，1994）。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认为确实存在压抑创伤的真实案例，并坚持认为这些案例可以由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可靠地诊断出来。然而，我们很难看出这些临床医生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具有这样的专业知识的，他们极少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可以被独立于自己临床判断的任何标准确定为被虐待或未被虐待的人。

即使确实存在有关记忆恢复的真实案例，挖掘创伤病史的治疗价值仍然值得商榷。现代学者认为，作为所谓的记忆疗法的鼻祖，弗洛伊德从未真正治愈过他的任何病人，尽管他的说法与之相反（Crews，1995）。当然，直面未解决的心理问题是有益的，即使是写日记吐露心声这种普通的方法也有助于改善身心健康（Frattaroli，2006；Pennebaker，2000）。相比之下，专注于过去，深陷于自己的受害者情结中，是不太可能战胜过去的逆境的。勇往直前，在新的生活中寻找希望，而非对过去的生活念念不忘，是一条更可靠的康复之路。

启示

我们关于“事件是怎样的”的直觉理论精细地塑造了我们的记忆。因此，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记住过往事件最初的样子，而是根据当下的情况不知不觉地重构着过去。

你怎么想

你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可能部分是基于你现在对世界的理解而产生的错觉，对此你是否感到困扰？或者你是否相信你的头脑在以你最感兴趣的方式“编撰”着你的个人生活史？

注释

[1]图21-1中的纵坐标为被试报告的负性情绪分数，分数越高表示情绪越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