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所见皆所信：拥护者对媒体偏见的看法

第17章　所见皆所信：拥护者对媒体偏见的看法

我是谁，就看谁。

1951年11月下旬，一个晴朗的星期六下午，干枯的秋叶覆盖着大地，阳光明媚，但寒冷的微风预示着冬天即将来临。充满活力的大学生（穿着运动马鞍鞋、波比袜和V领毛衣）和他们自豪的父母以及忠诚的校友挤满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帕默体育场。在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主场队老虎队和达特茅斯学院的印第安人队在橄榄球场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老虎队至今未有败绩，而这主要归功于刚刚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全美四分卫——迪克·卡兹迈尔（Dick Kazmaier）。

比赛从一开始就很残酷，罚哨声不停地吹响。在比赛的第二节，迪克·卡兹迈尔因鼻子受伤而下场，在第三节，达特茅斯学院的一名球员因腿部骨折而下场。在露天看台上，双方的球迷之间爆发了冲突。这将是一场臭名昭著的比赛。

老虎队赢了，但比赛充满争议，事后双方也互相指责。《普林斯顿日报》（Daily Princetonian）抗议他们的对手缺乏体育精神，批评他们野蛮的比赛风格：

观察员从未见过如此令人作呕的“运动”展览……这一指责必须完全归咎于达特茅斯学院。老虎队显然是更好的球队，他们没有理由对印第安人队大打出手。如果理性地看待这一情况，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印第安人队要故意让迪克·卡兹迈尔和其他普林斯顿球员受伤。

《普林斯顿校友周刊》（Princeton Alumni Weekly）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史册将会以不可磨灭的形式记录：迪克·卡兹迈尔在传球后遭遇了一次铲球，造成他鼻骨骨折和轻微脑震荡，并被迫退出比赛，这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被剪断了一半以上。比赛第三节，印第安人队的一名球员在布拉德·格拉斯（Brad Glass）仰面朝天时，一脚踢中了他的肋骨，这使得比赛的粗鲁和野蛮达到了高潮……无可否认，失败者的战术才反映了这场比赛的真实风格。

另一方的反应则没有那么激烈。印第安人队指责老虎队教练查理·考德威尔（Charley Caldwell）在中场休息时，恶意引导他的队员相信印第安人队使诈。而且学生报纸还特意指出，考德威尔曾暗示印第安人队的目标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明星球员迪克·卡兹迈尔：

考德威尔的谈话有了结果，吉恩·霍华德（Gene Howard）和吉姆·米勒（Jim Miller）都受伤了。两人都在向后传球，并且传球后都站在了没有保护的后场。结果一个腿受伤，一个骨折了。

第二天，达特茅斯学院根据自己球员的受伤情况，对迪克·卡兹迈尔的伤势进行了评估：

对于在一项互动运动中相对无保护的传球和跑动明星来说，受伤是很容易的事。此外，他的特殊伤害（鼻子骨折和轻微脑震荡）几乎不会比任何足球训练所受的伤严重……在与老虎队比赛之前，达特茅斯学院的球员们已经遭受了大约10次鼻子骨折和脸部受伤，更不用说几次轻微脑震荡了。

所以，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天，到底是哪一方做出了不符合体育道德的行为，应该负主要责任呢？当天的争论就好像观众和记者目睹的是不同的比赛。

这种现象进入了两位社会心理学家的视野，他们抓住机会进行了一些研究。在这场重大比赛结束一周后，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Hastorf & Cantril，1954）对两所学校的大学生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以收集双方的看法和观点。随后，他们给两所学校的学生播放了比赛录像，并让他们在观看时指出所出现的犯规行为。结果发现，两所学校的学生对这场比赛的看法截然不同。对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来说，首先，90%的人认为是达特茅斯学院的球员煽动了这场粗暴和肮脏的比赛；其次，他们坚信达特茅斯球员的犯规行为是自己球队的两倍；最后，他们发现达特茅斯队有更多的公然犯规，而自己球队更多的是较轻的犯规。现在来看看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他们发现普林斯顿队有更多公然的犯规行为，而自己队虽然有同样多的公然犯规，但却都较轻微。他们都看到了一场对自己队有利的比赛。同一场比赛，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理解。

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解释了新闻报道和问卷调查中显而易见的内容：

橄榄球场上有着“相同”的视觉冲击，通过大脑的视觉装置传递……显然给不同的人带来了不同的经历……人们对“外面”存在的事物没有态度，因为事物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无论这个“事物”是橄榄球比赛、总统候选人、共产主义还是菠菜。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人们对某些事物的相信会影响他们的体验。每个人的现实都是由自己构建的，所见皆所信。

拥护者感知是普遍存在的。两个鼻子流着血、脸上流着泪的孩子可能对同一场打架有不同的故事要讲；吵闹的孩子和稳重的父母可能对同一个周末啤酒聚会有不同的看法；丈夫和妻子可能对各自的家务贡献也有不同的估计；而那些支持和反对枪支管制的人也会对同一话题有不同的看法和反应。事实上，某一特定社会或政治事业的坚定拥护者往往认为那些不认同他们观点的人偏袒另一方。

主流媒体（本应客观报道事件）常常被认为是有偏见的。的确，对普林斯顿—达特茅斯比赛的不同新闻报道可能恰恰反映了媒体的偏见。考虑到学生报纸忠诚性的本质，这也在意料之中。然而，当针对的是无党派、全国性的新闻来源时，这样的指控就更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带有偏见的媒体可能会通过引起对特定问题的更多关注，或以牺牲其他观点为代价来强调某种观点，从而影响政治选举结果，甚至影响国际关系。例如，在报道中东事件时，媒体可能倾向于把所有以色列人都描绘成压迫者，或把所有阿拉伯人都描绘成恐怖分子。

确实，一般人都倾向于相信主流媒体有偏见。例如，2016年，美国人对主流媒体“全面、准确、公正地报道新闻”的信任度降低至32%的历史最低点，比1997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比1972年下降了40个百分点（Swift，2016）。此外，在唐纳德·特朗普从希拉里·克林顿手中“夺取”美国总统宝座后，两党的拥护者都在大声指责对方制造“假新闻”。但是，当媒体没有任何偏见时，人们会不会仍然认为媒体有偏见？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媒体是有偏见的，即使它可能并没有？也许尽管人们看到的是相同的新闻，但他们却倾向于将大部分消息都看成与自己是敌对的，就像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球迷都认为对方球队犯规更严重一样，这可能是一种解释偏见。还有一种可能是，人们对新闻的解读是相似的，但后来的回忆就不一样了，表现出对与自己敌对的材料进行选择性回忆，或对与自己态度一致的信息进行选择性回忆（Goethals & Reckman，1973；见本书第21章）。也就是说，虽然人们的经历相同，但事后的回忆却不同。或者，他们最后可能陷入了媒体偏见的错误理论中，导致产生了毫无根据的怀疑。例如，认为媒体是由自由的知识精英控制的，或者相反，是由宗教极右分子控制的。无论机制如何，媒体真的有偏见吗？

受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的启发，瓦隆、罗斯和莱珀（Vallone，Ross，& Lepper，1985）试图考察拥护者的感知偏见以及这种偏见背后的机制。他们也试图阐明个体对媒体偏见的感知。换句话说，他们的研究既关注个体的感知偏见，又关注个体对媒体偏见的感知。

瓦隆等人以1982年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一系列悲剧事件为材料。1982年9月，以色列入侵约旦河西岸，在黎巴嫩的萨布拉和查蒂拉难民营屠杀巴勒斯坦难民，使大屠杀事件达到高潮。美国电视台每晚都会报道令人警醒的事态发展。忠实于以色列或忠实于巴勒斯坦的被试，会对这则报道做何反应？他们会有不同的观点吗？会意识到媒体的偏见吗？还是既有不同的观点，又意识到了媒体的偏见？

144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一项被简单地描述为关于黎巴嫩冲突的媒体报道的研究。被试包括心理学导论班的学生和亲以色列、亲阿拉伯学生组织的成员。首先，被试评价了他们对贝鲁特大屠杀的真实了解，并表达了自己对中东政治的同情。例如，是什么历史事件导致了大屠杀？根据被试们的回答，研究者将其分为三组：大体亲以色列组、大体亲巴勒斯坦组、混合或中立组。这些被试把不同程度的责任分配给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官员以及入侵难民营的士兵。例如，亲阿拉伯的被试将57%的责任归咎于以色列，而亲以色列的被试只将22%的责任归咎于以色列。

然后，被试观看了一段36分钟的视频，其中包括有关中东流血事件的六段全国电视新闻。被试均以小组为单位观看视频，每个小组中都有亲以色列、亲阿拉伯和中立的被试。组内成员不知道彼此的政治忠诚。随后，他们填写了一份问卷，这份问卷涉及新闻节目的客观性和公平性、评价以色列及其对手所采用的标准、对以色列在大屠杀中作用的关注，新闻中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案件以及新闻编辑鲜明的个人观点。被试还被要求评估视频中支持以色列、不支持以色列以及持中立态度的新闻所占的百分比，以及有多少原本持中立态度的观众在看完视频后对以色列的态度变得更积极或更消极。

瓦隆等人（1985）发现了感知偏见和对媒体偏见的感知存在的明确证据。亲阿拉伯的被试认为新闻节目中存在亲以色列的偏见，而亲以色列的被试则感知到了反以色列的偏见。相比之下，中立的被试在新闻节目中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偏见（如图17-1所示）。此外，亲阿拉伯的被试认为新闻节目没有充分关注大屠杀中以色列所扮演的角色，而亲以色列的被试认为节目过多地关注于以色列的责任。两组被试都认为节目创作者的个人观点与自己的观点相反。

是拥护者在新闻报道中感知到的内容是相同的，只是对内容的公平性评估不同？还是由于回忆方式的不同，他们感知到的内容就不同？例如，亲阿拉伯的被试认为在提及以色列的内容中，有42%是支持以色列的，26%是不支持的；相比之下，亲以色列的被试认为在提及以色列的内容中，有16%是支持以色列的，57%是不支持的。同样，亲阿拉伯的被试认为会有32%原本对以色列持中立态度的观众，在看完视频后对以色列产生消极看法；但是亲以色列被试则认为会有68%原本中立态度的观众在看完视频后对以色列产生消极看法。另一项分析表明，即使所感知到的内容在统计上保持一致，亲以色列的被试和亲阿拉伯的被试对偏见的感知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两种关于媒体偏见感知的机制似乎都在起作用：拥护者不仅看到的内容不同，而且对同一内容的评价也不同。

此外，在亲以色列和亲阿拉伯的团体内部，被试认为自己对巴以关系和贝鲁特大屠杀了解得越多，就越容易感知到媒体的敌意。可以说，他们认为自己有更好的依据去发现新闻实际呈现的内容和应该呈现的内容之间的差异。但同时，那些觉得自己在整体问题上更情绪化的被试也感知到了更多的媒体偏见。因此偏见认知背后的驱动力是动机还是纯粹的认知因素尚不明确。可以想象，对一个问题的了解是衡量一个人对它的态度有多强的一个指标（Wood，Rhodes，& Biek，1995）。最后，瓦隆等人（1985）发现，亲阿拉伯和亲以色列的被试都感知到了一定程度的媒体偏见，而这种偏见对于中立的被试而言并不明显。

本研究只是揭示感知偏见的众多研究之一。例如，大量研究已表明人们的感知会受到种族刻板印象的影响。在奥尔波特和波兹曼（Allport & Postman，1947）被多次引用的一项研究中，白人被试被要求观看一幅关于拥挤的纽约地铁的图片。这幅图片描绘了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其中一名黑人男子举起张开的双手，而另一名白人男子挥舞着一把剃刀，明显是在威胁前者。然后，主试要求被试向其他人口头描述这幅图画中的情景。结果发现，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剃刀经常从白人手中转移到黑人手中！在一项相关研究中，邓肯（Duncan，1976）让白人大学生观看了两个人（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讨论的视频。视频中两个人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后来一个人还推了另一个人。对于黑人推白人的行为，75%的被试认为是暴力行为，只有6%的被试认为是在闹着玩或表演。然而，对于白人推黑人的行为，却有46%的被试认为是在闹着玩或表演，仅有17%的被试认为是暴力行为。这样的发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感知反映了现实，还是现实反映了我们的感知？

其他一些研究已成功地通过调整个体意识之外的微妙因素来操纵他们的感知（见第2章）。希金斯、罗尔斯和琼斯（Higgins，Rholes，& Jones，1977）让被试进行了词汇搜索拼图。两组被试搜索的单词基本相同，只有少数例外。一组被试搜索的一些单词是“鲁莽”的同义词（如“粗心”和“愚蠢”），而另一组被试搜索的是“冒险”的同义词（如“勇敢”和“有激情”）。然后，在一项看似无关的任务中，被试被要求评价一个虚构的人物——唐纳德。据描述，唐纳德曾参加过白水漂流和一场撞车比赛，并计划去跳伞。如果“冒险”图式被启动（心理上的激活使接下来的内容更容易接受），那被试对唐纳德的感知就会相对积极；但是，如果“粗心”图式被启动，被试对唐纳德的感知就会比较消极。重要的是，激活不相关的图式，如“整洁”或“害羞”，并不会影响被试对唐纳德的感知（因为他的行为基本没有展现这些特质）。

研究者对“什么能被感知且被记住”也进行了一定的操纵。科恩（Cohen，1981）要求被试观看一部关于一个女人和她丈夫在家的电影，然后或是跟被试提到那个女人是服务员，或是告诉他们她是图书管理员。数周后，被试被要求回忆电影的内容。你认为接收哪种信息的被试更可能把女人回忆成戴眼镜并且会弹钢琴的？哪种条件下的被试更可能记得这个女人吃了一块巧克力生日蛋糕，并且在她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保龄球？随意提及女性的职业会让被试回忆起与他们的刻板印象相符的细节。也就是说，有时刻板印象会反过来影响记忆。人们往往能更好地记住刻板印象中的例外，因为它们比较突出（Stangor & McMillian，1992）。因此，一个非裔美国数学天才，或者一个亚裔美国篮球明星，可能会特别令人难忘。哪种信息（与刻板印象一致还是不一致）具有记忆优势取决于几个因素，当人们无暇细思（Frost，2000）或期望值不高时（Heider et al.，2006），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往往更容易被记住。

人们的感知也可能会受到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的影响。即使新闻广播员的言论是公正的，她或他也可能以非言语的方式透露出个人偏见。马伦（Mullen）和她的10位同事（1986）在美国三大网络公司［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录制了晚间新闻，并把删除了所有声音的录像播放给观众看。当新闻报道员报道1984年总统大选之前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或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时（观看者并不知道他们是谁或新闻是什么内容），被试被要求评价报道员的非言语表达是积极还是消极的。研究发现，ABC的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和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在谈论里根时比谈论蒙代尔时笑得更多，总体上显得更开心。也许这就是在随机电话调查中，那些声称收看ABC新闻节目最多的人更可能将票投给里根的原因之一。

这些研究及其他许多研究都表明，人们的感知经常是错误且“可塑”的。这给人的印象是人类就是有偏见的。严格地说，这可能是正确的。每种图式或刻板印象都是对现实的简化。人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一些细节，并可能因此而犯错。这对他们要判断的人来说是不幸的。

但是从做判断的人的角度来看，世界是复杂的，而心理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必须省时省力地做出判断，一种方式就是使用拇指法则——快速、节俭的启发式，这在一些情况下是可行的（Gigerenzer & Goldstein，1996）。图式和刻板印象通常包含了真理的核心（Jussim，Crawford，& Rubinstein，2015），因此可以很好地充当启发式。研究表明，使用刻板印象能够使人们把心理资源节省下来用于其他事情（Macrae，Mine，& Bodenhausen，1994）。

无论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是否合理，感知偏见都是可以减少的。就这一点而言，有时故意和自己唱反调是有帮助的。洛德、莱珀和普雷斯顿（Lord，Lepper，& Preston，1984）要求被试阅读两项研究，一项研究支持死刑（认为它可以阻止谋杀和其他犯罪），另一项研究则反对死刑（认为它没有威慑力甚至示范了暴力）。被试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与自己立场一致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更有说服力。然而，第二组被试也经历了同样的实验程序，只是事先被告知了感知偏见的存在。他们被告知人们会以符合自己期望或动机的方式看待事物，并被鼓励克服这种自然倾向，“尽可能地客观和公正”。然而这个简单的建议并没有奏效，个人偏见仍然存在。但是，一个更具体的指令确实减少了偏见：“在接下来的每一步中，你都要问问自己，如果你是问题的另一方，那你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高评价或低评价，同样的研究是否会让你产生同样的结论。”（Lord et al.，1984，p.1233）被试在采用这种策略后，认为这两项研究同样可信和令人信服。可见，仅仅是积极地考虑多种可能性就足以消除一个人的判断偏见（Hirt & Markman，1995）。

研究发现，人们也能“抵挡”文化刻板印象的力量，尽管这个过程很费力且易出错。戴文（Devine，1989）表明人们普遍意识到刻板印象的盛行，即使他们否认有意识地赞同它们。例如，他们很容易报告黑人是有攻击性的、擅长运动并且有节奏感，或者爱尔兰人是健谈、多愁善感的，并且喜欢喝啤酒。戴文发现当一个人遇到某一特定社会类别的成员（印第安人、脱衣舞娘或大学教授）时，相关的刻板印象就会自动激活。这就导致人们对于不明确的行为往往采用刻板印象进行解释：“他躺在桌子底下是因为他喝醉了——爱尔兰人总是喜欢喝酒。”

但是，戴文（1989）表明控制这种自动反应是有可能的。的确，较少有偏见的人似乎在有意识地用那些否定偏见的想法来取代刻板印象（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有刻板印象）。用她的话说：“抑制与刻板印象或偏见类似的反应，并有意地用没有偏见的反应取代它们，就好比打破坏习惯。”人类的感知很容易出现偏见，但也许并非总是如此。

也就是说，偏见之所以很难被消除，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它们。我们有“偏见盲点”（bias blind spot）（Pronin，Lin，& Ross，2002）。例如，普罗宁等人发现，大多数被试都报告说自己比其他人更不易受到偏见的影响［包括本章强调的敌对媒体偏见（hostile media bias）］ 。更讽刺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很理性，这就表现出了另一种偏见——“优于常人效应”（better-than-average）（Alicke & Govorun，2005）。更糟糕的是，即使被告知有这样的偏见存在，他们也会否认自己容易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并认为感知偏见可能主要影响那些不够聪明的人。

一些证据支持了这种怀疑（Kruger & Dunning，1999）。尤其是当人们缺乏擅长幽默、语法或逻辑的心智能力时，他们往往也缺乏意识到自己不擅长这些的心智能力，因此，这些人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相比之下，那些杰出的人却往往会低估自己的能力。引用莎士比亚的戏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第五幕第一场中的一句话：“愚者自以为聪明，智者则有自知之明。”

另一方面，即使是更聪明或更具深思熟虑性格的人，也未必就理性。SAT分数更高的学生，甚至是那些在要求不要急于下结论的问题上得分更高的学生，也认为自己不太容易出现各种感知偏见，但这些感知偏见却至少在同等程度上始终存在着（West，Meserve，& Stanovich，2012）！也许拥有更高的智力水平仅仅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为自己更愿意相信的事情提供更好的理由。

本章描述的研究强调了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所确信的内容：认知在人类行为中起着核心作用。的确，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子领域，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致力于分析社会思维的具体细节（Fiske & Taylor，2017）。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人们理解社会世界的各个阶段。

首先，一些事情会吸引我们的注意：一个可疑的人、一个诱人的微笑或者一声刺耳的尖叫。或者，我们会尝试有意识地集中注意力：关注自己在观众面前的表现，关注一个政治家的观点或某个朋友可能自杀的迹象。不管怎样，我们的注意都是片面的。如果通过一个锁眼去看现实，那就只能关注一小部分可用的信息。偏颇的注意引起了偏颇的感知，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感知本身就是有偏见的。我们会注意到某人的肢体语言并对其进行“解码”。如果别人没有回电话或电子邮件，我们会猜测为什么。如果一个孩子很多时间都一个人待着，我们就会想知道他或她是被排斥了还仅仅是内向。我们无数且持续不断的感知都很重要。事实上，心理学家经常声称，人们不是和现实相互作用，而是和他们对现实的感知相互作用。虽然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我们确实可以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事件和动态形成解释，甚至以自我概念的形式来解释我们自己。我们的感知和解释影响了我们的决定，这些决定又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又会引起他人的反应，从而证实我们的感知（见第15章关于“行为确证”的内容）。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人们都能达成一致的客观现实呢？如果人们的感知如此偏颇，那么如何才能准确地了解事物呢？如果人们只看到想要或者期望看到的内容，那又如何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这些都是严肃的认识论（epistemological）问题（如“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人们是否应该同意哲学家乔治·伯克（George Berkeley）的观点——森林里的一棵树倒下了，如果周围没有人听到，那它发出声音了吗？人们是否应该接受极端怀疑论者的说法，即人们永远无法确定任何事情。另一方面，除非现实中有某种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判断，否则“偏见”这个词有任何合理的意义吗？

宗教、哲学和心理学依靠不同的方法来认识事物。宗教依靠神的启示和神秘的洞察力，哲学依靠理性和逻辑，心理学依靠实证的方法——观察、测量、实验和重复（当然，理性和逻辑也发挥作用）。确实，心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认为，了解日常事物（需要多大的水坝来阻挡河流，如何接种疫苗预防疾病，以及大脑两半球是否具有不同的功能）、查找真相的最好方法就是实证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心理学家能够从他们所发现的偏见中抽离出来。虽然心理学和其他科学并非完全没有偏见，但学术批评的互谅互让和对重复的要求确保了一定程度的客观（见本书的前言部分）。当然，尽管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自身和世界的可靠知识，但它仍具有局限性。也许有些知识是科学无法提供的，比如为什么万物会存在，如何最好地生活，或人死后是否还有生命。

无论如何，感知永远都是重要的，在我们改写这一章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局势仍然很紧张，双方都有许多人认为，是对方制造了暴力，而且这种暴力的恶性循环还没有结束。难道是感知偏见和对媒体偏见的感知助长了这场看似无休止的冲突？

此外，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虽然我们很想对这一有趣的事件发表意见，但我们的评论仅限于反复指控在提名和选举过程中存在的媒体偏见。随着特朗普稳步地淘汰共和党的老对手，随着克林顿避开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顽强挑战，对媒体偏见的指责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一方面，据称记者们给了特朗普过多的且不加批评的采访时间，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支持克林顿成为民主党毫无疑问的领先者。在选举期间，媒体是因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华盛顿内幕（回想克林顿的“电子邮件”事件是如何受到联邦调查局调查的）而推动特朗普成为有趣的候选人，还是因为特朗普令人怀疑的滑稽行为（回想特朗普是如何在视频中吹嘘自己爱抚女性的）而助推克林顿成为理智的候选人？毫无疑问，各种新闻媒体（如《纽约时报》《福克斯新闻》《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都有自己的偏见。轻微的偏见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故意的。然而，重要的是，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人在评论相同的新闻内容时，往往会感知到相反的偏见。对许多民主党人来说，媒体串通一气反对克林顿当选总统；而对许多共和党人来说，媒体也是他们的敌人，尽管它们竭尽全力想让克林顿当选，但还是被“沉默的大多数”所推翻。难道是感知偏见和对媒体偏见的感知助长了美国两党“合作”的激烈程度？

启示

我们对群体的忠诚和先入之见使我们以一种有偏见的方式感知事件和其他刺激。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问题双方的拥护者都倾向于高估媒体报道中的偏见。

你怎么想

主流媒体正在衰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电子设备从社交媒体平台（如Twitter）获取信息。你认为这些平台上的评论者比起主流媒体有更多还是更少的偏见？

注释

[1]图17-1中的纵坐标为偏见感知，正值表示亲以色列，负值代表反以色列。——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