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加尔文主义的难题：无意识地制造好兆头
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圣·保罗（Saint Paul）
《圣经》人物，外邦人的使徒
背景
在16世纪的法国，一位名叫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宗教改革家突然脱离了天主教会。他根据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教义创立了一种新教信仰。这些圣徒强调上帝的绝对神权（例如，他是终极的存在）和他的恩典的必要性（例如，人只能被他的思想救赎）。加尔文充分采纳了这些观点并将它们推展到了极致。其结果就是苦行和不妥协的信条，所有这些都能够给他的信众灌输许多恐惧和战栗。
加尔文宣扬人的本性是极度堕落的，以至于没有什么能使他们热爱和崇拜上帝。不过，他也承认，有些人确实是虔诚的。这怎么可能呢？根据加尔文所说，答案是上帝预先决定的（predetermined）。在创造世界之前，上帝决定给少数幸运儿一种特殊的恩典，使他们能够从罪恶中得到救赎，并因此在短暂的尘世间极度热爱和崇拜上帝。所以这些得到救赎的少数宠儿将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被称为神选之人）：与他们所爱的造物主在天堂得到永恒。但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上帝的救赎和恩赐，他们将遭受一种很可怕的命运：在地狱的炽热深渊中经历无尽的痛苦。
上帝有什么理由预先决定谁会得救，谁会被诅咒呢？加尔文声称他对此并不知情。但重要的是，他声称，上帝就是上帝，无论他的意志是什么都“理所当然”（by definition）是好的。然而，加尔文确实至少指明了上帝不会在乎的事情，那就是人们为正义而做出的努力。无论他们是努力过高尚的生活还是堕落的生活，都不会影响他们的最终命运。如果没有被上帝选中，那他们为过高尚生活所做的努力就会成空，无论如何都会遭受折磨。加尔文认为，这并非不公平，因为人生而卑劣，理应遭受诅咒，只有得到上帝恩赐的人才值得被救赎。
加尔文的上帝是一个悬疑大师，他认为向尘世间的臣民透露等待他们的是天堂还是地狱并不合适，但他也没有把他们完全蒙在鼓里。有传言说，某些迹象预示着他们灵魂的可能归宿。正直地生活就是一种诱人的幸福，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蒙了恩，成了好人—— 一种只有神选之民才能享有的特权。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满意地发现，他们过着非常正直的生活：节制、勤勉、节俭。
你可能已经觉察到加尔文主义必须用精神枷锁绑住信徒的潜在力量。假设，作为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教徒，你注意到自己有一种罪恶的冲动，那你是否会尝试抵制它？从一个角度来看，会或者不会并不重要。既然命运已经被决定了，那么不如就屈服于自己的不虔诚吧。然而，如果你勇敢地努力克服了这种罪恶的冲动呢？同样没有好处。如前所述，加尔文主义认为意志力与救赎无关。甚至更糟的是，神选之人不应该受到罪恶的诱惑，因为上帝的恩赐已经把正义刻进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因此，仅仅是对诱惑的体验就会让虔诚的加尔文教徒眉间布满汗珠。
那加尔文教徒会如何处理他们确实感受到的诱惑呢？乔治·奎特隆（George Quattrone）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oms Tversky，1980）表示，即使加尔文教徒确实试图抵抗诱惑，也会否认自己这样做了。也就是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努力地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种心理技巧使他们把自己的美德理解为救赎的安慰信号，而不是诅咒的冰冷信号。
研究者们把这种把戏视为一种自我欺骗的普遍形式：一种倾向于将行为断定为（如倾向于指出）所期望的结果，但不去承认这种倾向，认为这种倾向与结果理所当然地无关（如没有影响）。为了验证这种形式的自我欺骗的存在，研究者们在实验室中重复了一个巧妙的小规模的加尔文主义困境的变式。
做了什么
奎特隆和特韦尔斯基研究中的被试接受了一项虚假的医学检查，并且被告知检查结果会表明他们未来的健康状况。毫无疑问，检查结果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健康状况，而且无论检查结果如何，他们的基本情况都是一样的。但是，通过使检查结果具有行为学上的属性，研究者们希望证明，被试会通过改变检查结果来预测自己未来的健康状况良好。研究者们还希望通过询问被试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来表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改变了检查结果。这与积极的自我欺骗行为是相符的：即使被试已经（无意识地）改变了检查结果，也仍然可以让自己相信检查结果预示着未来良好的健康状况。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38名大学生报名参加了一项关于体育运动的心理和医学方面的研究。迎接他们的女性主试解释说，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在剧烈运动之后，体温的突然变化是如何影响心血管系统的。运动员有时会在训练后立即冲一个凉水澡。然而，这种提神的活动会不会给心脏带来压力，从长远来看有没有可能对心脏造成损害呢？为了增加掩饰故事的可信度，研究是在心理学部的生理学系中进行的，那里高科技设备和瓶装化学品随处可见，研究者们还统一穿了白色的实验大褂。
被试首先被要求进行一个寒冷压力测试：他们要将前臂放进一个装满冰水的冷藏器中并尽可能长时间地浸泡在里面。尽管并不会造成生理性的损伤，但寒冷压力测试仍然被证明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大多数被试都只能忍受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当他们把前臂浸在水中的时候，他们会在研究者的提示下每五秒钟评估一下自己的不适程度。研究者会通过按顺序大声说出字母来提示他们。被试对这些提示的回答则是大声说出1到10之间的某一数字，1代表完全可以忍受，10代表无法忍受。用升序字母提示被试的原因是让他们能够记录自己把手浸入水中的时长。这一信息能够使被试随后进行关键的比较。
对被试来说，该阶段研究的目的是测量体温突然变化后的心率。下一阶段的表面目的是确定一段时间的剧烈运动是否会改变这种结果。在完成寒冷压力测试后，被试们会在60秒内尽最大努力蹬一辆运动自行车。然后，在短暂的休息后，他们要第二次完成寒冷压力测试。为了确保被试继续相信掩饰故事，研究者会在适当的时间间隔测量他们的脉搏。
当然，这项研究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测量体温变化和运动对心率的影响，而是为了验证一个假设：被试会无意识地改变他们的行为，以便诊断出某些期望的结果。研究者所关注的行为是被试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的表现。被试被引导相信自己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的表现与他们未来的健康前景有明显的相关。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是在休息时间让被试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耐寒能力会暗示着心血管的健康水平。他们预期被试会改变自己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的表现，以使自己的冠状动脉看起来“更健康”。
那如何使被试相信他们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的表现会与他们未来的健康前景有关系呢？在休息期间，研究者邀请被试参加了一场免费的讲座。被试认为这场讲座只是为了帮他们在等待时打发时间；然而，它的真正目的是传递虚假的医学信息，从而使被试产生无意识的行为，进而诊断出更“理想”的结果。
讲座中声称，寒冷压力测试是用来研究心理物理学中的“疼痛”的（心理物理学是实验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其目的是研究刺激的客观属性是如何与它们的主观感知相联系的）。研究人员向被试呈现了一幅图表，说明了前臂浸入时间与主观不适程度之间的关系，声称这种关系因人的皮肤类型和心脏类型而异。关于心脏类型，被试被告知每个人都有两种心血管复合体中的一种，简称为Ⅰ型或Ⅱ型心脏。据称，Ⅱ型心脏的人比Ⅰ型心脏的人寿命更长，另一幅图生动地说明了这一事实。研究者解释道，尽管Ⅰ型心脏和Ⅱ型心脏的人在承受疼痛的程度上通常并没有什么差异，但进行一段时间的剧烈运动却会带来差异。这种说法是用来说服被试，他们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的表现能够表明他们的寿命。
接下来就是实验的关键时刻了。一半的被试被告知，Ⅱ型心脏的人在运动后对寒冷压力和痛苦的耐受力更强，而另一半的被试则被告知这种人在运动后的耐受力更弱（两种情况都是相对于Ⅰ型心脏的人而言的）。研究者的预测是这样的：前一种条件下的被试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对痛苦更强的耐受力，而后一种条件下的被试则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对痛苦更弱的耐受力。这种耐受力的改变表明，被试会积极地制造证据去表明自己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被试要报告他们的不适程度这种看似奇怪的方法，现在看来是有意义的。他们按字母顺序的提示每五秒报告一次，这使得他们可以比较自己在第一次寒冷压力测试和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忍受的时间。他们现在有了“指导方针”来在第二次测试中无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表现。
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换了一位研究者。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要防止熟悉被试早期表现的研究者在无意中影响被试随后的表现，或者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带有偏见。其次，有必要防止被试的表现变化仅仅是为了取悦研究者，从而使结果的解释复杂化。被试被公开告知每位研究者都不会知道其他研究者收集的结果，因此没有人会获得两份足以推断出他们可能的心脏类型的信息。为了加强这种印象，后来的研究者身着便服（而不是白大褂），暗示自己在那里只是为了进行第二次测试。
在完成了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后，被试被要求填写一份简短的问卷。其中包含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被试认为自己的心脏是Ⅰ型还是Ⅱ型；第二个问题是，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他们是否故意改变了前臂浸在冰水中的时间。
发现了什么
被试是否改变了他们对疼痛的忍耐程度，使其朝着他们认为与拥有强健的Ⅱ型心脏相关的方向变化？是的。那些被告诉拥有Ⅱ型心脏更能忍受寒冷的人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忍耐了更长的时间。与之相反的是，那些被告知拥有Ⅱ型心脏对寒冷的耐受性更差的人，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前臂浸泡的时间缩短了（如图16-1所示）。个体分析显示，两种条件下都有大约三分之二的被试表现出了这种符合预期的转变，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则完全没有变化（除了一个人表现出了相反的转变，研究人员神秘地将其描述为“自杀”型，但没有进一步阐述）。显然，大多数被试都改变了他们的行为，以便被诊断为拥有美好的健康前景，尽管这种转变显然并不能影响他们的心脏是Ⅰ型还是Ⅱ型。
被试有没有觉察到自己改变了前臂浸泡在水中的时间呢？总的来说，答案是否定的：38名被试中有29人否认他们曾试图改变（有趣的是，否认的人和承认的人在实际行为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改变行为的被试的比例大致相同，程度也大致相同）。事实上，绝大多数被试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刻意地改变了行为，而事实上他们的行为确实是在朝着有利于健康的方向改变，这表明他们在进行自我欺骗。这样的结果与假设是一致的：人们会故意做出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往往标志着一些所希望的结果，但他们会抑制自己对这些行为的意识。
那些表现出符合预期的寒冷耐受性变化的被试也被问及是什么导致了他们行为的改变。最典型的回答是水的温度发生了变化。这与自我欺骗是一致的，将行为归因于外部刺激而不是内部动机。然而，有人可能会说，被试只是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故意改变了行为罢了。然而，从最终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一论点不太可信。在否认故意改变前臂浸在水中时长的29名被试中，有20人（69%）私下也表示认为自己拥有II型心脏。相比之下，在承认故意改变了行为的9名被试（22%）中，只有两名被试私下也报告了这一推论。换句话说，大多数否认者私下认为自己的健康前景是好的，而大多数承认者则认为自己的健康前景堪忧。因此，否认与令人安慰的信念相伴而生，承认与令人不安的信念相伴随。这表明被试对他们故意性的报告是真实的自我欺骗的结果，而不是虚假的自我陈述。
又怎么样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人类会在动机上欺骗自己。尽管这种说法理论上似乎是合理的，但支持它的证据往往很薄弱。本研究最大的成就在于证明了自我欺骗是以一种常见的形式存在的：不承认自己故意改变了一些迹象，以使其更符合某些期望的结果。
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形式的自我欺骗很容易发生。例如，假设你怀疑自己患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其中一个症状是食欲不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管你有没有这种疾病，你现在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不过，难道你没有发现自己吃的比平时多一些吗？“我能够大吃一顿”的信息难道不是一种虚幻的安慰？
不幸的是，人们用来安慰自己而采取的无意识方法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再假设，你怀疑自己得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想确定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进一步的医学检查。然而不知何故，你总是故意拖延，找借口，像往常一样处理日常事务。为什么？这是否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你认为不做检查就意味着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甚至还会降低患病的可能性？换言之，你是否觉得检查身体会增加患这种疾病的可能性，或者不检查就会降低患病概率？理性地说，这么做毫无道理，但这种错误的逻辑在直觉上却很诱人。你欺骗自己，拒绝承认自己是出于担心可能会暴露什么而逃避医学检查。然而，只要你承认自己确实是在逃避检查，就不会非理性地认为不进行检查是身体健康的表现。讽刺的是，尽管拖延可能会带来某些暂时的心理上的好处，但却可能会致命地延误关键的医治。
我们制造好兆头的倾向也会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例如，让我们来看看奎特隆和特韦尔斯基（1980）进行的第二项研究，这项研究与本文报道的研究同时发表。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试图为这样一个经典难题提供答案：人们为什么要费心去投票？既然任何一张个人选票在选举中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为什么还要投票呢？人们对这种非理性行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这是对公民责任感或民主理想主义的诉求。然而，奎特隆和特韦尔斯基（1980）提出了不同的假设，认为人们之所以投票，是因为相信自己的投票方式是其他志同道合者投票的标志，并因此会影响他们的投票（基于自我欺骗的扭曲逻辑）。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奇怪的假设。
我们通过讨论另一种涉及自我欺骗的现象来结束本节：防御性自我妨碍（Jones & Berglas，1978）。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人们有时会故意破坏他们在重要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机会。这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害怕失败，另一方面又不愿得出自己无法成功的结论，所以无意识地夸大环境因素，认为是环境因素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而且他们从不为这些预先安排的环境因素负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名学生让他的朋友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喊他去喝酒，然后把自己糟糕的考试成绩归咎于宿醉，当然，他从来没有“故意”去这样做。看起来，如果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成绩，使其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他们就可能会尝试改变环境，从而使自己的成绩至少不会标志着一种不符合期望的情形。在防御性自我妨碍的情境中，不符合期望的情形指的是承认自身无能所带来的耻辱。
后记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了一种人们在动机上欺骗自己的方式。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仍然存在：自我欺骗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尤其是，人们怎么可能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打算做某事的情况下就打算做某事呢？
经典的自我欺骗理论通过将人的心智一分为二来解决这一矛盾。无意识心智被假定拥有一种可与意识心智相媲美或高于意识心智的智力。这种无意识心智知道人们的行为的真正原因，也确实会让一个人以那种方式（故意改变行为来欺骗自己）行事。更重要的是，这种无意识心智使意识心智对无意识的所有活动都保持一种“幸福”的无知。依据这种观点，尽管这项研究中的被试无意识地“知道”改变前臂浸入时间会使寒冷压力测验无效，但其无意识心智还是使他无意识地改变了行为，因为无意识心智知道意识心智永远都不会发现这件事。
这种解释很有问题。它意味着有两个人住在你的头脑中，其中一个在愚弄另一个。这归结起来就是使用多重人格障碍来解释自我欺骗，这是一种相当极端的策略。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复杂的策略。即使有，它所引发的问题也会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例如，如果无意识心智欺骗了意识心智，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天生就具有欺骗性吗？同时，这个无意识心智是不是故意欺骗意识心智？如果是这样，不就意味着它本身是有意识的吗？此外，是否甚至可能还有另一个无意识心智在欺骗这个无意识心智？对这种自我欺骗的分裂论思考得越多，就越容易忽略这一现象的本质。
格林沃尔德（Greenwald，1988）提供了一个更合理的自我欺骗模型。这个模型的核心论点是，不必首先进行详尽的分析也可以避免威胁性信息。这就好比处理垃圾信件，当垃圾信件到来的时候，你不需要打开信封去阅读它的内容来确定它是不是垃圾信件。迹象是很明显的：高昂的邮费、低质量的纸张以及一连串的感叹号。因此，简单的观察就足以识别垃圾信件了。上述情况也适用于威胁性信息，我们可以基于表面的线索来认定它的不适宜，一旦它被这样重新认知，我们就可以采取规避的心理策略。如果你注意到了这条信息，那你可以选择不进一步关注它；如果你已经关注了它，那你可以避免去理解它；如果你已经理解了它，那你可以拒绝对它进行逻辑推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避开会产生不愉快感觉的事情。注意这是如何解决自我欺骗的悖论的，如果在较低级的意识水平上，信息已经被觉察到是消极的，那么我们就会避免在较高级的水平上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因此，自我欺骗背后的机制就包含了我们不会停留在那些显示出不合心意的迹象的信息上（Frey，1986；Taylor，1991）。
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回到这项研究的被试身上。在讲座结束后，他们可能想让前臂浸在冰水中更长或更短的时间（这取决于他们听的是哪个讲座）。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他们的决心得到了微妙的增强或削弱（见第24章，目标如何被无意识地激发）。在此后的某个时间，被试们可能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了去改变结果的诱惑。然而，他们可能抑制了这种意识，让它自然地从脑海中消失，或者选择不去多想这件事，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屈服于这种诱惑会使这个测试无效。但是，他们无意识决心的力量可能在听完讲座后已经受到了影响。因此，当把手臂放进冰水中时，被试已经拥有了继续下去或不继续下去的决心。考虑到人们并不是自己心理过程根源的专家（Nisbett & Wilson，1977；见本书第14章），他们无法判断是讲座还是水温本身影响了自己的决心并不奇怪。当然，许多心理过程必须结合到一起才能产生自我欺骗，但躲避威胁性信息是其中一个关键成分。
总之，自我欺骗并不是一个心智中心欺骗另一个的结果；相反，它是一个低水平的筛选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在可疑的认知有机会被有意识的思维完全接受之前就将其消除（更多评论和更多关于自我欺骗的例子，见Gregg & Mahadevan，2014）。
启示
人们会通过创造一些标志着“一切都很好”的迹象来欺骗自己，即使他们并不能让事情变好。然后，他们又会否认自己这样做了，因为承认就意味着这些迹象是虚假的。
你怎么想
当我们欺骗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让自己相信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假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我欺骗的能力，生活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呢？如果现实真的无法忍受该怎么办？是否该去理性地理解它呢？
注释
[1]图16-1中的纵坐标为被试的耐寒指数，时间越久说明其忍受了越久的寒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