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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

失败者

本节我们讲两个失败者的故事。

赵至生活在魏晋时期,是嵇康的晚辈;王樵生活在北宋,与寇准同时代。这两个人生活的时代相距七百年,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我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独特”的失败者。

赵至在三十七岁那年呕血而死,他死于强烈的不甘心。唐长孺先生有一篇论文,以赵至的身世为核心讨论魏晋时期的士家制度。[1]在历史学论文中,史料比比皆在,理论也是所在皆有,智慧偶尔闪光,朝廷国家、帝王将相、制度、文化、群体都很常见,最难得一见的,是像你我一样的小人物,以及对个体心灵的关照、对个体命运的同情与思考。唐先生这篇是个例外。而王樵一生最奇异的地方在他生命的结尾——他“设计”并完成了自己的死亡。王樵为自己的坟墓取名“茧室”。在初次读到王樵的故事时,我对他谜一般的作茧自瘗感到新奇和困惑。

在历史学上,能够构成意义、值得关注的普通个人,一定得有他的普遍性价值。这种普遍性的东西,深刻地存在于每个个体生命当中,并在“这一个”特殊的个体当中展现得异常鲜明,让人无法移开眼睛。那么,蕴含在赵至和王樵生命故事背后的普遍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按时间顺序,先看赵至。赵至的家当时在河南缑氏,他十三岁时,新县令到任,赵至和母亲一起围观。母亲说:你有一天也能有这样的荣耀吗?听了母亲的话,赵至开始拜师读书。他在学馆,“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老师感到奇怪,问他,赵至回答说:“我小,未能荣养,使老父不免勤苦。”这发自内心的孝道,让老师对眼前这个小毛孩儿刮目相看。

十四岁,赵至“诣洛阳,游太学”。在那里,他遇到了名士嵇康,嵇康正在太学抄写石经。赵至追随嵇康不愿离去,终于,他鼓起勇气开口,询问嵇康的姓名。嵇康颇感惊讶地说:小孩子问我的姓名做什么?赵至说:“观君风器非常,所以问耳。”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2],赵至能够看到嵇康不凡的气度,并不算难得,难得的是赵至的勇气。

从此,嵇康就成了赵至的偶像和渡船。他曾经偷偷跑到洛阳去找嵇康,但刻舟求剑,哪里还能找到。寻嵇康不遇,赵至开始反复离家出走,“走三五里,辄追得之”,被追回来之后他也并不安生,“又炙身体十余处”,用火烧自己。周围人都说这个孩子疯了,怕是要废了。就在人们扼腕叹息时,赵至成功出走,这一年他十六岁。

赵至出走的第一站是邺城,他在那里改名翼。不久,嵇康来邺,赵至与偶像重逢,跟随嵇康回到山阳,改名浚。嵇康死后,赵至辗转“乃向辽西而占户焉”,在辽西,他取得了户籍、身份和地位,成为辽西太守的属官,太守信任他,派他到洛阳去“上计”,也就是代表辽西向中央汇报工作。他又得到冀州刺史的辟举,“断九狱,见称精审”,被推荐为良吏报送中央,再一次回到洛阳。这一年他三十七岁,意气风发,正大步走在人生的上升路段;然而,赵至的生命却在是年戛然而止——“号愤恸哭,呕血而死”。

赵至因永远失去了母亲呕血而死。其实早在他代表辽西来上计那一次,母亲就已经去世。那一次,他见到了父亲,父亲却隐瞒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并且千叮万嘱,让他不能回家。那么,父亲为什么要瞒着他?因为,他的一切都是在隐姓埋名之后获得的,他必须要一如从前假装成别人,才能获得社会接纳。如果要作为他父亲的儿子,做官、建功立业都全无可能——赵至的父亲是一名士兵,而曹魏的士兵是终身和世袭的,父亲当兵,儿子只能当兵。十六岁开始服役是一个坎儿,逃得出去就有希望,逃不出去就成了兵,从此更无其他希望。这就是为什么赵至在接近十六岁的时候装疯卖傻、屡次逃跑——那是他唯一的机会。赵至成功逃跑,成功入仕,建立了个人的荣誉地位。然而,这一切成功的前提,是他必须切断与亲生父母的联系。倘若让人知道他是士兵的儿子赵至,那么对他自己、对他的家庭来说,都将是灭顶之灾。

可是,赵至追求这一切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孝经·开宗明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儒家所追求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并非单纯的个人成功,而是以个人的成功来荣耀父母,是“孝之终”,也是“孝之大者”[3],是每一个真正的孝子生命的归宿。这就是赵至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偏偏在这个意义上,赵至完全无法抵达真正的成功。他在现实成功的路上走得越远,上得越高,就越发远离他的双亲,越发远离真正的成功,这就如同抱冰取暖。在得知母亲的死讯之前,赵至可以欺骗自己还有行孝机会;母亲的死则宣告了他显亲扬名的彻底失败,他再无机会孝顺母亲,甚至不能公开哀悼。那么,这二十年来的一切隐忍、发奋又是为了什么?赵至的生命丧失了意义,他的死不可避免。

赵至的成功之路,就是死亡之路。而造成这一切的,是他的出身和规范他出身的士家制度,士之子只能为士,因此,为了“立身行道”,赵至只能装疯卖傻,弄虚作假,赵至变成了赵翼、赵浚,这是制度造成的恶。变成了赵翼,赵至逃脱了现实的制度网罗。可是在他头顶的苍穹之上,还有一张更大的网罗——儒家孝道,孝道规定他内心的圆满和真正的成功都必须与父母家族联系在一起。这一张观念的网罗是天罗地网,赵至无法逃于天地之外。当然,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或者他相信有独立于家族的个人的存在,那么他是可以活下去的,而且会活得很幸福。可是,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要到近代才从西方输入中国。士家制度和孝道观念,就像是两扇巨大的齿轮,咬合在一起,把赵至从心灵到肉身碾得粉碎。一个士兵的儿子,本来是没有资格学习《孝经》的,赵至不仅学了,还信了,并且用生命去实践了。

再来看王樵。王樵是一个被时代潮流抛弃的人。故事的开头,王樵同北宋和平时期的所有书生一样,读书应举,预备走修齐治平的金光大道。他还练剑,会武术,算得上文武双全。这时候,宋和契丹之间常有小规模军事冲突,战争主要发生在河北边境一带。王樵的家乡虽然离河北不远,但是在黄河以南,对他来说,战争遥远而抽象,可以激发国仇,但并不能引惹家恨。可是这一切忽然发生了逆转。这年正月,契丹的一支小部队渡过黄河,袭击了王樵的村庄,掠走了他的父母亲人。王樵和妻子可能去岳父家拜年了,因而幸免于难,然而这悲惨中的幸运却让王樵和妻子的人生从此跌入了另一场灾难。王樵决定潜入契丹去寻找父母,他抛弃了妻子,史料之中从此再无这个可怜女人的消息。

数年后,王樵的曲折寻亲宣告失败,他回到家乡,为父母亲人造了衣冠冢,立了神主牌位,按照礼制服完了所有的丧服。哀悼是复仇的前奏。王樵逐一拜访边防大帅,献上有关契丹的情报,鼓动出兵,他愿为前驱,一血国仇家恨。但是没有人真正理会他。宋辽之间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的皇帝和辽国的皇帝结成了异姓兄弟,朝廷严令,边将不得轻举妄动,破坏协议。和平当然是美好的,官员乐意,百姓安宁。可是,那些在战争中受过伤的人该怎样治疗创伤?在欢庆和平的喜悦中,王樵被朝廷和时代抛弃了。

王樵再次回到家乡,过起了平凡的生活。他还有姐姐,姐姐家有小孩,他逗外甥玩儿,开学馆授徒,闲时读书、击剑。他朋友虽不多,但是质量很高,他们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王樵成了当地闻名的教育家。地方官来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拜会王樵,以此来表示重视教育。看得上眼的,王樵礼貌待客;看不上眼的,长官从前门进来,王樵从后院翻墙逃走。

一切都很平静,只是那件曾经最重要的事情被王樵放弃了,那就是参加科举。他放弃了进入朝廷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朝廷和时代抛弃了王樵,王樵也不再追随朝廷。晚年的王樵自号“赘世翁”——他早就多余了,当他的国家开始放弃攻打辽进入和平时,王樵就多余了。

晚年王樵费力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为自己修筑“茧室”。预知死亡将至,王樵“入室,自掩户,卒”,他缓缓走入亲手建造的坟墓,合上了门,躺平身体,闭上眼睛——光明消失,永恒的黑暗降临,王樵告别了那个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在中国人的死亡史上,“茧室”和王樵之死是极为独特的。

图六七:金 杨邦基 《出使北疆图》(局部)

《出使北疆图》,金代杨邦基绘。绢本设色,152.5厘米×26.7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图描绘的是宋金交聘的历史画面,故又名《聘金图卷》。我们看到,全画远处崇山峻岭,一道河谷在雾霭中若隐若现,近处有三棵松树高高矗立,松下有两座亭子,亭子旁边是宋朝的使臣和金兵。从亭子中的桌椅陈设可看出,金人设宴席待客刚刚结束,由此可见,这是宋代官员出使金国的一个画面。而文中所讲的宋与辽之间亦复如是,宋代官员也常出使辽国。这两国于1005年签订了澶渊之盟,自此,宋朝皇帝和辽国皇帝结成了异姓兄弟,朝廷严令,边将不得轻举妄动破坏和平协议。追求和平是最好的,但那些在战争中受过伤的人却最终在和平的喜悦中被时代抛弃了。

王樵的死亡和生命的状态跟赵至是很不一样的。他接受了自己不能左右的命运,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定义过去,由此保持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当朝廷不再求战,家的过去与国的未来分道扬镳,王樵选择远离庙堂,他优游江湖,投身教育,追求学问,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了余生。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无法与时代对抗;于是,他一手安排了自己的生命和死亡。不能做主的交给时代;能够做主的,从心所欲,而不是随波逐流。正因如此,王樵的生命和死亡才散发出独特的美感。王樵是失败者,也是成功者,他以失败宣告成功。

像赵至一样,像王樵一样,每一个人都会和时代、制度遭遇,程度不同,方式不同,有时激烈,有时温和,我们的时代不再有像赵至时代那样绞杀人性的制度,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可以像王樵一样,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也活出生命的精彩和美感来。

图六八:榆林窟第二五窟 吐蕃时期 《弥勒经变中·临终》

《弥勒经变中·临终》是榆林窟第二五窟的一幅壁画,属于吐蕃统治时期。该壁画所呈现的是老人入墓前与家人临终作别的场景。我们看到,这位头戴黑帽、身穿白衣、手拄藤杖的白须老者,坐在墓穴门口,正与家人作最后的告别。他身旁站着的三位女性表情哀伤,其中一位忍不住以帕拂泪;在老者前面,一名头扎俩小鬏鬏的孩童正伏地跪拜,也是在伤心地拜别;而一旁立着的红衣男子,则伤心地以袖掩面。在泣别图的下方,有古藏文墨书题记一方:“此人寿满一纪(八万四千岁),自诣墓茔。”图中入墓老者神情平和淡然,足以看出其已能平静面对死亡。他面对死亡的方式,与文中讲到的自称“赘世翁”,为自己修筑“茧室”的王樵如出一辙。他们坦然地接受生命,也从容地选择死亡,如此面对生与死的态度,也散发着一种独特的从容之美。

[1]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8页。

[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九《嵇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9页。

[3][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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