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还是从心？

从众还是从心？

与女性相比，男性的人生选择要丰富得多，家庭以他们为核心构建，社会的广阔天地向他们开放。生儿子，以维持家族的生物性延续；扬名显亲，以个人的社会性成就来维系、光耀家族的名誉地位。这就是传统中国对男性的普遍性要求。具体到扬名显亲这一判断标准，其实是比较单一的，简言之就是：要做官。一定要与皇帝国家建立直接的联系，才称得上功成名就；而且做官的标准，越到后来就越趋向狭窄，大致而言，宋朝以后，只有进士出身做文官才是真正光荣的。

2018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同时展出的还有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真迹，这幅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近一个世纪的名画终于重现人间。在这幅长卷的卷后，有一段黄庭坚的跋文：

余尝评伯时人物，似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叹息伯时久当在台阁，仅为喜画所累。余告之曰：“伯时丘壑中人，暂热之声名，傥来之轩冕，此公殊不汲汲也。”

伯时是李公麟的字，李公麟二十二岁中熙宁三年（1070年）榜的进士，五十二岁因病主动请求退休。“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指像谢灵运一样有钟灵之气又善于自律的人，这是黄庭坚对李公麟人品的高度评价。这样高贵的人品，假以时日，应当能够做到宰相，可惜李公麟太喜欢画画，最终被爱好所拖累，未能大用。这是当时士大夫对李公麟的爱重和叹惜。作为李公麟的知音，黄庭坚代李公麟告白说，这些世俗之物，伯时是很不在乎的！

《五马图》，北宋李公麟绘。纸本墨笔，225厘米×29.3厘米，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李公麟工于画马。这幅《五马图》已成为后世画马的最佳范本。图中所画的是五匹从西域进贡的名马，每匹骏马旁有一位奚官（养马人）。这五匹马皆有名字，自左往右分别是：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和满川花。每匹马身后还有黄庭坚的题字，对马的年龄、名字、进贡时间等进行了介绍。李公麟笔下的马身姿矫健、形态各异、形神兼备。这幅画也颇为传奇。2018年12月16日，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颜真卿特展，而这幅《五马图》居然列于展中。而此前大家都认为该画早已毁于二战，但它居然在不经意间给了大家一个惊喜。

是否真的不在乎？李公麟究竟还是去官场中走了一回，他真的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只有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在龙眠山庄的隐居生活才完全属于他，属于绘画。宋人邓椿所辑画家列传《画继》卷二，提到李公麟，言其“立朝籍籍有声，史称以画见知于世，非确论也。平日博求钟鼎古器，圭璧宝玩，森然满家，以其余力留意画笔……”邓椿写李公麟，特别强调他“立朝籍籍有声”，只“以其余力留意画笔”，像是在回应“朝中士大夫”的叹息。相比之下，“朝中士大夫”和邓椿的看法才是主流：作为一个士大夫，做官、做大官才是正道，艺术追求可以有，然而必须是“以其余力”为之的业余爱好。

在李公麟的例子中，绘画与做官在价值评判上的高低之分，来自外部世界，我们没有看到李公麟本人的态度，他能够在五十二岁辞官，应当是爱绘画超过爱做官，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他考进士可能只是因为大家都考，他做官只是因为考中进士的人都做，而他必须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

在唐代大画家阎立本这里，绘画与做官之间的冲突从外部世界进入了内心世界，给画家造成了困扰，甚至影响到了阎家子孙后代人生方向的选择。阎立本最擅长人物写真。有一次，唐太宗与侍臣学士泛舟春苑，水中有奇丽的鸟儿随波容与，太宗大悦，下令在座的学士们作诗吟咏，并立即传召阎立本前来写生，皇帝有命，宫中传呼“画师阎立本”觐见。此时阎立本已经做到了吏部的主爵郎中，堂堂五品官，竟然被称为“画师”。他急匆匆赶来，“奔走流汗”，在水边埋头作画，“手挥丹粉”，遥望御舟之中优哉游哉的各位同列，羞愧得面红耳赤。回家之后，阎立本告诫儿子：“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1]

阎立本、李公麟们无法想象，千年之后，大浪淘尽风流人物，只有他们还能凭借绘画这门“末伎”被更广阔的世界瞩目。绘画是“末伎”，医药是“治道绪余”[2]，所有与实践有关、需要长期知识积累的技术性行当，在传统的官僚体系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和支持，而帝制国家又不肯把这一部分内容从官僚系统中剥离出去，为它单独设立一个独立于官僚系统之外、与官僚体系基本持平的评价体系，结果就是技术官僚始终处于官僚体系的最下层，专业知识要求高的职位被混杂在普通职位当中，以同样的标准升迁轮转，最终泯然众职，未能建立起技术性职业的尊严，从而阻碍了技术的发展。

《萧翼赚兰亭》，唐代阎立本绘。绢本设色，158厘米×28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图绘的是萧翼从辩才和尚手中“赚”取《兰亭序》的故事：唐太宗甚是痴迷王羲之的《兰亭序》，于是派人四处寻访。有人说《兰亭序》或在辩才手中，于是唐太宗最终派萧翼去索画。萧翼在与辩才喝茶谈天的过程中与其结为忘年交，而后拿出王羲之的另一幅真迹，抛砖引玉，从辩才口中套出了《兰亭序》的下落，并将辩才拿给他看的《兰亭序》即刻收入囊中，而后拿出了诏书……就这样，《兰亭序》到了唐太宗手中，最终被他带入了昭陵，如今我们看到的只是摹本。此图对辩才与萧翼谈天经过进行细致摹画，画左侧一老一少正烹茶，画右侧一童子怀抱《兰亭序》刚走出来。画作主次分明，虽年代久远，但人物神态惟妙惟肖，清晰可辨，足见阎立本画技之精湛高超。

阎立本的家族所传承的是建筑专业，绘画只不过是建筑大行当中的一个部分，这就像是现在的建筑设计师都要学线描、画水彩。阎立本的父亲阎毗做过隋朝的殿内少监，“以工艺知名”，阎立本和哥哥阎立德“早传家业”。阎立德曾经主持制作皇帝御服的“衮冕、大裘等六服”，以及“腰舆、伞、扇”，也就是说，阎立本画的《步辇图》上的腰舆，就出自乃兄的设计。唐高祖的献陵、太宗的昭陵，也是阎立德主持修建的。太宗东征高丽，行军至辽泽，“东西二百余里泥淖，人马不通”，是阎立德“填道造桥”，才使大军得以通过。太宗的翠微宫和玉华宫，也出自阎立德的手笔。阎家的祖传技艺包括宫殿和陵寝的营建、桥梁建筑和服饰仪仗的设计制造，不仅有技术的部分，还有组织施工的部分，实在是一个大学问，令人叹为观止。阎立德的工作岗位基本上也保持在专业领域，包括将作监和工部官员，阎立德的最后职位是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部长，正三品官。有意思的是，阎立德死后被追赠为吏部尚书，同样是正三品，但是在六部尚书中排第一。[3]阎立本在兄长生前做过吏部的主爵郎中，在兄长死后接任工部尚书，后迁右相，阎立本比较缺乏政治才干，时人评价他：“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而当时的左相姜恪“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相比之下，阎立本就像是个漂亮的摆设。有人借用《千字文》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4]一个伟大的画家、合格的建设部部长，偏偏要做宰相，这才是自取其辱，然而这终究是时代的产物——帝制时期的官场如同华山，只有一条不断升迁的路。

在宋代以前，当兵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宋代以后，“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从军这条路还可以走，但是所能取得的光荣却日渐稀少。光荣属于文人士大夫，属于科举成功者。可是科举成功者又能干什么呢？无非是做官，做各种缺乏技术含量只有地位高下区分的官，听皇帝命令，看上司脸色，努力做到高官。中国最优秀的男青年的路，就这样越来越窄了。与此同时，男人也收窄了女人的路，当男人开始接纳无条件的忠君，他们要求于女人的，就有了无条件的贞节。清代江南学者，家有田产的，去北京兜一圈儿，早早地退休回家做学问倒是条自由之路。只可惜，他们所钻研的学问，又跟现实世界离得太远，方法是理性的，对象却是疏离的，与自然疏离，与政治疏离，深则深矣，无补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