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妇

“张敞画眉”的故事出自《汉书·张敞传》。儒生张敞担任京兆尹（首都市长），长安人多官大，京兆尹难当，每个市长都是万里挑一选出来的，然而，干得长的两三年，干得短的一年，甚至几个月，“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遭到诋毁，名声受损，因犯罪或者犯错误而被停职，基本上就都灰溜溜地下台了。在一段时期内，干得长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张敞。能在京兆尹位上干得长，这说明张敞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是超强的，非一般迂腐儒生可比。张敞的儒学修养和应对重大问题的思考能力，也折服了包括皇帝在内的长安政坛，朝廷每遇重大议题的讨论，张敞都能“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可惜的是张敞“终不得大位”，始终没有做到宰相。为什么呢？

《汉书·张敞传》认为，这是因为张敞“无威仪”，缺乏威严仪态。张敞“无威仪”的例子之一就是“为妇画眉”，长安城中人人都说“张京兆眉怃”，翻译过来应当就是“张市长画得一手好眉毛”——听起来的确有些不严肃。果然，就有人报告了宣帝。宣帝很重视，当面质问张敞。张敞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这个回答掷地有声。《张敞传》接着说：“上爱其能，弗备责也。然终不得大位。”皇帝爱惜张敞的能力，没有特别责备他，但张敞也因此最终没能位极人臣。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说皇帝爱才而大度，第二层是说张敞为画眉这样无威仪的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这就是东汉儒生班固对“张敞画眉”的看法。

在现代汉语中，成语“张敞画眉”通常用来形容夫妇感情好，已经变成一个褒义词。然而在传统时期，“张敞画眉”其实很难称得上是一个非常正经的褒义词。比如唐代李翰编撰的启蒙教材《蒙求》里有一句，就是“张敞画眉，谢鲲折齿”，把“张敞画眉”与“谢鲲折齿”对举。“谢鲲折齿”是什么典故？东晋谢鲲，“不修威仪”，曾经担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僚属，因为“任达不拘”被除名，谢鲲根本不在乎，照样“清歌鼓琴”。邻居高家的女儿有美色，谢鲲出言挑逗，“女投梭，折其两齿”。[1]人人都以为这下谢鲲该收敛一点儿了吧，可是人家照样不在乎，“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按照今天的标准衡量，倘若谢鲲和高姑娘都是单身，那么谢鲲追求高姑娘也没什么不对。但在当时的常识背景下，以谢鲲的身份地位，不可能还是单身，而且高姑娘的门第肯定配不上陈郡谢氏，所以谢鲲对高姑娘毫无疑问是单纯挑逗，的确轻薄无礼，一梭子打断两颗牙齿是重了点儿，也不算过分。相比“谢鲲折齿”，“张敞画眉”又错在哪里？以现在的标准看，夫妻关系讲究的就是秀恩爱、着情侣装、十指相扣、甜蜜对视等，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常规动作。张敞画的是自己老婆的眉，“为妇画眉”应该是加分项，它说明长安市长张敞夫妻关系和谐，是一个对家庭忠诚而值得信任的人。

但是，张敞是传统中国的汉朝人。按照以班固、李翰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观点，“为妇画眉”只能说明张敞“无威仪”，而一个无威仪的人是不配拥有“大位”的。尽管闺房之内有过于画眉者，一个有修养的男人却不应该做出“为妇画眉”这样亲昵的举动，哪怕是在闺房之内也不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绵延子嗣，“有过于画眉者”的事肯定是要做的，但是画眉不行。隐藏在“张敞画眉”故事背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夫妻关系的潜规则——妻子不是爱欲的对象，公开表达对妻子的爱是羞耻之事。

传统时期的妻子是丈夫家庭责任的分担者。

妻子的首要职责是侍奉公婆，所谓“夫人之职，莫先乎舅姑，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2]新媳妇嫁过来时公公婆婆都健在，则须小心伺候，吃穿用度能够做到“非出其手，舅姑弗悦”[3]，才称得上是一个好妻子。科举时代，异地做官是原则，儿子游宦四方，老太爷和老太太“乐闾里，与姻族游”，不愿随行，怎么办？那便只能是“夫人愿侍左右”了。范仲淹笔下的胡夫人陈氏，丈夫在外做官二十年，她在老家服侍公婆二十年，“缝衣㸑飱，必躬亲之。至舅姑之终，与公执丧三年，然后就公官所”。范仲淹赞曰：“此夫人大节，无愧天下之为人妇者，有声诗之义焉。”二十年太久，陈氏的丈夫胡公会一直单着吗？当然不可能，他的身边一定会有婢妾服侍左右；当然，婢妾虽亲，却不能动摇夫人的正妻地位；只是这样的夫妻关系必然是责任恩义大于情感，此夫人“又性好礼，自少至老，对公如宾客”。[4]万一嫁过来的时候公婆俱已过世，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当然，这个遗憾是可以弥补的。南宋史绳祖给他的第二任太太杨氏写的墓志铭，就特别强调了一句：“君念不逮事吾亲，春秋时祀，严毖吉蠲，躬执馈盥。”因为没赶上伺候公婆，所以岁时祭祀，都是格外严肃认真，亲自整治祭品。伺候公婆，是妻子的首要责任。

妻子第二重要的职责是抚养、教育家中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儿，自己生养当然好，但并非绝对必要，前妻所遗、妾之所生亦可，只要是丈夫的骨血。北宋前期，高氏嫁赵家，前妻遗有五子一女，“夫人煦育教诱，过于己之所出”，高氏又生了四个儿子，活下来两个。培养这七个儿子是高氏最重要的贡献，“夫人每闻诸子之宾至，必解衣为贳酒脯，使延之，从容以讲习道义，故七子皆举进士，有闻于时”。

图六三：南宋 梁楷（传） 《蚕织图》（局部）

《蚕织图》，传为南宋梁楷绘。绢本设色，长卷，531厘米×27.5厘米，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在中国传统社会，通常是男主外、女主内，也就是男耕女织的基本生产模式。《蚕织图》即反映了江浙一带养蚕人家养蚕织布的生产场景。此长卷由24个画面构成，场面宏大，布局严谨，从人物面部表情到身体动作，皆栩栩如生，仿佛能听到画面中人物的交谈声与织布机发出的嚓嚓声。图中出现的众多器物与屋舍，皆采用工整严谨的界画方式勾勒，设色古朴淡雅。此局部画面中，我们看到一妇人正忙着织布，旁边还有位娇小的女子正在纺线，女性居家劳作的情形在画中有着生动的呈现。

其中最小的儿子赵概，“自初能言，夫人日自课以书，使调四声作诗赋”。赵概从十七岁开始考进士，父亲死后二十四年，终以高科及第。[5]

妻子职责的第三条是照顾丈夫家的亲戚朋友，包括很难伺候的大姑姐及乡下亲戚。南宋初年，孙氏嫁苏瑑，苏瑑的姐姐“性坚正，善持家法，凡家人必责以法度，不知者以为过严”，只有孙夫人“能事之，则终身怡怡，未尝少忤”。[6]很多关于夫人的墓志都表扬她们生活简朴，却拿出大把的钱来照应丈夫的寒族。司马光“以为妇人无外事，有善不出闺门，故止叙其事，存于家，庶使后世为妇者，有所矜式耳”。他笔下的夫人张氏可以说是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君性和柔敦实，自始嫁至于瞑目，未尝见其有忿懥之色，矫妄之言。人虽以非意侵加，默而受之，终不与之辨曲直，己亦不复贮于怀也。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抚甥侄，莫不悦而安之。御婢妾宽而知其劳苦，无妒忌心。……平居谨于财，不妄用，自奉甚约，及余用之以赒亲戚之急，亦未尝吝也。”[7]司马光有道德洁癖，是个正经到骨头里的人，他笔下妻子的形象也是极为端正的。

丈夫为妻子所作的墓志铭，另有两篇比较特殊的：一篇是唐代后期杨劳为夫人郑琼所写的，另一篇是南宋后期史绳祖为夫人杨君樾所写的。两朵奇花，别有真意，值得一表。

杨劳的妻子郑琼，出身一流高门荥阳郑氏，她十九岁嫁给杨劳，三十三岁过世，生了四个女儿，死时长女杨李九岁。如果杨李是她的第一个孩子，那么郑琼是在二十四岁结婚，五年之后才生育的。墓志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不知何时，杨劳在外面有了个私生子。杨劳三十岁时，这孩子也能满地爬了。杨家上下大概无人不知，单单瞒着郑夫人。有一次，小丫鬟不小心说走了嘴，郑琼知道了外面这个儿子的存在。于是她很大度地赏赐了这个丫鬟，并且说：哎呀，要不是她，就让我的儿子流落在外面了。郑琼对丈夫私生子的称呼是“吾儿”。这个片段是身为丈夫的杨劳记录下来的，他也许此时心怀感激吧。私生子的地位要低于妾所生的庶子，郑琼对这个孩子的接纳应当赋予了他类似于庶子的地位。杨劳说，郑琼早死是因为迷信，在郑琼小时候，有个和尚说她活不过三十岁，所以她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神经兮兮地念经，做各种莫名其妙的祈祷活动。[8]杨劳笔下的郑琼除了大度接纳私生子这一点，其实并不太像一个典型的好妻子，在念经上花费很多时间，家政水平和对公婆的服侍肯定不会太理想，又没能生出儿子来。读杨劳的文字，总觉得他的嘴角挂着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史绳祖给杨君樾写的墓志，则是另外一种典范。史绳祖和杨君樾算是二婚——史丧妻，杨守寡。他们在一起风风雨雨三十二年，情深义重。史绳祖笔下的杨君樾是平生知己，灵犀相通，生死与共。史绳祖写道：淳祐初年（约1241年），我担任四川制置司的参议官。蒙古入侵，大帅逃跑，把兵船物资推给了我。敌人侦察到我的位置，一万骑兵“夹岸而逼”，包围了我军。这时候很多人都想丢下船只和物资上山逃命。只有我的夫人说，现在四面都是贼，上岸也是个死，不如战死。我受夫人的话鼓舞，带领夫人和儿子登船率先冲向了敌阵，最终我们保全了船只和物资。可是后来的大帅妒忌，冒领了我的功劳，有人为我叫屈。可是我的夫人说，保全性命，不辱使命，足了！[9]

在墓志当中，史绳祖始终都用“君”来称呼杨君樾，这个称呼表达了尊重与爱。史绳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传统时期，男主外，女主内，分工平等的家庭内部，也可以有志同道合、情深义重的夫妻关系存在。只不过这种家庭结构牺牲了女性的自由，把女性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庭内部，女性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和事业。北宋末年，孙家有个小姑娘非常聪明，李清照很喜欢她，“欲以其学传夫人”——名满天下的导师李清照主动要求收学生，可结果怎样？这个当时只有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拒绝了李清照，理由是“才藻非女子事也”[10]。最终，这个小姑娘成了一位贤妻与良母。这是对社会规范的自愿驯服。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事情，但社会规范不是，好的社会应当给所有人更多选择的自由。

善事公婆、教养子女、照顾亲戚、和睦家族，是儒家文化中理想妻子的应尽之责。所有这些责任均与丈夫相关联，却并不直接与丈夫发生关系。丈夫与妻子作为男人与女人性的关联，是传统文化有意回避的部分。就算是老婆死了，丈夫悼亡，也要特别强调妻子的贤惠。举两个例子。唐代元稹的悼亡诗：“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11]宋代贺铸的悼亡词：“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垄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12]元稹的诗和贺铸的词对亡妻的思念都是有关美德的。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小轩窗，正梳妆”一句，非常侧面地提到了容颜，已经很了不起了。至于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一切以丈夫为中心，满足了一个落魄文人的一切幻想，却最终遭到夫家驱逐，结局凄惨，也是不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