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相信，在爱情和婚姻中要保持忠诚，且这种忠诚应当是相互的，不分男女。而贞节却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单方面的忠诚要求，它强调的是女性单方面对男性及其家族的义务。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被诬陷下狱，谋害至死。在临终前写给妻子张氏的绝笔信中，杨继盛说：妇人家有丈夫死了就一起死的，是因为夫主没留下儿女可以守望，活着没用，所以跟着丈夫去死，这才是“当死而死”，死得重于泰山，这叫“贞节”。倘若夫主死了，身后还有幼女孤儿无人收养，那么这妇人的身上，就肩负了夫主的祖宗祭祀、命脉、一生事业，这当口就死了，那便是抛弃夫主的祖宗祭祀、隳坏夫主的事业、辜负夫主的重托，给夫主的身后遗留下无穷忧虑，这种死法不但是轻于鸿毛的，而且会为众人唾骂，骂她是个不知道理的妇人。
这段话，曾经被学者引用，来说明在明朝的贞节观下，丈夫对妻子生命的漠视。然而，当我们把整篇绝笔信耐心读下来，就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深情，杨继盛其实是在劝说妻子不要自杀，忍痛苟活。在这封信的最后，他说：我就死了，留得你在，教导我的儿女成人长大，各自成家立计，就当我活着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欢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无有我也罢了，无有你，一时成不得便人亡家破，称了人家的愿，惹人家的笑。你是一个最聪明知道理的，何须我说千万，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儿女为重方可。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杨继盛对张氏的深情，毋庸置疑。然而他用来劝说妻子苟活的逻辑，又确实是贞节观念所主导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你的生与死都应当以我和我家的需要为转移；若我无儿女无父母，那你不活也罢；今我有儿女，你自当苟活于世，保全我的血脉。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沉船之后，浮冰错杂的海面上，杰克和罗斯只有一块浮板可以容身等待救援，杰克选择松手沉入海底，把生的机会留给心爱的女人，即使这个女人没有怀着自己的骨肉，即使这个女人后来跟别人结婚、给别人生娃，丰富多彩地过完一生。这种情节，杨继盛和他所处的时代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杨继盛甚至还先后买过两个妾，而所有这些，都无损于他对张氏的深情，因为在极端的贞节观下，这都是说得通的。
那么，如此极端的贞节观念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现代学者有种讨巧的说法，喜欢称“宋明”，将元朝一百多年忽略不计，直接把宋和明连成一片说。比如说到贞节观，最省事儿的说法就是“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之下”，出现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样极端的话语。这句话的确是宋朝理学家程颐说的，但是贞节观这个锅，宋朝却不能随便就替明朝背起来。程颐本人主张婚姻的最高理想是男女双方都从一而终，他指的“失节”既包括女性的失节，也包括男性的失节，而非片面责备女性。在实践上，“二程”也并不反对女性再嫁。程颐能够欣赏和赞美女性的学识与才华，他甚至主张，优秀的女子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伴侣，那么不妨独身。
自从汉代以来，帝制中国的表彰对象之中就有所谓“烈女”“节妇”，且以她们作为女性榜样。但是烈女之“烈”，节妇之“节”，却并不一定与守贞有关，它可以指女性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特殊成就，比如说善于教育孩子，保持家风。宋代的女性榜样基本上仍然处于这种价值多元的状态，比如包拯的儿媳妇崔氏，就是一位受到朝廷表彰的节妇。
崔氏出身名门，十九岁嫁给包拯的长子包繶，产一子。两年之后，包繶过世。过了四年，他们的儿子夭折。包拯与夫人董氏“以其妙龄”，询问崔氏的心意，劝她改嫁。崔氏誓死不从，继续留在包家，尽孝持家。包拯晚年，得幼子包绶，家中婢妾所生，由崔氏负责教养。几年之后，包拯过世，崔氏扶老携幼从开封搬回包氏的老家庐州。这个时候，崔氏的母亲吕夫人亲自赶到庐州，逼着女儿改嫁自己娘家哥哥的儿子，崔氏护送母亲去见舅舅，取得舅舅的支持之后，又回到了庐州。最终，崔氏为董夫人养老送终，又为包绶选择名师，教养成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崔氏甚至还辗转找到了包绶的生母，把她接回包家来，成全了包绶的孝道。民间故事里包公“嫂娘”的原型，应当就是这位崔夫人，只不过她并非包公的嫂子，而是包公的长媳。
为了表彰崔氏，当地地方长官亲自为她作了《节妇传》，朝廷也特事特办，给了崔氏诰封和“旌表门闾”的荣誉。旌表门闾的具体形制不清楚，大体就是在大门口设置特殊的标记，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光荣所在，作用接近于明清的贞节牌坊。但是，宋朝的旌表门闾与明清的贞节牌坊，所表彰的东西却有着极大的差别。明清人像看贼一样盯着女性身体，而宋人看到的却是女性对家族和社会的贡献。崔氏的旌表门闾敕书是由苏轼起草的，至今还在，其中最核心的是这一句：“使我嘉祐名臣之后，有立于世，惟尔之功。”让嘉祐名臣留在世上的唯一骨血，成为一个有成就、有操守，让世人称道的人，这是你的功劳啊，尊敬的崔夫人。你的这种精神，将会振作我们的社会风气，“使薄于孝悌者有所愧焉”。嘉祐是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也是宋朝人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嘉祐名臣，指的就是包拯。
在改嫁相对自由的风气之下，崔氏两次选择了留守。这是她的主动选择，而非外界所强加。没有人会对她说：丈夫死了，你又没个儿子，不如干脆自杀，跟了丈夫去！自始至终没有人把她的价值绑定在她死去的丈夫身上，崔氏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受到了足够尊重：公婆询问她的心意，如果她愿意，就可以改嫁；母亲逼着她改嫁，是因为心疼女儿年轻守寡；舅舅虽然愿意接纳她做儿媳妇，但最终还是尊重她个人的选择。而崔氏最终选择留在包家，实际上也获得了一片施展才华、有所作为的天地，尽管这片天地只在包氏庭院之内，但是其影响却超出了包氏门闾。这就是宋朝的节妇，她的头顶上没有贞节牌坊，身后也没有贞节观的阴影。
传统社会，父系家族出于血缘纯洁性的考虑，对被视为生育工具的女性的纯洁性有所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走到极端变态的地步，片面强调女子的贞节，将失身视为比失去性命还可怕的事情，反对再嫁，把守节本身当作一项社会工程来抓，是明朝才开始的事情。明朝发明了贞节牌坊这种女性贞节纪念碑，有明一代，见于记载的节妇烈女多达35 829人，平均每年130人。而清朝人自诩本朝“表彰节孝，旷越前代……偏方下邑，穷檐小户，皆获上邀旌典。是以妇女相奖为节孝者，数十倍于明以前”。
“夫为妻纲最是吃紧”“女人最污是失身”，这样的话就像紧箍咒一样，从明朝开始，一直念到了三十年前。在当下的Me too运动中，有那么多男性站在了受害者这边，男性和女性合力打破了贞节魔咒，共同反抗强权与暴力，建设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