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游路上的妻儿

高阳的历史小说，不仅故事曲折动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且提供了有关传统时期人情世故的丰富知识，比如，《清宫外史》里的这一句“俗话说，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就道尽了宦游路上的人情冷暖。太太死了，老爷还在任上，当地士绅巴不得有这么一个千载难逢、合情合理的机会，可以向老爷示好，来吊唁的人当然会“压断街”；而老爷死了，权势、地位烟消云散，人人都忙着去迎接新老爷，谁还理会一个死人？“死去元知万事空”，老爷死了倒也无所谓了，只可怜活着的太太、少爷和小姐，孤儿寡母不知是否有回家的盘缠。宋朝史料记载，某公做官，地点大约在湖南、岭南交界的地方，是内地人往来岭南的必经之地，他眼见宦游人卧病滞留的、客死岭南无法归葬的、孤儿寡母踽踽独行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心中不忍，特地向中央申请资金，以作为上述人士补助慰问之费。此公非名人，也没有做大官。偶然留下这样一条史料，昭示当日宦途艰难，令人鼻酸。

自隋炀帝开始，官员可带家属随行，女性和孩子便随着丈夫和父亲踏上了漫漫宦游路。这路有多长？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了一件申请过所的文书，领衔申请的这位女士，是福州都督府长史唐循忠的媵薛十五娘，她只有十八岁，被唐循忠的两个侄子护送着，带着三个奴、三个婢、一个作人、八匹马、五头驴，要从安息四镇的首府龟兹去往福州，这一段漫漫旅程长达11 696里。薛姑娘的旅行证上注明，她可能经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金城关（今甘肃兰州市北黄河渡口）、乌兰关（今甘肃靖远县西南）、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陇山下）、潼关（今陕西潼关）、蒲津关（今陕西大荔县东）等关津。潼关和蒲津关都是东渡黄河出关的要道，两关并列，应当是为了让旅行者可以有所选择。这一年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当年秋天，关中久雨，粮食供应不足。次年正月，唐玄宗率领百官往东都洛阳“就食”，走的是潼关。届时，潼关道路必定拥挤不堪，关门的安检也会比平常严格。在路上的薛姑娘需要做出选择，究竟走哪条路。当然，这个选择不是她来做，而是她丈夫的侄子来做，特别是二十三岁已经做官的唐益谦。11 696里，以一天50里的速度计算，就算是一天不歇，也需要234天。这趟旅行需要从西北到东南，从茫茫戈壁到大海之滨，从秋天到夏天。习惯了飞机旅行，又被高铁速度“惯坏”了的今天的中国人，是无法想象的，真是走着走着就老了。更何况，前路茫茫，吉凶难料。

北宋王定国谪居广西，歌女宇文柔奴不离左右，数年之后，又随定国返京，苏轼为之作《定风波》词，下阕歌云：“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一句“万里归来年愈少”便令人口角含笑，多少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女性在男性宦游之中的角色是非常有趣的，宦游是一种运动不定的状态，男性的宦游把女性带上了漂泊的旅途，女性在男性的宦游之中承受着双重的不稳定，一方面是丈夫的宦海浮沉，另一方面则是丈夫可能遭遇的种种诱惑给女性情感带来的冲击——当然，这时候“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古训和“不得以妾为妻”的法条，以及“正室范儿”都是有益的帮助，它起码维护了女性在婚姻中稳定的地位。而女性向男性所提供的则是家庭，是陪伴、照顾，是稳定感和延续性。

旅途之中最可怕的是疾病和死亡。传统时期医疗水平差，疾病与死亡往往联袂登场，那些陪伴父母宦游的儿童通常是最先被击倒的对象。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韩愈因为激烈批评唐宪宗供奉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他正月十四日得诏，即日上路。他的第四个女儿女挐，当时只有十二岁，正卧病在床，只能看着父亲离开。韩愈离开之后，其政敌又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为由，逼迫韩夫人卢氏离京。滴水成冰的正月天气，女挐被抱上牛车，母亲尽可能地把她包裹得暖和点儿，可病弱的身体哪里受得了这番折腾，走到商州南边的层峰驿，女挐便离世了，这一天正是二月二，龙抬头。次年年底，韩愈奉召回京，路过层峰驿，看望了长眠地下的女儿，不免想起妻子对他说起女挐下葬时的凄怆仓皇，于是在驿馆的房梁上留下一首悲凉的诗：“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女挐死在这荒凉的驿馆，全是父亲的罪过，如今父亲贬谪归来，重获重用，可是这一切都无法换回女挐的生命，在女儿的坟前，韩愈是愧疚的：“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1]

宦游是父亲和丈夫的选择，而接受宦游命运的还包括父母与妻儿，他们是真正荣辱与共的一家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关于韩愈的愧疚，现代人可能会提出疑问：舍生取义是大丈夫的美德，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有没有资格让妻子、儿女为此牺牲呢？这个问题成立的前提是现代性，在韩愈这里，他可以感到愧疚，但不会质疑自己的选择。传统中国的仕宦以家庭为计量单位，有封妻赠亲之法和恩荫子弟之途，同样，也会有抄家连坐之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皆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是入土为安，而葬礼是开支极大的项目。从社会阶层来看，宦游者阶层普遍高于普通老百姓，其葬礼要求理应更高。但是，宦游的漂泊状态却让宦游者的丧葬呈现出窘迫的状态。山东金乡人吴蒨，在宋太宗朝高中进士，官至侍御史，后来以洛阳为家，把自己的父亲葬在了洛阳的金谷乡。吴蒨死后也和父亲葬在了一起。吴蒨的儿子吴元亨，靠父亲的恩荫入仕，做过两任县官。元亨的母亲刘氏在丈夫死后，就跟随儿子游宦，可能是在元亨返京述职的时候，刘氏死在了京城，元亨没有财力让母亲归葬洛阳，只得把母亲的灵柩暂时安置在京城的广济寺。若干年后，吴元亨死在了洛阳，终年四十一岁。吴元亨的长子吴颢当时只有十八岁，次子几复更是个孩子，几复还有个妹妹。在洛阳知县的帮助下，吴元亨的夫人聂氏把吴元亨的灵柩安置在了洛阳的永安佛堂之中。

聂氏的姐姐是司马光的母亲，当时司马光一家在郑州。吴颢到郑州去向姨父姨母报丧，“入门，哭且拜，问故，又哭”。吴颢个子很高，相貌堂堂，议论慷慨，才思敏捷，文章写得也漂亮，正准备参加进士考试。司马光的母亲不由得感叹：我妹妹命苦，早早地没了丈夫；还好有这样的好儿子，妹妹还是有指望的！可是谁都没想到，两年之后，高大英俊的吴颢死在了风陵渡。吴颢的弟弟吴几复是个非常有志气的少年，他拼着一股子劲儿，把哥哥的灵柩背到了汝州，同样安放在了佛寺里。又过了两年多，母亲聂氏也去世了。聂氏死在哪里，是如何安葬的，史料并未交代。我们只知道，在父亲、兄长和母亲相继过世，家中“无一金之产”的困境中，吴几复刻苦读书，考中进士，并且得到了蓬州知州的任命。在往蓬州上任之前，吴几复决心完成祖母、父亲、母亲和兄长的葬礼。这时候，离祖母刘氏过世已有四十二年，离父亲吴元亨过世二十九年，离兄长吴颢过世二十六年，离母亲过世也已二十四年了。

吴几复要完成的是一项大工程。首先，找到祖母灵柩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祖母过世的时候，吴几复只有两岁，祖母停灵的经过他也只是听哥哥说起过。京师有两个广济寺，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在葬礼前十年，吴几复就已经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寻找。终于，当吴几复再次造访城西广济寺时，偶遇了当年协助父亲为祖母停灵的小和尚，眼前的小和尚已经变成了老和尚。按照老和尚的指点，吴几复找到了祖母的棺木，棺木的漆早已剥落，只剩巴掌大的一小块儿，就在这仅存的一块漆片上，居然辨识出了父亲的字迹。吴几复放声大哭。

那个在宦游途中失去了父母、兄长的少年最终完成了所有的葬礼，让亲人入土为安，他还把妹妹嫁给了比阳县令李鹏，这桩婚姻门当户对。吴几复真是宦游路上的英雄，他以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科举成功，维持了家族门第，无论是妹妹的婚姻，还是亲人的葬礼。[2]

当下常说成年人的字典里没有“容易”二字，今天如此，古代亦然。宦游之人本来就是艰难进取的一个群体，是受雇于皇帝国家又心怀天下苍生的群体，他们与妻子儿女，道路相扶，同甘共苦，写下了宦游路上的悲欢离合。

明 唐寅 《松林扬鞭图》